打破“唯论文”? 中大教授: “既得利益陷阱”才是真问题
■ 社会的迅速转型，人们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正日益多元化，人文学者的职业生涯也因此有了更多、更深刻的矛盾和困惑。而真正的解决之道，还是要让视野更加博大，思想更加深刻，心灵能够容纳更多的矛盾，是自我的超越。
来源 | 原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1期，原题《学术评价与人文学者的职业生涯》，转自文化纵横；转发自“墨香学术”公众号30余年来，中国学术研究的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整体性的，不仅表现在高考制度、研究生培养制度、院系扩展、大学与科研机构转型等比较“内在”的方面，更重要的是，也包括了公共资源的投入与分配、出版发行、学术评价、公众对学术研究的态度等等似乎较为“外部”的内容。
而令人深思的是，尽管有了如此巨大的制度性变化，但30年间真正可以在学术史上留下痕迹的思想发明似乎并未如预期般地同步增长，中国知识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信心似乎也并未同步增强。今天，也许正是平心静气地讨论出现这种情形的缘由的时候了，除了可以从政治环境、文化氛围、意识形态、国民素质等等方面继续分析其缘由之外，可能更本质的理由，还是在学术从业者本身。
上一代人：中国学术发展的绊脚石？
1978年因恢复高考而进入大学读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由于历史和时代的缘故，在国人的“历史记忆”中，已被形塑为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社会群体。从与国家政策紧密相连的个人命运戏剧性转折及因此而产生的某种集体认同感来说，将所谓“七七、七八级”的存在视为一种社会现象，可能还是有理由的，但若因为这两个年级的本科生是从10年未能参加高考的1200万考生中，以约20：1的淘汰率被录取的，就以为这他们真的“天赋异禀”，期待在这个带有“虚拟性质”的社会群体中能产生更多优秀的学者，期待他们会有更多的具有传世价值的思想创造和学术贡献，时隔三十年后，再回首静思，就很可能觉得这样的期待过于理想化了。起码在人文学科的各个学术领域中，总体而言，出身“七七、七八级”者并未显示出更大的优势，或有更突出的贡献，平心而论，那些出身“工农兵学员”、而再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者，在许多领域里同样具有很大的影响，同样成绩斐然。
正如许多研究者已经指出的那样，如果把七七、七八级（或更广义一点，包括被称为“八〇学人”者）视为一个群体，那么，这一群人由于其生长、生活的社会背景的限制，在知识结构、科学素质、外语能力、国际观、品味和眼界等等方面都存在着许多“先天的”不足，从而严重制约了他们后来从事学术工作时的创造力和生命力。此外，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的，就是因为大的时代背景，他们刚刚踏足学术领域时，经历过一个“反淘汰”的过程，最终能以学术为业者，以“中才者”居多。
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八十年代中期我们这一代人主动或被动地以学术作为职业选择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的情形，仍然历历在目。一方面，国内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研究条件、薪酬标准、人事制度和行政文化等等，在“拨乱反正”之后，仍然延续着在“前文革时代”就已被创造出来的对年轻学人不具吸引力的种种传统，结果，许多已经或可能“留校任教”者陆续离开学术，选择到更具吸引力的政府机关和公司商号任职；另一方面，国门打开后，出国留学的浪潮卷走了众多年轻的“潜在”知识精英，而随后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变动，为他们滞留海外提供了法律上的可能和在心理上说服自己的合法性凭据，其后果，是致使很多可能成名或已开始成名的学者因选择定居外国，而最终离开了学术界，真的令人扼腕。历史不能假设，但如果在八十年代出国的数十万留学生中，能有一半“学成归国”，中国学术界或许也就不是目前这样的状况。
