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展于城，还展于市，还展于众，或与众共弃之！｜下

由于近来的特殊情况，本年度的深双只能寥寥收场，甚是遗憾之际但并不妨碍我们追问今后以这样的方式开展的城市活动还有多大的必要。因此我们特地采编了这篇批评旧文，修订去除了一些具体事件的争议，主要围绕2013年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的展出体制展开论述。尽管此文所涉及的与一些具体的人与事件相关，但是更多的篇幅还是放在了探讨现实中的城市展的目的与方法之上。不难想象这样一篇来自网络的文章并不会被收录到主办方的媒体反馈报道中。然而从这篇批评文章的主旨和写作时间来看，它并非旧事的马后炮，而更像是对未来的预言。我们大体可以理出此文之前的四届深双活动的脉络，从江湖（开门）到议题（再生），从公关派（动员）到学院派（创造）。伴随着这一过程的是其中由规划局分派设计院完成任务并确保入围的保障房竞赛展，把展出作为设计工作坊的饵食却无法兑现承诺等等状况……自文章写成的2013年以来，全国范围内新的城市大展不断升级，但问题是建筑学界在遭遇权力组织与公众参与时究竟是呛声？还是失声？其实这一疑问在此前双年展嘉年华式的转型中已经初露端倪。很多展示活动如果真有可愿的话，却事与愿违地从推进理念、批判与实践的排头兵，沦为了新一轮城市文化开发的推土机。仍以之后的深双为例，从边缘到原点，蛇口重启展示的主会场区域在展后一年不到的时间内被拆除；从原点到共生，介入到南头古城的保护改造，然而展前的整治迫迁和展后当地居民与主办方策展团队的观点碰撞，对于整个城市的现实而言比展出内的作品还要来得直接和精彩；在本年度的展出之前发生了城中村清退租户行为，而这些发生在同一座城市中的公共活动，似乎总能在事后浓妆淡抹两不相干。诸如此类或内部或后续的报道说明这类城市活动的不断开拓与迁移，无论是主题上的还是地点上的，并不意味着如其展出期间所见的繁盛。恰恰相反，或许正在一步步加速地陷落到更为紧急的境遇之中。针对展示体制的历史叙述而言，真正值得关切的并不是每一次的自我创新，而是可持续的自我批判。院外还将陆续推送相关的解读、倡言与主题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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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G.U.N    采编｜BLOOM

还展于城，还展于市，还展于众，或与众共弃之！｜下｜2013

本文6000字以内｜接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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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动力，不只是一种再现着某个社会阶层或动力的体制。作为再现的政治动力，它不仅直接烙印在再现的表面上，而且还是一种内在的具有扩张性的社会动力——齐泽克

06｜救药？无可无不可

对于主办双年展的城市而言，无论是艺术的还是建筑的主题，大多都已演变成制造各种大事件的手段之一。由此，当它们被看作是消费体系中的重要环节之后，对参与其中的某些艺术家而言，展出成了展出方与自己互为实现的一项指标。由此再反观这一制度本身发展至今，为什么会面临新的危机？或许正是因为它业已从其曾经的时代里程碑，多元时代的地标，衰变为一种筹码，当前的地方市场资源与全球份额之间的竞争筹码。尤其是放在中国内地具体的（后发）语境中，这类变体，由政府治理与专业人员共同构成的双层夹心制的展示，是各个大小双年展都或多或少会存在的弊端。

但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像此次深双策展人团队的双黄蛋模式，以及其主办方负责人黄处长用辞职来担保自己的竞标程序这一系列闹剧那样，将这种弊端推向如此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么地明目张胆，那么地暗箱操作，那么地伪造程序，那么地捏造事实，那么地滥用职权，那么地公开撒谎……历数到目前为止的几届深双中，那些卷入到展出事务并参与其中的几方构成者，只不过是我们此前所说的狭义的“公众”。即便如此，他们原本仍有可能发挥出某种穿透力。

然而，随着这一弊端扩散而来的显著变化，其中所蕴含着的力量消失殆尽：主办方及其负责人成了全局的主控人；学委们成了专业上的遮羞布；主办方的律师成了“哑巴”；参展者们成了这一双层夹心中的次要素材；而深双宣称、强调乃至由此盲打误撞称之为艺术体制中的“独立”策展人呢？从保障房竞赛和“双黄蛋”模式中我们不难看出，至多不过是幕后全局主控人的买办、公关和傀儡罢了。

历史必将重演，随着展出主题的不断变化，与之相伴的是展出体制的不断收缩，此长而彼消。由此，这样的城市展并不是为了改变现实，而是为了做得更多，让什么都不要发生真正意义上的改变……不可否认的是，日后人们仍然可以细细地去品味，去感受由每一次不同的主题制作出来的夹心口味，但是在不同的主题上所能提供的只不过是意识形态的幻象，只是得以让深双这种拖延战术的体制持续下去的“救药”。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深双一再地避免与都市，与这个都市中实质性的体制问题形成批判性的对话，那么再多的主题，或者说，任何的主题都将“无可救药”。

