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这部纪录片，一位日本观众说：“希望武汉人能快乐起来” | 深度对话

记者/韩谦

编辑/刘汨

竹内亮和武汉市民在街头的合影

看过竹内亮的纪录片《好久不见，武汉》之后，他的一位日本朋友留言道：“希望武汉人都能快乐起来。”

41岁的竹内亮已经在南京定居7年 ，作为一名日籍导演，他的镜头一直记录着自己生活所在的这片土地。今年3月，他拍摄的关于南京防疫状况的短片《南京抗疫现场》，先后被日本电视台、TBS等多家媒体报道。在这之后，竹内亮心里“去武汉看看”的念头越来越强。

6月初，竹内亮终于得以成行。《好久不见，武汉》记录了10个武汉人的故事，有从华南海鲜市场进货的日料店老板，经历了40多次核酸检测的新冠肺炎康复者，也有在疫情中录制视频、介绍武汉文化的英语老师，以及熬过长久分别、即将完婚的情侣。

竹内亮说，自己记录的故事不只与悲伤有关，也有武汉人的坚持与乐观，“希望这能消除一些偏见，让全世界看到一个更真实的武汉。”

《好久不见，武汉》

“希望打破这些偏见”

深一度：为什么会把“消除偏见”作为拍摄这部纪录片的目标？

竹内亮：现在很多外国人包括日本人，对武汉的情况还是不了解。中国媒体说，武汉现在“清零”了，一个确诊患者都没有了，这样的数字日本人还是不太相信。因为现在日本每天还有一百多名新增感染者，所以他们会觉得武汉的数据肯定是假的。外国人获取武汉信息的渠道有限，他们对武汉的印象一直停留在2月份。我希望把这些偏见打破，让他们对武汉有更多了解。

其实我之前对武汉的现状了解也不多，有些人说武汉很安全了，也有人说武汉还是特别危险。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和一个媒体人，我自己很好奇，也想亲自去看看。

深一度：因为安全上的考虑，拍摄计划在公司内部也有一些反对的声音？

竹内亮：是的，当时大家对武汉的情况还不太乐观，一些员工家里有老人，他们会担心健康的问题影响到家里人，这种担忧我能理解。员工们都认为现在去武汉还是有点早了，建议我过几个月再去。

但我自从3月拍了《南京抗疫现场》后就打算去武汉拍摄，一直在“忍”。到6月份，实在忍不下去了。这是我自己的公司，我说了算（笑），其实没有人能真正拦得住我。

深一度：在微博上征集受访者时有多少人报名？最后是以什么样的标准确定了拍摄对象？

竹内亮：当时微博上有100多人报名，100多人就有100多个不同的故事，我们到底要呈现什么样的武汉故事，这个筛选的过程真的很痛苦。

先是由我们团队编导和摄影师给几乎所有报名者打了半小时以上的电话，询问他们的情况，筛选出大概20人后，最终由我作出决定。我的标准是挑选那些外国人也想看的故事，比如跟华南海鲜市场、雷神山医院相关的，这些是日本人都知道的地方，他们想看这些地方后续发生的故事。

深一度：最后十名拍摄对象，有护士、餐馆老板，还有康复的患者，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很有故事、但最终被舍弃的拍摄对象。

竹内亮：有，比如说我们编导想拍一个在疫情发生前刚生完孩子的妈妈，她在疫情期间买不到奶粉、尿不湿。但我不希望有那么多回忆疫情期间的故事，我们纪录片的主题还是希望更多地呈现这个城市现在和未来的样子。

深一度：出发前有没有看过其他导演拍摄的武汉抗疫题材的纪录片？

竹内亮：我特意没看别的导演拍的作品。我不希望其他人的作品影响到我的想法，我想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开始拍摄，我刚去武汉时就是一张“白纸”的状态，这样才能够更客观地呈现出我看到的东西。

一位被拍摄对象特意强调自己做过核酸检测了

“我做过核酸检测了，没事”

深一度：刚到武汉的时候，摄制组仍有担心吗？

竹内亮：我对武汉到底什么样子真不知道，所以才想去武汉看看。我身边的人还是比较担心，编导准备了消毒液、护目镜之类的防护用品，但最后根本没有用到，只用了口罩。

我6月1日到达武汉，在高铁出站口出示了我的护照，工作人员问我是不是从国外来的，我回答说我在中国定居，就放行了，完全没想到这么容易就进入武汉了。我本来以为武汉还是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但到了后发现这里看起来一切都恢复了正常。晚上开始有夜宵路边摊了，很有烟火气。

深一度：在纪录片里，最先拍摄的餐馆老板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我做过核酸检测了，没事”，听到这句话你当时是什么感受？

