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劳改营的兴衰（历史组图）

“我为丈夫而哭泣，他死在卢比扬卡监狱的地下室里；我为孩子而哭泣；为我那死于悲伤的父母哭泣；为在劳改营里受尽折磨的尼古拉哭泣；为我所有那些没有活到平反之日而长眠于科雷马冻原之下的朋友们哭泣。”（选自网络/江淳编辑）

苏联公民奥尔嘉·阿达莫娃-斯利奥斯贝格在回忆劳改营岁月时恸哭。她在1936年被捕，1956年收到平反证明，她和已故丈夫得到了两个月的工资，作为对20年“错误对待”的补偿。她的遭遇，是一代苏联人的命运写照。

从1929年到1953年，至少有1800万苏联人在劳改营里待过。他们中有的死亡，有的服完了短期徒刑，有的战时参军，有的被提拔到管理岗位而离开的，还有很多人在斯大林死后获得释放。

高墙、带刺铁丝网、简陋木屋、森严岗楼、戴蓝顶帽子的内务部军人、虎视眈眈的警犬……劳改营基本由这些元素构成，它的布局从西部的第伯聂河到东部的科雷马河，其中大部分位于人类生存不易的北极圈内。

源源不断的服刑者

苏俄革命成功后，布尔什维克马上镇压各反对派，并以作为国家新型惩戒系统的劳改营来代替监狱。

1919年4月，全俄肃反委员会建立的强制劳动营是各种集中营的总称，也是劳改营的雏形。1922年，全俄肃反委员会改组成内务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1923年，它独立成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1934年，被并入内务人民委员会，成为国家安全总局。它一直是劳改营的主管单位。

在1929年夏季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系统中只有一个索洛韦茨基特别强制劳动营管理局，作为第一个正式的劳改营，索洛韦茨基劳改营成为了随后将遍布全国的劳改营们的范本。也是在这里，政府学到了如何强制囚犯劳动来获得利润。

索洛韦茨基劳改营成立于1920年，最早到来的囚犯是布尔什维克之外的社会主义者，慢慢加入了白军军官、投机商人、贵族、参与喀琅施塔得暴动的水兵。此后，有多个劳改营管理局成立，1930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宣布成立苏联劳动改造营总管理局。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即来源于这名词的缩写。

前政权残余分子被送进劳改营，集体化时期则是大量农民被送入劳改营，还有斯大林的民族迁徙政策……大清洗时期，苏共干部和家属被送入劳改营。苏联在瓜分波兰以及占领波罗的海各国后，又有许多人从西边迁往远东的劳改营。劳改营人群覆盖了苏联各阶层各职业的人士，在苏德战争爆发的1941年，劳改营总人数达193万人。

二战胜利后不久，斯大林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在所难免，于是苏联经济继续倚重军工业。又由于战争对国土带来的毁灭性破坏，苏联领导人更加迫切地希望大搞苏联特色的突击建设，这需要更多的强制劳动力。

成为轴心国战俘，有幸活到战争结束的几十万苏军成为劳改营生力军，他们从德军集中营转移到了自家劳改营。一起前来的还有德军和60万日军战俘。末任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曾在苏军战俘回国途经的一个火车站见到悲伤之景，眼泪汪汪的妇女们希望能见到自己的丈夫、兄弟和父亲，闷罐车里扔下无数的纸团，上面写着扔纸团者的姓名和亲人的地址。

第二个被镇压群体是战争期间与对手有过合作和来往的人，包括很多战功卓越的军人，他们仅仅是在战争初期苏军大溃败时被迫跟德国合作或者是投降，但很快就回到了苏军，或者是参加游击队。

1946年7月，苏联司法部成立了武装力量军事法庭管理总局，从1946年到1947年，有不到20万现役红军军人被军事法庭判决。罪名有背叛祖国、临阵脱逃、各种侵占罪等。内务部部队则有自己的军事法庭管理局，它对管辖的内卫部队和边防部队也展开了大审判，有27万多人被判有罪。在军队系统之外，运输业军事法庭管理总局在秋后算账中判决了超过10万人，使用最宽泛的罪名是破坏劳动纪律。

从1949年到1952年，有65万多人因擅离职守被各类民事法庭和专门法庭判决。1947年2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法令，严禁苏联公民与外国人通婚。于是，很多人因为“与外国人有密切关系”被扔进劳改营。

1946年到1947年，苏联再次发生大饥荒。1947年便有33万多人因侵占社会主义财产被判刑，多数来自集体农庄、国营农场、食品企业、消费合作社等食品生产流通行业。1948年，2.3万多名集体农庄的成员被逮捕，罪名是前一年的出勤率不达标。斯大林再次开展对少数民族的逮捕行动。同时，波罗的海各国、摩尔多瓦、乌克兰等地的人再次被大规模流放。