在目前的城市展中，最大的敌人不是别的，正是由主办方制定的游戏规则。更为准确地说，主办方从根本上就成了规则本身，那就是：没有游戏规则，只有儿戏。如此多的事实可以用来证明这一判定并非捕风捉影。在这一前提下，对专业者而言，那些看似专业客观的象征能力完全只是被这一“儿戏”收编的玩物。因此，真正需要警惕的是由霸权给予的“参与想像”，最终只会沦为“想像中的参与”（可详见：深圳“城市展”的地保毒瘤）。而那些被排除在展出系统之外的人呢？城市的主体？更广义的公众？却成了国家机器与权力机制想要看到的“观众”，不惜动员而来的“观众”数据，只不过是其中参与娱乐休闲的消费者和流量而已。

在这场傀儡政治的闹剧中，在这场不难预料的由现行体制生发的角色变身中，只有一项意料之外的事件浮出了水面，那就是连续主导了前五届深双的主办方负责人之一，黄处长，已然让自己成为了他做梦都想成为的这场拖延盛宴中的“主角”。

07｜城市边缘？边缘神话！

深双倡导的参与不单成为了想像中的参与，而且从上一届由黄处长“亲自”极力主导的保障房竞赛开始，他就已经让深双的策展人转变为傀儡式的参与。如果黄处长单是作为整个体制中的工作人员，执行着主办方制定好的程序，那么，这些闹剧可以说是在缺乏体制内部监督下的怠忽职守。如果黄处长是在违背“标准程式”的情况下做出的个人决策，那么人们便可认定，这些闹剧正是黄处长本人以其公然无视多方之异见，滥用职权才导致的他诸多行政决策的不当。从黄处长在这些闹剧前后自己个人微博的发言中，显然已经暴露出其充满谎言与傲慢至极的真实面目。由此，黄处长再也找不到任何理由用“体制之牺牲品”这种说法为自己辩护了。（可详见：“黄处长”之谎言与傲慢）

此次深双的主题，所谓“城市边缘”是预先由主办方制定，再公开竞标策展人的。然而，如果考虑到这一看似还有些敏感的措辞选择，是从这一体制内部错乱的程序中生成的，那么恰恰更能用来说明什么才算是这一体制真正意义上的“牺牲品”。相类似的是，有国外的学者在研究了拉丁美洲的违章建筑区之后，分析出所谓的“边缘性神话”是何以成立的。它并非来自种族中心、中产阶级道德和势利，而是从更为基础和物质的层次上来自于阶级的偏见。因为这种神话满足了生产自已所需要的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政治功能。接受这种被安排的神话，就是进入了服务于权力集团所需要的解释体系，被强力组织建构的集体无意识的意识形态。

因此，当我们以此反观现实的城市时，恰恰相反，只存在被现行的体制排斥在外的“牺牲品”。并且这种牺牲品，正是在这一“边缘性的神话”中才会出现，并且经历了两个阶段：此先，作为社会与城市发展历史负债的“牺牲品”；之后，重新被选择性地打捞回来，并用道德标榜和分格管制的手段，维持现行的体制并验明它自身持续的有效性和合法性；由此，边缘再度成为了“牺牲品”。

事实上，在双年展制度已经成为限制性条件的时代，在人们接受了当代艺术家体制化、建筑师媒体明星化的时代，如果真的失去一次像样的双年展，并不值得更多的人去做更多的抗争。但是，深双事实上并不关乎展出的体制，从它的闹剧中折射出来的是主办方及其负责人在其本身应有的职能中，换言之，城市规划中的理性缺失。如果规划局连这样一个与大众还无甚关联的堂会级公共活动，都能组织得错漏百出，那么人们又何谈什么公共协商制度的建设？又何谈什么想像性的社会斗争场域的展开？

黄处长在受到公开质疑时，一面仰仗着权力的保障，置若罔闻，一面又在公开的网络中，以气急败坏的表演来担保自己的清白。所以我们必须挑明由黄处长嘴中给定的“边缘”，与那些被当做了专业遮羞布的学委们在脑力风暴中重新界定的“边缘”之间的区别：在坐享一整套混乱程序的深双体制中，位于各项事端“中心”权力位置上的黄处长，他选择的“边缘”并不是那些他貌似感兴趣的弱势群体、城中村、生态环境等等，而必须是那些愿意与他交换利益和关联名义的“合作者”。而质疑者、批评者、旁观者，甚至网络上所有匿名的发言人，哪怕是现实中的学者们，全部被他抛在了他正在做的“实事”之外。