二十世纪五、六十大学毕业的学者，目前大多已经退休。由于文革十年间大学没有正常招生的缘故，八十年代开始学术生涯的年龄参差不齐的“一辈”学人，正执各大学、各研究机构所谓“学科建设”之牛耳。总的看来，存在着明显年龄和心理断层的这一次学术的世代交替，基本上是平顺而自然的。但两代人之间学术传承的缺陷，却也逐渐显露出来。
无须讳言，目前在中国人文学科有较大影响的学者，以所谓“土鳖”为主，基本上是在国内大学取得硕士、博士学位的。而中国学位制度的推行，采用了“大跃进”的方式，在本国的研究生教育传统和学术积累相当薄弱的情况下，学位授权点数量迅速增加，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几十年间就发展成为在读研究生人数世界第二的“研究生教育大国”，每年招收研究生40多万人，在读硕士研究生达90多万，在读博士研究生逾20万，规模之众，举世瞩目。
回顾八十年代，其时当上“硕导”、“博导”的学者，不论其学术地位高低、学术功力厚薄，作为一个群体，有一个弱点是明显的，这就是，他们大多只是大学本科毕业，自己从未写过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研究生教育的训练。文革前中国大陆研究生招生人数很少（文革前的17年间全国共计约13500人），又未实行学位制度，结果，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学毕业者，当上硕导、博导之后，大多对如何系统指导研究生的学习，如何顺序渐进地指导一篇学位论文的研究与写作，并无亲身体验，也就多少有些心中无数。结果，最初的几批“土鳖”硕士、博士，基本上可以说是“自学成才”。对其中的天才者，在这样的教育方式中，可能是“因祸得福”，他们因此得以彰显个性，崭露头角；而对于众多的“中才”之辈，则可能是悲剧一场，浑浑噩噩之中变成“博士”，还自以为得到名师真传，现在自己当上硕导、博导了，也就如法炮制，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无论如何，这些有其群体的结构性缺陷的所谓“八〇学人”，现已成为中国人文学科的中坚力量，几乎所有著名大学重要文科学院的院长都由他们出任，重要的全国性学术组织的领军人物，似乎也已非他们莫属。而且，由于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人才断层”和下一辈学者学术的“政治企图心”偏弱（详见下文），也由于已成“既得利益者”的这一辈人直接参与了大变革时代学术游戏各种规则的建立与修订，因缘际会，这个人群占据学术舞台中心的时间，可能比前辈和后辈都要长一些。也正因如此，作者才深感“八〇学人”有必要理性反思，以期缩小社会期待与实际学术能力间的落差。
因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近期各地多举办七七、七八级大型聚会，大众传媒（其掌门人也大多为所谓“八〇学人”）竞相报道，成功人士侃侃而谈，七七、七八级“天赋异禀”之社会形象，有意无意之间又被浓妆重彩了一次。笔者也有机会多次参与这类活动，已是“老夫聊做少年狂”的同辈人握手言欢之时，随着年岁日长而越不加掩饰的群体心智的局限，也愈发明显。置身于“全球化”、“数码化”、“后现代”、“后国家”的学术语境，静心观察依然踌躇满志的同辈学人的言谈举止，某种悲凉之感，油然而生。
其实，在下一辈人文学者眼中，许多出身七七、七八级的所谓“大牌学者”，已渐渐被视为学术发展的绊脚石。他们掌握了过多的学术资源，却未能生产出相应品质的学术产品；他们位高权重，却常常意气用事，做事有失公允、公平；他们制定的规则已经对自己有利，还不时“权力寻租”，超越规则谋取更多的好处；他们建构了似乎影响力无远弗届的国内、国际学术网络，所作所为却往往难掩人际关系庸俗的一面；他们手上指导着许多硕士生、博士生，却日益墨守常规，对新的学术进展和思想发明缺乏兴趣和敏感。
更可怕的是，他们中有不少人遗传了当年打压过他们的某些上一辈学者的文化基因，开始带着酸溜溜的偏见，看不惯、看不起下一代学人。这些毛病，若大而化之，基本上可归结到人的“生命周期”一类的结论上去，人生苦短，过了50岁以后，人生的“价值危机”日益明显，内心煎熬日渐加剧，人性的许多弱点也就趁机释放得多了一些。但具体到这些自以为肩负着“民族文化”甚至“人类文化”传承重任的“知识精英”，要问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他们的“超越感”同样如此匮乏？本来，超越日常生活经验、超越个人利害得失、超越阶级和时代局限，乃是一个优秀人文学者应有的禀性。
