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容二元｜中国县镇乡发展的基本判断与路径选择初探

编者按｜

任何社会实践都涉及到展示——这是集体策展团队“BLOOM绽”在2015年“评论展——谢英俊及其团队实践1999-2013”前言中的主导议题。将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建筑展设置为评论展，并不止于策展形式上的创建，而是为了构成“对那些业已发生于社会现场，又被展示现场收缩为作品的再行动”：来自不同学科和实践领域的评论人将在与谢英俊及其团队实践的关联中，重新激发并再度表述自身的工作。在相关的活动中，主策展组之所以总是以“谢英俊及其团队实践”去指称作为个体的“建筑师”，不仅仅是因为协力造屋的特殊性，而更是为了通过策动将建造与展示这看似分立的两个阶段，转化为一系列相互质问的社会实践中的不同面向与现场，由此逐步形成某种高密度、低成本以及远期持续、近期关联的展示工作方法。

在“评论”的一般意义上，这次展示的主体不再是以往的某一领域的创作者、作品，或者对所谓作品过程的后台展示，而是开幕阶段被邀请到场的评论者的批评，以及闭幕阶段（特意缺席开幕的）建筑师本人返场对已有评论的回应。为此，BLOOM绽的主策展组现场考察了谢英俊及其团队在台湾的几乎所有的重点项目以及在内地的工地和工厂，采样分析了1999年至2013年期间公共与专业媒体中关于协力造屋的各类报道……本次推送的是参加评论展的“评论者”之一在展前针对谢英俊及其团队在大陆的实践，从规划及经济层面提供的关于中国城乡发展现况的背景论述。新型城镇化的国家战略对于县、镇、乡是一次新的发展机遇。通过更大数量和更基层的县城、镇等的发展，将城市资本与数量众多的县、镇、乡的土地、劳动力等资源集合起来，才能够进一步生产和扩大市场，维持社会稳定。结合城乡关系过程的政治经济分析和历史讨论，作者提出县镇乡兼容二元的发展路径。但县、镇、乡的发展不仅仅与市场有关，它们的发展也不仅仅是被整合入全球经济生产链的问题。它们的开放或内生性发展对于地方的文化发展、大地景观、生活方式与价值理念、环境状况等都将有巨大影响，这仍然需要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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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二元：中国县镇乡发展的基本判断与路径选择初探｜2015

本文10000字以内

1. 结合历史分析的基本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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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三十多年是中国经济、社会与环境史无前例快速变化的时期。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同时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经济全球化的复杂形势，十二五期间，新型城镇化作为一种国家发展政策，其主要目的是试图通过空间内部不均衡状态来生产新市场，生产内部的确定性来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这一政策和过程将对中国的城乡空间结构调整起到一定的作用。在其中，县、镇、乡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不是农村。

经济全球化是基本趋势。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全球和地区的产业加速空间转移、信息技术的发展等日趋将全球每一个可能的市场联系在一起。在这样的状况下，国家作为一种空间边界对于经济全球化起到调节作用。作为资本积累主体的企业是经济全球化的活动主体，但企业活动与资本流动受制于国家边界。在物质巨大丰富的丰盈时代，市场是经济全球化中不同利益主体争夺的对象。其中，民族国家为保证治理边界内的繁荣和稳定，在全球经济形势向好时会促进资本流动，反之会加强内外管制，促进内部要素的流动，通过扩大内部市场来处理或缓解市场短缺危机。市场份额背后有许多因素在起所用，但创新是其中的根本因素。市场竞争是促进劳动分工深化和创新的基本原因。在外部经济格局不明朗和不被看好的状况下，新型城镇化是基于市场短缺危机的城乡空间调整政策。新型城镇化的最主要目的是优化（城乡空间）资源的配置，加深劳动分工，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交易效率，提高中国空间的竞争力[1]。作为国家战略的新型城镇化将作用于城市还是农村？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尽管存在着不同的各种状况，但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两种不同生产方式的空间，即一种是作为资本生产与再生产主要空间的城市，一种仍是传统小农经济的农村。县、镇、乡就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在两种生产方式之间，由此也存在着混杂的景观和生活方式。因为处在二元之间，因为相对密集的人口和交易量，县镇乡是新型城镇化中空间调整、资源配置优化的重点而不是农村。另外一种现实是，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分布需要通过层级化的城乡空间结构来处理，特别需要通过县、镇、乡的“中间凸起”来应对产业和人口的聚集[2]。

