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13日，江苏淮安，清江中学2000余名高三学生在体育馆集体参加心理辅导，减压备战高考
“每所中小学至少配备一名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2021年7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相比9年前的表述，这次删去了“兼职”。心理老师的存在正在变得重要和急迫。然而，在我们近一个月的采访中，他们却是作为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作为图书馆管理员、作为职业规划老师的心理老师，有的还在学校里教过物理课。在现行的教育体系下，他们很难成为“百分之百”的心理老师，也难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应该更纯粹地去帮助学生解决心理问题，还是要“辅佐”于“考出好成绩”。很多心理老师没有培训和指导，有的甚至没有教材，要“自己想办法编”。很多时候，消耗精力和工作热情的并不是学生的心理问题，而是为了应对检查而去“造材料”。而在究竟该怎样做一个心理老师这个问题上，很少有人知道答案，他们尴尬又迷茫。2021年10月9日，河北秦皇岛，海港区杜庄学区第一小学心理教师带领学生体验团体沙盘又一次向上申请课程后，学校的答复终于变了，“研究考虑考虑，到时候再给你通知”。这是2019年，以心理老师身份入职一所高中的第二年，李悠远依然只是一名职业规划老师。从2018年入职开始，李悠远就向校领导申请开设心理健康课。领导也并不是不重视，至少连校长都认可“心理健康教育挺重要的”，但总说“时机还不太成熟”。李悠远并不想放弃，只要有机会碰面，他都会提起这件事。直到2020年，疫情蔓延，学生们重返校园后，他终于接到口头通知，开课吧。学校的心理咨询信箱个数，也终于在他提出建议2年后，从1个增加为3个。信箱是学生们向心理老师求助的最隐蔽的方式，他们可以把自己的问题、班级、姓名写在纸条上，投进去。此前，全校只有一个信箱供在三栋教学楼里的7000多名学生使用。三个信箱在每个星期一会打开一次，11月最后一周，他和另外两个兼职心理老师一共收到了三张纸条。关于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官方行动，最早可以追溯到1999年。这一年教育部成立了全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委员会，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若干意见》。三年后，《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出台，指出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可以聘请一定数量的兼职教师或心理咨询人员。2012年，《纲要》修改，要求每所学校至少配备一名专职或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九年后，2021年7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删除了“兼职”一词，要求每所中小学至少配备一名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通知》发布之后，作为学校为数不多拿过三级心理咨询师证书的人，小学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安俊兰在上一任德育兼心理老师“干不动了，想找一个人替一替”的情况下，“被赶鸭子上架”成为心理老师。但她也干不动。接受采访时已经是晚上八点，作为班主任，安俊兰正催着家长看安全教育视频。“很忙，我真的很忙”，有时候她连自己的语文课都上不了。班里的孩子来找她，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你先别来烦我，我要做表。打疫苗的统计表做了不下十次，班里孩子的身份证号、学籍号，今天这个单位要，明天那个平台要，她不停地导入、导出。“对自己班的孩子还是挺愧疚的，我的时间被占了，相当于他们和我的时间被压缩了。”