“学”、“术”之间：人文学科的评价标准
正如许多研究者已经指出的，30年来，高等教育界和学术界逐渐将所谓“可操作性”引入学术评价体系，经过加权（考虑的权项仅包括刊物等级、引用指数等中专程度学生即可处理的简单内容）的论著数量和写作的规范性成为评价一个学者、一个学科、一个大学研究水准的不二法门，本应以学者间的“清议”为臧否标准的人文学科，所受冲击尤为严重。究其原因，在于混淆“学”与“术”的关系，误“术”为“学”，从而误导学人，耽误学业，为害学术。
众所周知，学术的本质在“学”，指的是知识积累、技术发明、理论创造和思想体系的建构，就是要有超越前辈学者的贡献，这是学术之所以存在的根本理由。而眼下许多治学者、治校者津津乐道的征引注释是否规范，杂志刊物是否“核心”，不同学科的“引用指数”是否可比，课题、成果、著作数量是否可以互相折算等等，则均属“术”的范畴。无须讳言，重“术”轻“学”甚至有“术”无“学”，已成妨碍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痼疾。
当然，教育和学术行政主管当局强调所谓“学术规范”，重视所谓研究成果的定量分析，也实有其不得已之处。由于学术职称泛滥、学位授予宽松、学术评审流于形式，剽窃、抄袭等等不端行为层出不穷，学术底线一再被深度撕裂，为首者中不时听到院士、资深教授、知名学者的大名，事关国家和大学颜面，对学术规范自然得高度关注。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的平庸化自然也影响到学者的学术生涯，谋职、升职、评审等等学术环节，日益浸淫在人际关系庸俗的一面之中，学术共同体的所谓“清议”和所谓“权威学者”的判断，其公信力越来越被怀疑，相对而言，刊物等级、引用指数、论著数量等可以定量计算的指标没有多少“人情味”，较少模糊性，且便于不同学科之间“不伤感情”地相互比较，也就在一片指谪之声中被广泛接受。在大学和学术机构中常常见到的尴尬是，许多在学理上力陈“定量评价”之非的学者，遇到与个人利益相关的场合，仍不得不以刊物等级、引用指数、论著数量等等来“据理力争”。
在这样的场景之下，个人学术生涯的晋升之梯，似乎与合乎“规范”的经过加权的论著数目，以及项目、获奖之类可以计量的若干要素，有了直接的对价关系。过去常常与良知、公义、人类未来等充满宗教和理想色彩的辞语联系在一起，其神圣的终极目标似乎永远不可企及的学术研究，一下子蜕变为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的谋生工具和经营手段。
与此同时，近二十年大学教师的实际薪酬水平不断上升，在大学里取得一个职位，已经成为这个社会令人羡慕的事业成功的新起点。第六次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显示，中国公众认为教师的职业声望最高，公众在期望子女从事最好职业的选择中，教师职业的期望值也是最高的。大学为其从业者提供了空气清新、绿树成荫的校园，相对宽松且有人情味的工作环境，比较稳定、可能逐步上升且有较好福利保障的收入，还有一年两次、每次长达数周的有薪假期。更妨论大学教师的孩子们从小就生活在一个“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环境中，对将孩子的成长视为最重要人生目标的中国父母来说，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而这一切的获得，是与可计量的、具有很强可操作性和可经营性的、越来越世俗化的学术评价标准直接“对价”的。毋需讳言，许多所谓“八〇学人”作为既得利益者，在这样的对价关系中获益甚丰，还被一些不明就里者视为成功的榜样。而他们培养出来的许多年轻学人亦视追求数量增长为学术正途，亦步亦趋地奋力攀爬学术生涯的晋升之阶。
对于追求“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要求其从业者要“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 的人文学科来说，这样的情势，更是某种动摇根本的威胁。已有无数学者论述过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差别，举其要者，人文学科具有以下诸方面的特质：
