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27起“猴伤人”事件背后的分流困局｜深度报道
采写/吕雅萱 颜星悦
编辑/刘汨
站在猴群中喂食的猴爸猴妈
在贵阳有这么一群被称作“猴爸猴妈”的老人，十几年来，为了黔灵山公园上的猴群付出了巨大心力。他们从微薄的退休金里挤出猴子的口粮，每天定时投喂，他们坚信：“照顾宝贝是义不容辞的事情。”
当2007年“猴爸猴妈”成立“猕猴保护委员会”时，公园和林业局的领导还曾到场祝贺，但之后几年，两方的分歧越来越大。
黔灵山猴群惹出的伤人事件不断，专业人士纷纷指出，不能再这么人工投喂下去了，对猴子的身体和习性影响太大，而且猴子的数量太多了，必须分流。还有专业人士说得更直白，“猴爸猴妈的爱心是在伤害猴子。”
朴素的爱猴之心和专业保护理念出现矛盾，信息上的不对称加剧着误解和分歧，一场“都是为了猴子好”的纷争持续至今，而“猴子伤人”的事件在这个过程中从未中断。
黔灵山公园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市区内森林公园
“猴爸猴妈”
贵阳11月的冬天连着下了几天雨，周泽琪特意穿了一双防滑运动鞋出门，拖着的小车里装着30多个大馒头，去往离家三公里外的黔灵山公园，“几天没去喂乖乖、芝麻、二青，它们一定饿坏了。”
像过去26年里的每次到访一样，周泽琪停在公园一个三岔口旁，开始呼喊：“来咯——”。几分钟后，20多只猴子从山上鱼贯而下，周泽琪被它们围在中间，一块接一块的馒头在手上停不了几秒，就被猴子夺去吃了。
一只小猴子迟迟没分到馒头，跳上周泽琪肩膀，在她脸上轻咬了一口，她一点不恼，“这是在跟我亲近呢。”
作为国内少有的城区大型森林公园，黔灵山公园猴群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6只用于病理研究的猕猴逃出贵阳市防疫站，跟黔灵山公园的猕猴混居在一起，形成了半野生猕猴族群。它们在公园里没有天敌，数量不断壮大。
26年来坚持每周喂猴4天，周泽琪见证了黔灵山公园两代猴王的更替，这一代猴王被她唤做大福，是上一代猴王芝麻的大儿子。在周泽琪眼中，这对父子习性相近，连脸上的白斑都长在相同的位置。
“当猴子感知到自己快要老死的时候，就会慢慢脱离猴群，在一个偏僻无人的地方安静死去。”说起猴群的生老病死，周泽琪话里透着伤感。
在照顾猴子这件事上，周泽琪不孤单，她退休以后有了一个新的头衔——猕猴保护委员会主任（以下简称猕保会）。这是一个规模在百人左右的民间爱猴组织，成员大多是周泽琪这样的退休老人，每周排好班次去黔灵山喂猴，贵阳人给他们起了“猴爸猴妈”的名号。
猴爸猴妈每天会准时去公园投喂猴子
85岁的任慧芳也是弥保会一员，退休前是一所医院的肿瘤科医生。喂了20年猴子，她形容自己在上面的花销“足够在贵阳买一套100平米的房子”。任慧芳有写日记的习惯，里面很多内容都和喂猴有关：100斤的玉米，125块一包，买了3包；大馒头，1块钱一个，买了80个……
直到3年前，她没有体力再亲自喂猴，就联系上了在公园做猕猴直播的小杨，任慧芳每周拄着拐杖去离家一公里的农贸商铺买猴食，再让小杨骑摩托车驮去公园。
任慧芳学会了“云喂猴”，她的手机里只装了微信和一款短视频软件，她能脱口说出小杨在上面的账号昵称，她不知道怎么打微信电话，却能往朋友圈分享猕猴的视频链接。任慧芳每天都要去看小杨在公园的直播，“疤面脸上又被人用弹弓打了，大福到冬天脱毛了”，任慧芳恨不得透过手机屏幕去摸摸它们。
2007年弥保会成立仪式上，除了“猴爸猴妈”，贵阳市林业局、黔灵山公园的领导也到场参加了活动，在当时的媒体报道中，各方初衷都是更好地保护黔灵山猕猴。
