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档案 | 走过“石门坎”
编者按：昨天本公号发布的干国祥老师的“2015新春祝辞”一文提到，南明教育（原新教育研究中心）与新教育实验曾拥有同一段辉煌的历史。再度翻阅这些尘封已久档案，许多故事依然历历在目，刻骨铭心。今天，小编特别为大家分享一段新教育研究中心2009年赴贵州石门坎的公益行动叙事。为保留历史原貌，正文未作任何修改。
前排左起：卞淑美、杨 娟
后排左起：魏智渊（铁皮鼓）、王 云（西门小醉）、
马 玲、彭 磊、干国祥
前言：
好久没有这样艰难的写作了，“石门坎”仿佛是一块冰冷坚硬的石头，沉甸甸地压着我，逼得我想放弃，但逃避时的负疚却更沉重地袭来，迫使我重新翻起它，写下它。
我知道，既然走过那一遭，它就成了我们的一笔债务，而我们脆弱的生命，却无法承担“石门坎”这三个字里所积淀着的沉重。
在几个月之前，我们都还从来没有听说过“石门坎”这个地方，只知道在新教育团队经常去作“公益行”的贵州，其实所到之处都还都是贵州的富庶之地，而真正穷困的地方像毕节，却还有与世隔绝的麻疯村，还有一日三餐用土豆充饥的生活……
但因为我们是以“新教育研究与推广”为己任，到贵州，也只是去寻找那些已经准备好了，渴望着先进教育理念的教育同仁，与他们分享“新教育”的成果，而不是也无力去作类似扶贫的工作，所以，听到这些，一声叹息之后，仍然埋头做着自己能够做的那些事情。
直到一个偶然的机会，新教育发起人、新教育团队精神领导人朱永新老师在自己的博客里转载了《南方都市报》的一篇长文《贵州威宁县石门坎：苗疆石门重开 “文化圣地”复兴》，里面有这样一段文字：“张坦则正在执行一个‘百年记录’的口述历史计划，为石门坎留下真切的历史记忆。他说，石门坎要发展，需要卞淑美那样扎根下来的人。谁都认识卞淑美，石门坎唯一骑摩托的女人。深圳市民在石门坎捐建了一所小学，让附近两个苗寨的孩子不用走上几里路去读书；东北小学教师卞淑美来到这里任校长。她借鉴柏格里汉苗双语、小班制教学，如今学校低年级学生的语文成绩，比石门乡的平均分高整整30分。卞淑美认为在石门坎的‘流放’是自己最重要的成长，不过代价不菲：在发现有学生患了结核病之后，她联系结核病防治中心在学校和寨子里做了一次排查，最后发现十几人感染，包括自己8岁的女儿。卞淑美正与一些支教组织联系‘新教育试验’，这个计划意图以建设一个完备的图书馆，来影响学校和社区的阅读习惯和文化氛围。”
（http://www.nfdaily.cn/special/2009sp/60y/jiaguo/content/2009-08/21/content_5604839_6.htm）
如果说前面那些在此处未能引用的关于石门坎的文字让我们血液加温，乃至时有沸腾之感的话，那么这最后几句话让我们眼前一亮：这不是准备好了，在寻找着“我们”的人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无论道路有多远，有多险，我们的日常工作又有多忙，这石门坎都会是值得我们去走一走的。
只是那时我们没有料到，真正的石门坎，比我们当时想像的，要悠久与深厚百倍，要贫困与艰难百倍，同时也要美丽与迷人百倍……
2008年，北川锲入新教育历史，也锲入我个人的灵魂。2009年年末，石门坎之行像一块巨石投入我们的心湖中。水面的波浪也许会在激荡一阵之后终于平息下来，但水底里，那一块结着千年寒冰的巨石，却将从此永远地存在下去——除非我们有力量，像柏格理在近一百年所做的那样，让它重新焕发出奇迹般的光彩。但是我们知道，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我们还不能。
面对一个来自英国，而永远安息在石门坎的高尚灵魂，面对曾经炽热而终于又冷却下去的石门坎人，我无言以对。
离开石门坎的那个早上，我们要赶很远的路，才能走到通车的地方。马玲拄着木仗，被一位前来送行的女生扶携着一步步地走着。而后面的西门小醉和彭磊，却在那个地方两人交替摔倒，接连摔了十几次，才决定从另外冰冻的灌木丛中翻过来。
最后回望一眼时，小醉在想什么？在许多年前，铁皮鼓和西门小醉都是“文学青年”，我不知道，走过石门坎时，他们心里会有怎样的诗句？但似乎没有一句唐诗宋词可以道出这里山川与人民，以及那部曲折、心酸的苗族历史。
在几本书中我都读到，在苗民心中，石门坎曾经像“布达拉宫”一样美丽。虽然也只是普通的砖瓦房，但是墙壁一律刷得洁白，让从群山中翻越而来聚会的苗民，在远远初见时，就产生一种“银房子”的美感。近一百年过去了，街道的房子越来越像中部的村落，失去了自己，只有这些残破的泥房还留着历史的记忆，但却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采。
我们亲眼看到，孩子们就是这样来上学，又这样爬着回家去的。站在学校（新中学校）四望，山川茫茫，白雪茫茫，我们看不见一个村庄。人们告诉我们，孩子们的村寨，散落分布在那些冰封的山峰之外，每天，他们四面八方翻越而来，又这样翻越而回……
孩子机械的身体姿势，和专注的神情背后，究竟有着什么？这些书本上的知识，对这个小小的脑袋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对我们这群首先是作为教育研究者与实践者，而其次才是教育公益者的人来说，这些照片中的孩子吼出的不是“我要读书”，而是似乎在暗示着什么，譬如：为什么会有如此之高的失学率。为什么孩子到了一定的年级，就不愿意再来上学？以及：为什么极度的贫困几千年未能从这片土地上消失？
据《南方都市报》的那篇文章说，1985年，刚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就和当地干部谈起一个外国人和石门坎的故事：
“公元1904年，一个名叫柏格理的英国人来到了贵州毕节地区威宁县的一个名叫石门坎的小村，那是一个非常贫穷、荒凉的地方。他带来投资，就在这块土地上盖起了学校，修起了足球场，还建起了男女分泳的游泳池。他用英文字母仿拼当地的老苗文，自编了‘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这样的教材，免费招收贫困的学生。后来，一场瘟疫，当地的百姓都逃走了，他却留下来呵护他可爱的中国学生。最后，瘟疫夺走了他的生命。柏格理去了，在中国一个荒凉的小村里，留下了他的一个坟墓，留下了他培育出来的一代中华精英……”
