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还感性｜中

编者按｜

近年来，当瓦尔堡的思想以显学之势再度进入人们的视野时，也被轻巧地引向了另一极：跳过批判性思考，沉湎于文学化的修辞——当代艺术圈对瓦尔堡“记忆女神”计划的追捧可谓一例典型。如果回溯这股潮流的源头——在法国学者乔治·迪迪-于贝尔曼的写作中，他对瓦尔堡的关注其实还基于艺术史在法国人文学科的境遇，尤其是只将学院艺术史作为历史学阐释工具，而没有对一般历史性提出难题，并让历史学向着其可理解性模型保持开放。作者在这部分认为那些致力于以最有效的方式揭去对人民的压制的遮蔽、对人民的压抑的遮蔽的人才是最好的历史学家。比如德塞都在大多数“日常的人”那里发现了其某些特定“生活艺术”当中所固有的社会抵抗行为。而福柯提出的异托邦是“被压迫者的传统”在其中被认识、被搜集、被组织并走向前台的地方，“让某种异议在我们所生活的神话与现实的空间里开始起作用”。由此，应当在以下三种立场的共同作用下，给人民以庄严的历史再现。首先，历史不仅要以人类的一系列行为加以表述，而且也要以人们所体验的激情与情感的整个星丛来表达；其次，让历史向情动的身体、情感的身体的全部人类学开放；最终，历史学家应当投身于方式、风格、叙述和诗学上的偶然，让这种偶然支配着他的知识生产的内容与风格。而朗西埃在《无产者之夜》中，他完全投身于历史内在性之中，不错过那种增补作用的事实性。由此，用以思考政治与审美之间关系的“感性的分配”，就是要让辩证功能在“感觉领域”里重新工作起来。也就是在所有政治声明中辨认出辩证关系与感觉关系的同一种相遇。当一次感性事件触及共同体而直抵其历史的时刻就出现了声明。随即就会具体地展现出种种情感的和效果的事物。与阿兰•巴迪欧诉诸一种历史感之所在相反的是，在凡是存在“情念形式”的死后之生与效果的地方，都能够看到那最古老的事物：涌动的哀恸，哀恸之不足则转变为诅咒，诅咒之不足复又转变为行动。本文最初发表《世界3：开放的图像学》（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7年）。院外将分三期推送译者修订版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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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乔治·迪迪-于贝尔曼    译｜赵文    责编｜XQ

归还感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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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去遮蔽，使异托邦重新可见

最好的历史学家是致力于以最有效的方式揭去遮蔽——揭去对人民的压制的遮蔽、对人民的压抑（Unterdrückung）的遮蔽的人。当然，我无意于列举从米什莱和布克哈特的著述到当代的历史学学科中的杰作。但我想简要地回顾三种书写，它们不仅让遮蔽显露，而且也揭去了那些遮蔽——这在我看来是具有示范性的。首先是米歇尔•德塞都的著作：在开始探讨孤独——神秘的孤独——的历史过程中，米歇尔•德塞都触及了历史当中常见的“缺席”，从而在大多数“日常的人”那里发现了其某些特定“生活艺术”当中所固有的社会抵抗行为。【注1】

米歇尔•福柯，他的研究出发点正如我们所熟知的那样，是种种异常及其治疗制度的历史：精神病和精神病院、身体和诊所、刑罚与监狱，最后还有性或文学（比如在有关雷蒙•鲁塞尔的著作里）的历史。【注3】可是他沿着档案研究（也即文献学研究）同时也是“构成性原理”和批判性原理的研究（也即哲学的研究）的路子走下来最终立足于对一些场所的辨认之上，这些场所是“被压迫者的传统”可以在其中被认识、被搜集、被组织并走向前台的地方。福柯把这些场所称为异托邦（hétérotopies）。而这并不是说，这些地方能作为对被绝对担保了的某种自由的功能展示区而存在：

