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妈妈为30岁儿子“维权”的458天｜深度报道

记者/梁婷

编辑/计巍

陈美娟和儿子黄明昊

56岁的单亲妈妈陈美娟当了大半辈子家，和频繁出轨的丈夫离婚后，她尝试过彻底放手——那是唯一的一次——把90多万元的卖房款和借来的50万元交给了30岁的儿子，由他自己筹划买房结婚。她期待着儿子娶妻生子，这样，她才算尽到母亲的责任，然后，可以不再打工，享受生活，带带孙子。

一年半后，儿子告诉她，因为在斗鱼参与“鱼丸预言”，140万元全没了。放手的代价是她失去了一辈子的钱。陈美娟说，“现在我觉得我是失败了”，一个没有房、没有钱又负债的穷光蛋谁嫁给他？她作为母亲的人生也跟着不圆满了。

在过去的458天里，为了要钱，她带着儿子在武汉住了9个月宾馆，和斗鱼公司“谈判”。她独自走遍了武汉的法律援助中心，找律师咨询，又五次前往北京递材料。

个人的体面完全不重要了，文明的、粗鲁的办法她都尝试过，包括在公司楼下拉横幅、贴广告、放喇叭……2021年7月，因为扰乱单位秩序，她收到一张行政处罚决定书。2021年底，因为违反与斗鱼签署的和解协议，她被起诉了。

但这都不能让她停下来，向斗鱼要钱，或者说相信可以从斗鱼要到钱是他们未来人生唯一的希望。

斗鱼里的“鱼丸预言”

失去一辈子的钱

56岁的陈美娟记得“天塌下来”那天的每一件事。首先是日期，她条件反射般地脱口而出“2019年11月22日”。在便利店连上了两个夜班之后，她买菜回家，看到30岁的儿子呆坐在沙发上，不看手机，也不说话。她觉得不对劲。

“没了，你交给我的，让我买房子的140多万（元）全没了”，儿子黄明昊的话让瘦小的陈美娟几乎崩溃。失去一辈子的钱是以一种她从没听说过的方式——儿子在一款名为斗鱼（全称：武汉斗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软件里参与“鱼丸预言”。

2019年7月，黄明昊在斗鱼看吃播的间隙，刷到了“鱼丸预言”，他随手点了进去。主播正在直播间里玩麻将游戏，邀请用户用“鱼丸”来押注自己开局能不能有“癞子”，“鱼丸”是一种虚拟货币，可以通过斗鱼平台充值购买。

黄明昊说，一开始他只是当作游戏消遣，出现在直播间的次数多了，主播加了他的微信，把买卖“鱼丸”的中间商推荐给了他，通过中间商买卖“鱼丸”更优惠。中间商拥有很多账号，黄明昊购买“鱼丸”后，他们会把充好值的账户及密码发给他。黄明昊就用这个账号押注，输了的话，“鱼丸”没了，钱也没了，赢了把号退回去，可以换钱。就这样，他一步步丧失了对自己的控制。

2019年7月19日，他分三次共购买了107元的“鱼丸”，而三个月后，一次性存进的50400元，三天后就全部用完。直到花光了全部的140万元，又在网络平台欠了一万元之后，他“快要不行了”，决定告诉妈妈。

黄明昊闭着眼睛说完，陈美娟愣怔了几秒钟。看着儿子绝望的表情，她又气又恨又可怜他，“靠打工哪还有机会再拥有这么多钱？”

这个普通的、靠打工谋生的家庭能在上海拥有100万元依靠的是三代人的积累，更重要的是搭上了世纪之交上海高速发展的房地产市场。

1989年，陈美娟和前夫结婚，公公在上海的工厂上班，有上海户口，还带着一个“接班指标”。公公退休后，前夫从江苏农村进城顶替，成为一名上海人。1996年，陈美娟也跟着进城，一家三口住进了前夫的爷爷在上海拉黄包车的年月挣下来的一间5.1平方米的房子里。

2002年这间位于徐汇区的房子有了动迁迹象，之后，他们拿到了13万元拆迁款，加上打工的积蓄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终于逃离了狭小、潮湿，满是蟑螂的“老破小”。再后来，陈美娟和丈夫离婚，2014年卖掉了这个两室一厅，各自分得了100多万元，陈美娟的财富积累达到了“顶峰”。

拿着这些钱，陈美娟又买了房子。2016年，她用130万元买了上海郊区的一个一室一厅。三年后，儿子提出一室一厅太小了，结婚得换成两室一厅。陈美娟咨询了中介，中介告诉她，房价一直在跌，现在不卖，明年还会跌。她信以为真，房子只卖了90万元，又向哥哥和妹妹借了50万元，一起交给了儿子。