这是柏格理年轻时候的照片，来到中国之后，他就穿起了中国服装，甚至养起了中国清朝式的长辫。右上是他一家在石门坎时建造居住的“五英镑小屋”——因为当时教会提供一间房子的资助金就是五英镑，而这五英镑小屋，在当时要兼作仓库、药房、医疗室、接待室，以及或者是几家人在相当长时间内的居住。对比这五英镑小屋，连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的小木屋，也显得太奢侈了些。右下是柏格理在石门坎永远的居住地，他把生命留在石门坎，石门坎人民为他建造了比五英镑小屋更为奢华的永恒之屋。这屋子面朝石门坎镇，原柏格理的英灵，永远护佑石门坎和整个凉山苗区的人们。
我们是从一本基督徒阿信写的《用生命爱中国——柏格理传》中初步了解柏格理这个人的。去石门坎之前，我们订了一些书，其中有中国社科院沈红（沈从文的孙女，湘西苗族后裔）的《结构与主体：激荡的文化社区石门坎》这样较为严谨的学术著作，也有阿信《柏格理传》这样从另一个特定的视角（基督教视角和苗族主体视角）来叙述的传记作品。在新中学校，我们翻阅了香港文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石门》（王大卫著）上下册，这是从一个文化旅游者的目光来采访并文学再现的。回来后，我们还看了中央电视台的纪实片《在天那边》，电视是从教育发展的角度来写柏格理。
真是非常有意思，每一个叙述者因为自己所站角度的不同，那个传奇也就有着不同的叙述。在阿信的《柏格理传》里，描述的是一个虔诚、执着的基督徒；《在天那边》，讲述的是一个文化传播、交流，尤其是教育促进、农村促进者的柏格理；而沈红的著作下，柏格理是一个发动者、启发者，但却不再是惟一的主角，故事的主角，与其说是柏格理，不如说是以石门坎为中心的苗族、彝族和汉族人（以下简称石门坎人）。与其说是柏格理传播基督教，并兼带把教育、医疗、农业与手工业改进带贫困，不如说是石门坎人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故事。
每一个故事都可以视为是真实的，只是你选择哪一个角度，作为你讲述的视角。我们更倾向于沈红的叙述角度，这个故事在讲述时也许肇始于柏格理，但是故事的源头却远在数千前之后，而在柏格理之后也将永恒地讲述下去。我们像许多人一样走过石门坎，也许只此一次，也许三五趟，也许我们中会有人把生命留在那里……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参与了石门坎故事的叙述，在把它的故事编织到我们自己的人生中的同时，也把我们的希望与一点力量，编织进石门坎的故事。
在用枪炮带来鸦片，带走白银之后，英国人又带来了福音，和爱的使者——作为一个穷困落后，既挨打又接受启蒙与一定恩惠的民族，我们对这样的历史，一定难以讲述。一昧仇恨或者感恩都有失公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故事中，可曾找到自己？
因为虔诚于他所信仰的基督，年轻的柏格理放弃了年薪1000英镑的银行工作，成了年薪50英镑的传教士。1887年，23岁的柏格理受英国基督教“循道公会”委派，和伙伴来到中国上海。在安庆进行汉语培训之后，1888年他们径由重庆，来到中国西南乌蒙山深处，云南昭通（云南和贵州、四川接壤处）。
但这个在后来创造许多奇迹的传教士，却在昭通度过了一段漫长而少功的岁月——他和伙伴在昭通传教十年之后，终于在1893年为两名老太太举行了洗礼（托马斯·索恩早在1883年就到昭通传教）。如果没有后面的“丰功伟绩”，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估量这段倍受挫折，仅仅凭着信仰而度过的、寂寞岁月对一个人的灵魂所起到的价值。
1904年7月12日傍晚，四个风尘仆仆、衣衫褴褛、浑身污垢、神情忐忑而谦卑的人站在柏格理家的门口，说他们找柏格理牧师，想读书。
这四个就是来自石门坎一带的苗族人。
当时的昭通和现在一样，是个回、汉、彝、苗等众民族居住的地方。但是各个民族在当时是并不平等的，官府自然是由汉人掌握，而地主（土司、土目）却基本上是彝族，而石门坎一带的“花苗”，既是租地而居的农民、猎人，同时也是受彝族土司奴役的奴隶。
在当时，除了几个陪伴主人家孩子上学而识得几个字，能够将数字数到几十的苗族人之后，几乎没有苗族人读书识字。在所有人的眼里，苗族人是奴隶，是可以辱骂、欺凌而不会受到官府制裁的特殊种族。
这几个苗族人是在安顺受到一个叫党居仁的外国牧师的平等对待，而愿意接近基督教与“洋人”的，但是安顺离石门坎太遥远，所以党居仁向他们推荐了住在昭通的柏格理。
但从石门坎到昭通，步行翻越那些崎岖的山林，仍然需要几天的时间。在这样的翻越途中，这四个苗人和他们的后续者，都只是带着炒荞麦面，和着路边的溪水当成惟一的饮食，而晚上就和衣躺在某个角落。
为什么是他们愿意翻越这坎坷，才寻找柏格理？
为什么要求“读书”，愿意信奉遥远国度的基督的，不是柏格理传播了十来年的汉族、回族人，也不是愿意把孩子送到柏格理兴办的学校来读书的彝族人，而是这居住在遥远大山深处的苗族人？
这究竟是柏格理把福音和先进的教育理念传播到了乌蒙山区，还是一个数千年受到驱逐、压迫、欺凌的民族寻找到了一盏灯？
苗族的历史自然也少量地记录在“中国官方（朝廷）”的历史中，只不过，像《三只小猪》和《三只小猪的真实故事》（由狼讲述的另一版本的同一故事）一样，如果这个故事由苗族人来叙述，那么无论是起因还是是非都将大大不同。
我并不想无知而煽情地讲，汉族用文字书写下的历史是一部伪造的历史，而少数民族的歌谣与故事里，却藏着故事的“真相”。我只是想提醒：谁是故事的主角？这个故事是由谁讲述，为谁讲述？各种不言自明的“民族主义”讲述，故事会可能带来怎样的变形？
苗族和汉族的历史一样古老，在5000多年前，苗族人居住山西、河南一带，被称为“九黎”部落，当时的首领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蚩尤。而当时的炎帝（神农氏）和黄帝（轩辕氏）本居住在今天的陕甘黄土高原上（当然在那里雨量充沛、气候宜人），炎黄两个部落在斗争之后走向了整合，成为各部落联盟的盟主。也许是他们向东发展，遇到了蚩尤领导的九黎部落，九黎部落不甘俯首为臣，更不愿意让出沃土和城市，就发生了战争；也许是作为部落联盟的一员九黎部落桀骜不驯，冲突升级成了战争。我们只能读到《史记·五帝本纪》里这样的记载：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神农氏不能治，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遂杀蚩尤。
但是在苗民的古歌《苗族迁徙歌》中，记载却是这样的：
古时苗族住在直米力，
建筑城垣九十九座，
城内铺垫青石板，
城外粉刷青石灰，
城里住着格蚩尤老格娄尤老。
直米力城建在上一方，