农村是传统中国主要的经济空间，是小农经济与小农文化主要的空间载体。农村中数量众多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构成了传统中国经济的基本面。维持和最低限度满足农民的自给自足，基本家庭的生产与再生产是保证是小农国家政权稳定的基础。但即便是最低限度的自给自足仍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第一，各种交换，从简单的副业农产品、手工制品到信息交换是生存的必须。第二，地租、赋税、劳役等的提取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交换。交换意味着物品、人员、信息等的空间移动，从农村向集市、乡、镇、县等移动，或者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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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型城镇化不是全新的转变。作为国家政策的“新型城镇化”是对盘根错节、错综复杂和层出不穷的各种新、旧问题和潜在危机的必然和一揽子的回应。新型城镇化必须通过包括对“国际-国内”、“中央-地方”、“城市-乡村”“公-私”等空间间性的调整、通过对个人实践的控制回应资本积累的危机及其带来的公平、正义、环境困境、日常生活状态等一系列问题。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包括城乡规划与建筑设计在内的物质空间实践将生存在推进社会极化与抵抗社会极化的共同构成的尖锐矛盾之中，是各种矛盾冲突及其应对的结果。见杨宇振，新型城镇化中的空间生产：空间间性、个体实践与资本积累，建筑师，2013年第170期

[2] 费孝通曾经提出现代人口空间布局与产业的构想：“我初步的想法，是以沿海的上海、香港、京、津和内地的重庆等为重点发展500万到1000万人的大都会；以200万到500万人规模的大中城市为主体，带动辐射周边地区；以星罗棋布的几万个几千人到几万人上下的小城镇和几十万人上下的小城市为依托，承载下一步农业产业化进一步解放出来的富余劳动力和农村工业化的浪潮，形成中国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全国多层次、一盘棋的合理布局。”见费孝通，我看到的中国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浙江社会科学，1998年4期。

历史时期县、镇、乡就处于这两种形式交换的中心位置。中央政府通过行政空间的设置和管理，抽取农业剩余和维持社会稳定——数量庞大的县、镇、乡就是这一行政管理体系的重要构成。过去有观点讲传统中国“皇权不下乡”，谈乡村社会的相对独立和自治。这是现象的表述，乡村社会并无可防卫的政治空间。其中深层的原因是权力下乡，下到星罗棋布的农村的交易成本太高。县、镇、乡的设置是一种空间针灸的方式，通过针灸点的“文治武功”拨动更大空间范围的活动。

府、州是上一级的中心地，其作用和县、镇、乡并无本质上的不同，为抽取农业剩余和维持社会稳定而存在，是整个行政设置框架中的组成部分（尽管不同的府、州有管理上疲、繁、难等的不同差异）。但府、州，特别是府的设置，更多是向上的连接，与省、道（各历史时期不同的更高级别的行政设置）等关联，它是从行政机构到行政机构，是承收政令到执行和分发政令，是收集来自下级县乡等的信息到向上传递信息等——尽管这样的论述并不完整。相对地，县、镇、乡是深入地方事务的具体机构。从目前国内保存得最完整的清代《巴县档案》上看，巴县县衙处理地方事无巨细的事务。

