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普希金诺到巴黎，从消夏别墅到大皇宫｜与马雅可夫斯基共事｜六

1930年4月14日，马雅可夫斯基在其位于莫斯科卢比扬卡巷3号的公寓内饮弹自杀，他的生命戛然而止于36岁。马雅可夫斯基自杀后，关于其死亡与社会革命、情感纠葛关系的猜测从未停止。这个自革命前夕就站在先锋派运动旋涡中心的新派诗人，极擅长用其动听而富有感染力的演讲方式在公开场合朗读他的诗歌，搅动起一股疯狂的、未来主义的情绪。1912年，罗钦科在喀山聆听了一场如马戏般“翻天覆地的舞台景观”的未来主义演讲，留下了他关于马雅可夫斯基的最初印象。罗钦科这个原本已有左翼倾向的艺术学生，也因此成为了马雅可夫斯基的坚定追随者。对于罗钦科而言，马雅可夫斯基是富有魅力、却又够不诗意的诗人，是无私体贴的朋友，也是虚荣好胜的赌徒。文中，罗钦科袒露出对革命初期时光的复杂情感，他屡屡强调，尽管借回忆马雅可夫斯基牵出了左翼艺术家的无数生活、工作轨迹，但他不是颂扬也绝非要赞美那段为新艺术斗争的生活。可同时，罗钦科耿耿于人们已经有意忘记、闭口不谈“是左翼艺术家最早开始与布尔什维克合作”的事实。马雅可夫斯基恰自杀于革命时局的转向之时，他的死之复杂性，同罗钦科对革命的复杂感情一起藏匿于这篇零零散散的回忆书写中，带着罗钦科曾在少年时代有过的那般忧郁。《与马雅可夫斯基共事》一文写于马雅可夫斯基逝世十周年纪念活动前夕。与此同时，罗钦科与斯捷潘诺娃还在筹备发行单独一期《建设中的苏联》杂志，以纪念马雅可夫斯基。本文首发于1940年第三期《接班人》杂志，但内容被大幅缩减；随后刊载于1973年第六期《在书籍的世界中》杂志；另外还曾较为完整地收录在1982年出版的《А. М. 罗钦科：文章、回忆录、自传随笔、书信》 (А. М. Родченко. Стать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записки, письма)一书中。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篇回忆文章的完整版，由译者译自俄文。在此感谢译者的辛勤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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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罗钦科    译｜王虹元    责编｜yy

马雅可夫斯基在红场｜1928

从普希金诺到巴黎，从消夏别墅到大皇宫｜与马雅可夫斯基共事｜六｜1940

本文5000字以内｜接上期

1927年

普希金诺。

现在我要回到在普希金诺居住的最后一年。那时我住在离布里克夫妇和马雅可夫斯基他们不远的地方，而且每天都去拜访。

那栋别墅里住着布里克夫妇、马雅可夫斯基、库列绍夫、霍赫洛娃和她的儿子，以及经常造访的热姆丘日内一家。这还没提到其他的各色来客，尤其是每逢周日就会聚集在这里的人，比如：莱特、库什涅尔、阿谢耶夫、普多夫金、施泰因贝格、杰尼索夫斯基、卢埃拉、列维多夫、马尔金、拉文斯基、列文、廖瓦·格林克鲁格、卡西里、基尔萨诺夫、马雅可夫斯基一家、涅兹纳莫夫。

人们坐在一起，三五成群地聊天。另一些人打麻将，玩击木游戏，或者是打牌。

瓦洛佳玩游戏的时间比聊天多，他什么游戏都玩，有时候还会打气枪。

我女儿那时候5岁了，已经会背《火马》、《什么叫做好》和基尔萨诺夫的几首诗。

瓦洛佳在《什么叫做好，什么叫做不好》那本小书上写了话给她：“‘列夫’叔叔致穆莉娅·罗钦科”。在另一本小书《长大后做什么好？》上，他写道：“致可爱的穆莉娅——瓦洛佳。”

我们在普希金诺租了一个房间，但只在那里睡觉。我成天在河上打发时间，晚上或者下雨天就和布里克夫妇一起坐坐。他们的别墅是两层的，有两个阳台和一个很大的活动区；单是那个区域就占据了阳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