直力城啊直力城，
平又平来宽又宽，
大坝子一望无边。
……利磨城筑在下一方，
利磨城啊利磨城，
宽又宽来平又平。
……两位老人率部脱离险境，
迁到米城这里来驻防。
在这里又筑了七座城。
（见《蚩尤的传说》贵州民族出版社1989版63-66页）
苗族大迁徙舞流传于毕节地区赫章县、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一带。从表现苗族先民在黄河北岸大平原筑城御敌开始，经理艰苦的辗转，最终定居下来后祭祖和欢庆新生的场景。
“日月向西走，山河经东行。我们的祖先啊！顺着日落的方向走，跋山涉水来西方。”
——《苗族古歌·跋山涉水》
战败的“九黎”部落退入长江中下游，形成“三苗”部落，又称为 “有苗”或“苗民”。约在4000年前，以尧、舜、禹为首的北方华夏部落与“三苗”发生战争，“三苗”被再度击败。他们一部分留下来，汇入了后来的楚蛮，成为春秋战国时期中的一支力量，并进而随着历史而汇入扩大了的汉族之中。
但三苗中的一些部落却离开了江淮和洞庭、彭蠡之间的平原地带，被驱逐到“三危”，即今陕甘交界地带，后又离开“三危”向东南迁徙，经过很长时间逐步进入今川南、滇东北、黔西北等地，因为山区交通不便，更因为历史的错综复杂，于是就形成了形形色色不同的苗族。自清朝以来，大家就以“白苗”、“花苗”、“青苗”、“黑苗”、“红苗” 来称呼各个苗族的主要支系。这主要是以服饰颜色为标志来区分的，后来约定俗成，有些称呼就成了那些苗族支系自己使用的称呼。
而居住在石门坎一带的苗族人称花苗，这是因为他们身上穿的衣服上，有斑斓的图案。也许这是苗族中对苦难历史记忆最深的一支吧，因为这花衣，就是他们五千年的地图，传说他们每走过一个地方，就把山川和河流绣在衣服上——也许是为了纪念那永久失去的故土，也许是为了让后来人能够按照这地图，重返富饶的沃土吧。只是数千年过去，还有谁能够从这斑驳中认清这部太古老的历史？
“我们这支苗族啊，是从战火中走过来的，但因敌太强大，所以我们只得东跑西颠。最后，我们只好把丢失的房屋兵器绣在披肩上，把走过的江河湖泊与秀丽风光绣在裙子上。同时，把仇恨埋在心里，把事实写成诗行，把历史放在每个人的头脑中。”
——《川滇方言苗族的古史传说》
苗族留在中国历史上的痕迹，还有陶渊明在《桃源源记》中的五陵深山中的传奇，以及“夜郎自大”中的夜郎国王。作为苗族后裔的沈从文，曾他用无比优美的文笔，在《边城》和另外一些散文中，写下苗人动人的故事。
也许迁徙到石门坎一带的苗人，是苗族部落中最不幸的一支。读这个部落的历史，总让人想起《旧约》中记载的犹太人的苦难，和他们迁徙的历史。
一个失去土地的民族是最最可怜的民族，如果说其它的苗族分支，虽然历尽苦难，但终于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找到了一处处栖身之所的话，那么石门坎一带的花苗却一方面被赶到了人最难以生存的地带，另一方面却仍然只是这片土地的租住者，而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这片土地的所有权，当时属于彝族人。所以苗民就只能依附于彝族土司，成为半佃农、半奴隶的方式，居住在这荒凉的天之涯。
那地方究竟有多险及艰难？张坦在《“窄门”前的石门坎》中描述并引用了几段文字：
乌蒙山由云南呈北东向伸延至黔西北威宁县境，最高峰西凉山，高达2854米，西北向山脉最高峰韭菜坪高2900米。有“高原屋脊”之称。由于隆升强，切割深，相对高度常达500—700米，造成山势磅礴，莽莽森森；山形陡峭，通天绝地；峡谷深遂，河流湍急。
《蛮书》中说：“石门东崖石壁直上万仞，下临朱提江流，又下入地中数百尺，惟闻水声，人不可道。西崖亦是石壁，傍崖亦有阁路，横阔一步，斜亘三十余里，半壁架空，欹危虚险……羊肠小径，十倍蜀道。”
《水经注》这样说：“（朱提郡）郡西南二百里得所绾堂螂县，西北行上高山，羊肠绝径八十余里，或攀木而升，或绳索相牵而上，缘陟者若将阶天。故袁休明《巴蜀志》云，‘高山嵯峨，岩石磊落，倾侧萦回，下临峭壑，行者相缘，常援绳索。’三蜀之人及南中诸郡，以为至险。”
当地民谚：“抬头朝天是白天，弯腰看底是夜间。隔山说话听得见，走到面前要半天。”
柏格理在他的传记中写道：“就地形而言，这是我在中国西部所见中最为险恶之地，人们一闻此名，便不寒而栗。凡翻越过滑沙坡的人，一辈子也不会忘记途中之险，狭窄的道绕悬崖峭壁伸展，路面有时甚至不足一英尺宽。陡峭的山崖之下，是奔腾咆哮的激流，路边无任何保护之物。往前爬行时，陡峭的山壁活似要翻倒在行人身上一般，就象是一个与悬崖之下那变化莫测的江水互相勾结的魔鬼，企图把行人拉向毁灭的深渊。快到坡前时，有一过路行人为鼓起我们的勇气，告诉了我们一些有关传说。其中有一传说叙述了一户人家在翻越滑沙坡时所发生之事：翻坡时，一个12岁的男孩走在前头，其母亲背着一个婴儿跟在后面，男孩的父亲挑着担子走在最后。男孩不慎失足跌下悬崖，母亲在一声恐怖的尖叫后因失去重心随其子同落渊底；父亲见状丧魂落魄，也跟着跌于崖下汹涌波涛之中。仅数秒之际，这一家庭便全部命归黄泉。”
我们去的时候，正是石门坎道路最为艰难的季节。事实上这真是我们的荣幸，因为我们不仅拍到了以前到石门坎调研的人所少有拍到的冰凌照片，更用身体体验到了那种艰难。
几天内，我们每个人都摔了若干跤，中的“奖次”虽然程度有别，但那种冰凌的寒冷与坚硬，峡谷的陡峭与山路的崎岖，便因为道路的艰难而刻在了我们的心里。
不过，冬天虽然难捱，却似乎并不是最可怕的。到天气转暖的时候，山谷中就会升起传说中“瘴疠之气”，伤寒，麻疯，这些传说中的疾病，在这时很近。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概况》介绍：威宁天花、霍乱、回归热、疟疾、麻风、疥疮、伤寒（过去）经常在城乡各地流行……有的少数民族村寨，一旦有人染上了传染病，病家只好将病人送到荒山旷野，搭一草棚安放或丢入岩洞内，其死活听天由命。猛兽咬死、撕裂、拖走者并非奇闻。解放前，观风海区七舍大队彝族陆启妹一家14口人，因染上回归热而被丢入岩洞内，结果死去11人……
现在石门坎依然有一个麻风村，那些不幸罹病的人，和虽然病愈却因这种病失去劳动能力的人，就生活在那个与世隔绝的村庄里。我们不是医疗小组，也没有援助的经费，所以就暂时没有到达那些村寨。但是我们听说，那里有孩子没有上学。他们也许是没有老师，也许是有了老师但在现行的教育格局中却失去了教育的魅力，再或许，曾经让苗民在一百年前眼前一亮的“读书”，也曾经因此让石门坎成为西南教育之中心的教育，已经在今天彻底地失去了光芒……
与崎岖、饥饿、寒冷、疾病为伍，还要无止境地承受彝族土司的剥削与压迫，和其他族人的歧视与提防，这就是柏格理去之前的石门坎苗民的生活。