也就是说，传统中国的县，包括镇、乡，处于府与农村之间。它们是传统行政管理架构的末端，权力最小数量最多却整体重要，是连接上层与下层的介质和关键；它们是汲取农业剩余和维持地方稳定的权力“毛细血管”。这也就决定了它们具有双重属性：来自中央赋予的权力属性和来自地方基层的特性。和府城相比，县、镇、乡多了一层惰性也是稳定性；但和农村相比，更高频度的交换却使得县、镇、乡多了一层灵活性。这也是为什么1908年清政府颁布的、清末新政主要内容之一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试图把府城、县城和镇、乡从原有的社会肌理和空间中划离出来[3]，作为改革的实验空间（杨宇振，2009）。地方自治的根本意图是试图打破原有的行政架构和地方的政治生态，改变“强干弱枝”，激发地方的经济与政治活力，改变羸弱的王朝状态。然而这一在同一体系中渐进式改革和实验并不成功。从1908年到1921年间颁布了包括《京师地方自治章程》（宣统元年）、《江苏暂行市乡制》（辛亥年）、《地方自治试行条例施行细则》（民国4年）等若干地方自治的条例，但无实质性的推进。一直到1921年任广州市长孙科在广东省长陈炯明的全力支持下，颁布了《广州市暂行条例》，才打开新的行政架构和格局，产生了中国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城市。

1908年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是现代中国城市化历史上的里程碑标志。它从政策上和观念上都试图把城市从原有的社会脉络中划离出来；它赋予特定的空间，也是相对于农村交换密度较大、交换速度较快的空间更多的权限。这看似无所惊奇的章程，亦没有受到后来人重视的章程，却是近现代中国城乡二元格局的开端。它改变了传统中国原有的城乡一治、牟复礼认为的“城乡连续统一体”，开启了两种不同属性的空间。

从1908以来的一百多年间，中国城乡关系发生巨大变化，但县、镇、乡一直处于农村与城市之间，具有前面提及的两种属性。县、镇、乡各自本身当然具有不同的空间范围和特性，但在这里把它们归结在一起，作为和城市与农村相区分的一组名词。在《小城镇大问题》中费孝通更详细阐述了这种居于中间的性质：

我早年在农村调查时就感觉到了有一种比农村社区高一层次的社会实体的存在，这种社会实体是以一批并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口为主体组成的社区。无论从地域、人口、经济、环境等因素看，它们都既具有与农村社区相异的特点，又都与周围的农村保持着不能缺少的联系。我们把这样的社会实体用一个普通的名字加以概括，称之为‘小城镇’。（费孝通，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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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条文的第二条规定“凡府厅州县治城厢地方为城，其余市镇村庄屯集等各地方，人口满五万以上者为镇，人口不满五万者为乡。”

1957年的江村

2. 传统农村困境与城市作为新生产方式空间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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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一百年中，中国社会在高度政治和经济的外界压力下，在追求“繁荣与秩序”的两端中产生巨变。清末开埠以来到1949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资本（西方资本、本土的官僚资本、民族资本等）在中国空间生产积累的过程。这一过程十分复杂，资本主体来源、生产资料、劳动力、生产技术、市场、生产机制以及地方差异等等组合成的一幅难以识辨的动态历史面貌。在这一过程中，传统中国社会的“城乡连续统一体”解体，分崩离析，城乡分裂为两种不同的社会体系，城市作为一种高效生产机器和新型消费空间快速浮现出来，农村正日趋暗淡下去。

传统中国农村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产生变化。牟复礼指出的传统中国“城乡连续统一体”更多的是从城乡景观同质性角度出发；我认为，传统城乡社会在物质生产上是同一种生产方式，即农业生产方式中不同要素在空间分布差异的表现。城与乡是绅士（官员与地主）和农民空间分布的差别与结果：城是士大夫（官员）与地方绅士的所在地，是物质消费、文化生产和消费的所在地；农村则主要是物质生产的所在地，提供剩余劳动的所在地，农民是文化承袭与言传的群体；城市的总体规模取决于能够从农村汲取多少剩余；个体城市的规模取决于其在行政等级空间中的位置（决定了能够从总剩余中获得多少分配），以及中央集权架构的强度。（图1）

在相当大程度上，传统农村社会是内生性的，是试图自给自足的，尽管如前述它无法完全自我封闭。但是物质上相对的自给自足的是可能的，只要农村中生产与消费保持平衡，这一空间就能够存在，保持持续的生产与再生产。这也是历史时期各个朝代努力试图保持的一种平衡：经营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作为抽取农业剩余的一种交换）、把对农村的抽取保持在一种限度之内、减少土地兼并，维护相对公平，使得农民能够维持生产与再生产。

