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进入生产｜1920年代俄罗斯先锋派的生产主义诸理论｜一｜生产主义的发生

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伊始，得以从内战的泥潭中抽身的苏俄政府开始着手恢复国内的工业建设。与此同时，国内部分艺术团体也在计划着将实验室阶段的工作带入到现实的社会场域之中。生产主义便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为更明了地辨析构成主义和生产主义，本文回到了两种理论发生的语境：1920年3月成立的莫斯科艺术文化研究院[INKhUK]，这个存活了4年的研究院在经历着人事变更的同时也意味着其主导理论的更替，主导绘画的精神层面的首任负责人康定斯基被主导绘画的物质层面的罗德钦科取代，随后新加入的成员库什纳和阿尔瓦托夫更为生产主义转向提供了理论支持，而这时研究院的负责人也从罗德钦科换成了主张消弭脑力劳动和手力劳动之间的分离而致力于共同目标——制造高质量的物的布里克。在其时，除了艺术团体内部的争论和分歧，苏俄的外部政治环境也在面临风起云涌的局面，如何加入苏联工业化的进程成为布里克保全艺术文化研究院的当务之急。本期推送为论文的第一部分，其余部分及相关文章将在院外陆续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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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农积东    责编｜钱塘祠炒板栗的莫师傅

Rodchenko standing in front of dismantled hanging spatial construction｜Mikhail Kaufman ｜1922

艺术进入生产:1920年代俄罗斯先锋派的生产主义诸理论｜一｜生产主义的发生｜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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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逃离表现主义

在讨论生产艺术或生产主义时，如前所述，二者往往会共享一套相同的意涵，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时常让人困惑。在一些文献中这两者同样经常会被交叉使用。但如果我们因此简单地说生产主义只是构成主义的不同叫法，显然又忽略了两种理论之间相互批评和对抗的张力。于是再次回到两种理论发生的语境，重新梳理二者的关系，便成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首要问题。当然这么做无意在两者间划出明确的界线，为生产主义找出一个精确的定义，或方便日后将艺术家们逐个分门归类，哪位属于构成主义，哪位又该划归为生产主义者，而是借道构成主义，通过对两种理念和实践的对比分析，让我们对构成主义之后的生产主义的诉求和目标以及通往这一目标的方法能有一个更加确切和明晰的了解，也方便我们再进一步地对其做出恰切地反思与批评。

从构成主义理论走向成熟到生产主义的提出都离不开位于莫斯科的艺术文化研究院[INKhUK]。该机构于1920年的3月成立，是人民教育委员会视觉艺术系[IZO Narkompros]的一个下属部门。艺术文化研究院只存在了短短四年的时间，然而在这四年里却多次改变其整体的目标和方向，机构内的人员频繁更替，多种艺术思潮如跑马灯一般匆匆在研究院出现随即又迅速地淡入了后台。

艺术研究院的第一任负责人是瓦西里·康定斯基。早在1919年，康定斯基就已经开始为这所新学院制定了研究计划和方向。康定斯基希望在各种艺术法则之间建立起联系，并致力于研究艺术各方面的科学问题，同时分析一般艺术的基本元素，以期建立一套艺术表现的客观标准。

基于这一方向，研究院先后展开了一系列的艺术实践，不仅有康定斯基先前就已开始的图画转译音乐的实验，还有基于不同的艺术手段和形式对人身的影响的心理学研究等，为此他经常会对研究院的成员们做一些特别的调查，如让他们描述出看到不同类型的线条或不同的形式时的体验和感受，画出对科学和生活的印象等。不难看出，此时康定斯基的方法依然停留在在过去的表现主义框架内，他整合艺术的愿望也是建立在个人艺术作品的表现问题的基础上。于是研究作品对人所产生的影响即表现的效力问题也就被提上了日程。当然，康定斯基并没有止步于单独的绘画艺术的表现问题。而要进一步研究“联觉”的机制，将各类独特媒材和它们独有的表现力量联合起来，期望借此更有效地表达人类整体内在的感情与精神。这一方法可以用康定斯基较早时候的著作《论艺术的精神》中给出的图示来表示：感情（艺术家的）→感受→艺术作品→感受→感情（观赏者的）。[1]于是康定斯基关注的重心很快落在了研究院三个研究部门[2]中的史诗艺术[3][monumental art]之上。这一项目也集中体现了他对新社会中的新艺术愿景。当然，由于研究的重心侧重于人的感觉，所研究的艺术对象更多便放在了绘画、音乐、诗歌上，相应地，雕塑、建筑和其他空间形式的艺术很快便受到了冷落。

