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部故事2021：感谢每一次敞开心扉

北青深一度编辑部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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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新年，编辑部的记者李东又接到了老穆的电话，邀请去他生活的遵义小镇过年，说比大城市有意思得多。李东应着“有机会就去”，老穆语气坚定地说：“一定来。”

老穆一直在为姐夫的案子申诉，李东去采访过他。之后的两年多，老穆总是主动打来电话，话题不只围绕着申诉的案子，他向李东无保留地展示着自己的生活，他会抱怨开的出租车停在路边被划了道子，也会在自斟自饮时发来一张酒杯的照片。视频通话的时候，李东不大敢看老穆的眼睛，心里有些惭愧，总觉得他们对彼此付出的热情是不对等的。

一个记者会遇到形形色色的采访对象，对每段关系的处理不尽相同。但对于一些采访对象来说，那个在自己最困难时刻出现的人，就是最值得信任和依赖的。

在郑州暴雨过后的沙口路地铁站，记者李佳楠陪着寻找丈夫的白姐度过了三天两夜。白姐被通知可能要去辨认遗体，她不想惊动婆婆，让老人经历这些。她抓着李佳楠的手说，“到时候你陪在我身边吧。”

当一个年轻的艾滋病感染者因为癌症去逝后，记者魏晓涵尝试去还原他最后的人生轨迹。她找到了年轻人生前的一位好友，也是艾滋病感染者。他向魏晓涵讲述了年轻人强大的求生欲，以及遭遇拒诊的经历。但他更多是在讲自己的故事，如何抵抗着对死亡的恐惧，如何艰难地隐藏着感染者身份。

魏晓涵能清晰地感觉到，电话那头积攒多年的压抑和孤独。通话从晚上10点持续到了凌晨3点，早就偏离了最初的主题，最后两个人都很累了，但谁也没有挂断的意思。

一次好的采访，永远是建立在信任和真诚上的。武汉一对老夫妇想给患有精神分裂的儿子代孕生子，结果被骗去了几十万积蓄，当记者梁婷走进他们的家门时，发现自己同样有着对精神病患者的恐惧。她努力平静地和老人的儿子打着招呼，却不由自主地握紧了手中的雨伞。报道的本意是消除社会对精神病人的歧视误解，想要打破的东西却出现在自己心里，梁婷感受到了一种职业上的挫败感。

老夫妇招待梁婷在家里吃饭，拿出一套一次性餐具，说是怕她“介意家里有病人”。饭桌上，摆在梁婷面前的是一盘放了很多辣椒的武昌鱼，因为离得近，梁婷多夹了几筷子。婆婆看见了很高兴，她说自己和老伴吃得清淡，只有这条鱼是按“小姑娘喜欢的口味”准备的。于是，梁婷继续努力吃着那盘满是细刺的武昌鱼，恐惧和挫败感终于逐渐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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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也不单是一次次问答的重复，还有些细碎的情绪会在不经意间显露。魏晓涵和一群躲在车棚里健身的北京大爷度过了一个星期的时光，对于这个突然闯入他们生活的小姑娘，大爷们很照顾，总是带她出入各种饭馆。

有次吃烤肉，一个大爷点了盘口蘑，他说自己从不吃这个东西，是他的儿子很爱吃，所以觉得这是年轻人都喜欢的食物，但他和儿子的关系并不融洽。大爷转而说，希望魏晓涵把他当做在北京的亲人，结婚的时候也一定要叫他参加。

无论是受访者还是提问的人，都有了重新审视自己生活的机会。记者张涵去拜访一群生活在湖北偏远农村的老人，他们的子女大多在外工作，有的人在老宅里装上了摄像头，这成了一种新的维系亲子关系的方式。老人们拉着张涵聊起了家常，他们出生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经历了各种时代的变革，但他们一直没有机会走出这片大山，如今也没法适应外面世界的生活。

张涵体会到一种“被遗弃”的感觉。她的家乡离那里不远，她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外婆不只和这些老人操着近似的口音，也有着几乎一样的人生轨迹。这是被她忽略了很久的现实。

还有一些故事背后的真相，需要记者和采访对象一起探寻。白银越野赛的悲剧发生后，记者韩谦在当地见到了几位遇难选手父母。他们大多来自农村，对越野跑这项运动，以及孩子为什么参加这次比赛，几乎一无所知。有人猜，可能是为了奖金吧？立刻遭到了孩子朋友的反驳，“胡说！”

一位父亲向韩谦表达着自己的无助，他很想先搞清儿子遇难的经过，再去协商赔偿。但随着越来越多人签署了赔偿协议，原来“拧成一股绳”的家属群里，说话的人越来越少。这位父亲还是想知道儿子到底经历了什么，但他也怕拖得久了，会影响到赔偿款的金额。