我不认为有功能上——就其性质而言——绝对自由的东西存在：自由是一种实践。事实上，能够存在的是某些规划，它们之被设计出来，目的在于缓和某些约束、让某些约束变得更为灵活，甚至是打破这些约束，但不论怎样，就其本质而言，所有这些规划都不会保证人们自动地获得自由，人的自由从来不是向来承诺自由的制度和法律所提供的。[……]如果说存在着在自由真的在其中得到行使的场所——实际上这【注3】就是个例子——的话，我们也会发现，这并不是由于对象的性质，而是多亏了——同样的理由——对自由的实践。这并不是说我们在活该让人民住在贫民窟里的同时，还想着让他们必须在那里行使他们的权利。[……]就定义而言，不存在生成自由的机制。[……]只存在着诸多相互作用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永恒的转换。【注4】

异托邦是对蕴含着这些可能的转换的空间的界定，在这个空间中，遮蔽破碎、在很大程度上发生移置，并使自由的灼热气流得以通过。福柯在别处曾补充说，乌托邦发挥功能，其方式堪称完美，但毕竟不现实，而异托邦的作用方式则是现实的，即便它必然要因这种运作方式的不稳定、不断得到修补、不完美，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而付出代价。福柯说，异托邦“让某种异议在我们所生活的神话与现实的空间里开始起作用”。【注5】它们“有一种力量，能在一个或甚至几个现实的空间里把本身相互不相容的几个场址”或多种异质时间性并置起来【注6】（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福柯的眼中，档案、博物馆或图书馆都是由制度外层所包裹起来的异托邦）。它们在这个意义上呈现为可供我们自由使用的“想象的巨大储藏库”【注7】  。同样正是在自由的这种锻炼之中，阿尔莱特•法尔吉将以审慎和顽强提纯出书中之书。对她而言，档案几乎总能给出意想不到的——也是不会很快耗竭的——机会，使她能把档案学家们无疑确信无法揭开的遮蔽揭去。【注8】她获得了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也是一种方法论原则，甚至阿比•瓦尔堡在对他的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档案“ricordanze”【注9】进行不知疲倦的研究时就曾描述过这种方法论原则：“逝者的声音回响于几百份被译解的文件之中，也回响在尚未得到译解的更多的几千份档案中；历史学家的虔诚能够使无法为人所闻知的声音再次发出声音（historische Pietät vermag der unhörbaren Stimmen wieder Klangfarbezu verleihen），如果这种虔诚从不放弃对言与图之间的自然纽带（die natürlicheZusammengehörigkeit von Wort und Bild）加以重建的努力的话” 。【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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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米歇尔•德塞都与弗朗索瓦•福斯唐：《孤独：交往的被遗忘的真相》（M. de Certeau, La Solitude, une vérité oubliée de la communication (avec F. Roustang et al.), Paris, Desclée de Brouwer, 1967）、米歇尔•德塞都：《历史中的缺席》（L’Absent de l’histoire, Tours, Mame, 1973）、《日常生活的发明》（L’Invention du quotidien, Paris, Union Générale d’Éditions, 1980 (nouvelle éd., Paris, Gallimard, 1990-1994)）。

注2：米歇尔•福柯：《疯狂与非理性：古典时代的疯狂史》（M. Foucault, Folie et déraison. 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 Paris, Plon, 1961 (rééd. Paris, Gallimard, 1972)）、《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注视的考古学》（Naissance de la clinique. Une archéologie du regard médical, Paris, PUF, 1963）、《雷蒙•鲁塞尔》（Raymond Roussel, Paris, Gallimard, 1963）、《监禁与惩罚：监狱的诞生》（Surveiller et punir : naissance de la prison, Paris, Gallimard, 1975）、《性经验史》（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Paris, Gallimard, 1976-1984）。