漫长的历史中，也许曾经有人同情过他们，但是却没有人和他们坚定地站在一起，更没有人理解他们、帮助他们。
在被驱逐到一个只有野兽才能从容生存的地方，又被人当成牲口般对待；在失落了自己的文明、历史和教育之后，又被人为地剥夺了平等接受汉族教育的权力——这就是柏格理遭遇到的100年前的石门坎苗人。
“我们找柏格理牧师，因为我们想要读书。”在这句话里，故事的主角不仅仅是传奇人物柏格理，更是一个在苦难中渴望着光明的族裔。
作为本故事的叙述者，我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始终在追问自己：我以谁的角度来重新叙述这个故事？我的祖先早就在春秋战国时期，由当时的少数民族越族，逐渐认同了汉族的文化，而成为汉族中的一员。而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历史，这是任何一个别有用心的书写者想改写也是最终不可能抹尽的。但是，我们是谁？谁是这个故事的主角？
这片大地上，曾经上演过无数轰轰烈烈的悲喜剧。吴越在战争中，由仇人成为亲家，然后，辽国人成了中国人，成吉思汗成了中国人，努尔哈赤和纳兰性德成了中国人……与其去追究吴国和越国的谁是谁非，去追究陕西和河南谁是发源地，去追究炎帝和黄帝究竟谁是正统，不如坦然地承认，我们都是这片大地和这个天空的子民，我们生于斯长于斯亡后埋于斯，我们的悲欢，是这片大地的悲欢，我们的和平是这片大地的和平，我们的杀戮和战争是这片大地的悲歌……
现在，历史翻到新的一页，我们可以为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赋予更宽广的意义。
而石门坎苗彝汉人的曲折经历，同样是经历了鸦片战争之后两百来年中国历史中值得我们珍惜的一部分。
这是我们共同的故事，每个在这片大地上用生命书写着的“书写者”，在这个大故事中都可以是主角。
关于柏格理在石门坎的传奇，尤其是整个过程的艰辛，并不是我这里想再一次引述的。我们只须知道以下事实：
柏格理因为在石门坎的事迹，被当时的苗人誉为“苗族救星”，被欧洲基督教誉为欧洲十大传教士之一。
柏格理和汉族、苗族知识分子一道，利用苗族人衣服等处的图案，创造了拼音化的苗文（现称老苗文，解放后用拉丁字母重编的，称新苗文，现新苗文由国家在扶持，老苗文由民间自发地使用与保留），结束了苗族人无文字的历史，苗族人的故事、歌谣等因此得以记录和整理。
1905年以前，石门坎大花苗族略识些字的只有两个在彝族土司家做高级家奴的苗子。1905年，柏格理在石门坎创办学校，先向苗民，后包括一切汉、彝族孩子，不分宗教与民族都可入学。至1949年，从这里毕业的学生中有四千多名小学毕业生，几百名初高中生和中专生。其中有三十几个大学毕业生，二名博士。
1915年7月，“伤寒病”传染到石门坎，并在爆发开来。这是苗族人所说的最可怕的“黑病”。柏格理在守护学生的过程中不幸被感染，他坚持把有限的药品让孩子和村民使用，自己于9月15日离开了这个世界，时年51岁。《昭通教会史》记载：“柏牧师死于石门。出殡时，苗、彝、汉送殡者有好几百人，无一人不痛哭失声，陵壑相应。创建苗族致丰功伟业，岂但该族戴其德泽，凡我西南教区各族群众，莫不尊之为父。”
1927年石门坎出了第一个苗族医学博士吴性纯。吴性纯拿到博士学位后，放弃城市生活，回石门坎担任光华学校校长，并在石门坎创办平民医院（简称“P .M”，苗文“我们苗族”；汉文“平民”；英文“纪念柏格里”)。再后来，从四川华西大学毕业的朱焕章放弃蒋介石等人的挽留，带着宋美龄人特殊礼物良种鸡生活回到了石门坎，接任光华学校校长。
柏格理墓碑序
先生本英籍，按欧文姓氏，与荫穆宠腊而得译音相近。少禀家箴，恭承天命，甫弱冠即渡海东来，更汉文为柏格里，字明星，能操各种文言，服习起居，随处与人从同，登场讲演，善于献身说法，听者每觉兴致勃勃，咸无不深省，足令惰者起而懦者兴，恶者胆寒而悲者慰。至其热心毅力，不避艰险；金沙江外，举凡障雨蛮烟，荒冷之区，靡弗足迹殆遍。土人爱而亲曰：赫甲家。都邑乡里之间，妇孺皆知其名；先生和气迎人，既孩提亦爱戴，尝酣卧抱中而情深不忍去诸怀抱者，至若老成。人受熏陶，莫不曰先生能以福音生人，不啻保罗再现于今，心悦诚服，有如知己。前清丁未，曾传教于冷米寨，迭遭围困，濒于危绝，当道本欲依法惩凶，而先生反数为之缓颊，且泣曰：敌真理之徒，实不知基督福音，使果知之，方服从之不暇，何排拆之有。先生诚能动物，士大夫争相识之。其待教士，忧乐与共，恳挚之清，甚于家人父子。自辟石门，博精擘划，苗人呼之曰“堪德”（克垒勤）。先生为之创文字，译经籍，建堂设校，一片荒地，竟至崇牖栉比，别有天地，先生之心力瘁矣。客秋一痛长眠，就山窀穸。今石部集封碑，问之于予，因举所知而笔之。铭曰：“唯我先生，辟开石门，传宣圣道。觉牖斯民；若时雨降，勃然苗兴，天人喜爱，万世流馨。
当我们到石门坎时，辉煌早已经成了历史的陈迹。
而正是造就石门坎辉煌的因素，也成为了它沉寂下来的原因——在“柏格理”名字背后，是西方教会，是西方世界，是我们曾经不屑过、憎恨过、受欺凌与被掠夺过，又着实羡慕过，并一度严密提防过的“西方”。
当西方带用枪炮带来过抢劫和对我们文化人格的凌辱之后，当并无民族界限的基督教，被西方国家有意识地作为没有硝烟却比枪炮威力更大的武器而使用的时候，当我们渴望着以自己为叙事主体，而重新续写这片大地的伟大历史的时候，我们不能那样草率地认为那些些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以及作为民族国家执政者的国民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某些警惕是全无道理的。
但是，就像我们不得不承认西方传来的民主与科学是不仅是西方的财富，同时也是整个人类的财富一样，我们又怎么能够武断与草率地把“西方”当成一个意志者，单纯地宣布他是罪恶者或者拯救者呢？
更重要的是，我们怎能能够无视被驱逐、压迫了几千年之久的少数族裔他们苏醒、奋起，积极地融入整个大民族中的真实故事？而仅仅因为启发者来自西方，是西方教会，而对石门坎的人民自己书写的这个传奇而一笔抹尽呢？
有些历史已经不堪回望也不必再频频回望。我们只须知道：柏格理的墓曾被捣毁；他和苗族人民共同创建，并为纪念民国建立而重新命名为“光华小学”的学校，也一次次地清除过他们留下的痕迹；而遭受诬蔑与迫害的朱焕章（原光华小学校长）选择了在山中自尽；石门坎一度被视为敌特地区……
光荣与耻辱，都成为历史陈迹，只有传奇不能被永远地抹去，哪怕它湮没了几千年，也会被一些声音保存下来，并在遥远的岁月里重新唱起。
只是那些曾经学会了叙述、书写、歌唱自己新故事的石门坎人，再一度地陷入了恒久的沉默；只是那些石门坎的孩子，苗族的，汉族的，以及彝族的孩子，再一度地失去了用自己的方式书写自己故事的能力。