人文学科存在的理由，源于人性最深层面上非理性的需求。哲学、宗教、文学、历史、艺术等学科的最初萌芽，都可追溯到混沌初开时原始人的日常生活，反映的是人的本性，而非功利的目的；
思想发明重于知识的创造。人文学科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功能，主要是改变世界观和价值观，而非提供实用性的知识，在本质上，人文学科是“没有用”的学问；
有价值的思想基本上源于学者个人的“孤独思考”。有史以来，所有伟大的思想家都是独立特行的，“团队”和“工程”对思想发明毫无用处；
讲究“家法”和“学有所本”。人文学科的价值标准，更多地以本学科最优秀学者活生生的榜样为准绳，学术更重要的是一种思想与生活的方式，而主要不是表现在看得见、可计量的论著上；
学术成果的检验方式是多种理论并存、竞争与相互批判。一种思想被同行和公众接受，依靠的主要是“共鸣”，而非理性的“证明”或者“说服”；
学术的发展不是因为经验知识或逻辑意义上的“取代”，而是艺术史意义上的“超越”；
人文的研究难免有其“本土化”色彩。在这里，“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之类的表述，确有其贴切之处。
强调人文学科的这些特质，并非要否认理性分析和理论归纳对于人文学科的重要性，就像马林诺斯基在《科学的文化理论》一书中所指出的：“一种真正的科学方法早内在于所有的历史学著作、所有的编年史写作，以及法学、经济学、语言学的每一个论点之中；也不存在完全没有理论的描述这回事” ，承认逻辑、理性和理论对于本学科的重要性，是近代以后所有学术研究证明其存在合理性的必要条件。但是，如果从事人文研究者缺乏学科的自觉，缺乏超越现行学术评价标准的自主精神，以为学术生活就是沿着那些“规范”划定的“晋升之路”，狗苟蝇营，一步一步往上爬，那他应该离人文学科更远一些。因为强调思想、价值、精神、文化的人文学科，较之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更容易受到“世俗化”的学术评价标准的伤害。
近年国家用于学术研究的资源投入成倍增加，而投入的方式大多以大规模的“工程建设”的形式进行，招标、中介、评标、中标之类原流行于基建工地的术语，堂而皇之地成为人文学者（特别是学术行政负责人）也要去操弄的语言工具和办事程序，与此相适应，公众和官员要求人文学者证明将大量公共资源投入本学科“建设”的合理性，而还要在“投入”与“产出”之间获取更高的“效益”。
面对着学术外部环境的这种变化，人文学者要不厌其烦，反复强调学科的特质和“无用方为大用”的道理，努力说服公众和官员理解人文科学的发展对于维系、守护民族文化的意义。但更重要是的，人文学者自己要心存定见，无论如何迁就、适应环境的要求，都要保持学科的自觉，守护人文的精神，超越个人的日常经验。因为人文的研究毕竟对设备、经费、研究空间的要求不是太高，其学术成果主要是用“心”做出来的，只要人文学者怀有一颗人文之心，不管环境如何，其作品总是不至于太俗、太差的。这样的从业者越多，人文学科自然就越成气候，其独立性和自主性也就越强。
新一轮世代交替：大道自然
无论如何，当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渐渐把出身于七七、七八级的所谓“大牌学者”视为学术发展的绊脚石时，新一轮学术的世代交替，也就自然而然地在进行着了。
回想起来，这些所谓“八〇学人”中,有许多人在30岁前后就已崭露头角，与之相比，似乎新一辈人文学者成名的年龄，显得“滞后”了不少。“八〇学人”成名较早的原因，除了一再被提起的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人才断层”之外，那一代人因接受理想主义教育而培养起来的某种不畏权威、敢于反叛的集体人格特质，可能对他们后来的职业生涯有深刻的影响。而后一辈学者成名较迟，除了各种社会性原因之外，由于成长在较为正常、从而也相对“平庸”的时代，导致学术上的“政治企图心”偏弱，也可能是值得考虑的重要因素。