在安俊兰的叙述中，“造材料”是她作为心理老师的“重要工作”。每一年开学，学校会做特殊群体的摸排，再上报区教育局。其中一项统计就是针对心理有问题的学生。这些学生可能情绪不稳定、厌学，或者有一些奇怪行为。经过班主任排查后，会形成一个“特殊关注名单”。区里或市里的领导会不定期来督导，听到消息后，安俊兰就要尽快去“造”过去一年或半年对被列在“特殊关注名单”上的学生的心理辅导记录。在采访中，其他几位心理老师也表示，做好辅导记录的存档以应对检查是他们明确被学校要求的重点工作。同样作为一名“身兼数职”的心理老师，林霖的兼职之一是图书馆管理员。她要负责学校图书馆订阅杂志的出库、摆放。新华书店在校园书店卖书，算钱结账的任务也归她管。她的压力来自于考核。按照学校规定，教师岗的工资有课时量要求，林霖一周上14节课才算满工作量。这实在不可能完成。心理课每个班两周一节，林霖一周只有6节课。所以必须利用其他岗位的工作补上课时，才能达到满额工作量的要求。林霖还想办法“主动出击”班主任，“销售”自己。碰上哪位班主任对学生的管理出现问题，需要她来上课，她还能赚一节课时，虽然她也不确定最终能补上多少。谈到兼职的问题，上海一位从业17年的心理老师觉得根本原因在于学科地位，心理健康课没有纳入大纲课程，校领导的重视程度决定了它能不能进课表，也就不能保证专职老师的岗位和待遇。更不用说后续的职称评定和评优评先，即便在上海也是最近几年才有了心理老师的正高职称。2021年11月19日，西安市五环中学学生在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学生们通过各种途径疏导情绪，放松心情
对于几位刚刚成为心理老师的年轻人来说，他们远没有到能够烦心职称的时候。终于获得开课机会后，李悠远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没有教材。他又去找领导申请，领导说，“你自己想办法编吧”。“自己咋编呢，硬编？没有接受过相应的培训，我怎么编？”他放弃了，买了一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学参考》学习备课。林霖太知道教材的重要性了。成为心理老师前，她在一家教培机构做成人心理教育。成人一节课要上两三个小时，现在带初一年级的心理课，一节课只有40分钟。这个时间能让一个初一的学生有多深的感觉？突然面对未成年人，她不确定到底应该怎么教。没有岗位培训，能借鉴的只有教材，有了教材的体系，她才知道有没有超纲。相比李悠远工作的山东省，林霖所在的江苏省出版过统一教材。一开始她还照着教材讲，但发现适应性不好。教材的内容对于初一的孩子来说，太多了。后来她就沿着自己所学的积极心理学流派备课。同样是初中心理老师的魏未把心理课定义为“给学生做一次心灵SPA”。她在两个月前还是一名物理老师。今年9月入职后，物理组缺一个老师，她暂时顶上。她把大学生团建聚会玩的“谁是卧底”、“你画我猜”、“拍七令”等游戏带入课堂。上个月，她上了一节“吸烟有害健康”的课程。这节课很轻松，她只要讲五分钟，其余时间视频教学，播放“吸烟者烂肺”的片子以示警醒。她也上过爱情课，带着学生们创作关于爱情的诗歌。不同班级的学生争抢着她的归属，都说“这是我们班的老师”。有学生特地来办公室提醒她，换课了，别忘了。学生们确实喜欢她。但至于课件好不好，课堂流程设计、流畅度、逻辑合不合理，学校里没有人能指导她。心理辅导的技巧和方法更是无处请教，她只能“吃老本”。最近，她开通了“知识星球”的会员，把自己疑惑的问题放在帖子里，看看别人的讨论或者请管理员回答。这种孤独感是几位年轻心理老师共有的。魏未所在的江苏一个县城初中另外两个年级的心理健康课由一位政治老师、一位体育老师兼职担任。对于这两位老师她并不熟悉。而按照学校要求，心理老师应该是心理学或教育学专业，且必须有心理教师资格证。林霖的几位同事也都是兼职心理老师，分别是政治老师、生物老师、化学老师，“他们有自己的饭碗”。第二次采访时，李悠远正在准备一个面向全校学生的心理健康讲座。讲座在可以容纳一千人的大礼堂举行。每学期会有两三次。在他看来，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很重要的基础是建立科学的认知。每一个人都应该知晓、了解心理学是一门普通的科学。这一次的主题是：什么是心理学？他找另外两位兼职的心理老师商量讲座内容。“找了一两次，人家都说有事儿，是你，你还会去找吗？”