08｜朽木成舟的实事

黄处长的“实事”是再典型不过的“边缘性神话”的偏见，这体现在他的“名人控”中。事实上，黄处长的“人控”只是以他自我为中心的“己控”的变体。因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这一预先设定好的“城市边缘”，这一次城市展提出的主题在黄处长那里，只是为了维护其自身在规划局内部的合法性，以及规划局作为一个权力组织机构的稳定性和可信度的幌子。

但是，主办方及其负责人或许忘了，这一面幌子或许只有在其职权范围之内才有点遮羞的用处，而在现下，在已经转换为无中心的网络时代中，这一面幌子只不过是一场自以为可以去遮掩质疑的春秋大梦……而真正意义上的边缘，正如卡斯特所言：“在被征服的时间性和演变的自然之间，网络社会将崛起于永恒的边缘”。

所以此刻，与其让主办方根据自己的标准程序，将已经宣布并公示的策展人名单作为废标撤回，不如将黄处长用辞职来担保的策展程序及所有记录档案（可详见：“船式拖拉机”之辞职闹剧）公之于众，就像任何竞赛投标都需要公示那样。即使在现实中这种公示更多的只是走形式而已，然而朽木也能成舟，人们有足够的理由将这样的公示看作是自深双“城市展”创办以来，第一件也是最好的一件作品，与现实的城市规划体制密切相关的“作品”了。

如果主办方还想要持续地将“城市展”办下去，那么就必须进一步地向公众展示，在利用了城市展之后，主办方相应地又在多大程度上调整并完善了现行城市政策及规划体制中遗留下来的历史债务。而这才是主办方及其负责人黄处长，代表深圳市规划局以及“深双”必须先行向公众交代的政治问题。

展示的政治，以及如何处理“城市展”的命题，其前提条件就必须完善主办方在文化产业上的政策以及足以面向公众的透明度。如果主办方真的想要这么做的话，那么，一人身兼深圳市规划局、深圳双年展，深圳市城市设计促进中心等数职的黄处长，作为个人还需要对公众解释的是，这一身份同一的合法性从何而来？所有执行层面上的关联又从何而出？此刻的黄处长无需以所谓的业绩来搪塞质疑，无需以所谓的“我在做实事”等说辞来封口，那只不过是博得同情的表演而已。因为在中国内地的语境中，一个政府职能部门的官员所做的业绩并不能担保程序上和道德上的清白。而所谓的业绩，正是在这一位置上所获得的权力，足以让他有可能违背程序，违背民众意愿，却打着一切为民众的口号以拒绝任何批评的政治之罪的记录。

在一个NGO组织的运行情况都有可能引发公众争议的情况下，由主办方规划局，这样一个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决定城市命运的权力机构所主导的大型公共展示，调用了各方资源、资金和场地的“深双”活动，为什么直到今天，还有如此大的保障，不对城市的主体公开它在执行层面上的来龙去脉？因此，实事与否，并不是靠“我在做实事”这句话来证明的。恰恰相反，当前能够对这种证明不断地提出质疑，才是实事。撕下的并不是黄处长的面具，而是这个让人们的存在感失去深度的城市以及其运作的体制之面具，方为求是。

09｜让城市展返回城市

如何从建筑或艺术真正的走向城市与社会？在这一特定案例的特殊语境中，我们不妨改编一下塔夫里数十年前用于建筑学的观点：人们必须利用经过宰制阶级的文化所完善的任何工具，在更高层面上深化利用，显示给那些仍然幻想可能利用都市的社会运动者，去担保自身之社会责任的人们。

目前的深双闹剧，这一双层夹心制的“城市展”，提供给了象黄处长这样的道德政客，学术买办、公关、傀儡们，专业观光客们以表演舞台，打造出的却是一个名义上专属于深圳，却与真正的城市实践并不相干的假想的公共空间……重点在于，批评正是为了让这样的现实停止，即使当权者仍可以将诸多的来自各方面的质疑，看作是以偏概全或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但是这些仍是对“城市展”的真正主体，“公众”声音的展示。

深双主办方曾经无意识地带来的体制突变，可以被视作是一项“创举”，一种新的模式，现在它也仍然在制造着“创举”，仍然是一种更新的“模式”。但是，这里所谓的创举和新模式只不过已经被它自身彻底地逆转了，带出了现行的体制所蕴含着的最为丑陋与无耻的一面。从网络上的事态发展至今，直到黄处长不得不以个人辞职，用这个笑话上的笑话去担保一个无法被透明公示的程序为止，他已完成了其个人最为“成功”的历史使命，加速地让深双走向了它固有的僵局。而这一让现实停止的批评，正有赖于黄处长的自我实践而“加速”地展现了出来。