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农村基层中，家庭的劳动生产主要由两部分构成：农业劳动（N）和非农业劳动（FN）。这两部分劳动成果必须用来支付来自国家的各种抽取或税费（S），余下的部分（L）才能用于家庭的生产与再生产。L_P 则是维持家庭最低限度所必须的生产资料。必须说明的是，这虽然是一个等式，却是动态变化的过程。在靠天吃饭的历史时期，农业劳动的收成是个变数，国家税费因为国防、国家工程、公共工程、文化与奢侈品消费以及地主日常消费等应时需求也是个变数。由于中国传统大家庭的亲缘、地缘等关系（乡村邻里互助互帮的传统），某种程度上讲，L_P 也具有一定的弹性。这个等式保持平衡的前提条件是L必须大于L_P ，也就是说，被国家政权等抽取过的农业剩余必须能够维持家庭最基本的生产和再生产。否则，如果出现长时期的L小于L_P ，农民反抗运动就难以避免。在这个过程中，被国家抽取的各种税费（S），是一个重要的变量。这笔庞大的国家财产，其量的大小、量的构成，以及其投向的消费类型等，对于基层的农业社会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一个商业受到高度控制的农业社会中，国家抽取的税费消费了相当一部分的非农业劳动（FN），这些部分日渐成为维持小农家庭生产与再生产的必须。

等式1：(N+FN)- S=L~ L_P

N: 农业劳动 

FN: 非农业劳动

S: 各种税费

L: 剩余

L_P: 维持生产与再生产最低限度的生产生活资料

图1｜传统中国城乡的政治经济架构｜作者自绘

在农业劳动中，存在着三种基本的人地关系：1，土地的产出大于（或者是可以大于）农业社会不断增长的生产与再生产所必须的生产资料；2，两者保持一种相对的平衡；3，由于可耕作土地面积的极限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极限，土地的产出低于农业社会不断增长的生产与再生产所必须的生产资料。第二阶段的人地间的平衡和两者的持续增长是农业社会统治者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这个三种人地关系的变化既贯穿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大历史，也可以用来描述王朝内部的兴衰。在这个过程中，农业人口、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产出的相互关系值得更进一步讨论。

只有农民源源不断的劳作，一种人地间的动态平衡，才能够保证社会稳定与统治阶级的消费。在这种情况下，城仅仅是保证抽取劳动剩余的必须。在这一过程中，农村中的绅士（地主）是连接国家政权与地方的中坚：在经济上减少交易（抽取剩余）的成本；在政治上稳定地方；在文化上，经由经济与政治上的显性表现，引领生活方式，形成一种文化的场域——农村中的绅士（地主）与农民组成了一种高度“自运行”和自我调适的地方空间。这也是为什么农村的景观，作为社会结构与日常生产生活的表征，有着地方性与丰富层次的特点。但是，这一组人群（社会中层）在近现代过程中被摧毁，进而瓦解了历史时期的稳定结构。

明清到近代，农村作为一种相对自给自足的空间开始出现裂缝。黄宗智称之为“内卷化”或者“过密化”发展：越来越有限的、以及被切割化的土地与日益增长的庞大人口之间的尖锐矛盾。在众多学者的实证研究和论述中，农村往往需要依靠手工业以及其他副业产品销售给城市（高级消费者所在的密集空间），农村需要城市的市场，才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但是，自然经济日益受到商品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开埠以来的农村越来越受到市场的高度挤压，一方面，农业税费等货币化、市场化使得“多收了三五斗”不见得能卖得好价钱；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一种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组合成的新生产方式开始出现；城市，作为这种新生产方式和现代产业的空间所在地，已经从原来作为农村的市场转型为除了自己不能生产的农产品以外的生产者，特别是日常生活用品的生产者，城市开始争夺农村原有的消费空间，以及把农村作为自己的市场。在一场没有悬念的残酷竞争中，地主等社会富裕阶层逐渐成为城市工业制品与洋货的消费者，原有农村手工业等受到前所未有的挤压和破坏，进而导致农村极度衰败和民不聊生：这是一个原有农村内生的物质生产空间和社会空间结构双重解体的过程。