当时还掀起了一场麻将热潮，所有人都在打麻将，有时候能摆三桌。有时候麻将牌不够，就只好打纸牌了。

另外一项广受喜爱的活动是打乒乓球。我们甚至还举办了冠军赛，每个人要付不知三卢布还是五卢布，打赢所有人才算获胜。普多夫金就赢过了所有人，但是过了很久也拒绝收钱，说是不喜欢向命运借债。

整个周六周日，我们要给所有人准备吃的：包含野生浆果糊的午餐、沙拉、各种烤制的馅饼。安妮奇卡特别擅长这些；她是专程来这里过夏天的。

瓦洛佳不去游泳，每天早上都会去莫斯科一趟，在便条上给莉丽娅留下诗句和小画儿。他早晨在床上独自喝茶。无论晚上睡得多晚，他总是很早起床，趁清早的时间写点什么。

他坐在近郊列车上，沉默着，有时候闭起眼睛，间或写下点什么……

我第一次见到娜塔莎·布留霍年科（Брюхоненко）的时候，她正和瓦洛佳一起站在栅栏旁，美丽，高大，年轻，嗓音低沉。我当时就想：“这姑娘和瓦洛佳好配啊。”我羡慕起他来了，迅速离开，留下他们两人独处。

奥夏抱怨道：有一天早上，他听到地板吱嘎作响，房子也在颤动，似乎有个男人在走路，但又很小心。他觉得是小偷，就问：“谁在那儿？”忽然一个男低音回答：“是我，娜塔莉亚·亚历山德罗芙娜。”

我和瓦尔瓦拉也开始在楼上的阳台和奥夏、热姆丘日内的妻子玩牌了。我们从晚上一直玩到早上六点左右。在那之前，大家渐渐累了，想要直接原地睡觉，懒得再走回自己的别墅去。不过其实回去只需要走50步。

有一次，我们白天就开始和瓦洛佳打麻将。他提议赌钱，但我拒绝了。于是他就提议用提供服务来替代。他输了，我赢了12次服务，觉得无聊，该走了。

瓦洛佳劝我留下，表示愿意提供服务：“给你倒点茶吗？”之类的。后来我们直接用获胜抵换六次服务，瓦洛佳赢了；再抵三次，他输了；再三次；又是赢；再三次，还是赢；再三次，这回他输了。我觉得厌烦，退出了游戏。但他还是像往常一样，想要偿还自己欠下的服务，要我给他安排任务。我要他找一只大蘑菇，然后把一头途经的奶牛牵到花园里来。他完全服从地照办了，但提出要赢回剩余的四次服务——他赢了。

他心满意足地去莫斯科办事了。

我们在别墅的时候，还赶上了他的生日。我不想去莫斯科买礼物，于是就自己做了个“小棍游戏”，要求在抽出一些棍子的时候，不能触及其它。

瓦洛佳很喜欢这个游戏。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些小棍都会出现在他的桌面上。

马雅可夫斯基《什么叫做好，什么叫做不好》｜封面设计 尼古拉·杰尼索夫斯基｜1925

1925年

瓦洛佳代表艺术科学学院加入了1925年巴黎世界博览会委员会。在他的建议下，会方请我设计了“工人俱乐部”。而且还需要复制一下我们原先为莫斯科农产品加工企业协会、古姆，以及国家橡胶工业托拉斯制作的那些海报。

俱乐部的方案通过了，包括模型和图纸。但由于时间紧张，我们决定到现场去进行实际搭建。这样一来，我就需要去巴黎一趟。

除了俱乐部的项目之外，我还要负责我们展馆的内外装饰、大皇宫那边三个展厅的设计、施工，以及展品的放置工作。

总而言之，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在1925年4月出发并投入工作。在巴黎，我每天从上午10点到晚上6点都在展馆度过，在家的时候也会设计方案。这样工作了三个半月。

瓦洛佳也来了巴黎，那时他正准备去美国。我们一起度过了几个晚上。他带我参观了巴黎，介绍我认识了艾丽莎·尤里耶夫娜和莱热。

爱伦堡也带我在巴黎逛了逛。我在莫斯科的时候就结识了他的妻子Л. 科津采娃，她是我在呼捷玛斯的学生。

爱伦堡给艺术起了个外号，叫“有何必要”。当我看到艺术，而非技术的时候，也会这么想。

当时的我只承认技术。

瓦洛佳在酒店被人偷了东西，很快就离开了。他应该没有参加开幕式。

我在巴黎给自己买了一台有12个胶卷暗盒的“赛普特（Sept）”、一台配有80/2.7天塞（Tessar）镜头的4*6画幅最小尺寸帕尔莫斯相机（Minimum Palmos）。当时还没有徕卡；而最时兴的相机是“艾卡（Эка）”，爱伦堡就用它拍照。