竹内亮：尴尬、无奈、难过，我从来没有听过第一次见面就这么说的人。武汉人知道外地人“怕”他们，他是为了让我们安心才说这句话的。

除此之外，在和疫情期间一位留在武汉的外卖员见面时，我主动跟他握手，他告诉我这是半年以来第一次有人和他握手。我们在路边吃饭时也经常会跟当地人交流，他们会半开玩笑地说，“你们很勇敢，有勇气”，他们知道虽然武汉已经没什么事了，但外地人普遍还是比较害怕武汉人。武汉人经历了这么多，现在面对外地人还得那么小心谨慎，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深一度：这种氛围也会影响到你们的情绪么？

竹内亮：是的，摄制组每个人都哭过。在武汉接触了很多人，让我最难受的是女孩庄园的故事，她的外公因为新冠疫情去世，照顾外公的姨妈也被感染了，前前后后做过41次核酸检测，不久前才回到家。她姨妈告诉我们，本来周围邻居关系挺好的，但这次回来，大家对她的态度变得很冷漠，还会躲着走，她说感觉自己身上背了个“毒气弹”。

深一度：你是怎么看待这种冷漠和躲避的？

竹内亮：我能理解人们的顾虑，但还是感觉很难受。

深一度：在武汉遇到的大多数人都给你带来了这种心理上的冲击么？

竹内亮：并不是这样的，其实所有拍摄对象里最打动我的，是初中英语老师“脏辫熊”。疫情之后，她开始录制一些用rap来介绍武汉文化的视频，她希望在全世界关注的目光下，人们也能更加了解武汉。疫情给很多人带来了悲伤，但只有悲伤的话是没有未来的，还是需要大家往前走。

我们起初选择的故事大多是比较难过的故事，但只拍悲惨的状态不是武汉的全貌，我们希望也能有些积极向上的东西来表达武汉人的喜怒哀乐。片子里有个场景我很喜欢，我们在武汉老城区碰到了一位脱了上衣、正举着碗在路边吃饭的大叔，他的精神状态很开朗，看起来非常有生活气息，这里完全不像一个刚刚经历过疫情的地方。

深一度：纪录片最后以一群横渡长江的老人收尾，也是这种用意吗？

竹内亮：是的。因为我觉得这反映出一个新的变化，老年人在疫情发生时是最危险的群体，他们一直没办法出门，最近才有机会出门。这是武汉恢复到往常状态的代表性场景。另外，大家一起渡江，能表达出一种武汉人一起面对困难、克服困难的感觉，所以我把这个场景确定为结尾。

纪录片以一群横渡长江的老人作为结尾

“每个人都在对我们说谢谢”

深一度：你之前也曾到过武汉，这次再来，感觉这座城市和这里的人有什么变化么？

竹内亮：没什么太大的变化，武汉本来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有很多美景和美食，通过这次拍摄我对武汉人的了解加深了很多，他们都很热情、坚强，至少在表面上，真的看不出这里曾经遭受了很严重的疫情。

在武汉拍摄期间，有当地的朋友帮我们找到了低价酒店，还有人免费当我们的司机，这帮我们节省了不少费用，被拍摄者也特别配合我们。我们在武汉遇到的每个人，都是他们在对我们说“谢谢”。

深一度：作为一名日本人，又长期居住在中国，在面对疫情这件事上，你感觉两国人的心态和做法差别大么？

竹内亮：我觉得亚洲人的想法和意识挺相似的，防疫意识很强，这跟欧美不一样。我在跟日本的亲友交流时，他们一开始不太在意这个病毒，后来也经常洗手、消毒、带口罩。这跟中国人的心理过程很像。

我们拍过一个《全世界的“疫”天》的短片，让全世界的华人粉丝拍摄了当地的防疫措施和当地的生活。非常明显的就是很多欧洲人不戴口罩，好像没什么事发生似的，而日本街头大部分人都戴着口罩。

深一度：很多日本人也看到了这部纪录片，他们的反馈是什么样的？

竹内亮：很多日本观众看完这部片子的感想是，没想到武汉是一个这么发达、这么漂亮的城市，他们之前在新闻里大多看到的是2月份的武汉，画面里都是医生、病人和医院。当时又是冬天，显得很冷清。对武汉的整体感觉就是一个悲惨、灰色的城市。

他们这次看到我们的纪录片，才知道武汉原来是这么漂亮、这么有活力的一座城市，完全颠覆了他们对武汉的印象。有很多人评论说想在之后去武汉旅游，看到这些评论我很开心，感觉我拍这部片子的初衷达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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