但是，这样一套方法不久便遭来了反对的声音。1920年10月，一个名为“客观分析工作小组”的团体在艺术文化研究院出现。其成员有罗德钦科、斯捷潘诺娃、阿列克谢·巴比切夫等人。该团体的研究方案主要由巴比切夫给出。研究方案分作两部分：在理论上，要求对艺术作品进行分析，并有意识地去界定和理解艺术的基本问题，如颜色、质感、材料、结构等，但这些均是基于绘画，特别是美术馆内的绘画来讨论的；在实践上则是要经由单个发明或任务组织艺术家进行集体工作。相较于此前康定斯基的方法，客观分析工作小组开始把注意力从情感表达转到了对艺术作品的分析上，去研究它们的结构和构造法则。该方法可以在第一次客观分析工作小组会议上制定的计划报告表中看到：

a.艺术作品的客观分析是为了研究它们基本的及次要的元素和组织的法则。

b.通过不同的艺术作品分析元素和它们的组织。[4]

此后，客观分析工作小组与康定斯基一派的分歧越来越大，1921年初几乎到了不可调和的状态，双方一度想要脱离机构，重新组建另外一个新部门。面对这一情况，人民教育委员会视觉艺术系的代表斯滕伯格站了出来，他提议双方仍可相互独立进行各自的研究，和平相处，借此试图调和双方矛盾。但终究无济于事，这一分歧最终以康定斯基及其支持者的离开而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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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俄]康定斯基著；查立译，《论艺术的精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2页。

[2]三个部门的研究内容分别为1、思考媒介特性问题。2、建立艺术间内在、有机和综合的关系的理论。3发展史诗性艺术的理论

[3]使用《论艺术的精神》的中文译者查立的译法

[4]Selim Omarovich Khan-Magomedov. Rodchenko: The CompleteWork. Cambridge, MIT Press, 1987,p.287.

Plan of a Composition Natur-Morte｜Karl Ioganson｜1921

（二）构成主义的过渡

康定斯基离开以后，以罗德钦科为首的客观分析工作小组接管了接下来的研究院。为了将先前的计划付诸实践，客观分析工作小组把讨论和实验的场地搬到了莫斯科的西方绘画博物馆，并在那里共同分析和讨论印象派、点彩派和马蒂斯的作品。最后还计划举办一个“科学艺术展览”。和以往按个人艺术家来分组展示作品的方式不同，该展览主要以艺术的元素和相关的问题作为分组的依据，总共分为七个部分，分别是：颜色、体积、空间、构成、质感、材料和形式。而每一个类别下又分出三个分支：线、面、体积。