我那时还是个很差劲的摄影师，在巴黎也很少拍照。而且，因为语言不通，我总怕惹麻烦。

爱伦堡拍摄街道、人和房屋。房间里随处都是水槽和浴缸；胶片也像布单似的，挂得到处都是。“艾卡”对我没什么吸引力，很贵，尺寸有电影镜头那么大。

简而言之，这一切都让我从工作中分心。现在巴黎在我笔下变得好无聊，但我还是常常想到它。比如说可以写写拜访莱热的事、在展馆的工作，还可以描绘一下巴黎、卢浮宫、展览、马戏等等。确实，这些与马雅可夫斯基无关，但还是有必要写下来。后来，当我的《巴黎来信》由“列夫”发表，波隆斯基辱骂了我。哎，当然了，应该顺便和这位安静的“阿波罗”单独算账的。

工人俱乐部｜罗钦科｜1925

巴黎来信……

我读了一遍，发现写得特别好。现在却写不出来了。可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了当时那种方向性，或者说是一种逼仄之中的明确性。现在你把一切都讲得拖泥带水，反复思考，总想着：要写得有文化气息、欧洲气质，理性对待历史；过去会痛批那些将军、沙皇、地主——就结束了。

现在却不然。要知道，将军有很多类：苏沃洛夫是一类，库罗帕特金是另一类；尼古拉是一个样，而彼得一世就完全不同；地主里亚布申斯基是一种人，地主茹科夫斯基是另一种……

我拿到普鲁斯特的第三卷，正在读……唔，形式棒极了，但内容是讲什么的？

公爵夫人们的部分完全无法阅读，而那些对门厅、房间、马匹的描写——它们的延伸和交织是那么乏味漫长，放在旁边的那本斯威夫特简直就是天堂，可以引发全新的思考。

普鲁斯特没帮上什么忙，其中有些混乱之处——在我写的东西里本来就已经够多了。

我没有兴趣描绘那时的巴黎，而且虽然可以写得很长，马雅可夫斯基的占比却不太多。

大皇宫那边给我们分了三间大厅——真没想到。我们既没钱布置，也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多展品可放。大皇宫本来是宫殿或者皇家马厩[1]，已经用作展览场地很久了，因此墙壁又脏又破，上面还有钉子留下的小洞；地板也是一样；光线透过屋顶脏兮兮的窗户照射进来。我的任务就是省钱、省时又独具一格地把这里布置出来。我想到用胶合板做出轻盈的支架，用纸把墙壁糊上之后粉刷，至于地板……地板就用掺了胶的炭黑上色。

我还布置了一些侧立的挡板，将它们刷成灰色、白色、红色。这样，当你从其他国家（比如波兰）的展厅走过来的时候，既看不到“苏联”的标识，也看不到红颜色，但是那块红色会随着你的前进而逐渐将你包围，直到你在进入展厅的地方看到火红的“苏联”字样。

不过，地板上的炭黑随着参观者们的步伐进入了其他展馆，沾染到了他们蓝色或金色的地毯上……

大家开始抱怨，但是没有用，我们只能说我们没有钱。最后他们自己出钱给我们铺设了通道。

我和瓦洛佳凭借广告作品获得了银牌。此外，我还凭剧场和室内设计得了两块奖牌。

我们本来可以拿金牌的，但是法国当时对苏联的态度不太好，也不鼓励公然的政治宣传。法兰西是个女商贩，她什么都卖。

我在“工人俱乐部”放了很多杂志和书籍。结果每天都有参观者顺手牵羊。我们就默默地放一些新的。组委会告诉我们，大家会偷东西是因为我们安保薄弱。

可是我们回答：那怎么办呢，我们很穷的。于是他们给我们安排了警察。

克拉辛同志给我们这些从莫斯科过来的展馆工作人员下达过命令，要求大家穿得正式一点。

我们的政府专员彼得·谢苗诺维奇·科甘为了参加场馆和展览的开幕仪式，购买了……

一个圆筒大礼帽。

它被放在一个精美的硬纸盒里。但是在开幕式延期的那段时间里，他的孩子常从椅子上跳到礼帽上，然后再把它放回盒子。等到需要参加开幕式的那天，礼帽早就已经空有外表了。但是彼得·谢苗诺维奇并没有惊慌。他从来不曾佩戴这顶帽子，而总是把它拿在手上。