1950年，劳改营人数达到了最高纪录的256万人，斯大林去世的1953年，当年1月1日的统计人数是246万。其后，人数锐减，但有新的群体输入。1957年，对匈牙利事件抱同情的苏联军民被送入劳改营，被当局拒绝批准移民以色列的犹太人也被送进来。

此后，进劳改营的主要是持不同政见者。著名如诗人布罗茨基，他被判处劳教的罪名是“寄生虫”。到了上世纪80年代，依然有波罗的和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被关入劳改营，他们居然能在铁丝网和高墙内的世界里遇到自己族裔的前辈，即那些参加过反苏游击战的人。

衰败在后斯大林时代

“曾经有一段时间在街道上、火车站和火车车厢里出现了沉默不语的人群，这些人由于在劳改营养成的习惯，正如索尔仁尼琴笔下的伊万·杰尼索夫那样，个个都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他们珍惜每一个呼吸空气的机会，拖着沉重的脚步沙沙作响地走着，贪婪地吸着香烟……这些都是获得释放的囚徒。”

这一幕生动形象的观察，来自雅科夫列夫的回忆，也是苏联社会在斯大林死后的“解冻”岁月里常见之景。

乌拉，乌拉，很多劳改营里爆发出响亮的庆祝声，人们奔走相告。斯大林的去世让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包括在他身边整日胆战心惊的高层们。

斯大林去世第二天，贝利亚就对劳改营体系进行了大调整。他将劳改营的管理权由内务部转移到司法部，内务部只保留关押政治犯的特种劳改营，劳改营的很多企业也转交给林业、矿业、制造业等部门。6天后，贝利亚以“不能满足国家经济需要”为由，勒令停止了20多项由劳改营负责的大型工程，如土库曼大运河、伏尔加-乌拉尔运河、顿河下游大坝、萨哈林岛海底隧道等。

贝利亚清楚汇报了劳改营的状况，目前共有2526402名囚犯。他特赦了100万人，条件是刑期在5年以下、怀孕或有年幼子女的女犯、未满18岁的少年犯。

贝利亚的措施也受到了秘密警察们的欢迎，没有谁愿意留在偏远的苦寒之地工作。但是对于被判刑10年或20年的政治犯们来说，他们依然将留在劳改营里，只是管制变得宽松了些，比如一年可以收取一次包裹。

在1953年5月，劳改营发生各种大规模抵抗运动，轻者罢工，重则暴动，规模最大的是诺里尔斯克、沃尔库塔、肯吉尔劳改营。6月份从短波收音机传来的东柏林罢工消息，更是鼓舞了反抗者们。犯人们要求获得自由，而非改善监禁条件。毫无疑问，所有的反抗都遭到内务部部队的严厉镇压。在平息肯吉尔劳改营时，内务部出动了5辆T-34坦克。反抗潮落后，囚犯们没有马上获得自由，但改善了待遇。

随后，逐渐解散劳改营的中央文件不断出台，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劳改营大门。其中有许多对自由突降感到无所适从，长年劳教留给他们的痕迹，就是雅科夫列夫见到的场景。很多人拖着多年劳教而变得虚弱的身体死在漫长、饥饿的回家旅途上。

有很多人决议留在劳改营当自由工人，因为故乡不再是自己熟悉的地方，独守空房的父母早就谢世，儿女早早分离不知踪影，配偶就埋在劳改营的冻土下。对于没有获得一纸平反证明的人来说，不仅无法在大都市里立足，他得不到物质分配票证，并将活在周围人的冷漠和猜疑中。当然，所有被释放的政治犯都担忧不知哪天又会被关入劳改营。

勃列日涅夫时代，新一代的政治犯是“持不同政见者”，他们中的很多人活在硕果仅存的劳改营里。安德罗波夫上台后，对政治异议分子的镇压达到后斯大林时代的最高潮。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谢世后，戈尔巴乔夫倡导“公开性”，一方面加快释放政治犯，另一方面在媒体上揭露劳改营在内的血泪历史。苏联解体，劳改营迎来了末日。

经济上得不偿失

劳改营的解散，主要原因是劳改营没有盈利，反成为国民经济的沉重负担。

萨哈罗夫评价劳改营经济体系：“这个体系是极端惨无人道和不能容忍的，而且是毫无效率的，它是那个时代粗放浪费式经济的一部分，它也没有考虑到野蛮消灭国家的人力资源所潜在的长远后果。”

