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为何要重访列斐伏尔？｜下

今天我们为何要重访列斐伏尔？因为我们遭遇到四种殊为不同的列斐伏尔形象：一是被遗忘的列斐伏尔，二是被误读的列斐伏尔，三是被再生产的列斐伏尔，四是包含着许多思想与实践潜能的列斐伏尔。换而言之，首先是被结构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敌托邦”抛弃在一旁的列斐伏尔，其次是被后现代主义化、后马克思主义化的列斐伏尔，再次是都市化全球化的列斐伏尔，最后是重新回到马克思问题域的二十一世纪的新辩证法的激进的列斐伏尔。关于他的思想潜能，本文仅以其《空间的生产》一书为例说明，把三元空间辩证法视为该书的核心观点，其实是一种后现代主义式的误读。本书真正有价值的核心思想是从空间的历史角度揭示资本主义抽象空间所表现出的社会矛盾或者说空间性矛盾。

重访列斐伏尔是与重新回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与人物研究这个大的视野联系在一起。之所以这样作，是因为以往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片面的，主要是对一些经典文本的相对纯粹的解读，而缺少对其代表人物流派之思想的社会实践经验或科学语境的了解。我们今天研究包括列斐伏尔在内的这些代表人物，其目的是从中找到他们如何运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结合改造主流社会科学，形成一种面向当代资本主义现实批判的社会理论与社会哲学。列斐伏尔无疑是其中把马克思哲学的方法成功转换成为现代性社会理论，包括社会学、政治理论、文化研究，特别是城市社会空间理论的关键推动者。在法国语境中，在整个西方特别是英语世界中，尽管列斐伏尔被接受的命运与形象并不一样，具有国别的与时代的区别，但一个基本评价就是，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家，然后才给予其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以及后现代的地理学家等等称号。对于这一点，我在以往的一些研究论文中作了一些介绍，兹不一一重复论及了。一句话，“重访列斐伏尔”就是重新理解列斐伏尔，让列斐伏尔的研究摆脱要么被严重忽略、要么被严重简化的局面。重要的是让列斐伏尔的研究回到其真实的历史发生语境中，回到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指导的轨道上，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社会批判的问题视野之中。

院外将分两期推送，注释略或可参见链接，更多阅读可见话题“译介｜列斐伏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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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怀玉    责编｜PLUS

Henri LEFEBVRE｜1901年6月16日-1991年6月29日

今天我们为何要重访列斐伏尔｜下｜2020

本文7500字以内｜接上期

三｜被广泛再生产和传播的现代性社会批判理论家

衡量一个学者在学术界或现实中的生命力，不仅在于他本专业的范围内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他跨专业的社会的影响，这方面，保罗·萨特是一座迄今为止法国理论家们叹为观止、不可超越的高峰。在萨特之后法国层出不穷的出现了一批跨专业的，极具现实影响的社会理论家、哲学家、思想家在法国涌现出来,其中包括阿尔都塞、福柯、德勒兹、德里达、利奥塔、鲍德利亚等等。巴迪欧说过，欧洲有三个哲学高峰，公元前五世纪是希腊的哲学世纪，19世纪是德国的哲学世纪，20世纪后半叶是法国的哲学世纪[22]。叶秀山先生也说过，20世纪后半叶法国人正在做着19世纪德国人做过的宏伟事业[23]。列斐伏尔其实是这中间的一个并不怎么耀眼，但是确是很重要的思想家。法国学者库塞写过一本书，专门讲法国理论在一百多年来在美国影响[24]，其中包括列斐伏尔理论成功在北美传播。这使其得以重新进入法国思想的先贤祠[25]。

新世纪以来，特别是由于2008年的经济危机和哈维《叛逆的城市》[26]的出版，列斐伏尔的“城市权”和“都市革命”的思想在英语世界逐渐得到了关注和运用。除此之外，列斐伏尔的节奏分析理论，建筑哲学、音乐哲学也在教育学、身体理论、都市文化研究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7]。从应用性来讲，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城市权”、“差异权力”这些概念，像维特根斯坦所说作为“概念工具箱”被拿来用于研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现实社会发展问题。列斐伏尔在1960年代对南美洲的一些国家具有影响力，后来这种影响从南美返回到欧洲。比如有学者运用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理论研究西班牙城市[28]，研究以伊斯坦布尔为标志的土耳其的城市现代化[29]，以达卡为核心的孟加拉国的城市化发展问题等等[30]。