注3：指柯布西耶的建筑实践。——译者注

注4：米歇尔•福柯：“空间、知识与权力”（1982），载达尼埃尔•德菲尔编：《言与文：1954-1988》第四卷（« Espace, savoir et pouvoir » (1982), Dits et écrits 1954-1988, IV. 1980-1988, éd. D. Defert, F. Ewald et J. Lagrange, Paris, Gallimard, 1994）第275-277页。

注5：米歇尔•福柯：“别的空间”（ « Des espaces autres » (1984)），同注6：上书，第756页。

注7：同上书，第758-759页。

注8：同上书，第762页。

注9：阿尔莱特•法尔吉：《档案之趣》（Arlette Farge, , Le Goût de l’archive,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89）。

注10：意大利语“搜集品”。——译者注

如果从这样一种方法论洞见出发的话，人民的历史也就可以开始或重新开始展现了。阿尔莱特•法尔吉在开始对发生在18世纪的巴黎的食物盗窃进行研究时【注11】就重新采取了卡尔•马克思的姿态，即马克思在1842年为盗采林木进行法律辩护时的那种姿态【注12】；她使自己大部分著作都致力于研究巴黎街头的人民，同时也致力于研究那些异质的维度（一方面是“舆论”，另一方面是“自我的书写”或“有关自我的书写” 【注13】），从而延续了本雅明有关“被压迫者的传统”的诫命；而当她探究受苦人、边缘人和被压迫者的“脆弱不安的生命”时【注14】，她也是在追随并延续米歇尔•福柯的工作。在这样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她揭开了话语相当普遍地加之于社会生活的遮蔽——或者说悬垂物，她使对人民的再现之中浮现了他们的症状及其情感，在她的著作《倾诉与煎熬》里她对那些症状和情感的描述是那样的精彩，而且在该书的前言中她甚至敢下这样的赌注：

这里转录的是18世纪里无名而弱小的身体里发出的声息，那是些思考的、战栗的、兴奋的、不安的和变得狂暴的身体。这些最贫苦的身体里（和其他的人们身体里一样）存在着的是愿望和梦想，冀求多种脱困的方案，渴望为他们的成功创造出或划定某种姿态的发明，希望找到使他们得以命名的词语——总之是适合他们自己的愿望和梦想。无名者喑哑无声的身体和肉体力量，因对未来的希望并由于还能容易地忆起过去之所是而激动不安，在遭遇权力之时，对它做出回应，与它对话，为的是使自己与它相整合或改变它。[……]

于是某些东西颤动了。这些身体忙乱起来并规划自己的命运。男人们和女人们，这些肉体的存在，“以情感方式处于此世”。 为了摆脱天气的寒冷、饥饿和疲劳，而且也是为了摆脱永远的不公、仇恨和暴力，他们不断地与他们自己的身体作斗争，但不可避免地与身体同生共处。被历史所作用，也作用于历史，他们都是平凡的人。[……] 本书绝不是要仅从他们身体原生的需要和欲望——换个说法即不可教化的需要和欲望——方面去对最底层的人进行界定（就像人们过去常常做的那样）。相反，本书尝试对这种“生命存在的物质性”（这是身体的通常定义）进行历史和政治的理解，并使这种理解为身体确证它的无限的高贵性，确证身体具有通过历史并超越于历史的充满激情和理性的活动能力——因为它不仅是感性、情感和感知的场所，而且也介入着感情、情感和感知。身体具有延展性。世界对它有多大，它就能涵盖多大的世界。它让人哭也让人笑，塑成姿态也创造爱，既需要血也需要愤怒作为代价，同时还有辛劳。身体，它的历史与历史本身从来都是同一的。【注15】