市场经济，加剧了贫困地区的高失学率；愈来愈苛烈的应试竞争，使得曾经创造出教育奇迹的石门坎，现在拥有着无法想像的低升学率；而服务于城市的“割麦头”的教育目的又只能让石门坎这样的地方失去那为数不多的年轻精英……
而一本全国通用的教材，则可能成为以苗语为母语的苗族孩子进学校的第一道门冰冷的门坎，让他们从一开始就写入失败的未来。
我想我们中的有些人，对教育以及“大生命”，包括人的尊严的虔诚，是和柏格理信仰基督在本质上是相似的。而且我们也作好了将此一生，倾注到一个名叫“新教育”的梦想与事业中。
但是和柏格理相比，我们却很惭愧自己仿佛总是蜻蜓点水，而不能几十年如一日地扎根于一个地方、一个事业中。被浮躁的时代席卷着，我们总是马不停蹄地走过一站又一站……
这次我们到石门坎是为灵山慈善基金会和新教育团队“探路”：那儿有没有教育梦想的追求者，有没有我们的同行人，值不值得我们把有限的精力和能量，投放过去？
石门坎不是我们此行的目的，我们本来的目的地是贵州凤冈，我们的实验老根据地。我们自2006起，便开始每年到那里去进行教育交流、培训、访问，因为那里有一群同样心怀梦想的人。这一次我们去凤冈作为期七天的培训，去凤冈前还得顺路到重庆长寿实验一小作新教育的交流与传播，月末还要转道到山西，参与新教育实验山西绛县现场会。所以此行也是月初动身，到家的时候，已经是下一个月的月初了。
原本以为，毕节和凤冈同在贵州，在现代交通条件下，两地相距也不会太远，所以就请这次出行的领队铁皮鼓（魏智渊）和文中所说在寻找着“新教育试验”的卞淑美校长取得联系，看看是不是有缘前往。皮鼓和卞校长通过电话和QQ一交流，“尺码相同”，意气相投，便建议我们去走一遭。
这就有了我们道路遥远而为期短暂的“走过石门坎”之旅。
公益领队魏智渊和贵州湄潭抄乐乡的孩子在一起。
这张照片摄于2006年夏天，这是新教育第三次踏入贵州留下的痕迹。在2006年夏秋，和2007年春，我们在贵州的活动时间都为一个月。周末通识讲座，平时下校和老师一道上课、研讨。
2006年灵山-新教育贵州行志愿教师，来自山西运城新教育集团的高丽霞和党晓琴。
《2007灵山-新教育贵州行志愿者自励书》
1．我们是一个行动的共同体，在确保个体自由与隐私的前提下，尝试将更多的问题、经验、教训、体会与同行者分享、对话、共同解决；
2．不私下对学生进行单独的物质资助；
3．不带有民族的、区域的及其他文化观念上的成见，不进行公开的经济、文化、习俗、教育观念上的对比；
4．我们的行动源于一些爱心者的默默奉献，我们既是爱心的传递者，也是受益者，因此我们将怀着感激、责任踏上这一次的旅程；
5．我们的理想、心愿只有那些老师和孩子能够帮助我们实现，我们是寻求帮助者；
6．因为我们所从事的是公益活动的，所以必然地将在生活方面，尤其是在饮食和住宿方面遭遇一些个人的困难，后勤部将会尽力改善这些条件，但志愿者也应该把这些生活上的困难视为志愿行动的内涵之一，用欣然的态度来面对和处理；
7．我们自身都是自觉的学习者，新教育“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的践行者，在行动期间，我们将勇于探索、尝试、承担，并怀着开放的、友好的情意，在彼此之间，与所在校的老师之间展开互动；
8．我们的行动源于灵山慈善基金会的慷慨与善意，源于更多善良人们的帮助，我们质朴的、真诚的行动及其对这个经历的书写，不仅将是对提供资金者的责任，更决定者是否有更多的心灵被唤醒，有更多的人们来关注、投入、支援公益，所以，我们在行动期间将不辞辛苦，努力记录；
9．在记录中，我们将遵守道德和科研的规范，以免当事人的利益因为我们的疏忽而受到侵害；
10．将仔细阅读新教育核心理念及本次活动的课程说明，以使我们的行动方向一致。
2009年11月16日，新教育公益小组一行五人结束了“灵山-新教育贵州行”凤冈站培训，前往传说中的石门坎。
但是道路却全无先前想象的那么容易。我们要从凤冈到遵义，再从遵义到贵阳，在贵阳乘火车，到云南昭通，在云南昭通过一晚，然后清晨坐上通往石门坎的乡村小面包。
云南在我们的想像中，原本应该是一片四季如春、冰霜罕至的南方风景。不料16日夜里在火车晚点了一个多小时后到达昭通一下车，大吃一惊：外面居然下了雪，寒气彻骨。而卞校长就在这寒风中等候着我们。
时间已经是深夜，所以在一家干净的米线点里各吃了一大碗牛肉米线，就回招待所睡觉。因为招待所没有空调，所以床上备着电热毯，可惜那一晚我仓促间没看到电热毯，忍着些许寒冷，一晚也就过去了。
第二天一早，一行六人就和一大堆行李（我们随身的六个大箱，和卞校长每次下山照例要采购得满满当当的学校用品）挤进了一辆小面包。
车子的第一站是到中水镇。中水是云南和贵州的交界处，云南的车子只能到这里停止脚步，否则就会引起司机们的“秩序”。所以我们只好再换乘一辆从中水到石门坎的小面包。中水镇同时也是一般高原与“凉山”的分界线，过了中水的道路就进入了大山中，山下只有薄薄的一层雪，但据说山上却会有严重的冰冻。所以偶有对面的小面包过来，司机总要像在道路上偶然相逢的蚂蚁一样，停下来碰碰触角，交流一下前面的路况。
从石门坎返回中水镇的一位司机对我们车的司机说，石门的道路冰住了，里面的车已经不太出得来，如果轮胎上没带铁链就不要再进去了。
于是，我们再返回到司机的家里，带上铁链再进山。进了山中，风景自然是越来越美，不过道路也越来越崎岖，天空中弥漫着大雾，而树木和草丛上蒙盖着的霜雪越来越厚。
平心而论，我走过许多崎岖的地方，而且那些地方的道路也远比石门坎要坎坷与泥泞。我本以为石门坎也不过如此罢了——不过太偏僻，所以落后罢了。直到到了石门坎，下了车一看，才突然愣住了：原来那白花花的，全不是雪，也不是霜，而是冰！那弥漫不散的雾气在一切山石、草树、建筑上直接凝成冰，且就这样日夜不舍地积上去积上去，所以这空气就像是比水密度要低的水，人在这样的空气里生存，就仿佛在稀薄的冰水中生存一样。
道路很难行走，如果不是轮胎上绑了铁链，我们只怕早就滑下了某一个悬崖。而我们一下车走在路面上，踩上去不是踩在雪上轻微的嚓嚓声，而是冰裂开的那种声音——如果没有那种声音，你就得当心了，因为这表明地面坚硬而滑溜，可能一不小心就要听到你卜通一声倒地的声音了。不过现在的冰冻和接下来几天相比，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好在新中小学的老师们已经等候在那里，所以替我们扛着箱，爬到了山坡上的新中小学。在这里我们将进行为期四天的田野培训与研究。
语文教学——衔接儿童经验断裂的地方