但这也不代表是他们的问题。李悠远解释，学校并没有规定心理老师具体应该做什么。做了也不会有什么奖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不想干也没有人管。兼职心理老师虽然有额外补贴，但每个月不到200元。所以，在学校的心理健康工作，很多时候是依仗心理老师自己想做到哪一步。“被赶鸭子上架”的安俊兰苦恼的事情和他们大不一样。她很少主动去做什么，光是执行领导的命令这一件事就够忙的了。校长觉得最近学生的心理问题严重，让她“再重视一下”。怎么重视？学校也没有开设专门的心理健康课。她想，那就让班主任对自己班的学生做一次心理健康教育的团体辅导吧，有照片记录，也算是个保留凭证的活动。之后，再在班级群宣传一下，就算完成“重视”了。她调侃自己“没有什么水平”。学校组织一次心理健康测试，对于她来说，从设计问卷开始就是难事。不敢用专业的测试题，做了也没人会分析。只能在网上扒些无关紧要的题目。比如：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如果做不出来题目，你会怎么办？尽管也有市、区一级更统一、专业的问卷调查，但有时也会“没有下文”。学生做完问卷之后，结果会反馈给班主任老师：哪个孩子总是情绪低落，哪个孩子感到失眠……唯一的提示就是“多注意一下”。安俊兰只能平时稍微多“看一看”，尽量让他感受到包容，也仅此而已了。她形容自己是“二半吊子心理老师”，不能说完全没用，但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当被问到，为什么不能按照规定去关怀、辅导、帮助学生，安俊兰说，“教育是有这样的理想和追求的，但我作为一个教师，完全听从这样的指导，做不到的。”即便把孩子叫过来辅导，除了教一些道理或知识，她也说不上什么。她不知道辅导如何成体系，三级证书是上大学时候考的，已经过去四五年了，工作以后，再没有过心理咨询相关的学习和培训。2020年，北京师范大学发布的一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重点、制约因素及家校合作的调查研究》显示，有超过50%的心理老师认为制约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发展的两个最重要因素是心理教师的专业训练不充分和缺乏专业的心理教师。也有47%的班主任将缺乏专业的心理教师视为影响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制约因素。心理学是一门专业的科学，方向、流派很多。照常理，真正能在学校做心理老师的，应该系统地学习过心理学知识，也必须接受学校的心理咨询辅导和课程培训。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未成年教育和心理健康的研究员徐浙宁说，“若一个学校的心理老师连这个资质都没有，可想而知，这个体系里的师资力量是多么薄弱。” 根据心理健康卫生工作的三级预防体系，心理老师的职责范围可以划分为三级。徐浙宁说，理想情况下，第一级是通过心理教育课，传递常识，完成心理素养培育。第二级就是关注到有风险性的孩子，虽然没有暴露典型症状，但受制于家庭不利、成绩等问题处在心理弱势，需要专门的团体辅导，要引入特殊的课程来培养抗逆能力。这一级必须要有校外资源的支持。到了三级，就是症状比较明显的，心理老师能鉴别出来，然后转介到更专业的机构或医院。这样，心理老师的边界清晰了，就没有身份上的模糊性了。2021年9月26日，在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歇马镇中心学校健康加油站，心理健康辅导教师帮助学生使用视频电话和家长通话但是现实情况是，代课、做心理咨询是大部分中小学心理老师最主要的两项工作。对于给学生做心理咨询，学校更是没有具体要求。从事多年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的精神心理医生何日辉说，随着抑郁症筛查进校园，未来，学生的心理和精神问题可能暴露得越来越多。除此之外，心理老师还要和围绕在学生周围的家长、班主任甚至领导几方周旋。因为学生群体身处校园的特殊性——在学校可利用时间短，但要求高——学校的心理老师会比社会机构的心理咨询师面对更高、更多的要求。大人们的希望是一致的：快速解决问题，别耽误孩子上学、考试。