她期待着儿子结婚生子，那样自己就可以像公园里那些唱歌跳舞的上海本地老太太一样，不用再打工，可以享受生活，带带孙子了。就在她觉得自己终于要收获圆满的时候，140万元没了，她对美好生活的想象也化为泡影。

摆在眼前最紧迫的问题是，钱没了，买不起房子，儿子就要打光棍一辈子了。她决定第二天出发，去武汉，找斗鱼退钱。黄明昊已经懵了，妈妈的决定也为他找到了一个出口。

立案告知书

“疯了一样的”

11月24日早上7点多，他们抵达武汉。“斗鱼这里面好大好大”，陈美娟看到很多台电脑，这是她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世界，但她笃定公司应该为这件事负责任。

陈美娟拿出了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和房屋租赁合同，试图用这些证明“家里孤儿寡母的很困难”。接待的人态度很好，但这两个材料没有意义，工作人员让她打印关于“鱼丸预言”的转账记录。陈美娟站在打印机旁，看着叠的越来越厚的转账记录单无比心酸，那曾是她全部的希望。

四天后她又来询问进展，工作人员的答复是跟我们没关系。她情绪激动：没你们责任，儿子怎么会被主播诱导没了140万？对方报了警，他们又向警察重复自己的遭遇。12月3日，警方以其中一名主播开设赌场罪立案。

陈美娟每周去一次斗鱼，她反复讲述自己的不幸，但对方态度依旧。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把这件事想简单了。到了2021年1月，警方的答复是案子的进展没有这么快。让陈美娟失落、气愤的是斗鱼的回复：最多可以给一笔往返上海和武汉的路费。事情到这里再无进展。

“这样下去不行啊”，2021年1月4日，她把宾馆的枕套剪成背心，写上“诈骗140万，害我倾家荡产”，装在包里，坐上公交车，希望借此获得更多关注。她先去了斗鱼，拿出背心，想试探他们的反应，但没什么效果。

“天呐，怎么穿得出去呢？”陈美娟是个很体面的人，前夫出轨离婚，卖了房子，她依然分给对方一半钱。我们第一次见面吃过饭之后，她也一定要结账。真的要把背心穿上身走进人群那一刻，她犹豫了。她带好口罩、眼镜、帽子，把背心攥在手里，“哎呀，不管三七二十一穿上再说吧”。哪里人多就去哪，武汉的街道口、光谷步行街，她每天都去，遇到警察，就把背心卷起来。宾馆门口的801路公交车数不清坐了多少趟，直到1月15日，她遇到了武汉本地一位记者。

现在回想那天，陈美娟依然止不住地高兴，“我回宾馆跟我儿子说，我们的运气还真不错呢。”1月19日记者发出第一篇报道，21日陈美娟去斗鱼楼下拉了横幅，横幅一个人拉不了，她就花160元雇了两个老头，举着“还我血汗钱”站在公司楼下。

她计划拉两个小时，但五六分钟后，保安就来了，要收横幅，她说“两个老头吓死了”，把钱退给她就走了。保安也不让她进公司，她走到哪他们跟到哪，她就索性去超市里坐着。

文明的、粗鲁的办法她都尝试过了。她形容在武汉的自己“疯了一样的”，她打印了几千张“小广告”，一个多月的时间，奔走在地铁、公交站、商场。斗鱼公司附近的马路牙子上也贴着她的“小广告”。35元买来的卖菜喇叭不断循环播放她“维权”的呼喊，陪着她站在公司楼下。

陈美娟说，发出报道、拉横幅之后，她再去公司，有人接待了，也开始谈退钱的事。但全部退款是不可能的，一位工作人员说，黄明昊通过斗鱼平台充值了二十四万元，但他作为成年人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双方各自负担一半——平台出于人道主义退十二万元，分三期支付，其余和“鱼丸”中间商的转账往来与他们无关。若是同意，双方签和解协议，此事到此为止。

签了还能拿钱，不签一分都没有，陈美娟暂时应了，信用卡欠了好几万，日子“真的不好过”。那个冬天，她几乎走遍了武汉市区的法律服务中心，每一个地方都去过六七次，希望从不同的律师那里得到指点。

陈美娟说自己“跟文盲没什么区别的”，只读到初中，就像很多农村女孩一样，放学回家被无数的家务事缠绕。喂羊，割草，做饭。家务事做完，吃过晚饭，夜里八点了，没有精力再做功课，干脆不读了。14岁，她开始打工。

签和解协议之前，法律援助律师告诉她，只要双方签名，协议的确受法律保护，但如果有证据表明直播间存在违法行为，即便她违约被起诉了，法院也不会支持对方的诉求。她安心了，3月3日，正式签署了协议。协议要求，陈美娟和儿子黄明昊要停止现在的行为并承担保密义务。