但在这以后，黔灵山猕猴越来越多以“负面形象”出现，抓伤咬伤游客的新闻不断，还逃出公园成了公共设施的破坏分子。公园里竖起了“禁止投喂”和“猴子伤人”的警示牌，这是猴爸猴妈们万万不能接受的。
“园方又没有人喂食，这些猴子会活活饿死的。”猴爸猴妈没有停止喂猴，园方派保安值守，但“根本不起作用”，双方言语冲突不断，还动过手。
一次照例去公园喂猴子时，任慧芳也受到了现场保安的劝阻。“我喂我的猴子，你管什么管！”任慧芳提着一袋子苞谷站在原地，看着眼前慌张抢食的猴子，她觉得，园方的做法“太残忍了”。
园区内猴子伤人事件不断
乖乖还是泼猴？
黔灵山公园到底有多少猴子？
园方认为早就过了千只，远远超过了公园的最大承载量，也是各种麻烦的根源。但猴爸猴妈们觉得这是“夸大其词”，最多不过三四百只。
2020年初，黔灵山公园因为疫情闭园，这成了摸排猴子数量的好机会。调查员在猴子群居的游道一带投喂食物，引出了几乎园内所有的猴子。趁猴子们吃得正香，调查员分成几个小分队，按照不同区域开始清点猴子数量，同时还有全景相机拍照。最后综合照片和清点数字得出结论，截止2020年的2月份，黔灵山公园猕猴只数约为1210只。
主持这项调查的贵州大学粟海军教授说，“这是一种很精确的测量方法，误差不超过30只。”他在论文中透露，这次调查同时将食物资源、空间资源纳入到一个复杂的计算公式中，得出了黔灵山公园对猴子的生态承载量约为792只，“而将猕猴数量控制在生态承载量的一半，也就是400只左右是最合适的。”
随着猴群数量的快速增长，伤人事件不断发生。公园里一块安全提示牌写到：“2004年至今，猕猴伤人累积已达5927次，其中伤势严重入院治疗的有20多人”。
刘潇去年8月去贵州旅游，慕名到黔灵山公园看猴子。她正在步道上给猴子拍照时，一位刚下山的老人往她手里塞了一颗黑乎乎的猴食，“说是在家亲手给猴子做的”，叫她跟猴子亲近亲近，喂食给它们。
刘潇心里有点害怕，但还是照做蹲了下来，一只小猴子蹿上来抢走了她手上的食物，紧跟着还有只大猴子，看刘潇手上空空的，一爪子拍到了她的脸上。刘潇站起身时，旁人都被她的脸吓住了，一条红色的血痕从额头拉到鼻尖，眼皮周围都是横七竖八的细口子。
人群中，有的谴责猴子顽劣凶猛，也有的说，老人是常年来公园“喂猴的那群人”。看到猴子惹祸了，老人没留下句道歉，悄悄离开了。刘潇去了公园附近一家医院的急诊，医生生气地说：“今天已经四个人被猴子抓伤了。”
刘潇听从医生的建议接种了狂犬疫苗和破伤风。后来，她递交给园方复杂繁多的证明文件，报销了1000多元治疗费用。
黔灵山公园管理处处长杨振也在抱怨猴子闯祸，除了频繁伤人，公园的垃圾桶、灯柱、建筑外墙，都是猴子常年啃咬的对象。园方试着在灯柱上缠了带刺的藤条，但藤条又成了猴子新的撕咬对象。“根本不起作用”，杨振无奈地说，他曾经见过一只猴子跳到路口的反光镜上，来回撕咬个不停，“破坏速度很快，几下就坏掉了。”
他算了笔账，公园在猴子身上的开销，包括基础设施重建、生态环境修复、伤人事件赔付，“一年下来要200万。”
公园的保安开始在兜里揣上了弹弓，当猴子拦住游客、撕咬垃圾桶时，他们会向猴子做出弹射的姿势，猴群立刻四散。“但没真打出去”，保安笑笑说，“猴子也怕我们这些戴红袖章的，它们很聪明。”
弹弓的出现也让猴爸猴妈们不满，周泽琪打开一条短视频，一只猴子左脸上被打进去一颗棒棒糖大小的弹珠，她认定这是保安干的。但公园管理处处长杨振说：“保安只是假装发射，猴子受伤也不能一口咬定就是园方打的。”
该怎么约束猴子一直没有定论，猴群惹出的麻烦已经蔓延到了公园外面。今年11月，一只猴子顺着管道爬到了30多层楼的居民家里，上蹿下跳后留下一片狼藉，还抢走了宠物狗的玩具。
