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人以渔”的理论要被颠覆了？研究显示直接把钱给穷人也有积极效应
直付现金援助，也就是直接把钱送给穷人，被发现具有更多积极的效应。
直接把钱给穷人，可以让他们灵活主动地选择最佳机会；也可以简化提供援助的流程。而批评者则反驳说，穷人可能会浪费掉大部分的钱，甚至去购买毒品和酒精来伤害自己。
现在的挑战是要分析清楚，为什么现金援助对某些人能产生显著的长期影响，而对另一些人却不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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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除极端贫困问题上，我们已经开展了大致约15年的实验评估。其中，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直付现金援助，也就是直接把钱送给穷人，被发现具有更多积极的效应。
长期以来，支持直付现金援助的人坚持主张：直接把钱给穷人，可以让他们灵活主动地选择最佳机会，而不是别人为他们做选择；同时，这样一来，也可以简化提供援助的流程。而批评者则反驳说，穷人可能会浪费掉大部分的钱，甚至去购买毒品和酒精来伤害自己。
2016年7月，总部设在英国的海外发展研究所发布了一份针对来自30个国家的165项研究的复查报告，其中重点说明了“直付现金援助会成为强大的政策工具，并能扩大受助人的受益范围”。
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称：“在市场和运作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拟定以现金为基础的方案应该成为首选且默认的援助方式。”世界银行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也分别对此进行了复查并发现，那些接受现金援助的受助者其实并没有沉迷于酗酒等诱惑：他们既没有对现金援助产生依赖，也没有停止改善自己的生活。因此，给穷人送钱已经不再是禁忌。
受上述证据的影响，新兴市场国家内部的援助机构和改革者已经开始推行基于现金的解决方案，以取代那些低效刻板的传统干预措施。以人道主义援助为例，对因冲突或灾难而流离失所的人们来说，现金是满足他们基本需求的一种有效途径。然而，迄今为止，只有5%的人道主义援助是以现金方式提供的。在2016年5月举行的第一次世界慈善家峰会上，与会者一致认为，应该更多地以现金的方式应对人道主义危机。
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也已经开始取消对食品、燃料这类基本商品的补贴，转而向穷人提供现金援助。
尽管现金援助的短期表现良好，但是它能否带来长期变化的证据还比较少，原因在于针对其长期影响的评估还比较少见。但显然，把“产生的长期影响缺乏证据”和“没有影响”混为一谈是愚蠢的。
多项研究发现，一次性现金赠款能产生重大而持续的影响。但是，这些研究也表明，现金并不总会产生持续的影响。现在的挑战是要分析清楚，为什么现金援助对某些人能产生显著的长期影响，而对另一些人却不能呢？
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些什么? 一些研究发现，一次性资本投入可以让受助人的收益长期大幅增加。乌干达北部的年轻人接受了这类赠款后开始做生意，四年后，这些赠款的年回报率达到了40%；一个斯里兰卡的类似项目还把回报率提高了一倍。这些项目的共同点是：“商业发展”补助金的额度往往较大，用来资助那些已经拥有小买卖或者想要做些小本生意的穷人。
更微妙的是，有证据表明，一些受助者会把钱花在成本昂贵的东西上，以减轻每年的生活负担。例如，慈善组织GiveDirectly在肯尼亚的受助者把赠款用于购置金属屋顶，以避免每年花费更多的钱来盖新的茅草屋顶。
总地来说，这种长期影响的证据不仅令人信服，而且实际上比许多目前间接援助项目的证据更为有力。鉴于我们对发展中经济体的了解，“一次性现金援助可以产生长期效果”的确有一定的道理。
在发展中国家，资本和保险市场往往运作不善，导致穷人无法抓住良好的投资机会。现有的贷款产品仍然成本较高、期限较短，而专门为穷人贷款的项目还未产生人们所期待的积极影响。因此，受助者对现金援助的反响会更好：人们寻找各种方法来提高未来的生活水平，比如安装更加持久耐用的屋顶、供孩子上学或者开始创业。
然而，并非所有研究都发现了现金援助带来的长期效果。例如，在加纳，有一项针对微型企业的120美元赠款，男性受助者确实增加了一定的利润，但对女性受助者却丝毫不起作用，至少第一年的后续反馈是如此。
公平而言，我们没有理由期望所有现金援助项目的受助者都会去投资，或将得到的全部赠款都用作投资，抑或期望他们一定会获得良好的回报。一些受助者可能接触不到与此类相关的投资机会，也有可能不愿冒风险。
在缺乏其他运作良好的市场条件下，对这些群体来说，可能需要额外的干预措施或混合措施来补充现金援助的不足。例如，一些毕业生项目除了提供现金援助之外，还提供生产性资产、培训、生活辅导、保健服务和银行账户等辅助措施。
要了解和优化这些直付现金援助项目和其他发展干预措施所产生的影响，我们需要更大规模地设计并开展长期且立意高远的评估项目。实验评估的规模和预算通常是预先设定好的，以使对总体人群的平均影响的评估达到合理的精确度。
要了解某些举措对哪些人产生作用，我们必须深入到亚组分析的细节。受影响最大的是一贫如洗的人，还是相对没那么穷的人？是年轻人、中年人还是老年人? 或者，是不是一些完全不同的预测指标会变得至关重要，比如心理健康或者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 要回答有关这些亚组的问题，我们需要研究每个亚组的更大的样本。
我们还需要协调不同地点的评估，以提高可比性。毕竟背景环境的重要性可能不亚于个体特征。例如，在饱受了数十年冲突的乌干达北部开展项目所得的成效，会比享受了几十年（相对）稳定的邻国卢旺达更低。测试这种地区差异的研究需要覆盖多个地点、并仔细协调。
大规模测试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如何进行资本转移并采取其他干预措施，才能更好地做到长期有效。“送钱给人们”似乎很简单，然而这句话却涵盖了诸多设计上的选择。援助资金应该按周、月、季还是按年分期提供，间隔多长时间？向受助人拨付现金的频率应该由我们决定还是交由受助人自已决定？我们是否应该要求受助者按照自己的意愿并有计划地使用这笔钱? 我们是否应该提供某种问责机制来协助受助人贯彻这些计划？我们是否能应用一些技术，以低成本、高灵活度的方式去做这些事情? 大规模的评估使我们能够测试不同的设计变量，并开始了解哪些变量可以让受助人最大化地利用他们的钱。
研究人员还面临着更多的挑战。譬如，直付现金援助对哪些人群能产生更长久的积极影响？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又将如何影响我们对项目成功的定义？对扶贫项目而言，选择资助者的标准应该是基于潜在受助者的赠款使用计划，还是基于他们的贫困程度？或者，平等对待每个拮据的人并让他们自己定义成功的含义，是否是在道德上更好的做法？
（注：本文有删节，欲读全文可购纸质书籍）
来源：本文刊于《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02期；
作者：克里斯·布拉特曼，芝加哥大学全球冲突研究的Ramalee E. Pearson 教授；
迈克尔·费耶，GiveDirectly 和 Segovia（一个开发扶贫支付平台的组织）的联合创始人；
迪恩·卡兰，耶鲁大学经济学的Samuel C. Park Jr. 教授、“扶贫创新行动”的主席兼创始人；
保罗·尼豪斯，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经济学副教授，也是 GiveDirectly 和 Segovia 的联合创始人；
克里斯·乌德里，耶鲁大学经济学的 Henry Heinz II 教授；
译者：黄伟鸿；
原标题：《直付现金的扶贫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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