目前来讲，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把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理论和今天的网络社会、智能城市的研究越来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31]。在这其中有一小团体可以称作辩证的都市主义或新辩证唯物主义的都市学派。他们感兴趣的是列斐伏尔的都市社会的辩证法思想。以尼尔·布伦纳，斯图亚特·埃尔登，安迪·麦瑞菲尔德，克里斯蒂安·施米德为代表。他们从斯宾诺莎、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列斐伏尔、德勒兹、哈维、索亚、吉登斯、詹姆逊等人那里寻找都市的辩证法哲学。

在他们看来，城市是19世纪的概念，今天城市哲学研究不是以狭义的静止的城市区域作为研究对象。21世纪的城市哲学研究的正确提法是“都市化社会”，“全球化都市社会视野中的城市问题研究”。他们依照列斐伏尔的空间实践、空间表象与表征性空间这样一种三位一体的空间辩证法，指出就其空间实践与现实物理存在而言，城市是世界交往的网络；就其规划设计的意识形态表象性质而言，城市是国家与地方的边界、区域；城市就其微观层面与日常生活实践以及想象特点而言，是个人生活体验的差异化视野。

换言之，就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理论而言，城市是自然的物质技术的网络；从黑格尔式的理性主义视角来看，城市是社会理想制度与治理体系控制下的界限；而从现象学角度来看，城市是与人的生命体验融为一体的差异化过程。城市因全球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支配下的生产交往和消费活动而成为网络，因为都市规划设计而具有严密秩序与界限，因为全球化流动不居的人口日常生活而呈现出千差万别的节奏与面貌[32]。

四｜尚待进一步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以《空间的生产》一书为例

列斐伏尔仍然是一个“广为人知而乏为人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的很多思想实际上是被西方学者误读了。这种误读不仅表现在主题的单一片面，更主要的是缺少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引导，以及对列斐伏尔著作中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辩证法思想的提炼解读。

在今天在西方的所谓空间转向的地理学研究的视野中，一个普遍的论断是，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的核心就是三元空间辩证法，也就是自然空间/精神空间/社会空间不分主次的三位一体，或者不同表述的三元空间辩证法。但是列斐伏尔的空间辩证法说到底是社会矛盾辩证法的空间体现，归根结底三元空间辩证法是一种空间矛盾或者空间性矛盾的辩证法，是社会不同历史时代不同阶段的时间性矛盾的共时性/集中化表现。也就是说，空间辩证法是原来的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历史性/历时性的辩证法的共时性和集中化的表现。列斐伏尔在此所使用的词汇，不是卢卡奇到萨特通常用的总体性辩证法。

列斐伏尔认为形容空间辩证法的核心概念不再是总体化而是集中化：“集中化观念取代了总体性观念，因此要对它重新加以定位，使它相对化，并赋予它以辩证的特性。任何中心一旦被建立，就注定要分散，通过饱和、损耗、外部侵略等作用分解或扩散。这意味着‘现实’绝不可能完全固定不变，它时常处于流动之中。这也意味着某个总体轮廓 ( 即中心的和‘去中心化的’轮廓) 尚在形成之中。这就既为重复也为差异、既为时间也为并置留下了余地。因此，我们所正在思考的问题，乃是继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分裂之后的一种拓展。[33]”列斐伏尔实际上是不自觉的用多元主义的三元的空间辩证法来超越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辩证法，或者说想用一种差异的空间的辩证法，来取代颠覆资本主义同质化的抽象空间统治。但从内心深处来说，他想表达的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一种空间性矛盾辩证法。

这是一个“回到卢森堡”的重大问题：资本主义幸存于空间生产，却必然灭亡于自身的空间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自身的社会关系再生产即生产出了自身的空间而获得了暂时幸存：资本主义“为什么幸存而没有灭亡”就在于资本主义对空间的占有，“通过占有空间，通过生产空间”[34]，但是最终却无法改变从空间的生产无限性发展向空间中的物的生产有限性倒退的历史灭亡命运。“这是一个终极性矛盾: 因为生产空间只有能力生产复制品，所以它除了导致重复，除了生成副本，不生成任何东西。空间生产因此变成自身的对立面：空间中物的再生产……因为可复制性、再生产能力正是保证现存的社会关系得以更新（或再生产）的原因之所在”[35]。