“真相”和“补偿”这两件并不冲突的事，在那个时候却成了道“单选题”。韩谦正考虑要不要介绍律师提供帮助，那位父亲在第二天中午发来信息，他已经签署了赔偿协议，马上要离开白银了。

我们没法苛求所有采访对象坚持到最后，一些“勇敢”因此显得更加宝贵。一套有质量问题的中水系统被装进了数千户共有产权房，李佳楠需要找到专家进行专业分析，她经历了很多次拒绝，理由无非是“不方便”或“碍于情面”。

最后，有一位专家对李佳楠说，虽然这不是自己研究的领域，但可以介绍相熟的同行接受采访。他知道很多圈里人对这件事的避讳，但他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只要客观报道就好，我们是解决问题，我们不是捣乱的。”

彭茸雯在采访一起针对中学老师的猥亵举报时，一名高三女生主动联系上了她，提出帮忙寻找更多知情的学生。女生还有60天就要高考了，学校的管理也很严格，但她还是想为这件事出份力。彭茸雯看见女生的QQ签名上写着：“成为一个对他人的痛苦更有想象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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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有不少是20多岁的女记者，当她们出现在偏远的山区、灾后的村庄这些新闻现场时，总会得到些萍水相逢的关照，被嘱咐“注意安全、进来歇歇脚”。还有些记挂，则延续到了之后很长时间。

郭慧敏在一位东北阿姨家里看到了一个温暖的故事，阿姨靠着一间小卖店照顾着瘫痪多年的丈夫，附近一群建筑工人则用自己的善意撑起了小卖店的生意。因为阿姨在朋友圈提到过“秋天的第一杯奶茶”，郭慧敏每次登门都会带上一杯。阿姨一边数落着“又瞎花钱，你得攒点钱知道不”，一边把家里留给孩子的零食都摆在了她面前。

稿子刊发一个月后的某个下午，郭慧敏正经历着作为一名记者最痛苦的时刻，一次付出很多努力的采访最终夭折了，阿姨正好在这时候又发来消息，“希望你每天都乐观开朗活泼可爱。”

郭慧敏很确定，那不是一种寒暄，“一个人明明已经在无底洞里了，被生活压得没有一丝喘息的空间，但她依然坚持去爱、去相信、去给予，真好。”

这种超越“采访关系”的记挂通常也是相互的。在“药神父亲”徐伟的家里，颜星悦看见，奶奶每次都要用小刀给孩子分割药品，或是放在桌沿边折断，总是很费力。回到北京后，她从网上买了一个专门的药品分割器寄了过去。

离开临汾红丝带学校以后，张帆又收到了采访对象小婷的求助，希望帮她修改一篇参加艾滋病公益活动的文章。小婷在文章里提到，她原本考取了幼师资格证，成为了幼儿园老师，后来因为感染者身份暴露，丢掉了工作。这是在采访时小婷都没透露过的经历，张帆不想辜负这份信任，帮她逐句修改了文章的措辞和结构。 

过去一年里，很多实习生在编辑部经历了“理想照进现实”的过程，那是由许多个“第一次”组成的。比如：第一次遭遇采访对象的拒绝；第一次经历即将完稿时电脑死机的崩溃大哭；第一次看到稿件刊发引来的“网络暴力”，因此开始疑惑，记者这份工作是不是有些“残忍”？

甚至还有关于职业意义的怀疑。当湖南怀化一座古桥被拆除后，很多村民对施嘉翔的出现感到疑惑，“桥已经没了，再报道还有什么用吗？”施嘉翔努力解释着，这件事不只关系着一座桥的命运。直到稿件刊发后，一位村民发来了很质朴的感谢，“我知道你还是学生，是一位富有爱心的学生，有责任有担当，前途无量。”

关于新闻意义的思考，总会经历一次又一次采访的锤炼。就像在郑州地铁5号线的悼念现场，一位记者在花束上留言：有时候不幸的事也会发生在善良的人身上。还有人写到：真相不会随着洪水一起流走。

过去的一年里，深一度编辑部总共刊发了200多篇稿件，超过了百万字。但在这个年代，最不缺少的恰恰就是以这些数字量化的评价标准。

我们更想提起的，是那些接受过我们采访的人。相比之下，这可能不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但新闻是由人组成的，里面藏着太多人的快乐、痛苦、希冀。

感谢每一个接受过我们采访的人，如果说我们的文字真的记录或改变了什么，那都是因为你们每一次的敞开心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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