写到这里，我突然发现无意中像个旅游者一样，一直按着时间的顺序在叙述着这次旅程，但是教育研究却自有另外的逻辑，如果不打乱这顺序，那么我们的行踪固然写清晰了，但是我们行走的价值却会消失在这样的叙事中——作为新教育的研究和传播者，我们带来的新教育理念以及策略，究竟对石门乡今天的教育有无启迪？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我们到新中小学的当天下午，就进教室听课。
为了在短时间内较集中地观察学生，我们主要以三年级为听课和上课的重点。下午，我们进教室，听刚走上讲台几个月时间的彭磊老师讲《赵州桥》。
从山东考到云南某所大学的彭磊老师不是师范专业毕业的，所以用教学原理的要求来评价他的课堂就不太公正，因为修炼成一个成熟的老师，既需要有团队的帮助，还需要有足够漫长的岁月。
一堂课，主要就是认生字，包括多音字。读课文很少。学习了课文的开始部分，抛下一个悬而未能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赵州桥建成了1400多年，至今还非常完好？这个问题本来是要理解赵州桥具有“坚固的特点”的，但显然学生的经验中还没有建构起课文结构的概念，更不必说说明文的“特征”了。
为了更好地了解在儿童心中经验的现状，以及理解的症结所在。下课时我向卞校长申请紧跟着下一课我就来上《赵州桥》的第二课时。
得到卞校长和彭老师的同意后，我就在黑板上画了赵州桥的简图。铁皮鼓在《领队日志》中简约地叙述了那堂课的情况：
接下来的一节课，干干主要带着学生进行文本细读，解决一个问题：赵州桥是一座什么样的桥？最终大家归纳出来的结论是，赵州桥是一座历史悠久、雄伟、坚固、美观的桥。但这个结论得出可很不容易。我发现苗族的孩子，对于汉语的理解确实存在许多问题。例如，一讲到“雄伟”，有孩子就会问：什么是“雄伟”？干干问，彭老师是雄伟呢，还是杨娟阿姨是雄伟？孩子的答案是，杨娟阿姨是雄伟，因为阿姨漂亮。干干说，彭老师才是“雄”的，但学生不明白“雄”是什么意思。再比如，为了让学生理解两龙双爪相抵回首遥望，干干让两个优秀学生上来表演，但学生不知道什么叫“回首”。学生对过渡句之类的知识，更是不明白。
是的，确实就是这样，无论是“双爪相抵”还是“回首遥望”，学生都是只认得这些字的读音，却没有这些字所传达的意义，那么整句话的意思也就更不太可能获得了。
也不是说，表面上你可能在顺利地进行教学：认生字，朗读课文，给予段意。但极可能在实质上，学生的头脑中没有真正的学习——即意义学习。学生只是凭儿童的记忆力，机械地认得这些字，读出甚至吼出这些字而已。
我们还发现，儿童在阅读的时候，需要用手指一个个地指着字来读——这甚至是老师还提倡的方法，但我不得不指出，这个方法到了二三年级，就会变得有害，过了二年级之后还依赖这个方法，就会变得极端地有害，儿童就几乎不能锻炼出“阅读的自动化”——这是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术语，指儿童注意力不在字面上，就像我们打字时不考虑字的读音以及五笔打法，注意力只在所打的内容上，字是下意识地打出来的，这就叫“自动化”。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听了一些语文课，是当地三位获奖老师的课。我也上了三堂课：《一幅名扬中外的画》《望天门山》《饮湖上初晴后雨》。
问题的症结已经非常明了：儿童不能在自己的经验，和所学的内容之间建立起关系，更不要说自动的快速的建立关系。
于是，教师不得不机械地把重点放在识字上，放在字面的朗读上。而这样就必然导致学生的成绩的低靡。石门乡大多数班级的学生的平均化均在三十分左右，新中小学因为平均分接近合格线，就已经成为此地的翘楚了。
而我的课，也就是主要是从“帮助儿童在知识与经验之间建立有效联系”入手，来进行探索的。
《一幅名扬中外的画》和《赵州桥》一样，也是说明与介绍性质的，我们主要就这一课，和老师们探讨了“赵州桥”与《赵州桥》，“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图》的不同，即教学内容的问题。但是我们不久发现，这样的语文教学界前沿问题，在这里无论对老师还是孩子，都显得太奢侈了。
真正的读懂课文，使学习具备意义，这就是当务之急、燃眉之急，不解决这个问题，任何理论在这里将都只是扯淡。
所以后面的教学与教研，更明确地将重点移到了“衔接儿童经验断裂的地方”。这是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我就不再把细节全部展开，仅以《饮湖上初晴后雨》为例，来加以简略地说明。
周四中午，正在为下午上《望天门山》备课的我，突然接到卞淑美校长的通知，说是原定上课的另一位老师因为大雪封路，不能赶过来了。她问我们志愿团队能不能再上一节，考虑到时间仓促，大家未必都习惯快速备课，所以我就说，我两节课连着上吧，《望天门山》之后按原教材正是《饮湖上初晴后雨》，我就上这一课吧。
决定之后，马上备课。我们到新中小学的这几天里，整个石门乡因为冰雪的原因一直停着电，电讯塔也没有信号。但好在新中小学因为去年雪灾的教训，购置了一台小型发电机，而山上恰恰有云南电信的信号（山下石门乡政府所在地，倒是全无信号，连手机也打不通）。所以赶紧发电，用无线网搜集我需要的资料——如果在另外地方我要以像上《赵州桥》一样不用多媒体的话，那么恰恰是在这偏僻的石门坎，为了显示问题之所在，我倒必须用足够丰富的多媒体资料，才能既彰现问题，又解决问题。
我们可以想像一下，这些孩子们只认得字的读音，却并不知道字的意义，更不能与自己的经验发生关联。而更严重的是，他们的经验是十分匮乏的，譬如诗中有一句“淡妆浓抹总相宜”，在东部我们可以问学生，你妈妈化妆不化妆，什么时候是淡妆，什么场合会浓妆，但是据说这里连新娘子也压根不化妆，所以类似这样的问题等于是“问道于盲”、“对牛弹琴”。而在这高原之上的凉山上，山色空蒙倒是非常容易讲，因为推开窗就是整年雾气弥漫的乌蒙山脉，但是“水光潋滟”就根本是一个不可能讲的事物了，因为这里要找到一片比锅大的水也未必容易。
在前一课《望天门山》中，我用图片直接来解决“天门山”、“中断”、“楚江“、“两岸青山”、“帆”、“孤帆”等问题，效果不错，效率更高。学生在短短几十分钟内，基本上解决了从生字到朗读，到诗的翻译、理解，以及意义、意境的体会。
这一课，我的心思更着力在儿童经验和所学知识之间建立联系上，而主要的途径，仍然是图片。
譬如讲最难的理解的“淡汝浓抹”，我就找到了电视剧《越王勾践》中还是村女的西施，和贵为吴王王妃的西施，学生自然很容易鉴别出何为“淡妆”、何为“浓抹”。为了加深这些词的印象，又配上了在吴国做奴隶和在越国做王后时的勾践的妻子的剧照，即“素面朝天（不化妆）”和“盛装浓抹”之间的差异。不化妆——淡妆——深抹，而且因为本质是美的，所以“总相宜”。这样学生就在比喻的意义上理解了这句话。然后，我把作为喻体诗句和作为本体的风景照片相叠加，在水光潋滟的西湖和空蒙的山色照片上，打上“淡妆浓抹总相宜”，让学生理解这句诗的本来意思：西湖无论阴晴，都是美妙的啊。