让我们假定农业产出（因为有限的可耕地和农业自身的特殊性）已经趋近极限值的状况——这是明清以来中国的一个基本现实。这种状况将直接导致两种后果：后果1是，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农业人口的进一步增加，都将直接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降低——这就是黄宗智指出的“过密化”发展；或者，后果2，任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将导致多余劳动力的出现，由此出现可能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必须把人摁在土地上。后果2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来回答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费孝通在《江村经济》等中也曾经敏锐观察到，机械农业工具的使用导致了劳动力的剩余，进而出现“游手好闲”之人，扰乱了当地的社会秩序和风尚，最终的状况是高效率农业生产工具的废弃，一切恢复到一种低增长的平衡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农业劳动人口没有新的空间去向，没有提供非农劳动来消耗劳动力（而非农劳动与市场规模相关），这一农业空间就只能维持在较低水平的生产与再生产的状态。对于农业空间而言，一个众所周知的理想结果是，减少农业劳动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大幅提高劳动效率）。然而这一美好愿望的前提是，必须产生新的空间收纳和转变多余的巨量农业劳动力，否则就是一个空想。

1957年开弦弓村村民养二眠蚕

等式2是等式1在新历史时期的变化。这个变化最主要的因素是一切生产、生活要素受到了市场的影响，物质资料货币化的影响。或者说，从王朝被强迫打开壁垒之后，马克思指出的资本运行规律开始在中国空间扎根和作用。这对于基层的农村社会无疑是雪上加霜：生产生活资料的市场化、货币化加重了剥削，而国家抽取的税费巨大程度上转向对城市的扶持——一个追求经济效益，希冀繁荣富国的过程。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全球高度的经济压力下，国家转向对更高效的新生产方式的支持。中国传统城市作为中央集权代理人的政治与物质结构可以便利地为资本积累所借用：物质层面上，城市是便捷的交通节点、拥有资本所渴求的高密度消费空间；社会结构上，城市的地方官具有强大的行政能力，这个能力在国家追求经济效益的目标下可以转换为对地方的开发能力；以及观念层面，城市往往是得风气之先，减少了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带来的阻力。总而言之，城市和农村对比，能够提供更高效的交易效率。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市场的外部关联性逐渐成为城市发展的支配性力量。在这一过程中，地主阶层一方面承受着农业社会败落带来的自身危机，另一方面作为农村基层社会非农劳动的主要购买者转为城市工业用品的购买者，加速了农村经济的解体。在农业产品市场价格（N_M）在相对低的状况下，非农劳动的收入巨大地影响着农民（作为群体）的收入。

等式2：(N_M+FN_M)-S_NM=L_NM~L_PNM

N_M: 市场价格化的农业劳动 

FN_M: 市场价格化的非农业劳动

S_NM: 市场价格化的各种税费

L_NM: 市场价格化的剩余

L_PNM: 市场化后维持生产与再生产最低限度的生产生活资料

在等式2中，虽然似乎看起来等式的构成和1没有区别，事实上已经是完全的另外一种状态：市场的作用对于等式的平衡、各要素货币化的交换价值有着复杂影响。而所谓的“市场”又是一个日趋互联的动态经济网络中的一个节点，高度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影响甚至是左右等式的平衡。