那么列斐伏尔要我们关心的空间的矛盾，到底是什么？大概有这么几种矛盾：质与量的矛盾，使用与交换的矛盾，整体与碎片的矛盾，集中性与边缘性的矛盾，以及支配与利用（取用）空间的矛盾[36]。

第一对矛盾是质与量。抽象空间是可以度量的。它不仅仅像几何空间那样是可计量的，而且，作为社会空间，它倾向于定量操作，因此主导性趋势是促使质的消失，随之而来的，便是对质采用要么粗暴的、要么诱惑之类的措施而将其同化。但到最后，质毕竟还是成功地抵挡住了量的再消溶，正如使用抵挡住了价值的吞并一样。

因此导致了第二种空间矛盾即空间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比如，“新资本主义和新帝国主义分享了对下属空间的霸权，将其划分为两种区域：以（消费商品的）生产为目的并依靠（消费商品的）生产开发的地区，以及以空间的消费为目的并依靠空间的消费开发的地区”[37]。消费空间与资本积累的历史地位相一致，与生产空间和被生产的空间相一致；消费空间是一个市场空间，是跟随着它们的路径而流动的空间，是国家控制的空间。因此，该空间是被严格量化的。而对空间的消费，这是一个出发旅游的时刻。当这个时刻来临时，顾客们会要求一个有质量的空间。令人满意的既非是壮观的景象，亦非仅仅是符号。人们所需要的是它们（表面的或真实的）的纯朴性，即被重新发现的物质性和天然性[38]。所以所谓空间的质与量的矛盾也就是空间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消费空间的交换价值的生产与消费者对消费空间的使用价值的追求之间的矛盾。

空间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不仅仅是一个国际或区域分工问题，而且是为某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服务的问题。列斐伏尔以地中海周围国家为北欧国家服务为例说明了这个道理：它们为了工业化的欧洲正在转变成为一个满足人们悠然自在需要的消费空间。“这样一种挥霍浪费则是开始于工厂、开始于生产的基础空间这个时间性序列段的终点站，从而把人们引向了空间、阳光与大海的消费”。“从经济和社会意义上讲，从建筑上与城市化意义上说，该地区隶属于新殖民化的类型……而与那些主要工业聚集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那些地方纯粹的数量文化独占鳌头。于是，这样一个立足于休闲的准异教徒式的聚集区域，便与北欧城市的生产中心地带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再如，“污染严重的工业化模式正开始向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出口，如南美洲的巴西，或欧洲氛围中的西班牙”[39]。这样便引起了空间层面上阶级斗争。“与以往相比，今天的阶级斗争更是镶嵌在空间之中。说真的，也只有阶级斗争才能阻止抽象空间对全球的霸占及其对一切差异的掩盖”[40]。

综上所述，首先是质与量的矛盾，其次是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也就是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进而反映出其中阶级冲突与斗争。这也就意味着列斐伏尔所说的第三类空间矛盾的出现，即全球性或整体性空间与地方的空间即同质化的空间与碎片化的空间之间的矛盾。于列斐伏尔而言，这是首要的空间矛盾。这种源自私人财产造成的空间粉碎化、对可以互相交换之断片的需求，以及在前所未有的巨大尺度上处理空间的科学与技术（资讯）能力[41]。一方面是全球（或全世界）规模的想象和处理空间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各式各样的生产程序或过程所导致的空间的碎片化，即空间的自我碎片化。一方面是破碎空间的分裂倾向，另一方面是计算机科学，“它把空间简化成为某个无差别状态的可见-可读领域。同时，根据劳动分工和需求、功能分工的要求，该空间又是分裂和破碎的，直至达到甚至超过可忍受度的界限（以容纳量不够、连接缺失等为由）”[42]。