课另外的地方和我一贯的教学没有什么差别，只是在这里，老师先要不断地蹲下来，在伟大的诗歌，或者精妙的文本，与眼前儿童的经验之间，建立起一种生动、有意义的联系。这样，学习将不再是枯燥和机械的事情，而意义学习必将带来经验图式的有机重建，而当新的经验图式逐渐顺利形成的时候，学生的成绩自然而然会达到一个理想的境地。
双语教学——让母语的经验成为学习的起源
双语教学——少数族裔如何确立自己的身份认同
几年之前，我们就一直有一个心愿，把类似《彩色乌鸦的故事》这样的绘本和故事带到少数民族地区去，尤其是各民族杂居的那些地区。但那时的心愿是相当简单的，无非是想找到一种解释不同肤色、语言（包括口音）、风俗各有其存在价值与理由的故事，让孩子们从小就建立起民族平等、相互尊重，以及既认同自己，又肯定其他族裔的思想。
但后来我们逐渐认识到，这远远不止是传播一种平等和尊重的思想那样简单的事。在石门坎，我们了解到这样一些情况：一方面，由于苗族在上世纪上半叶的辉煌，在整个石门乡，苗族对学习的重视，以及整个苗族居民的文化程度，比当地的汉族居民要高；另一方面，这几十年石门乡出连高中生也成为十分稀罕的高文凭，大多数学生在小学六年中就陆续辍学。
从口头的访问了解，到一些书籍里给出的种种理由，我们了解到，如果说初中高中学生失学主要是因为经济的原因的话，那么孩子在小学阶段就辍学的原因据说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读书看不到希望和前途，不如早点回家干些农活；
二、一些女孩到了小学高段，就接近恋爱生孩子的年龄，这里先生孩子再结婚或者不结婚的情况还不是少数；
三、大部分学生的成绩非常差，老师失望，家长更不抱希望，孩子自己也觉得没戏；
四、上学不方便，在撤扩并之后，一些村落没有学校，孩子要到很远的地方去上学，而几乎所有的山路都很危险；
……
这些原因中，大家忽略了一个根本的原因，以至于无法解释为什么当年在经济条件、交通条件更为艰难的情况下，会出现几乎是作为团体的石门坎苗族人的读书热潮，而在今天却从家长到孩子，出现了对学校和学习的冷漠。
而我们认为，这个原因就体现在“上面”把一本几乎通行于全国的教材，生硬地塞给了以苗语为母语而生长起来的孩子。在和东部地区相同要求与内容的教材，和以苗语为母语的孩子之间，存在着不止是一道经验的鸿沟，这里还有身份认同、价值冲突等诸多方面的问题。
如果我们的学校教学完全无视他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完全否定他进学校之前的经验与语言，那么孩子一方面会出现因经验断裂而造成的学业不良，另一方面或许更为严重，他将出现身份的混乱——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他不知道如何更以建构起自己的身份。
而正是自己身份的觉醒，也正是从苗族传说、故事开始到四书五经（后来是民国通行教材）的双语教学过程，才让近一百年前的苗族人找到了自己，找到了自信，也真正地创造了一段教育的辉煌。
而我们的“铁板教材”中，既不可能考虑到他的经验是以苗语构建的孩子的问题，更没考虑到，一个少数族裔在体认自己是大中华民族中的一员，是一个中国人的同时，如何恰当地处理自己的历史、文化与汉族文化之间的关系。
忽视或者一笔抹杀，这事实上是一种文化的粗暴，而天真地想以完全的同化来解决少数族裔的问题，那么它既在无形之中可能造成了歧视与压制，更可能在实现了目的的同时，把许多有价值的东西摧毁掉——难道苗族古歌，不正是我们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在以“我是一个中国人”为核心身份认同的教育中，向下，还需要有乡土的、民族的认同，向上，还需要有“我是亚洲人”，“我是人类中的一员”这样的身份认同。只要当我们的教育，让每一个苗族孩子既为“我是一个中国人”而骄傲，同时也为“我是一个石门坎苗族人”而骄傲的时候，我们的教育才算是成功的。
我们这样强调，却并不是说，今天石门坎的教育可以停留在苗语文化中，我们仅仅是说，一切好的教育总是从根子里做起的。而母语经验与学校教材之间巨大的鸿沟，正是当一批批原本热爱学习的石门坎苗族孩子恐惧教室的一个潜在原因。因为在这样的体制下，如果不给予恰当的方法，那么他们就是从一开始就已经输得很彻底了。
所以，我们认为，要重振石门坎苗族教育，就要从道路的两端同时搭建桥梁。一方面，要把苗族文化用苗语传承下来，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悠久的历史，与自己在地球上的位置，而且要能够把这个苗语文化汉语化——这个汉语化的过程，对他们来说就是“小专家”。而在道路的另一端，我们要把那些中国和世界最优秀的绘本、故事、低段的书籍双语化（而未必需要苗文字化），这样就能从小既让他们有双重的经验与语言，也同样在身份认同上，有着双重或多重的身份（我是石门坎苗族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是人类中的一员）。
既然想到了，那么就尝试吧。
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我们还是成功地进行了双语教学的试探。
马玲找出了适合小学一年级的绘本《想吃苹果的鼠小弟》，来自东北的卞校长不会说苗语，大多数老师也不是苗族人，于是就找来了一个幼儿园里的苗族老师。她在晚上把那个故事读了又读，自己尝试着用苗语讲述了。
然后第二天，我们就在小学一年级进行了双语读写绘的教学。
这个教学的流程很简单：
先由苗语老师配合着绘本的投影，用苗语讲述了一遍故事。
再由马玲老师用汉语把故事再讲述一遍。
最后孩子们跟着马玲老师一句句地把故事再读一遍。
而我们就作为观察者，观察者这些原本畏惧文字的孩子——如我前面所述，连三年级的孩子，也基本只停留在认字的水准上，意义理解对他们来说是十分艰难的。
我们发现，孩子们在听用苗语讲述故事时，是最开心与灵动的，因为这时候他们理解这个故事没有任何障碍，这道理就像英国孩子听英语故事，汉族孩子听汉语故事一样简单。
而有了苗语故事打底，马玲老师的普通话（有部分孩子是进入学校后才开始接触汉语的）和这个汉语故事，对他们就不再是可怕的，而同样是有趣的，虽然这里已经是一种目的明确的学习，但是毕竟他们已经清楚每一句话的意思。
而后面的读，马玲老师强调了标准化的跟读。因为故事的意义已经明了，那么现在要做的，就是授予更为标准的汉语发音和朗读、讲述。