首先，她谈论身体——独异的身体，众多一个一个的身体，而非“身体”一般，她说身体“被历史所作用并作用于历史”，这意味着应该采取由雅克布•布克哈特所开创、由尼采所捍卫并由瓦尔堡——以及马克•布洛和许多伟大的民族志学家和社会学家——所修正的那种历史立场：这种立场认为，历史不仅是通过人类的一系列行为而得到表述的，而且也通过人们所体验的激情与情感的整个星丛来表达。其次，她说身体“以情感方式处于此世”，这意味着应该采取充满感觉现象学色彩的哲学立场，我们能在埃尔文•斯特劳斯、让-保罗•萨特和莫里斯•梅洛-庞蒂那里看到这种哲学的典范形态：这一哲学立场使历史向情动的身体（corps affectés）、情感的身体的全部人类学开放。【注16】最后，她说“于是某些东西颤动了”，这意味着应该采取一种自由立场，因为要写好历史，就要以初次书写的方式去进行：这种立场要求历史学家投身于方式、风格、叙述和诗学上的偶然，让这种偶然支配着他的知识生产的内容与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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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1：阿比•瓦尔堡：“肖像艺术与佛罗伦萨市民阶级，多米尼克•基尔兰达约在圣特立尼塔，劳伦特•德•梅迪奇及其随从的肖像”（1902），载《论佛罗伦萨画派》（A. Warburg, « L’art du portrait et la bourgeoisie florentine. Domenico Ghirlandaio à Santa Trinita. Les portraits de Laurent de Médicis et de son entourage » (1902), trad. S. Muller, Essais florentins, Paris, Klincksieck, 1990），第106页。

注12：阿尔莱特•法尔吉：《18世纪巴黎的食物盗窃：违法与犯罪》（Le Vol d’aliments à Paris au XVIIIe siècle : délinquance et criminalité, Paris, Plon, 1974）

注13：参看卡尔•马克思于1842年10月至11月3日的《莱茵报》上发表的《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译者注

注14：阿尔莱特•法尔吉：《言说与痛苦的言说：18世纪的舆论》（Dire et mal dire : l’opinion publiqu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92）、《手铐与文凭：18世纪有关自我的书写》（Le Bracelet et le parchemin : l’écrit sur soi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Bayard, 2003），论文“瓦尔特•本雅明与历史学家习惯的失灵”，载《社会人类学手册》2008年第4期（“瓦尔特•本雅明：失败者的传统”专辑）（« Walter Benjamin et le dérangement des habitudes historiennes », Cahiers d’anthropologie sociale, n° 4, 2008 (« Walter Benjamin : la tradition des vaincus »)）第27-32页。

注15：阿尔莱特•法尔吉：《18世纪的巴黎街头生活》（Vivre dans la rue à Paris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Gallimard-Julliard, 1979 (rééd. Paris, Gallimard, 1992)）、她与米歇尔•福柯合作的《家庭的失序：18世纪巴士底狱封存档案》（Le Désordre des familles : lettres de cachet des archives de la Bastill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Gallimard-Julliard, 1982 (avec M. Foucault)）、《18世纪巴黎的脆弱不安的生命、暴力、权力和团结》（La Vie fragile. Violence, pouvoirs et solidarités à Paris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Hachette, 1986 (rééd.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92)）。

注16：阿尔莱特•法尔吉：《倾诉与煎熬：身体书写，18世纪人民的历史》（Effusion et tourment, le récit des corps. Histoire du peupl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Odile Jacob, 2007）第9-10页。可参看法尔吉近期出版的《18世纪的民意史》（Essai pour une histoire des voix au dix-huitième siècle, Paris, Bayard, 2009）。该著中这方面的问题的扩展可见莫里斯•弗洛伦斯《声名狼藉者的档案》（Maurice Florence, Archives de l’infamie, Paris, Les Prairies ordinaires, 2009）。