5月20日——陈美娟又讲起了一个关键的日子。她再次找到记者，透露了和斗鱼签和解协议的事情。她想借此给斗鱼施压。采访过程中，她几次说起这个决定都很后悔，“着急了，太着急了”。报道发出之后，斗鱼拒绝了第三期赔付，也不再接待她，他们只拿到了8万多元。

在反复希望与失望中争取来的一点成果也没了。陈美娟开始写材料、信访，走遍了武汉的各个行政、司法部门。2021年8月，他们回到上海，六个月后，收到法院的传票，被斗鱼起诉了。

陈美娟手机备忘录里的提醒事项

作为母亲的人生也跟着不圆满了

2022年1月11日，陈美娟在上海的出租房里再一次讲起这些故事，她有说不完的话，不用担心她想不起细节，在“云闪付”花六毛二分钱买优惠券这样微小琐碎的事情她都记得清楚。

在上海租的房子4000元一个月，事发之前，这并不是负担。从上海到武汉时，她没想到一年都解决不了这件事。她刷爆了几张信用卡，想再去办一张，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办理能力了。

在和律师的交流中，她才明白立案不是口头说说，应该有一份纸质的《立案告知书》。她找警察要到了告知书。也是在武汉，她第一次知道刑事和民事的区别。手机备忘录里记着“明知故意”“继续从事”“放任不管”……这些专业名词她讲不出来，咨询完律师之后就记下来，去“谈判”才能有得说。但陈美娟并没有太多“谈判”机会，她记得，第二篇报道之后，斗鱼工作人员只在警方的调解下和她谈过一次，她反复倾诉自己倾家荡产，欠了几十万债。但对方没有太多回应。

还有很多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都发生在了自己身上。2021年，她收到了一张《行政处罚决定书》，因为不满斗鱼的答复，她在前台推倒了两个花盆，泼了两瓶矿泉水，扔了伞架上的十几把伞，被当地派出所警告；也是在这一年，她四次到公安部信访，分别是4月9号、6月10号、8月12号、10月13号。

时间对于她而言是非常具体、明确的。例如，在那个5.1平方米的“老破小”里住了8年零3个月；2002年，她下岗了；2011年11月，在母亲离世后，婚姻更加岌岌可危；25年婚姻终于在2014年9月5号走到尽头，她被抛弃了......

她也怨恨儿子，不是没有骂过，但更多的是担心。陈美娟说，人总有犯错的时候，只要能回头，那还是好的，还是好孩子。在武汉，儿子呆坐在宾馆的房间，很后悔，常常念叨活不下去了，她得藏起自己的情绪，接住儿子的绝望，笑着鼓励他。唯一可以称得上喘息的时刻就是周末——律师、斗鱼公司、办案警察都休息了，她无处可去，一个人坐在商场边，看着超市前来来往往的老人、小孩，无所顾忌地掉眼泪，她本来也可以过这样的生活。

陈美娟说，当初把钱交出去，也是想把当家的责任交出去，她太累了。回望自己二十多年的婚姻生活尽是疲惫，她卑微、忘我地维系着这个家。尽管是同乡，前夫以本地人自居，嫌弃她，常常说“你个外地人”。他整夜打牌，频繁出轨，从两三天不回家发展到一个星期、一个月不回家。儿子手腕伤了，陈美娟带着奔波北京、香港看病，前夫从来不管。离开了前夫，儿子也30岁了，很听话，工资卡都交到她手里，陈美娟觉得可以放手了。

成为母亲之后，陈美娟所有的决定都优先考虑儿子。在武汉，她是冲在前面的那个人。无论与斗鱼“谈判”、贴传单、拉横幅、找律师还是去信访，儿子都很少露面。黄明昊从小有点口吃，采访过程中，妈妈在场的时候，他话很少，他解释，这些事情妈妈说也是一样的。

我问陈美娟，为什么不让黄明昊一起去呢？她对这个提议感到不解，“哪有小伙子到外面贴广告？没有的，这是我干的活，不能让他去。”五十多岁，离婚了，样样都没了，她觉得这反倒能帮她换取别人的同情心。但儿子出去就不一样了，人家不会同情的，陈美娟说。

“在儿子面前不好说什么，现在你是采访，我可以说说，对吧。让儿子管钱这件事情是自己做错了。”凌晨12点，陈美娟站在自己工作的24小时便利店收银台边说道，“现在我觉得我是失败了”她担心，一个没有房、没有钱又负债的穷光蛋谁嫁给他？这样，她作为母亲的人生也跟着不圆满了。

在斗鱼递交到法院的材料中，陈美娟第一次看到了自己在武汉街头的照片

“只有我能帮他”