在这些讨论中，最为要紧和持久的便是关于组构[composition]与构成[construction]的讨论与定义。该讨论旨在解决这么一个问题，即在摆脱了康定斯基以表现为导向的艺术创作方法之后，新的艺术作品将以什么为导向进行创作，抑或说，它的驱动力是什么。根据《作为生产者的艺术家》一书的作者玛丽亚·高夫的总结，在这场讨论中，有关组构和构成的区分至少出现了五种不同的看法：斯滕伯格和康斯坦丁·梅杜涅茨基以特定作品的维度来区分；斯捷潘诺娃则把构成看作是全新的有机整体的创造；在罗德钦科这里则给出了两种定义，一种是一个推演的结构，另一种则将构成看作是带有目的性地对作品的基本元素和材料的组织。[5]组织和组织原则被看做是“纯构成”。浓缩成一句口号便是：“构成=元素的组织”；约甘松认为组构与构成和维度无关，组构同样可以存在于三维空间中，如排布在桌面上的一系列静物。而构成只能存在于真实空间中，十字交叉[cross]是任何结构存在的最低要求。尽管讨论到最后大家仍未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界定，但越来越多的成员开始倾向于罗德钦科给出的界定。即把构成与组织联系到一起。罗德钦科看来，组构是美学的，并与品味相关，因此也是不合时宜的，组构必将要被构成所取代。并走向有目的即功利地组织和构成。“构成是一个体系，经由它，在恰到好处地使用材料的情况下一物将被有目的地创作出来”。在新的功利的造物逻辑（即构成）当中，每一个构成的过程都有其自身的目的和相应的适宜的材料，因此其形式都是特异的，自成一体，又互不侵蚀。“每个（构成的）系统都将是一个新的发现或一次完善”，“形式的构成，并不会彼此相‘蚕食’，每一类形式，在其自身是异质的，不会消弭掉其他形式的意义”。[6]同样，这套创作方法不单单为着指导某件或一类艺术作品的创作。由于这些物是应着人们的生活的需要而制作，所以这些物对我们生活起着充实的作用，而非点缀或糟糕生活的想象性修补物。因此，它们“不是为宫殿、寺院、墓室、博物馆而作，而是为着生活而作”[7]。另外，在罗德钦科看来，康定斯基的表现主义主张虽然摆脱了模仿自然物象的传统，并以抽象元素表现感觉和精神，但并未摆脱描绘的传统，康定斯基的方法只是从描绘外在客体转到了描绘内在主体的感觉。而罗德钦科的方法则要与描绘的传统分道扬镳。他认为，问题不是模仿，而是造物。在讨论接近尾声之时，随着分歧的加深，参与讨论的成员开始分化出了不同的组织，站在罗德钦科一方的成员组建了构成主义工作组。另一些成员则分别成立了建筑工作组（尼古拉·拉多夫斯基和弗拉基米尔·克林斯基），客观主义工作小组。而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构成主义的方法逐渐在艺术文化研究院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至此，我们不妨先告一段落，来回顾艺术文化研究院成立至今的主要工作。可以看到，在研究院最初制定的计划纲领中，客观分析艺术作品及其组成要素就已经被作为中心方法带出，并贯穿始终，而基于分析方法的导向问题也引起了日后康定斯基与罗德钦科的分歧和论争。在康定斯基那里，由于关注点更多被放到了绘画的精神层面，分析的方法最终被引向了“史诗艺术”的综合体，并期待借此汇通所有艺术门类，发展出综合的感知，最终经由感知的综合通往人类的共有精神世界。而在罗德钦科这里，关注点则被放到了绘画的物质层面，即材料层面。因此分析的方法最终被引向了造理想的实在之物上去，而这一造物的理想将在日后被布里克、阿尔瓦托夫等人继续发展，并通向接下来我们要论述的生产主义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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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Maria Gough. TheArtist as Producer: Russian Constructivism in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 2005, p.41-56.

[6]SelimOmarovich Khan-Magomedov. Rodchenko:The Complete Work. Cambridge, MIT Press, 1987, p.292.

[7]构成主义的理论基础并非仅限于文化研究院内部的讨论中，像对“材料”和“物”的关注早在塔特林的反浮雕时期就已经有所体现，而构成（construction）一词也在1914年被塔特林接受和使用了。但构成主义极其理论的提出则是在这一时期的文化研究院，此时的罗德钦科和他的支持者们开始标榜为构成主义者，1922年阿列克赛·甘的出版了《构成主义》总结性著作，也可以说是构成主义理论在这里走向了它的成熟。

Spatial Construction [hexagon]｜Aleksander Rodchenko ｜1921

（三）生产主义转向

1921年秋季，艺术文化研究院进行了一次重新整合，同时也迎来了一批新的成员，当中就包括日后生产主义的主要理论家之一的鲍里斯·库什纳和阿尔瓦托夫。而研究院的负责人也由罗德钦科换成了布里克。

与此同时，研究院外的政治风向也正悄然发生着变化。1921年的苏俄刚结束了与白军的内战，各类公共基础设施也在战争中被摧毁殆尽，摆在新生苏维埃政府面前的是一片满目衰颓的景象。物资匮乏，产业萧条，战争几乎摧毁了苏俄的整个国民经济。工业生产一度陷入停滞状态，[8]铁路交通遭到严重破坏，城乡产品交换趋于停顿，俄国城镇人口急剧下降。[9]而此时列宁期待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浪潮也正在走向低谷，考虑到一时半载再无法激起更大范围的世界革命，他把近期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国内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上，当然主要还是加强布尔什维克的统治。这一举措很快被一些无政府主义团体和其他革命的同路人视作是对革命的背叛。与此同时，随着布尔什维克权力的不断加强，党内官僚主义做风开始滋生，而社会各界对布尔什维克的抵触情绪在不断地积蓄着。