市场化的过程中，基于城市的新兴现代产业的劳动产出经过国家抽取，剩余部分用于城市的生产与再生产，基本道理和等式1，2似乎没有大不同。但是这种新的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完全不同于传统农业社会的小农生产方式。传统农业社会的空间是寻求自足自衡的，自产自销的，是一种内在的生成。现代城市，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是试图高度优化各种生产与消费资料空间配置的结果（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目的是加快生产与消费的速度，缩短资本积累的周期。和古代城市不同，不是农业积累决定了城市规模的大小，而是产业规模的大小决定了现代城市的规模[4]；产业规模与资本存量、资本的积累能力（生产与再生产的能力、寻求市场的能力等）相关。也就是说，资本生产与再生产“地方化”、“本土化”综合成本最低（对于发展中国家，除了劳动力、包括空间在内的生产资料等生产要素的低廉，很重要的还要有能够保证资本在地方持续生产积累、最大程度压制反抗的状况），潜在市场最大的城市，最受资本欢迎，因此而有最大的增长空间（也可能意味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在这过程中，决定交换的通路及其变化（高速公路、铁路、航线、互联网等）权重日增。正如曼纽尔·卡斯特尔指出的，网络社会的崛起是一种双刃剑：加快流动性（意味着财富可能的增加）同时，也高度增加了各种风险。但如果不能成为网络中的一员，在一个高度两极化的信息社会中，将堕落为贫困的另一极，成为没有希望的空间。（曼纽尔·卡斯特尔，2003）

图表1进一步解释了传统城乡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受到篇幅限制，这里不对图表1展开解释。要强调几点。第一，传统中国高度强调人地间的平衡。但所谓人地间平衡是笼统的表述，基本的是整体社会内部生产与消费的相对平衡。这一平衡并不容易把握。人口的变化、土地的多寡与丰瘠、各地区的差异、军事状况的影响、社会阶层的变化、信息的不准确和传递变型等，也包括治理机构内部的贪腐，都对于治理结构产生影响。对于平衡的高度渴求导致了历史时期治理结构的变化，这一变化的过程就是一部政治经济史。第二，历史过程中，也有着众多论著讨论这一调整平衡的社会治理过程。但在许多研究中，往往缺失了空间的分析。所有的生产剩余的提取、国家和地方政令与观念的传递等都必须经过一套设置的行政架构来抵达生产的基层、抵达农村。而城、县、镇、乡就是这一整套行政架构设置最主要的构成和空间载体[5]。缺乏了空间的分析，就难以准确分析追求平衡过程的空间变化。第三，城市首先作为一种新生产方式的空间载体，打破了原有的平衡。新生产方式如何、以及何时在中国空间中产生历来是一个激烈讨论、争论的议题；是内生性的还是外来的冲击是争论的中心。这里不做相关论述的回顾。但如傅衣凌的讨论，十六、十七世纪农业劳动剩余的空间转移，曾经产生过较为繁荣的商品经济。但历史过程中流动性对于社会稳定的威胁，及其带来的不确定性是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威胁。流动性要生产出、创造出另一种空间，这是对一种努力保持整体化空间治理政策的威胁。第四，近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是一种支配性的力量，历史过程中改变着民族国家空间内部的各种要素（如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等）的架构，原有对于封闭空间内生性结构的分析需要结合更动态的方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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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中当然需要更进一步讨论资本、权力与空间三者间的关系。

[5]尽管威廉·施坚雅讨论了行政空间和经济空间的不完全一致性，但这是另外的一个问题。见威廉·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城市。

图表1｜传统城乡生产与消费关系简图：一种空间的视野｜作者自绘

3. 兼容二元：县镇乡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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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分析中把城市和农村作为两种不同生产方式的空间是一种高度简化了的结构模型，往往也是广为普遍使用的方式，但事实并不完全如此。

图表1中的“家庭手工业”是分析这一问题的开始。农业受土地自身的限制，进而限制了劳动力的数量，由此前面也谈到，将导致农业的细密化和刘易斯指出的边际劳动率趋零甚至为负数。家庭手工业则不存在这一情况，它只受到市场的影响。家庭手工业和其他副业是传统农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市场的萎缩即是农村的萎缩。市场的扩大就有可能由家庭手工业转变为工场手工业。而西方国家的经验是，工场手工业是转变为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前期。改革开放后农村剩余劳动力与集体土地、资产的结合自发产生了乡镇企业即是十分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例。