无论对于黄处长还是他的继任者来说，“城市展”只有保留这样三项奠基性的诉求——还展与城，还展与市，还展与众，才有可能迈向更为开放的政治体系。只有不断坚持着这三项基本诉求，才能让城市展所启动新的价值、需求和与欲望，而不至于在无法改变社会体制之前迅速消退，才能避免人们在收到城市展之秀场恩典之后，滑向小富即安的多样性的泥潭中去。这同样也适用于其他城市的活动。

即便这一假设中的城市展能够带我们进入具有一定开放性的体系，也要随时对此保持警惕。由一部分人联合起来的代理人角色所能发挥的功效，去改变整个城市面貌，这种出路是无法让人信赖的。而城市展的三项奠基性的诉求，分别涉及到地理-物质的“城”，交换-分配的“市”，地方实践与全球资本生产-消费结构中的“众”。根据不同案例的强度，这里的城、市、众，也分别对应了卡斯特的都市社会运动的三项目标，社区运动，集体消费工作联盟，市民社会的重构等。由此，并不是城市展应当以怎样的主题和方式持续下去，恰恰相反，正因为想像性的社会斗争注定会持续下去，城市展才有了自身真正的必要性。

10｜展示城市

说到这里，必然会有人提出，我们每个个体身上哪有去撼动现行体制的力量？然而，我们的力量能有多大并不取决于我们每个个体自身，而是取决于我们要揭示和反对的那个体制，宰制并压迫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力量之和有多大。与通常的经验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我们在行动之前的自我怀疑，在我们怀疑自己是否有那种破除它的力量的时刻，那个体制才拥有了它现在所有的力量。

体制之所以成为体制，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把自己放置在危险的位置上，而体制之所以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危险的，并可以轻易地能将民众进行分格管制，正是因为参与展示的人还在用一种特殊性去强调自我与他者的差异。事实上，这种“差异”之幻像，在当前的语境中更像是在对这一现行体制的撒娇罢了。人们无需等待一个全面的可替代方案浮现之后，才能对体制做出应有的回应：在不创造新的空间这一前提下，祈求一个自我存在的深度，提出所欲求的世界的轮廓，即使不知道为什么、如何，以及如果……那么之后，又会怎样？

应当相信人们有能力去改变，去改变现行体制的治理技术。人们的力量正是来自于现行体制所具有的，对我们每个人都已构成了潜在危险的能量。所以去占据这一危险的位置，让历史不再在同一种生产与权力组织的关系中重演。如果在面对这样一个主办方及其负责人没有程序和伪造程序制造出来的堂会级“城市展”，尚且畏畏缩缩而不去改变的话，那么人们又何以去想像一座城市，去想像利益冲突更为剧烈的城市中的社会空间。

不难预料的是，在这样一个只能用来验证其自身有效性的体制中，任何展出主题的轮换都不可能改变提问的方式和现实的战术。如果人们果真已经无法跃升到更高层面去深化利用到这一被宰制的“深双”，那么，去打开公共政治体系的此刻，还能准备什么？

时刻准备着，不是为了展示，才去提出更新的主题或更有创意的作品，不是为了参与，去充当深双的“双黄蛋”模式和双层夹心制中的一块无足轻重夹心，而是拒绝！

拒绝被以“城市边缘”的名义去展示，拒绝被以“城市边缘”的名义挑选出来，放到一个透明的笼子里，而是要把深双，这样一个“假城道”之名所做的规划局堂会，并挑选出来的傀儡-买办策展人团队的伪城市展关到笼子里去。在一个奇观大装置中的城市展，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城市土地权和财产权的纠葛。当一切体制仍然照旧发生的时刻，都市社会运动再也不祈求着一个可替代的城市。被分格管制所瓦解的小团体应当反过来，去“破坏”他们所拒绝的城市。

以就手之方式，办城市展！从中，我们相互倾听，从他者的声音和行动中观察和分析，人们渴求的空间和珍视的城市，还有那些在行动中人们投射出来的对社会之热望。

立即动手，自己办城市展！展示城市！还展于众，不是现成的民众向主办方祈求参与展示的平等权利，而是在这种试图平等的过程中，在这一无中心的网络社会中，打开各自既定的身份认同的怪圈，联合起来，民众平等以享之，去创建新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的组织关系。

深双系列闹剧背后的主办方及其负责人，在此次公开竞标的过程及之后已表现出来的一系列事实，恰恰站在了“还展于众”的反面。对于那些阻碍着未被参与并由此改变民众声音的官员们，一言以蔽之，敢有垄断以制民众存在之深度者，与众共弃之！

版权归作者所有，作者已授权发布。

文章来源｜网络素材｜2013

专辑话题｜以展示开启社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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