整体与分割之间的矛盾包含了中心与边缘的矛盾；后者限定了前者的内部运动。有效的全球一体化包含了一个业已建立的中心。存在于空间中的“全体事物”的集中化使所有的空间的要素和运动都服从于控制中心的力量。紧凑和密度是中心的“特征”；从中心向外幅射的每个空间、每个空间的间隔都是强制的执行者，都是某种规范与“价值”的载体[43]。资本主义与新资本主义创造出了抽象空间，它包括“商品的世界”，及其“逻辑”与环球战略，还有货币的权力以及政治国家的权力。这个空间建立于一个庞大的银行网络、商业中心以及主要的生产实体基础之上，除此之外还有公路、飞机场以及信息网络[44]。世界市场是以地域（从流动和网络的角度）和政治（从中心和边缘的角度）来界定的[45]。我们会确切地知道剩余价值在目前的条件下将在何处形成；但是对于它们将在何处实现或怎样被分割，我们却知之甚少，这是因为分散的银行和金融网络使它远离那些创造剩余价值的地方（工厂、国家）。最后，空间也正在被重铸：以此响应空运的增长的要求，特别是要满足它的地缘政治维度之要求；以此响应各种新兴工业（电脑、休闲、石油和其他能源家族）的要求；以此响应跨国公司不断扩张的角色要求。世界市场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全球一体化。但世界市场的出现也导致了空间的碎片化。诸如：导致高度增长国家的产生、地域性差别和自治区域的出现，还有跨国国家和跨国公司的诞生[46]。 

集中化与边缘化碎片化的矛盾，其实就是空间的生产方式中所存在的对空间的支配性与取用性两种方式之间的矛盾。这也就是说精神分析学所说的逻格斯与反逻格斯之间的矛盾，即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对空间私人占有以及非资本主义社会对空间的取用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逻各斯的那一面是合理性，它正在不断被提炼，并在不断地巩固自己，表现为组织形式的形成、工业的结构化外观的塑造、将所有东西系统化的体制和成果等等方面。在这方面的事物被分兵布阵，实指望它们去支配和控制空间：这些力量包括商业和国家、公共团体、家庭、“机构”、被确立的秩序、各种法人团体或被组建的团体。在相反阵营的则是试图去取用空间的力量：包括各式各样的自治或者由工人所掌控的社区和企业单位，社区与共同体，还有那些致力于改变生活、试图超越政治制度和政党的精英团体[47]。

一方面，空间变成被支配的私有物。这种被支配性的空间，被改造过了空间，被技术、被实践所中介化了的空间，有其非常深刻的历史传统基础。从历史上看，军事建筑、防御工事以及堡垒、水坝，还有浇灌工程体系，这些都提供了被支配型空间的最好的例证。在现代世界，诸如此类的空间可谓不胜枚举，也是一目了然的，诸如水坝或者公路。我们正在快速接近的这种“支配”的极盛状态，为了支配空间，技术引入了一种新的形式进入预先存在的主导空间之中，通常是直线的或者直角之类的网络或者格子结构。一条条公路残酷无情地蹂躏着乡村与大地，像一把匕首剌透空间。被支配性的空间通常是封闭的、贫瘠不堪的、被榨干的[48]。

而另一方面来看，空间永远具有不可私人占有的“使（取）用性”特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说过：人实际上只能“拥有/取用”（appropriation）自然，而无法支配自然或对自然拥有“所有权”（property）。“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完全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49]”对一个自然空间的改造是为了满足社会群体的需要与可能要求的，也就是被该社会群体所使用。所有权在拥有的意义上充其量是一个必要条件，它最经常地只是作为一种附带现象，一种“取用的”活动，一件艺术作品的最高体现。一个被取用的空间非常类似于一件艺术作品[50]。

然而，资本主义制度并非仅仅通过加强其对土地的控制，也并非单单依靠挪用前资本主义历史的结构来巩固自身。它也动用了一切可藉利用的抽象概念、所有可藉利用的形式，甚至包括那些“显然很难进入到私人拥有（私有财产）范围之内的物的所有权——自然、土地、生命能源、欲望和需要——的司法和法律虚构”[51]。

“总之，资本主义和新资本主义的空间，乃是量化与愈形均质的空间，是一个各元素彼此可以交换（exchangeable）因而能互换（interchangeable）的商业化空间；是一个国家无法忍受任何抵抗与阻碍的警察空间。因此，经济空间与政治空间倾向于汇合一起，而消除所有的差异。社会主义空间的生产，意味了私有财产，以及国家对空间之政治性支配的终结，这又意指从支配到取用的转变，以及使用优先于交换”[52]。