但心理学的专业要求并非如此。林霖是心理学专业出身，按心理咨询的伦理要求，只要有学生来找，那么一定是双向的、私密的。但班主任作为班级的管理者，必须知道每个学生的动向，她必须得和班主任分享信息。另外的顾虑在于，“如果完全跳过班主任的话，对班主任不太尊重”。至于信息分享到哪种程度，她只能靠自己的判断从中权衡。林霖没有独立的办公室，她的办公桌放在教务处，要常常面对教务主任、德育主任关于学生个体心理问题的打探。这当然是一种关心，他们想了解学生的心理健康或者投射出来的其他问题，但意识不到心理健康对隐私性的保密要求比较高。林霖有时还要反向去教育他们。李悠远遇到的老师对心理健康的认识存在比较严重的两极分化。一部分老师觉得心理疾病就是因为学习压力大，好好学习自然就没事了。2020年，有个女孩经医生诊断为中度抑郁，建议休学。可班主任觉得没事。李悠远和班主任沟通过三次，对方都不以为意，“就让她待在这吧”。只能努力到这一步了，李悠远没有任何权利去决定什么。还有一部分老师，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觉得是心理问题。一位英语老师找到李悠远，请他开导一个英语成绩不好的学生。难道让我去教她学英语？这不是英语老师的事情吗！他很费解，但还是见了这个学生，“那孩子说她就是对英语不感兴趣，喜欢数学和物理，这不是挺正常嘛，有什么不对呢？”更难面对的其实是家长。家长不能理解心理问题也是一种疾病。很多家长在听到孩子有抑郁症时，几乎都会对李悠远说同样一句话，“天天有吃有喝的，怎么会抑郁呢？我小时候过的那么苦，也没有抑郁”。一个学生有割手腕的自伤行为，记忆力减退，睡眠也不好，抑郁症状很明显。李悠远联系班主任请来了家长，建议去医院。家长沉默了一会，“我宁愿让她去死，也不会带她去看病的，我们家不会出现精神病人。”让李悠远生气又无奈的是，这位爸爸有很体面的工作，有知识也有文化，但对心理疾病依然带着如此大的偏见。孩子得知抗抑郁的药会影响记忆力后，也不愿意接受治疗——她正是高三，不想影响学习。李悠远常常为这种结果感到“痛心”，但无能为力，后来他也没有这个孩子的消息了。采访中几位心理老师都提到，最让他们抗拒，但又无能为力的是应对检查。心理咨询记录是上级检查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的重要资料，检查时，会要求心理老师交出。因为涉及学生的隐私，李悠远反对过，领导劝他，“反正他们也不认识”。“应对上级检查也是我的工作，检查要看材料，我有什么理由不交啊！”他在电话里愤愤地说。李悠远入职的两年间，逐渐配好了心理咨询室的沙盘道具，但从没用过。做沙盘辅导不是一次两次能解决的，需要长期的咨询服务，但在学校里，实用性不高——大部分时候，他和学生是十分“微弱的联系”，学生也就来一次两次。面对来访的学生，咨询可用的时间也很有限。在这所寄宿高中，学生只有周日下午才能休息半天，又不能占用上课时间，李悠远只能借学生大课间或者自习课的时候，插空做五十分钟左右的咨询。他更倾向于把现在所做的心理咨询称之为心理辅导，主要工作是鉴别，症状对学生的生活影响多大？是不是能在学校继续学习？确实有危险的话，再和班主任、家长联系，建议转介到医院。“我希望（那五十分钟）能给他们带来不一样的感觉，我有这种希望，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这种咨询对于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心理老师其实本就不应该做深入的心理咨询，深圳红岭中学的心理老师杨晓燕说，这不符合心理学的伦理要求。心理咨询应该是单一角色、单一功能。但在学校，心理老师既是教师又是心理咨询师，不可避免地是以双重角色在工作。这也是为什么心理老师总是陷入纠结的状态中。在杨晓燕看来，心理老师的不确定和犹疑是因为没有找准定位。在深圳做了25年心理老师之后，她探索出了一种可能性。“心理老师本身就属于基础教育系统，要在当下的教育体系中寻找自己的位置。”杨晓燕说，心理老师的职能当然包括心理疾病的预防、筛查和诊断等等，但既然是老师，教育功能就是第一位的——要把心理学专业的知识、技巧，融入到当下的教育体系当中，辅助班主任管理班级事务，提高高考分数，把学生带到更高的平台。“这不仅是学生的需要，也是心理老师、心理学科的需要，不然，心理教育永远不可能得到重视。”