这三种立场共同作用，从而有可能给人民以庄严的历史再现。我们可以——比如说吧——在雅克•朗西埃的工作中，显然，在他与阿兰•弗雷合作编辑的《劳动者的言说》汇编以及他本人的规模巨大的档案性著作《无产者之夜》中，看到这三种立场的作用。【注17】在其工作的过程中，历史立场引导他去研究有关人民的文献——几乎不再求助于哲学共同体，尽管朗西埃本人最初是属于那一共同体的。这种方法上的偶然是因自由立场使然，其典型的表现就是专注于物质细节，注重于档案及其共时结构性互文关系：朗西埃在这么做的时候，求助于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从居斯塔夫•福楼拜（他正是卡尔•马克思的同时代人）的“微观逻辑”直至埃米尔•左拉《调查笔记》里借取资源，或是从米什莱的文本直至莱纳•玛利亚•里尔克的巴黎叙事中借取资源。【注18】朗西埃完全投身于历史内在性之中，他不会错过那种增补作用的事实性，瓦尔特•本雅明或乔治•巴塔耶就曾使这种增补作用的事实性——普鲁斯特的回忆、超现实主义的相遇以及弗洛伊德所开启的元心理学——在他们的工作中发挥过作用；朗西埃同样在每个历史文献中察觉到了《拱廊街计划》提到的“释梦”【注19】这一历史学家的任务的症状式迫切性。

雅克•朗西埃揭开随波逐流的历史学家们所造出的如此沉重的“遮蔽”，他所依循的哲学立场既来自对卡尔•马克思的阅读——无疑他的确细读过马克思，但更是来自一种未曾言明的途径——这或许是受到了其他重要的政治哲学家的影响，比如说克劳德•勒福【注20】的影响——，经由这一途径，通过莫里斯•梅洛-庞蒂所做的工作，他才能清晰地呈现出先于一切哲学史而存在的那种辩证法与人们可以在其中发现身体现象学的感性之间的种种明确关联。从“感性的分配”【注21】角度——正如雅克•朗西埃所做的那样——去思考政治与审美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不就是要让那些辩证功能在“感觉领域”——如此之多的美学家对这个领域里的冲突、否定性简直一无所知——里重新工作起来吗？相应地，这不就是要在所有政治声明（manifestation politique）——我们对这个词的理解可以更具体，但只要你愿意也可以对之做最哲学的理解——中辨认出辩证关系与感觉关系的同一种相遇吗？——就如朗西埃在精彩论述政治的（la politique）和管制（la police）之间的区分时的文字中所指出的那样：

“往前走！这里没什么好看的！” 管制说这话的意思就是在这条街上没有什么好看的，因而也就没什么好做的，你只能向前走。它所强调的是，这个可供流动的空间也仅仅就是一个流动的空间。政治恰恰与之相反，要将“向前走”、流动的这个空间改造成主体——人民、工人、公民——显现的空间。政治在于重标空间，也就是说，在于重标空间中可做、可见和可命名的事物。对可感事物、对使共同体一切nomoi（法）得以建立的nemeïn（管理）提出争议，此即政治。[……] 政治的本质乃是dissensus（歧见）。歧见并非利益或意见之间的冲突。它是对可感事物本身内部存在的裂隙的声明（manifestation）。政治的声明使没有理由被看见的东西变得可见；它将一个世界放置到另一个世界当中——比方说，把工厂在那里乃是一公共空间的世界，放置到工厂在其中被视为私人空间的世界——工人们谈话、就共同体进行言说的世界——之中，放置到工人们的声音只有表达痛苦的呐喊的世界之中。【注22】