1月13日，在陈美娟下了夜班补觉的时候，黄明昊聊起这一年。这是第416天。他问过自己好好读书是不是就可以躲过今天的命运了，结论是：碰上了一定逃不掉。

中专毕业之后他开始做婚礼摄影，在第一家婚纱摄影店干了一年，觉得没劲走了；第二家干了一年多，因为摄影师考试没过，一气之下又走了。母亲劝他再等等，他不听，这之后，换了四五家店，越换越小，最后一家不到半年就倒闭了。他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听妈妈的话。

输了140万元，看似偶然，但他想想好像又是必然的。他知道自己浮躁、没耐心，像个孩子。改不掉，可能也不愿意改，他说，不出事的时候，只觉得是性格缺陷，无妨。妈妈操持着家里的全部，他不需要管钱，每个月管妈妈要一点零花钱，和朋友们吃饭、打台球，生活简单快乐。

事情发生以后，母子俩几乎和外界断了联系。黄明昊告诉朋友自己去外地了。除了兼职，他很少出门。2021年9月，给一对新人拍照时，看着各种仪式和祝福，黄明昊又想到自己的处境，“很煎熬”。其实这只是一场很普通的婚礼，只是自己太差了，他说。

他的同龄人，小孩都七八岁了，而他什么都没有。陈美娟理解儿子，她同样也被笼罩在这种比较的压力之下。她回不去老家，那里没有属于她的任何东西，只能看看在县城拥有房子的妹妹和哥哥的日子过得多好。她尽量不去看，不去比。

在上海，她也没什么朋友，尽管十多年拿到了上海户口，也成为上海人，但从来没有走进这个城市。她四处打工，在牛奶棚、蛋糕店、便利店偶尔能遇上聊天的人，一旦换下一份工作，这段关系也就中断了。

失去140万元以后，陈美娟和儿子更紧密地绑在了一起。妈妈上夜班，黄明昊整晚睡不着，在床上吸烟，呆坐着乱想。只有妈妈也睡在一边的小床上，他才感觉有了依靠，能睡得着。

陈美娟一边吃着碗里的饭一边说，你看我晚上吃这么多饭，就是为了儿子，我得生活下去啊，我垮了，谁来帮他呀？没有，只有我帮他。

2021年11月，他们得知被斗鱼起诉之后，陈美娟又开始找法律援助律师，律师告诉她，因为确实违约了，注定会败诉。

陈美娟和儿子“搞不明白”了，开始猜测斗鱼的意图，要赔钱？但斗鱼肯定知道我们拿不出钱的。协议3月3号签的，5月媒体报道，怎么这时候传票过来了呢？最后得出结论，应该是被他们四处信访逼急了，希望用诉讼劝退他们，这种猜测又为他们带来了一点希望。

12月10号开庭那天，陈美娟一个人去了武汉，庭审结束之后，斗鱼拿出了一份调解书，陈美娟签了字。她把这理解为要给退钱了，否则，为什么起诉了又要调解呢？

曾经接受过陈美娟咨询的律师刘敬利说，事实上，要回钱并不乐观。立案通知书上只是对一名主播以开设赌场罪立案了，至于这名主播与斗鱼的关系、斗鱼公司有没有参与都需要警方进一步调查。如果对方涉嫌赌博，黄明昊的行为也算参与赌博，这和受骗就是两个概念。更重要的是，这个资金是赌资，按法律规定是赃款，要收归国家的。

这一点，陈美娟也知道，她着急地说，但是无论如何警察立案了，这证明斗鱼的直播间里确实在引导、诱骗赌博。在黄明昊的讲述里，是一名斗鱼主播告诉他“鱼丸”可以换钱，并把“鱼丸”商人推荐给他，他才一步步陷进去了。

“我们俩就像掉到谷底的人，爬起来真的有点费劲，但也得争取往上爬，爬上去啊。”陈美娟说，最后一分钱没有也得面对，但儿子没做好准备，还在阴影里，“所以这话不能说，我相信拿到钱的把握更大一点”。向斗鱼要钱，或者说相信可以从斗鱼要到钱是他们未来人生唯一的希望。

2022年1月18日，陈美娟又从上海去武汉找警察问进展，立案一年过去了，案子还在调查当中。对于陈美娟和黄明昊母子俩的“维权”行为，深一度记者询问斗鱼，其工作人员称不再回应。

在斗鱼递交到法院的材料中，陈美娟第一次看到了自己在武汉街头的照片，还有那些传单、横幅，她自己手里都没有记录。她一张张翻看着说：这也是很好的回忆呀，等到自己七八十岁时，儿子肯定成家了，孙子孙女都好大了，就给他们讲，你们的爸爸年轻时一时头昏，把家里的钱都输光了，你奶奶穿着背心到武汉“维权”去啦。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除刘敬利外都是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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