2021年3月24日，江西九江瑞昌市第八中学学生在该校“学生成长与发展中心”上心理健康辅导课，心理老师在心理咨询室为学生做个体心理辅导1996年杨晓燕大学心理专业毕业，所有人都觉得这个专业分配不出去，只能转行当数学老师或者语文老师。机缘巧合下，她来到深圳，在全国还没有正式推行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时候，这里已经有了需求，她被分配到一所职业高中做心理老师。2011年来到红岭中学。那时候社会生活简单，电子产品的使用还很少，中小学生的生活环境更单纯，心理健康问题也并不复杂。大部分来找杨晓燕的学生都是类似“今天不开心了”、“跟好朋友吵架了”这样的“一过性”问题。心理咨询的量和专业度，包括跟医学相关的问题很少，刚开始的七八年时间，杨晓燕基本是以上课为主，课程内容也是靠自己慢慢摸索。最近几年，她明显感觉到入院服药的、住院的、自残的、自杀的学生比例越来越高。而且有非常明显的低龄化倾向。杨晓燕身在一个思路开放，创新意识走在前面的城市。无论是教育资源还是认识水平都为她的可能性提供了生长的土壤。红岭中学在2011年由时任校长首创，设立了专门负责心理健康工作的学生成长支持中心。杨晓燕说，完全靠个人力量是很难推动的，这需要领导给机会、给平台，也需要一个专业的团队。现在，包括已经是中心主任的杨晓燕在内，一共有四位专职心理老师，他们都是心理学专业出身，两个本科生、两个研究生。另外还有一名社工。五位老师服务全校4000多名学生。团队的专业加上学校的支持，他们不需要面对安俊兰遇到的那些不知道怎么设置、分析心理测评问卷，以及心理筛查“没有下文”的问题。红岭中学从教育技术公司购买了量表系统。每年新高一入学时，杨晓燕会从几十个量表库中挑选出适合学生在一节课之内完成的，搭配在一起，开展筛查工作。心理测试开始前，他们要提前发放告知书给家长，写明测量的内容、目的等等。完成筛查之后他们会找班主任“点对点沟通”，开展班主任培训，指导他们如何关注有隐患的学生。今年开始，他们又引入了校外咨询机构，由机构的专业咨询师负责高危学生并长期跟踪，逐步完成学生和家长的心理访谈。杨晓燕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做做思想工作就能解决的问题，需要有专业的校外咨询师的支持。”缺乏统一的、专业的、系统的培训，这是所有心理老师都面临的问题。社会机构组织的专业培训，一天可能要花费1000元。红岭中学的老师不需要像魏未那样，自己去网上充会员，漫无目的地花钱。杨晓燕作为中心主任，有行政的职务，也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她会向学校申请老师参加社会培训的费用报销，学校也支持。她几乎经历了全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发展的全过程，几位年轻老师的纠结、苦闷她也有过。“作为心理老师，如果在学校只是一个普通老师，又遇到领导层的意识比较落后的话，他的处境确实会很为难。”这种两难的处境最直观的体现在心理老师与学生的关系上。何日辉说，心理咨询师的定位很好界定，和来访者的关系仅限于咨询室，离开这个空间，两者没有任何关系。甚至在大街上碰到也要装作不认识。但心理老师在咨询室外，需要介入很多事情。有学生可能在家里突然有情绪问题，想跟心理老师聊聊。按照心理咨询师的标准，那就是下班了，不回复。但对于心理老师来说，这个不回复的动作会让学生有距离感。更重要的是，学生可能是在发出求助信号，心理老师的拒绝也许会演变成创伤，或者激活原有的被抛弃的创伤。这就会带来问题，也会给心理老师带来压力。何日辉的担忧在于，对心理老师高要求低回报的情况持续久了，很快会出现职业耗竭。对于心理老师而言，经常倾听来访者或学生的负面情绪，也会激活自己的创伤，也需要疏导，所以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支持系统。“如果支持体系不能尽快建立，心理老师可能会成为心理疾病的高发人群”。何日辉认为，教育部和卫健委等部门应该尽快联合出台具体的职业规范要求，明确心理老师的责任义务，厘清职业边界、职业风险。这样才能让心理老师从无谓的压力中解放出来。采访中，一位心理老师说，心理学的本质是尊重人的天性和个性，相信每个人有不同的天赋、成长经验以及优势。所以每个人都需要耐心培育、因材施教。但很多学校迫于升学压力，只能变成以应试教育来主导，身处其中的心理老师就很难有什么作为了。