因为无法忍受日益恶劣的物质条件，部分农村地区相继爆发了农民动乱，征粮队不断受到攻击，其他管理农村事务的国家权力机关同样难以幸免。尽管暴动方式和程度不尽相同，但大体上都表达了一些共同的诉求：停止征粮，恢复自由贸易，给予农民对其耕地的完全自主权。[10]

动乱不仅出现在农村地区，从1921年1月开始，政府决定削减城市居民三分之一的口粮，[11]这一举措立刻引起了部分地区城市民众的不满。2月中旬，莫斯科的工厂中和工作室里陆续出现工人集会的现象，工人们要求尽快结束“战时共产主义”，争取自由劳动。但这些抗议很快就被政府的军队镇压下去。另一个重要的城市彼得格勒也在经历着同样的危机，各方矛盾在危机中不断酝酿积聚着，最终在该市附近的一座小岛上爆发了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事件。[12]在暴动中，喀琅施塔得军民在共同商议之后向政府提出了十五条要求。这十五条要求除了反对此前提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如农民享有自由耕种土地的权利，以及允许私人作坊的生产等等。还包括对布尔什维克一党独大局面的担忧和日渐明显的官僚主义的抵制。而后者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中逐渐发展成了一句口号“政权归苏维埃，而不是归政党！”。虽然暴动很快被镇压，但布尔什维克的声誉和权威也遭受了严重的损害。

然而这一年的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挑战还不止于此，雪上加霜的是，从1920年开始发生全国性大范围旱灾，灾害几乎遍及苏俄主要的产粮区，加上此前余粮收集制对农民的过度剥夺，直接导致了1921年的春季大饥荒。就在喀琅施塔得事作暴动后不久，关于大饥荒的种种诸如人吃人一类的悲惨报告一份接一份地传进政府官员的办公室。据不完全统计，此次饥荒导致大约500万人死亡，其中多数是伏尔加河流域的居民和南部乌克兰人。[13]到了年底，受灾人数已经高达3600万，另外有近200万居民经由各种途径逃往海外，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受过教育且有一技之长的知识分子。为应对如此严峻的局势，政府最终不得不放下颜面，开始向外国资产阶级的慈善机构求援。终于在以美国救援署为主的国际社会的帮助下，饥荒开始得以缓解。尽管如此，这个由列宁领导的国家如今已经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当然，布尔什维克的一些主要领导人也很早便知悉了问题的严重性。此前一年，经济政策上存在的危机开始引起托洛茨基的注意，他遂向政府发出变更当前的经济路线的提议。但考虑到资产阶级可能会借机打压工人，同时还可能面临被各国无政府派视为叛变的压力，托洛茨基在其提议被领导层驳斥后，便再没有向党内群众继续申诉。而列宁也在1921年多次公开承认：顽固坚持军事共产主义是个大错。[14]最终，在3月份，喀琅施塔得暴动期间，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派)召开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决定将将余粮征集制改为实物税，这一决议意味着苏维埃俄国正式实施新经济政策。然而新经济政策很快便遭到了一些在十月革命中有功勋的党内老近卫军们和某些工团主义团体的反对，认为这是在向私营农业和商业的让步，是倒退的表现。到了10月份，列宁在《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还退得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商品交换没有得到丝毫结果，私人市场比我们强大，通常的买卖、贸易代替了商品交换。”[15]由此进一步明确了要将资本主义要素引进到苏俄国内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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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除了私人产业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就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外，1921年全国的矿山和工厂的产量只达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20%的水平，钢铁产量甚至只达到战前2%的水平。农业领域，此前余粮收集制下工人征粮队对农民的不友好态度，招致了农民们的不满，这些不满的农民甚至拒绝耕作。这一年的全国可耕作面积只达到了战前平均水平的62%，收成只达到了战前的37%。马匹数量从1916年的3500万头骤减至1920年的2400万头。（ [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著；杨烨、卿文辉、王毅译，《俄罗斯史第8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第481页.]