现在中国每年有50000多名博士学位获得者进入就业市场，取得博士学位已经成为年轻学者取得大学教职，从而能够以学术为业的必要条件。就人文学科而言，这样大批量生产博士的后果之一，就是博士论文的选题出现了明显的“碎片化”趋势。在短短的三年期间，要完成一篇博士论文的选题、资料收集、理论分析、写作、修改和答辩，还要到处去找工作，时间着实不够。而且这么多人同时研究一个很专门的领域，论文选题就难免会有“撞车”的危险。例如，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就有“三十年、六个作家（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三千人研究大军”的说法，而这所谓“三千人研究大军”，指的是大学教师，还不包括每年数以百计的博士生和数以千计的硕士生。为了规避选题“撞车”的风险，就只好尽量选择没有人注意的相当具体的地域、人物、事件作为研究对象。
本来“小题大做”是好的学术态度的体现，也是博士论文选题的一般规矩，但因为导师指导不善，加之读书和思考时间不足，结果，大多数人文学科的博士论文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这就是“小题”的背后没有大的问题意识，也未有与前人对话的冲动，大多数论文都在自言自语。真实的情况是，由于年青一代学者步入学术之门时，大都在从事这样的缺乏问题意识的个案的、地域的、微观的研究，目前中国人文学科的发展，带有“终极关怀”意义的方向感实际上已经相当薄弱。新的学术世代如何在博士论文选题的“碎片化”趋势之下，拥有超越学科、地域和个人生活经验的共同的问题意识，如何通过这种解构的、碎片的研究，辩证地培养起把握整体的“中国文明”的意识和雄心，是他们这一代人终究要直接面对的沉重的问题。在学术与社会一同“平庸化”的时代，真正怀有这种学术的“政治企图心”者，总是凤毛麟角。
由于时代和学术研究条件的变化，更大的学术关怀和超越具体研究课题的问题意识，对于新一代人文学者来说，更是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传统时代的人文学者皓首穷经，有时可依赖对冷僻资料的占有、对新资料的发现、对浩瀚文献中某个词句的挖掘或解读而对学术有所贡献，然而，进入21世纪之后，由于海内外公私藏的善本、古籍和其它文献的大量翻印出版，由于以往较为冷僻的地方文献和民间文书的大规模搜集和公开发表，由于各级各类档案对公众开放，也由于到国外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机构阅读资料越来越便利，占有所谓冷僻资料或发现新资料这类具有“学术积累”意义的工作，已经越来越成为普通人文学者日常研究过程的一部分，毫无惊喜可言。
更为重要的是，在数字化时代，由于海量的资料文献可以“全文检索”之类的方式便利地查询，传统条件下一位学者需要花费数月、数年光阴，甚至要花费毕生精力进行比对、校勘、辑佚、考订，才得以解决的问题，现在可能在计算机网络上花费数秒钟、数分钟就可以有相当确切的结果。数字化时代人文学者的功力，可能更多地表现在眼界和通识方面。新一代人文学者的工作，若要引起同行的重视，更重要的是要有深厚学术史背景的思想建构。
数字化时代还使研究成果的发表和知识的传播，变得便捷、多元和更加不确定，对于新一代人文学者来说，这样的情势使自己有更多的机会摆脱既有学术行政架构的约束，在国际性的学术共同体中寻求认同和交流；但与此同时，由于大量的“非专业研究者”也有更多的发表意见的机会，也由于多元的传播方式使所谓“学术权威”难以形成，在群龙混杂、良莠难分的环境中，要用什么样的机制，才能让下一代优秀的人文学者脱颖而出，仍然是有待解决的难题。也许，“大道自然”和“举重若轻”仍是真正有效的因应之道。
作为人文学者，我们应该深深地庆幸自己能够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过去30年间，我们所经历和体验的经济、社会、文化和学术领域的巨大变化，在几千年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亲历这样的历史，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研究者来说，真是可遇而不可求。正是由于社会的迅速转型，人们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正日益多元化，人文学者的职业生涯也因此有了更多、更深刻的矛盾和困惑。真正的解决之道，还是要让视野更加博大，思想更加深刻，心灵能够容纳更多的矛盾，是自我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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