有一次，瓦洛佳要我印一张列宁的照片。我手头有之前在列宁博物馆翻拍的照片。我拿了两张给他。一张是列宁讲话时的头部照，另一张是列宁站在红场一辆卡车上的站立照。他把它们挂在他位于卢比扬卡的房间里。那张列宁讲话的照片直到最后一刻都挂在墙上；另外一张大概是从墙上扯下来了。

想必他是看着这张照片写下了那首诗……

《与列宁同志谈话》。

一个星期天，我跟布里克夫妇和瓦洛佳商量好，去给他们拍照。我大概是中午12点左右到的。先从房间里开始。我拍了莉丽娅在电话旁、窗户边的照片，还拍了瓦洛佳、贝斯金、瓦尔瓦拉和莉丽娅在桌前的合照。谁也没有料到，阿韦尔巴赫突然来了，还引发了一场纠纷。我到花园去了——这是在亨利克胡同（Генриков переулок）——给所有人拍了照，然后就一直等着瓦洛佳过来。但是他因为不想和阿韦尔巴赫一起拍照，没有来。

简单点说吧，傍晚太阳落山的时候，阿韦尔巴赫离开了，瓦洛佳这才下楼到花园里，可是已经太晚，天色太暗了。我拍了三次，但是曝光时间那么长，而且又是手持拍摄，相机一直在抖。

总是这样，很难给瓦洛佳拍照：他要么吵架啦，要么打牌啦，要么就彻底不在。

昨天晚上，莉丽娅·尤里耶夫娜和卡塔尼扬来我们这儿看那张马雅可夫斯基的旅行地图。他们很喜欢。我给他们看了一些包含马雅可夫斯基的素描、彩色写生和照片。

波隆斯基写了一篇名为《“列夫”还是“勃列夫”》[2]的底栏文章，文中专门谴责了我从巴黎写的那些信。我读过文章之后，非常不愉快，觉得气恼、嫌恶至极。为何要这样歪曲，且如此傲慢；为何一个身居高位的人会写下这么拙劣庸俗、充斥着低廉小报文风的诽谤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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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事实上大皇宫并非宫殿，最初是为1900年世界博览会兴建的展览馆。（译者注）

[2]“勃列夫”为牌桌用语，指投机或虚张声势。（译者注）

马雅可夫斯基纪念碑 

版权归译者所有，译者已授权发布。

文章来源｜Родченко А. М. Опыты для будущего: дневники, статьи, письма, записки.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ГРАНТЪ»｜1996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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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马雅可夫斯基共事

这个自革命前夕就站在先锋派运动旋涡中心的新派诗人，极擅长用其动听而富有感染力的演讲方式在公开场合朗读他的诗歌，搅动起一股疯狂的、未来主义的情绪。1912年，罗钦科在喀山聆听了一场如马戏般“翻天覆地的舞台景观”的未来主义演讲，留下了他关于马雅可夫斯基的最初印象。罗钦科这个原本已有左翼倾向的艺术学生，也因此成为了马雅可夫斯基的坚定追随者。对于罗钦科而言，马雅可夫斯基是富有魅力、却又够不诗意的诗人，是无私体贴的朋友，也是虚荣好胜的赌徒。文中，罗钦科袒露出对革命初期时光的复杂情感，他屡屡强调，尽管借回忆马雅可夫斯基牵出了左翼艺术家的无数生活、工作轨迹，但他不是颂扬也绝非要赞美那段为新艺术斗争的生活。可同时，罗钦科耿耿于人们已经有意忘记、闭口不谈“是左翼艺术家最早开始与布尔什维克合作”的事实。马雅可夫斯基恰自杀于革命时局的转向之时，他的死之复杂性，同罗钦科对革命的复杂感情一起藏匿于这篇零零散散的回忆书写中，带着罗钦科曾在少年时代有过的那般忧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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