[9]到1921年时莫斯科人口只剩一半，彼得格勒剩下1/3；两首都居民好几个月来每天只能依靠定量供应的两盎司面包和少量冻土豆来维持生活。（[波]伊萨克·多伊彻著；王国龙译，施用勤、张以童校，《先知三部曲：被解除武装的先知》，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5页.）

[10]如1920年8月在坦波夫省爆发的安东诺夫暴动是其中一场规模较大的暴动，到1921年的5月，这只农民军队已经发展到了50000万人。坦波夫省25%-30%居民参加了暴动，实际所有成年男性均参加了。而暴动者所打出的口号便是“打到粮食征集制！”“自由贸易万岁！”“在斗争中恢复自己的权利！”“劳动农民联盟万岁！”（郑异凡著；《苏联春秋：革命与改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61页。）

[11]政府给出的解释是大雪和燃料短缺导致粮食无法及时经由铁路运达。

[12]由于燃料短缺造成大量工厂不得停止生产，两万多名工人被抛到街头，然而此时某些企业党员却仍可以领到新的衣服和鞋子，这直接引起了工人们的愤怒。终于在2月22日忍无可忍的制管厂工人发起了罢工抗议的活动。他们最初只是要求增加口粮，分发鞋子。但即使是这样温和的要求也立即遭到了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拒绝。不仅如此，他们还调动了军校学院前去对付示威者，并朝天开了枪。这一举动非但没有震慑住工人示威者，反而激化了工人和政府当局的矛盾，其他工厂的工人纷纷加入到罢工的队伍里来。在俄共彼得格勒委员会常务局实施戒严和“同盟歇业”等一系列应对措施之后，罢工规模继续扩大，罢工队伍所提的要求也变成了自由选举工会和苏维埃。此时局势已经向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契卡开始大规模逮捕涉事工人，当局也开始从外省调入部队预备镇压罢工者。这一消息很快传到附近的喀琅施塔得事作岛上。此前岛上的居民和波罗的海舰队的船员早已对布尔什维克日益严格的管控和越来越少的粮食配给怨言无数，加上彼得格勒不断传来的工人罢工消息和红军镇压居民的传言，紧张的气氛瞬间在岛上蔓延开来。波罗的海舰队的船员们经过商议决定派出调查团前往彼得格勒调查情况。两天后，调查团带回了彼得格勒居民抗议和政府镇压群众的情况。在听了调查团的报告后，水兵们随即决定支持城里的反抗活动，并在3月1日达成了《喀朗施塔得驻军第一、第二舰队船员全体大会决议》，向政府提出了共计十五条的要求。这一举动即刻被定性为反革命行为。

[13] [美]莫斯著；张冰译，《俄国史》，海南出版社，2008年，第209页。

[14] [俄]列·托洛茨基著；李星译，<喧嚣与本相：评1921年要塞水兵叛乱>，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kelangshitade.htm#1。

[15][俄]列宁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28页。

Construction from Spatial Cross series｜Karl Ioganson｜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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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2021年硕士毕业论文《艺术进入生产:1920年代俄罗斯先锋派的生产主义诸理论》

论文指导｜周诗岩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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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主义书籍设计：塑造无产阶级意识

构成主义者延续了俄国未来主义者们制作书籍的热情，并用于实现更为普世的目标——抹去艺术家个体个性的痕迹，尝试建立一套新的视觉语言范式，以集体的名义服务于更广泛的集体。当我们叩问“书籍何为”时，发现这一平面媒介在整个先锋派艺术实践中（不只在俄国）整合起了多重技术要素——材料、印刷、摄影。因而，多重要素同时在书籍制作中发挥作用，并服务于整体的视觉表达与意义传递。这使得一个颇为有趣的问题在研究中变得清晰起来：我们无法将摄影从书籍等平面媒介的设计（或者说创作）中分离出来，作为单独的艺术门类研究。这也是诸多研究俄国先锋派平面视觉设计时必谈摄影的重要原因。1921年罗钦科开始了他个人的摄影实践，碎片式的摄影作品同样服务于最根本的创作目标。当然也包括克鲁兹西斯、利西茨基（这位并不热衷于生产事业的艺术家）在内，以上三位都将摄影作为一种技术工具。尤为关键的是，三人都融入了诸如拼贴、蒙太奇等新的艺术方法，用拼贴、组合的方式创造出可媲美电影效果的摄影蒙太奇，极大程度上解放了静态图像中动态表现的可能性。这之中，达达的拼贴、维尔托夫的蒙太奇电影带来的启发自然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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