如前所述，县镇乡具有来自中央赋予的权力属性和来自地方基层的两重特性。而新型城镇化的最主要目的是优化（城乡空间）资源的配置，加深劳动分工，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交易效率，提高中国空间的竞争力。加深城乡间的劳动分工，意味着第一梯队的城市，包括东部地区的超大型中心城市，必须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竞争，通过金融、高科技等高附加值的产业，来生产国家的经济竞争力。但是，高端产业基本是资本、知识和技术密集的产业，而不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这又与城市需要容纳数量巨大的人口是一种悖论。这种悖论已经在欧美发达国家和城市显现出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迁出意味着失去了大量的工作岗位，就业率严重的下降。这是产业升级与城市人口构成之间的一个悖论和困境。

对于地方而言，在空间治理边界内，一种理想的空间模型，是产业的就近转移，向周边的转移，通过生产一种混杂的经济模式，防止产业流失或者外溢；进而通过中低端产业在空间内部的扩散，取得产业升级与就业人口规模的平衡、生产繁荣与维持社会秩序的平衡。[6]这是一种静态的模型结构。现实的情况是，产业结构的空间转移往往会溢出地方治理的空间边界，流向最优资源配置的城市和地区。这立即就带来数量巨大的一般劳动力就业率的下降和地方社会稳定的问题。尽管这不是什么新的问题。如前所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已经和正在经历着这一艰难的问题；而在费孝通的众多论述中，在一个充分劳动的农村中任何技术的提升都导致剩余劳动力的出现，在村中游手好闲，扰乱秩序。

该模型也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一种模型，试图把次级城市和地区整合在生产链中，加深劳动分工，提高空间竞争力。或者，更加形象地说，也可以用类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的结构模型来表达（但应意识到“中心地理论”仍然是一种静态模型）。通过在一定治理空间边界内的劳动分工和协作、通过产业的集中和扩散，通过加深分工和扩大市场规模和种类的细分，来提升空间的竞争力。在这一模型中，中小城市、县镇乡是次级产业的转移空间，而不是广大农村。就如“皇权不下乡”背后是因为权力下到农村的交易成本太高类似，产业与资本深入农村的交易成本一样巨大（至少在目前的这一阶段）。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显示，到2012年为止，中国有地级区划个数333个（包括地级市个数286个）；而县级区划数有2853个（包括县个数1442）；乡镇级区划数40497个（其中包括镇数20117个、乡数1281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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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核心区人口数量的减少、外围人口数量的快速增加和次级产业的外迁，过去二三十年间上海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一定程度上体现这一空间模型的实践。

图2｜一种悖论：产业类型变化与城市人口规模构成｜作者自绘

从县、镇、乡自身的角度出发，整合入上一个层级的生产链是必须的路径，却并非是完全的路径。关于这一问题，简·雅各布在《城市与国家财富》中有详细讨论。她举例原为“南美瑞士”的乌拉圭如何陷入经济全球化的产业链陷阱，败落为贫困的国家。她提出一种“以我为主”的开放性策略，通过“进口替代”的方法整合入全球经济，获得转移的技术和地方技术的升级；另一方面，通过加强与腹地的经济关联，生产市场与经济的空间边界（Jacobs Jane，1985）。开放是一种必然，也是一种危机，然而不开放则意味着死亡。“进口替代”是一种中间策略，通过主动整合入生产链获得发展的机会（但同时也接入了经济全球化高度的不确定性风险），通过与广大腹地的关联生产市场和获得可能的稳定性。费孝通也有类似的讨论，在这里我愿意不厌其烦地引用他在《我看到的中国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中的论述：

至于对今后乡镇企业将怎样发展，以我最近在各地观察的结果，概括地说，我认为大体上倾向于采取上下两手并举的办法。一手是引进高科技，集中力量扩大规模和提高质量，向发展跨地区甚至跨国家，大集团的、农民自办的、体制多元的新型乡镇企业发展，它应当以面向国际市场，开拓现代化的新产品为方向。……还有一手是发展以农户为单位的，家庭工业为基础，加上为它服务的、广泛高效的、提供信息和销售的中介体，即现在正在广大农村中广泛出现的“公司＋农户”新的企业结构，也就是分散生产，集中服务的双层结构。……在当前这个经济急速发展的时期，需要变动快、灵活易变，甚至停停开开、能聚能散、适应力强的这种带着游击战和运动战性质的作战形式的基层乡镇企业。这个基层队伍可以保证农民的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再加上一层为它服务的、供销流通的中介机构，就可以便于在国内外广大市场上抵得住惊风险浪，并保住国民经济的阵脚。这可说是当前农民正在创造中的一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乡镇企业基层结构。我对此抱有深厚的希望。（费孝通，1998）