在今年召开的一次听证会上，贵阳市供电局的工作人员提到，到10月以来，黔灵山公园周边小区至少发生4起因为猕猴攀爬变压器导致的停电事件。作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猕猴也在变压器下殒命。黔灵山公园5公里之外的贵阳北站也存在巨大隐患，车站输电线路和变压器没有安装防动物攀爬的装置，一旦猴子跑到那里破坏输电线路，造成的经济损失将无法估量。
园区内关于猴子伤人的警示牌
不信任的由来
11月26日，贵阳市林业局网站发布了针对黔灵山猕猴的分流公告，其中提到，因猕猴数量严重超过生态环境承载量，专家建议应实施科学分流。猕猴分流去向用于科学研究或种群调控，分流时间从今年12月开始，计划持续一年半。
公告一出，就在“猴爸猴妈”之间引发了不小的骚动，任慧芳一提到“分流”两个字，语气带着愤怒，“10年前我第一次住院，就是猴子分流给闹的。”
早在20年前，黔灵山园方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过，要用分流的方式解决猕猴伤人和数量过多的问题。此后，“分流”一词出现在诸多对黔灵山公园猕猴的新闻报道、学术论文，以及政协委员的提案中。
公园管理处处长杨振承认，来自“猴爸猴妈”等一批爱猴人士的阻力，是分流工作长期卡在瓶颈的原因之一。任慧芳也不讳言，站在猕猴保护委员会的角度，对园方的分流工作一直是不信任，这都源自2011年一次“至今没有得到说法”的丢猴事件。
2011年8月1日，任慧芳跟猴友小廖照例带着几大包馒头来到黔灵山公园，喂了十几年猴子，他们熟悉不少猴子的长相特征，还给猴子们起了名字，那天他们发现：大妃、可儿、贝贝……好几只猴子不见了。
二人从工作人员口中得知，猴子被园方运去了距离贵阳30公里的修文县扎佐动物园（又名贵阳森林野生动物园）。“一定要把乖乖们找回来！”8月2日，猴友小廖和小许一起去了扎佐动物园，“他们那时候都没退休，手头经济紧张”，任慧芳给每人买了一张100元的往返车票。
在扎佐动物园的一片杂草丛中，两个人发现了一排高大的铁笼，离笼子10多米的地方就听见猴子的呜咽声。他们走过去看见，30多只猴子被关在里面，再凑近一瞧，好多猴子都是他们熟悉的，二青、可儿、贝贝……猴子看到他们后，趴在笼子上呜呜叫，两个人确信，这是猴子认出了自己，在求救呢。
第二天，包括任慧芳在内的十几个“猴爸猴妈”也搭车到了扎佐动物园，笼子里的猴子又是一阵呜呜叫，“乖乖们被运到这么远的地方关起来，当时我们眼泪都流下来了。”
猴爸猴妈去了扎佐动物园办公室，让工作人员把猴子运回黔灵山公园。起先，工作人员不承认猴子来自黔灵山公园，双方吵了起来，“猴爸猴妈”说，可以自费给猴子做DNA鉴定。
“对方最后承认这笼猴子就是从黔灵山公园运来的，但说自己只是基层人员，做不了主。”任慧芳说，他们去了扎佐派出所报警，接着返回贵阳黔灵山公园找领导把猴子运回来。
“开始时公园领导也不承认猴子是从黔灵山公园运出去的，我们又说给猴子做DNA鉴定，他们才改口，答应马上去运”，十几个“猴爸猴妈”在公园里等到凌晨两点，还是没见到猴子们回来。
8月4日，“猴爸猴妈”们又去了扎佐动物园，那笼猴子不见了。猴子去向何处，两地园方都没给出一个准确的说法。任慧芳回忆，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猴爸猴妈”多次跟政府、园方、林业局开会交涉，“答应会继续追查，到今天也没有结果。”
“那年我75岁，晚上在公园就是没等到猴子回来，几天后心脏就不舒服了”。任慧芳说，那是她生平第一次进医院住了10天。
那之后几年，类似的情景不断上演。每当“猴爸猴妈”眼中熟悉的猴子不见之后，他们便去公园方、林业局、市政府，上访、写举报信、寻求媒体关注。猴子去哪儿了？他们需要一个说法。政府部门和弥保会坐下来谈过很多次，但任慧芳说“都没有结果。”周泽琪形容：“领导一看到我们又来了，脸一下子就垮下来了。”