声明，是的：当公民宣告自己受压迫并敢于宣告自己的无力状态、痛苦和相伴随的情感的时候，就出现了声明。当一次感性事件（un événement sensible）触及共同体而直抵其历史——也就是说直抵其生成的辩证法——的时刻就出现了声明。随即就会具体地展现出种种情感的和效果的事物。在阿兰•巴迪欧诉诸一种历史感——这种共时性展现将在这种历史感当中“饱和、完成”，并让位于“哲学辩证法的一种非表现性观念”  【注23】——的地方，我们则相反，在凡是存在“情念形式”的死后之生与效果的地方，都能够看到那最古老的事物：涌动的哀恸，哀恸之不足则转变为诅咒，诅咒之不足复又转变为行动。巴迪欧之所以还使用“实在和逻辑”，其目的只是为了更好地宣告它们的无效，尽管它们应该就是想象或情感的秩序，巴迪欧的方式完全是柏拉图式的——所以巴迪欧说，没有感觉的实在性就没有真理的政治。【注24】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刻（2012年7月），爱森斯坦通过《战舰波将金号》的银幕使之变成图像的所有事物都在新的共时呈现中找到了紧急状态的新价值——这个新的公时呈现是巴沙尔·阿萨德的叙利亚政权治下牺牲者葬礼上涌动的哀恸、直面军警发出的呐喊和针对抗议而必然成为某个未来——这个未来是什么，现在尚属未定之天——的担保的武装力量的共时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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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7：阿尔莱特•法尔吉在这里参考了D.勒•布莱顿的《平凡的激情：情感人类学》（Les Passions ordinaires. Anthropologie des émotions, Paris, Armand Colin-Masson, 1998 (rééd. Paris, Payot & Rivages, 2004)）。

 阿兰•弗雷和雅克•朗西埃：《劳动者的言说》（A. Faure et J. Rancière, La Parole ouvrière, Paris, Union générale d’Éditions, 1976 (rééd. Paris, La Fabrique-Éditions, 2007），雅克•朗西埃：《无产者之夜：工人之梦的档案》（J. Rancière, La Nuit des prolétaires. Archives du rêve ouvrier, Paris, Fayard, 1981 (rééd. Paris, Hachette Littératures, 2009）。另可参看雅克•朗西埃：《人民的舞台（逻辑的造反，1975-1985）》（Les Scènes du peuple (Les Révoltes logiques, 1975-1985), Lyon, Horlieu Éditions, 2003）。

注18：参看埃米尔•左拉：《调查笔记：法兰西独特性民族志（1871-1890）》（É. Zola, Carnets d’enquêtes. Une ethnographie inédite de la France (1871-1890), éd. H. Mitterand, Paris, Plon, 1986），参看雅克•朗西埃：《前往人民之国的短暂旅行》（J. Rancière, Courts Voyages au pays du peuple,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90）第89-135页。

注19：瓦尔特•本雅明：《巴黎，19世纪之都：拱廊街计划（1927-1940）》（W. Benjamin, Paris, capitale du XIXe siècle. Le Livre des passages (1927-1940), trad. J. Lacoste, Paris, Éditions du Cerf, 1989）第481 页（注释4,1）。

注20：参看克劳德•勒福：“政治与政治思想”（1963），载《论遗卷：以梅洛-庞蒂为中心》（Sur une colonne absente. Écrits autour de Merleau-Ponty, Paris, Gallimard, 1978）第45-104页，勒福：《历史的形式，论政治人类学》（Les Formes de l’histoire. Essais d’anthropologie politique, Paris, Gallimard, 1978 (éd. 2000)），勒福：《论政治：19-20世纪》（Essais sur le politique. XIXe-XXe siècles,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86 (éd. 2001)）。

注21：雅克•朗西埃：《感性的分配：美学与政治》（J. Rancière, Le Partage du sensible. Esthétique et politique, Paris, La Fabrique-Éditions, 2000）。

注22：雅克•朗西埃：《政治的边缘》（Aux bords du politique, Paris, La Fabrique-Éditions, 1998 (rééd. Paris, Gallimard, 2004)）第242 和244页。

注23：阿兰•巴迪欧：“论政治：一种非表现辩证法”，载《政治与哲学之间谜一样的关系》（A. Badiou, « La politique : une dialectique non expressive » (2005), La Relation énigmatique entre philosophie et politique, Meaux, Éditions Germina, 2011）第70-71页。

注23：同上书，第71页。

版权归译者所有，译者已授权发布。

未完待续｜0731｜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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