新型城镇化进程必将伴随着大量产业的空间转移，从发达地区到不发达地区、从城市到县城等。结合自身的发展状况，积极主动迎接产业的空间转移是县、镇、乡发展的必然路径。然而，县、镇、乡具有前述的与城市不同的二元性。从这一点上来说，作为相对高端产业空间的城市、紧密链接入经济全球化的城市，在生产高附加值的利润同时具有高度的经济风险；它们将无可避免地受到全球经济状况变化的直接影响和危机来袭时的冲击；另外，这些位于第一层级的城市还面临着前述的“产业类型变化与城市人口规模构成”的困境。同时，其中、低端产业还接受来自县、镇等的挑战和可能流失的状况。因此，对于城市而言，县、镇、乡的二元性就是它们巨大的优势。县、镇、乡应兼容二元，利用与城市的信息、产业、基础设施等的关联性积极进入全球化经济；利用历史时期形成的与农村的劳动力、土地、市场等关联和优势生产新的市场。县、镇、乡同时也是容纳巨量人口的必须，这是中国客观现实的必须。

简言之，新型城镇化的国家战略对于县、镇、乡是一次新的发展机遇。对于国家而言，也只有通过“中间凸起”、通过次一级的城市、县城、镇等的发展，将城市资本与县、镇、乡的土地、劳动力等资源集合起来，才能够进一步生产和扩大市场，维持社会稳定。然而，县、镇、乡的发展不仅仅关于市场的问题，它们的发展也不仅仅是被整合入全球经济生产链的问题。它们的开放或内生性发展对于多元文化与文化的差异性、大地景观、生活方式与价值理念、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等都将有巨大影响，这仍然需要进一步讨论。

主要参考文献｜

费孝通，我看到的中国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浙江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费孝通，小城镇大问题，http://www.guancha.cn/JiuWenCunZhao/2013_03_27_134770.shtml

吴承明，经济史理论与实证，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傅衣凌，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中华书局，2007

黄宗智，中国小农经济的过去和现在，载于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6辑），福建人民出版社，267-287

林刚，良性互动与恶性循环——关于中国城乡关系历史变动的一点思考，载于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5辑），福建人民出版社，24-56

JacobsJane. Cities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principles of economic life. New York:Vintage Books, 1985

曼纽尔·卡斯特，夏铸九等译，网络社会的崛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杨宇振，权力、资本与空间：中国城市化1908-2008，城市规划学刊，2009年第1期

杨宇振，新型城镇化中的空间生产：空间间性、个体实践与资本积累，建筑师，2013年第170期

原刊载于《国际城市规划》2015年01期，

经作者授权发布于评论展前。

文｜杨宇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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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昏中浮现的社会建筑师
512之于大陆的建筑师群体的意义，或许与921之于谢英俊及其团队有着相似之处。但是，不止于两者间社会脉络的差异，不止于灾后重建的乡村，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落于这两个日期之下的所谓灾难？又应当如何在比此前更为诡异的处境中，从濒临灭绝中站起？以下是由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夏铸九教授写于2003年的批评，历史地分析了谢英俊及其团队抵抗的建筑话语脉络以及对台湾社会的意义。这一回应并不止于对七十年代建筑话语范式转变之后具体到社区设计参与的重申以及给出异地移植这一明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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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大概没有多少人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来发动（或者仅仅是期待）一场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必须承认，我们无法直接援引马克思或列宁的理论来面对今天的世界。然而，马克思和列宁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分析，为我们面对今天的全球化资本主义提供了宝贵的思想遗产。谨以此文纪念意大利著名社会学家、政治经济学家、世界体系论的杰出代表乔万尼·阿里基诞辰80周年。本文节选自未出版著作《最好的马克思》第十四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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