苏维埃成立之初，列宁就下令用最繁重的、令人讨厌的强制劳动来惩戒人民之敌。对应措施是在监狱里建立作坊。1920年，苏共决定在劳改营里组建生产区，将作坊的规模扩大。于是，许多相应的企业被分给各劳改营，劳改营的生产编入各地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经济序列中。1922年3月，内务人民委员部强制劳动营中央管理局设立了中央经济处，负责领导分布在劳改营里的生产企业。但是，各个劳改营基本达不到收支相抵。

1925年11月，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皮达可夫向捷尔任斯基提交一份报告，建议将犯人移居到有经济潜力的地区。这些地区指北极圈附近的叶尼塞河口地区、萨哈林岛、吉尔吉斯草原、尼布楚地区。从此，劳改营向远东和极北地区扩散，生活环境变得更加恶劣。除了超大型工程外，在冻土上采矿和伐木是劳改犯们的主要工作。

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严酷的监督下，参与野外工作的犯人们往往只能坚持三四个月，然后带着浑身病痛成为无能力劳动者或死者。很多工作纯属折磨人，比如一个6人小组在零下50摄氏度的冬季花两个月时间挖掘的土方量，其实只需要春天土地解冻后用拖拉机工作一小时。广漠的北极圈地区本来就不适合居住，所以很多无厘头又挑战自然极限的项目往往半途而废。1931年到1933年完成的白海-波罗的海运河，是由劳改营完成的最大工程，也成为了苏联政府的一大政绩。

战争期间，劳改营一方面释放大批青壮年加入惩戒营，让他们冲到最前方去消耗德军弹药；另一方面，劳改营派人去军工企业参加生产，很多劳改营工厂自己也改生产军需，尤其是弹药和弹药箱。

劳改营的劳动效率非常低，劳动者缺乏专业技能和装备，偷懒盛行，劳改营经济体系对于所有的建设项目从来都是在没有方案和预算的情况下开工，国家按照实际耗费发放资金。鉴于整个国家经济效率低下，所以在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资后，劳改营的经济效益日益低落，连食物供给都成问题。即便国家实行物质刺激、劳动减刑等激励措施，除了收获一堆堆尸体外，毫无效果。当然，也有运气好的囚犯们，比如战后莫斯科重建和不少军事工业项目就是由他们一砖一木搭建起来的。

1954年对劳改营财务状况的新一轮全面调查显示，国家为劳改营提供了太多补贴，仅仅是看守费用之高就注定不可能盈利。同时，低效率的劳改营经济体出产的多是劣质产品，包括豆腐渣工程。因此，后斯大林时代的劳改营，就退出了国民经济序列。

输出到东欧等地

二战末期随着苏联红军西进和东进输出政治制度，劳改营制度也在东欧和东亚落地生根。

苏军反攻到德国本土时就着手建立劳改营，一共在东德领土上建立了11个特别劳改营，其中萨克森豪森和布痕瓦尔德劳改营就是留用了纳粹集中营。内务人民委员部将国内的做法搬到德国，以政治犯为主的24万名囚徒在这里住过，由于战后几年里饥荒盛行，超过1/3的囚犯死在劳改营里。

被关押的政治犯以阶级来划分，主要是法官、律师、企业家、商人、医生、记者等职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精英们。纳粹高级官员、高级军官和证据确凿的战犯们不在其中，他们早被押到莫斯科去接受审讯。

当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联合政府迅速被共产党政权取代后，劳改营也随之建立，同样用于关押旧社会的中上层人士。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也遍布劳改营。齐奥塞斯库效仿苏联的做法，将大量囚徒投入到巨大工程里，最著名的是多瑙河-黑海运河，因为有约20万人死于工程建设，故被称为“罗马尼亚资产阶级的坟墓”。

最倒霉的是波兰，苏联和德国联手入侵波兰后，众多波兰人就被关押在苏德两国的集中营里，他们现在被转移到自家劳改营。

多数东欧诸国的劳改营比苏联消失得早。东德的劳改营1950年被撤除，因为劳改营的存在是逼迫更多东德民众逃亡的一个原因。由于东德具有苏东阵营橱窗的意义，其劳改营也相对人道得多，在放人之前通过精心照顾使人恢复健康并发放新衣。斯大林死后，纳吉在同年废除了匈牙利的劳改营。保加利亚将劳改营维持到了上世纪7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在1949年后就收场。当然，不可能所有被劳教者都得到释放。

在亚洲，朝鲜迄今维持着数目众多的劳改营，脱北者们公布了大量相关信息。越南的劳改营相较朝鲜和缓很多，越共在1975年占领西贡之后，把南越的军官和官员都送往劳改营进行再教育。随后10年里，正在进行集体化的越南将资本家也赶入劳改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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