总是问不到猴子的下落，猴爸猴妈的怀疑越来越重，“都是被公园贩卖获利了。”公园管理处处长杨振辩解，不能把猴子失踪归罪于园方，“猴子作为野生动物，种群的争斗被打出去了，栖息地的迁徙，自然的消亡，都有可能让猴子不见了。”
公园保安配备的弹弓，引来了“猴爸猴妈”的不满
有伤害的爱心
“猴爸猴妈”们都认为，猴子可爱、有灵性，能看懂人的喜怒，喂猴是件义不容辞的事情。
贵阳有时候接连下几天的大雨，周泽琪会在雨停后马上拉一车食物去公园，因为下雨天去公园喂猴的人少了，“再不喂猴子肯定会活活饿死。”猴爸猴妈们很高兴地看到，自己和猴群之间好像有了一种“默契”，因为总是定时投喂，猴子现在每天会准时蹲在路边，等待着自己的“一日三餐”。
公园里“禁止喂猴”的标识牌成了摆设，一些专业人士到访黔灵山公园之后，看到了一些不好的端倪：健康野生猕猴的毛发本应该油光水亮，但黔灵山公园的猴子毛发逐渐枯黄，成块脱落；很多猴子逐渐浮肿发胖，肚子大得怪异，可能体内长有肿瘤；早些年猴子还漫山觅食，现在却聚在游人必经的步道上等待投喂，眼皮低垂，显出几分萎靡；猴子繁殖也越来越快，数量越来越多...
公园管理处处长杨振说，这是长期人工投喂对猴子造成的伤害。“猴爸猴妈”并不了解猕猴的饮食习性，投喂的食物有些含糖、淀粉、激素，猴子长期吃这些不适合的食物，加上依赖人的喂养，不再自主觅食，缺乏运动量，造成了过度肥胖和过度繁殖。
另外，猴子是灵长类动物，人在近距离投喂时，也可能会把疾病传染给猴子。去年疫情期间，有科研机构到黔灵山公园给猴子做病毒检测，在猴子体内发现了猴艾滋、猴B病毒等人兽共患病。
冉景丞是贵州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长期参与黔灵山公园猕猴保护工作。“喂猴子肯定是不对的，这是猴子病态和数量过多的主要原因，造成了现在不得不分流的局面。”冉景丞在公园调研时曾看见一位“猴爸”咬下一口月饼，转头喂给猴子，他上去阻止，却被“猴爸”反呛：“你看我有病吗？我看你才有病！”
2007年，园方支持并出席“猴爸猴妈”成立猕保会，在冉景丞看来是一个明显的错误：不仅没有及时制止喂猴，甚至带有鼓励投喂的倾向。
贵州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灵长类专家组专家周江则回忆了一段更早的历史，上世纪80年代，黔灵山公园开展过一个叫“黔灵山公园猕猴人工驯化”的项目，主张人工投喂来扩大猴子的数量，将猕猴打造成黔灵山公园的旅游特色。“现在人工投喂的危害凸显，但很难说没有官方当年的责任。”
“两方的矛盾根源是对怎么养猴子这件事认知上的偏差。”公园管理处处长杨振认为，园方的理念是禁止人工投喂，尽量不要人为去干预猴子的自然生存，但“猴爸猴妈”是把猴子当成“私人宠物”一样来关爱。
林阳是一家野生动物保护组织的发起人，他对黔灵山公园猴子如此频繁地伤人事件感到震惊，也认为这跟人工投喂有关。人工投喂第一阶段会让猴子产生乞食行为，很多景区的猴子会坐在路边或追着游客要吃的；第二阶段是乞食行为诱发的攻击行为，当猴子开始不断跟人近距离接触，人一旦不能满足它们的食物要求时，猴子就会发起攻击。
林阳用“饭圈化”来形容“猴爸猴妈”。他曾在一条黔灵山公园猕猴伤人的抖音视频下留言呼吁停止喂猴，却遭到了辱骂和攻击，“不人工喂食猴子怎么活？”
林阳的话说得很尖锐，他在这些人身上感受到一种非理性，他们不去关心猴子的正常行为是什么样的，不对野生动物怀抱敬畏心，更多的是自我营造出一种虚幻的道德感，释放自己所谓的爱心。但这种爱心对动物的伤害是极大的，猴子的身体和习性越变越坏，“把猴子当成自家孩子来养，太可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