2021年11月19日，西安市五环中学学生在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学生们通过各种途径疏导情绪，放松心情对于心理老师来说，要不断思考如何将心理健康与应试教育有机结合。杨晓燕认为，如果不以这样的方式推行心理教育的话，反而会让学生在这个体系里更拧巴。年轻时杨晓燕也别扭过，“只有自己一个人，又很想做事儿，觉得应试教育不科学，管理者不尊重人性。”现在，面对这种纠结，她找到了一种自洽的方式，把它置于每一个具体的事件当中，当一个学生遇到难处，坐在面前时，她会不断问自己，“我对人性是怎么考虑的？是不是需要尊重每个人的个性？怎么尊重？尊重到什么程度？”她遇到过一个想要改变自己身体的孩子，因为被这个问题困扰很久，成绩也不好。这个孩子不喜欢自己的身体，没有任何心理问题，就想立刻改变、整形。他最大的纠结在于不想用父母的钱。若是在外面做咨询，面对来访者提出的要求，咨询师会顺着他的心思去分析，一定保持价值中立的原则。但在学校，必须要注重引导、教育，杨晓燕说。既然没有心理问题，现在整形跟十年后有区别吗？杨晓燕抓住了这个孩子要强的性格，“你做了手术，你不要休息？那你还怎么考大学？你考不上大学，你哪里挣钱还你父母？既然都要整形了，你今天借钱，跟你十年之后，拿着自己挣得钱，甩在医生面前那种自豪感是完全不同的。”后来，这个孩子没有再执拗于立刻整形，参加了高考，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也选了很有前景的专业。对于这个结果，杨晓燕很欣慰，“这个孩子想要整形的想法依然没有变化，但已经不重要了。他是个成年人，做任何事情都可以为自己负责了。”过去两年，有近300个孩子找李悠远做过咨询，大多数成绩非常优秀，在比较好的班级。他发现，孩子的问题大多来自家庭，父母把孩子当成比较的工具，教育孩子，只有学习好才可以得到好工作、赚大钱，才会成功。至于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好像并不重要。孩子也相信，只有学习好才会有更好的地位，而学习不好就是自己的错。一位国际学校的心理老师和李悠远有相似的感受。所有来找他的同学都曾经成绩好过，但现在不行了。有学生告诉他，想要回到初中，继续那种在学校里面“很疯狂，是个人物的时候”。这些带着“光环”长大的孩子，来到新环境，当“光环”不在，他自己以及背后的整个家庭都会出现难以接受现实的心理症状。将成绩作为单一的价值支撑，一旦成绩出现问题，作为一个人的价值也会跟着崩塌，这种打击在某种程度上是致命的。“现在的大学心理老师经常进行危机干预。忙得不得了，都是去‘救火’的。从心理健康工作的成本、科学性来说，从下往上一定是更好的。我们都很清楚它的根源。只是这个时期（大学）有个导火线，他挺不住了。”徐浙宁说，从一个人更长的成长时间来看，孩子的心理问题大都在“前面”就有征兆。应该在小学初中高中就发现问题，提前预防，而不是推到大学。究竟要做怎样的心理健康教育？这仍是很多心理老师最疑惑的问题。做过那么多咨询，一个强迫症男孩的经历最让李悠远感到遗憾。那可能也是他最靠近心理学专业追求的时刻。那个孩子脑海里总是盘旋一个问题：我是不是精神病？这种侵入型念头占据了他绝大多数时间，学习、生活都受到影响。在找到李悠远之前，症状已经有两个月了，妈妈带他去算过命烧了香。咨询的过程其实并不难，李悠远判断这属于强迫症，吃药比心理咨询见效快，还经济实用，于是推荐他到医院治疗。但事后，李悠远一直特别惋惜，那个孩子可能错过了一个更加深刻了解自己的机会。他也会问自己，“为什么那个孩子脑海里总在盘旋这个问题？他得了精神病又会怎么样？如果他继续反思自己，也许会更明白这个症状的意义。”“我感觉到，我学心理学，（以这样的方式给学生）做心理咨询，好像意义并不大。我很想做那样的咨询——陪他去探索内心世界。但是做不到，很困难。就算我愿意，那个孩子也未必愿意。”李悠远偶尔也会想，对于那个孩子而言，耗费成本做一件跟学习、考大学无关的事情似乎是不值得的。把症状控制住，好好学习，可能才是他当下最重要的事情。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文中除何日辉、杨晓燕、徐浙宁外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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