这就是列斐伏尔所把握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空间矛盾的几种表现。“我们所确认的基本矛盾，是和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一开始时就揭示的那种生产力和生产的（以及所有权的）社会关系之间的矛盾相对应的”。尽管在关于（空间中）物的生产水平方面的分析已经是一针见血了，但是在空间的生产这一更高的层次上，这个矛盾正在变得更加尖锐。空间也不决定空间的矛盾。在这里“只有社会的矛盾——社会中一物与另一物的矛盾，例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这些矛盾直截了当地呈现在空间中，在空间的层面上，从而导致了空间的矛盾”[53]。

还有一段文字是值得我们阅读的，这句话曾经被詹姆逊高度赞赏——列斐伏尔“要用一种空间辩证法替代古老的时间辩证法”[54] ：

“由于空间的生产这个概念的提出，一种辩证的方法也被提出来了，换言之，存在着空间的矛盾，它包含和解释了历史空间中的矛盾，虽然没有减少这些矛盾。相反，如果现实中矛盾的观点，没有限制在时间性和历史中，如果它延伸到空间领域，这就意味着一种核心的辩证法的产生。这种辩证法发展了中心的逻辑特征。[55]”这段文字比较深刻，实际上是想展望一种能够理解全球化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我们不能从历史阶段性的角度来理解。还有一段话表现了列斐伏尔的思想具有马克思主义核心辩证法意义：“空间本身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也是资产阶级经济政治的工具。现在，这将被视为它所固有的矛盾的体现。”

这句话很深刻，空间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体现，这就是矛盾辩证法了。“于是，曾经在时间中出现的，并通过自身的现实化所表现出来的辩证法，现在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在空间中发挥作用了。空间的矛盾并没有取消从历史时间中共产生出来的矛盾，而是把历史留在身后，并把这些旧的矛盾同时在全世界范围内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上。其中，一些矛盾被削弱了，一些矛盾被加剧了，而这个矛盾整体上呈现出一个新的意义，从而标志着某些其他物——另外的某种生产方式。[56]”也就是说，空间矛盾以更高水平的方式体现出来了，同时又向我们呈现出来要解决这些矛盾的新的生产方式。而在更早的地方，他同样明确地从历史的角度写道：

“从一种略微有些悲观的立场来看，抽象空间收容了各种特殊的矛盾。诸如此类的空间性矛盾部分起源于历史时间所引发的古老矛盾。这些矛盾经过了某种修改：某些强化了，有些弱化了”。这些全新的矛盾最终会导致抽象空间的崩溃。这种空间之中的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不可避免地服从于两种趋势：一方面旧的生产关系之崩溃与另一方面新的生产关系的形成发生关联。因此，“抽象空间本身包含着一种新的空间类型的种子。我将这种新型的空间称其为‘差异性空间’”[57]。

最后，列斐伏尔以惯常的浪漫激情写道：大规模工业的到来，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动摇了世界的基础。生产力由此带来了另一次巨大飞跃——即“从空间中物的生产到空间的生产……空间的生产在自己的列车上则带来了另外的事物。在其中空间的私人占有权将衰退，与此同时那主宰空间的政治国家也会同样衰亡。这体现出了从支配到取用的转变，以及使用价值对交换价值的优先性地位（即交换价值的衰退）[58]。

所以，《空间的生产》首要的、也是最终的问题是：空间理论如何与当今的革命运动相联系？列斐伏尔把变革社会现实的希望寄托给城市的反抗资本主义的空间正义政治运动，就是用城市革命来改变矛盾着的不合理的资本主义世界，而不是用城市规划意识形态来设计一个美好世界。这就是他心目中的类似于人权、公民权的“城市权”。这种城市权决不等于是每个人都有住宅，而是每个人都有进入城市的权利。这不是个人的私人的商品所有权财产权，而是集体的幸福安全的城市生活权利。列斐伏尔认为，解决都市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政府与技术人员以及开发商利益博弈支配下的全局性意识形态设计，而是微观地、有差异性地关注居民的建筑或栖居实践问题。

今天都市社会最大的问题是住户们的沉默与消极。真正的社会主义需要关心的不仅仅是工业社会式的理性设计管理与经济增长，而是每个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城市权利[59]。这些写于半个世纪之前的富有激情的语言，在今天仍然激荡着很多人的心灵， 激发着人们不懈追求城市美好生活的想象力。

版权归作者所有，作者已授权发布。

文章来源｜原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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