第一堂双语读写绘课成功尝试后，大家意犹未尽，于是就紧跟着用“鼠小弟系列”中的另一个故事《鼠小弟的背心》来再度进行双语教学。
效果仍然相似：苗语故事的生动活泼，汉语故事的亲切，汉字认读则在这生动和亲切的基础上，用示范和模仿的方式来强调规范与标准。
可惜时间实在有限，我们在三年级，每天同时开展了晨诵课程和语文教学，所以双语读写绘就只能进行两次尝试，而如果我们再度到来，那么无论是晨诵还是读写绘，或者在低段更大领域之内的教育教学，我们都可以进行双语尝试。
而这个尝试的目的就是：
一、唤醒孩子们的母语经验，打通母语经验与汉语之间的关系；
二、承认孩子的母语经历与母语文化，让它既作为学习的出发点，也成为自我认同的出发点；
三、通过苗语翻译，让孩子们在最需要的年龄里，接触到世界最优美的诗歌、故事、绘本以及书籍；
四、丰富他的精神世界和智力背景，使得他相对“硬度过高”的学科教学，有一个缓冲地带，有一个智力背景。
雪地教研——
石门坎教育的希望就在这翻越雪山的精神上
如果说我们一行五人的石门坎之行堪称艰辛的话，那么那些每天翻越了好多山岭，冒着寒冰道路的危险前来听课、讨论的老师，那又还能用什么词语来形容呢？
每一个走进教室的人，身上都蒙着一层冰霜。因为他们就是从这雾冰中穿越而来的，雾才不管你有没有在运动，照样把冰一层层地凝在你的身上。
而有的老师不仅拄着拐杖，而且鞋上还系着麻绳。
最远的赵老师，是从年丰村苏科寨那边赶过来的。
而仅仅是到石门坎乡政府所在的村上，我们原以为只是短短的一段路程，后来亲自用脚丈量了之后才知道，在冰雪天，是几个小时的连滚带爬。
看着这些老师，我总觉得，如果大家齐心合力，那么在今天重创当年的教育辉煌也并非没有可能。
是什么吸引着大家每天前来？我们是一个没有物资捐赠，也没有行政命令的公益组织，那么吸引大家的，一定是教育本身，而我们恰好拥有着一些经过了检验的教育理念与课程。
每天，看着他们的身影从浓雾中显现；每天，看着他们的背景消失在茫茫的冰雪覆盖的群山之中。在这时候，总会有一种感动充溢在你的胸口，让你知道人的精神与力量即使是在今天的石门坎也并没有远逝。
我们只需要一个新的机会，来重新汇聚这种扎根在文化和血脉深处的力量。在这时候，站在这山坡上，张望着群山和山谷，遥想着柏格理也拄着一根拐杖，加入了我们的队伍，而这片冰冷的群山，又将再一次燃起希望的篝火。
圣地屐齿——在光华学校和柏格理墓
为了更深地感受石门坎人（我把柏格理视为石门坎人中的一员）曾经创造过的奇迹，我们决定在最后一个下午到石门乡去看一看几个地方：石门坎、柏格理墓、光华小学……
下山时的道路，让我们真正意识到老师们前来听课所要承受的危险有多大，也意识到孩子们来上学所要承受的危险有多大。
因为道路上是坚硬滑溜的冰而不是雪，所以如果不是也同样在鞋上绑了麻绳，又找到一根树枝作拐杖，我还真担心能不能爬回新中小学。
这是高志华牧师（英国人的汉名）遇害的地方，他是追随柏格理来到石门坎的，他临死前的遗愿，就是葬在柏格理的旁边。
柏格理在一百前年建造的男女分开的游泳池，池水早已经干涸，荒草萋萋，断壁残垣。但是我们总能遥想起人们当年的喜悦，似乎还有孩子在这里泼起水花，伴着那天真的笑声。
这是柏格理他们在山坡上很不容易地挖出来的一块平地，这是当年的运动场，足球场。石门坎光华学校的足球队当时誉满贵州，这一块小小的平地，就是当年贵州足球的摇篮，而且还开出盛况空前的民族运动员。
因为事涉教会，所以《溯源碑》未能在文革中幸免，我们所读到的，是刚刚复原起来的新碑。
贵州石门坎苗族教会溯源碑记
天荒未破，畴咨冒棘披荆。古径云封，遑恤残山剩水。访桃源于世外，四千年莫与问津；探之圃于莽中，五百劫始为说法，则亦无有乎尔，然而岂谓是哉！原夫野地花丛，难邀赏鉴；尔乃葛天苗裔，谁肯携持？回徒本墨守宗风，孔教且素持外攘，禅宗既穷超生之路，道派更绝换骨之丹。惟莠骄骄，概草田之无佃；恒溪勃勃，惜茅塞其谁开？幸耶和华，示撒母耳；还来旧雨，沾从秦汉衣冠；俾彼明星，映到羲皇人物。花既溷而复起，苗则槁而复兴。始亚当兴惠黔黎，初开草昧；更百木能支大厦，独辟石门。愿他野橄榄枝，接我真葡萄树。十年灌溉，偕良友创字译经；两度梯航，与细君分班授课；故叫万花齐放，遂使良苗一新。叱石成羊，真亚伯拉罕之孙子；攀门附骥，衍马丁路德之薪传。天父恩何等昭彰，圣神力不可思议。四起栋宇，非斗霏而夸多；别具炉锤，愿超风入化。时闻山鸣谷应，牧樵赓赞美之歌，伫见户诵家弦，子妇解颂扬之谱。文章机杼，持操实业经纶，道德森林，饶有民生主义。盖琅环福地，化决鴂舌为莺声；是风雨名山，由人间而天上。彝族引领，汉类皈依。忆当年披星戴月，看此日飞云卷雨。喜值岩星满岩，敬勒青珉；伏望渔人得鱼，共矢丹悃。特修纪念，赞以粹言。
赞曰：
灵宫活石，至道法门，
畏绊脚石，宁生命门。
屋角首石，天上城门。
裂开泉石。牖启心门。
是遮身石，是出死门，
是匠弃石，是羊入门。
奠基盘石，奏启金门。
点头顽石，进步窄门。
中华基督教宣道使者李国钧约翰敬撰
民国县知事留法政员陈宗华菊圃敬书
大中华民国三年八月石门坎联区全体学生敬立
回首凉山——你从此将是我们永远的牵挂
新教育能够为石门坎做些什么？
附：
石门坎，位于贵州接近川滇最边缘的西北角，距威宁县城140多公里。平均海拔2200米，最高处薄刀岭2762米，最低河谷1218米。在文化版图上，这里曾是茅塞未开的地方，居住着“晦盲否塞”、结绳刻木的大花苗，他们迁徙到这片属于彝族土目的地盘上，刀耕火种，受土目和官府的盘剥，过着农奴式的、贫困生活，而在二十世纪初，随着英国传教士柏格理的到来，这里名声鹊起，迅速成为“西南苗族文化的最高区”，在西方人眼中拥有“文化圣地”、“海外天国”、“云的那一边”等美誉,海外来信的信封上只要写上“中国石门坎”字样，信函和包裹均能准确送达。
作为“西南苗族文化最高区”，石门坎是当之无愧的：
创制苗文，结束了苗族无母语文字的历史；
创办了乌蒙山区第一所苗民小学，也是第一所新式教育学校；
兴建西南苗疆第一所中学，培养出苗族历史上第一位博士，以及一批苗族知识分子；
中国第一个倡导和实践双语教学的双语学校；
中国近代开男女同校先河的学校；
倡导民间体育运动，被称为贵州足球的摇篮；
发育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西南最大的基础教育网络，管辖川滇黔地区100余所学校和机构；
中国境内首次发现和报告地氟病的地点；
创办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和中国第一所苗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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