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社会变革下“大赌注” | 深一度思考
一项对慈善家的研究显示，60%的捐赠者将重大的社会变革目标作为他们的主要慈善目标，比如消除医疗保健的不平等，或者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更好的教育机会。但是，只有20%的重大专项资助流向了我们归为社会变革慈善的领域。
为什么重大专项资助如此强大？因为它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其支持的组织或运动——获取栖息着濒危物种的重要土地，将成熟的项目推广到新的地区，发起宣传运动等。重大专项资助可以让受赠方在能力或长期抱负上实现飞跃。
为什么最大额的慈善捐赠中只有一小部分实际投向了社会变革领域。我们看到了两种障碍：与寻找和构建交易有关；与捐赠者、他们的同行和媒体如何看待社会变革类重大专项资助有关。
全文约9300字，建议收藏细读。
上世纪90年代末，当唐纳德·费希尔辞去Gap（盖璞）首席执行官一职时，他和妻子多丽丝决定要着手应对美国最困难的社会挑战之一：改善公共教育。经一位专家顾问介绍，他们了解了知识就是力量项目（Knowledge Is Power Program，简称KIPP），该项目当时只覆盖两所特许中学（注：一种特殊的公立学校），一所在休斯顿，一所在纽约市。经过长时间的尽职调查，费希尔夫妇承诺在三年内捐赠1500万美元（大约是该组织当时年收入的三倍），将KIPP以结果为导向的模式普及到更多的社区，让更多学生受益。费希尔夫妇的这笔重大专项资助投得很明智。
KIPP的学校为学生的生活带来了实质的改变：大多数五年级学生在加入KIPP时的阅读水平低于年级水平，但他们进入高中后的阅读水平却高于年级水平。 KIPP校友的大学毕业率超过所有收入群体的全国平均水平，是低收入社区的学生的平均毕业率的四倍多。
事实上，KIPP的成功是推动特许学校运动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的捐赠让我们敢于设想更宏大的愿景，”KIPP首席执行官理查德·巴斯说：“如果没有唐纳德鼓励这种想法，我们今天就不会有183所KIPP学校。”
如今，许多最大的捐赠者都钦佩费希尔夫妇当初的大胆捐赠承诺及其产生的成果。他们表示自己想要效仿。一项对入榜“捐赠誓言”名单的美国捐赠者和《福布斯》美国50大慈善家榜单上的捐赠者的公开声明的回顾研究显示，其中60%的捐赠者将重大的社会变革目标作为他们的主要慈善目标，比如消除医疗保健的不平等，或者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更好的教育机会。近80%的捐赠者表示，这样的目标是他们的两三个首要任务之一。
然而，我们的研究发现，最大额的慈善捐赠中只有一小部分实际投向了这些社会变革领域。2000年至2012年间，美国捐赠者宣布的所有巨额慈善捐赠（不少于1,000万美元）的年平均总额为80亿美元。致力于社会变革的非营利组织每年收到约65笔可识别的重大专项资助，总价值约为16亿美元。换句话说，按美元计算，只有20%的重大专项资助流向了我们归为社会变革慈善的领域。这一比例在整个分析期间大致保持不变。（这些数据不包括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捐赠，因为它的规模及其在社会变革领域的大量重大专项资助会扭曲统计结果。）
其他80%的重大专项资助都属于所谓的“机构性捐赠”，捐赠对象主要是大学、医院和文化机构。这些机构对社会来说非常重要，但它们往往已经获得了充足的资金，而且有足够的能力持续获得重大专项资助。
显然，致力于社会变革的非营利组织和项目在重大专项资助中的市场份额相当低。在“生前及时捐赠”的捐赠者中，它们的份额甚至更低：在这类捐赠者（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通过他们积极引导的基金会）作出的重大专项资助中，只有16%投向了社会变革领域，相比之下，来自于其他类型的基金会和机构的重大专项资助有28%用于社会变革。
捐赠者在他们的慈善事业中感受到了这种“愿望落差”。在过去的16年里，桥幅集团为世界上50多位最慷慨、最雄心勃勃的慈善家提供了咨询服务。他们中许多人都说过“我找不到足够的机会投入大笔资金来解决我真正想要改变的问题”之类的话。他们花了多年时间来寻找这种明确的机会，但结果却令他们非常沮丧。他们担心自己没有带来应有的改变。他们的挫败感是否合理？更多的重大专项资助真的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吗？如果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么究竟是什么阻碍了捐赠者的慈善大计，如何才能克服这些障碍呢？
直观上，分散式捐款——“花生酱式慈善”似乎不是改变世界的最佳途径。当然，捐赠额也不是越大越好。因此，在深入探讨那些希望在社会变革领域投入重大专项资助的捐赠者所面临的挑战之前，我们有必要问一句：鼓励更多重大专项资助投向社会变革领域的同时，我们如何知道会带来哪些相应的巨大变化？
从科学上讲，我们无法得出答案。社会部门没有任何定义“成功”的权威数据库，可以全面地研究捐赠结果与重大专项资助的相关性。尽管如此，我们拥有的证据表明，重大专项资助有非常重大的意义。1000亿美元以上的捐赠非常罕见。2000年至2012年间，即使是美国规模靠前的公益服务机构（年收入超过1000万美元）也只有2%获得了一笔重大专项资助。然而，这些重大专项资助似乎支持了很大一部分最有效的非营利组织和社会运动。不妨看看以下广泛的证据：
《向善的力量》一书对最成功的非营利组织进行了严格、权威的评估。作者们筛选了数百家非营利组织，找出12家特别突出的组织。这些组织中的“赢家”包括环境保护基金会、城市年和分享我们的力量等组织。在这12个组织中，有11个（90%以上）各自得到了一笔关键的重大专项资助。
在社会影响力交易所的100家顶级非营利组织中，有30%规模超过1000万美元的组织曾获得一笔重大专项资助。
重大专项资助也有助于推动社会运动。桥幅集团列举了近几十年来14个受到广泛认可的社会运动成功案例，包括美国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保守主义的复兴，过去十年的LGBT权利运动，以及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的全球绿色革命。在这些成功的社会运动中，有70%至少获得一笔关键的重大专项资助。
为什么重大专项资助如此强大？因为它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其支持的组织或运动——获取栖息着濒危物种的重要土地，将成熟的项目推广到新的地区，发起宣传运动等。重大专项资助可以让受赠方在能力或长期抱负上实现飞跃。
不妨看看罗伯特·威尔逊给大自然保护协会的重大专项资助对该组织的影响。（威尔逊是一名对冲基金经理，于2013年去世，他是一个连续重大专项资助者。他还向环境保护基金、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和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提供了其他重大专项资助。）
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大自然保护协会已经是一个宠大的组织，在国内有着强大的捐赠者网络，它的使命是推动全球的大自然保护。它面临的挑战是，一些影响最大的工作在美国境外，而它的捐赠者网络则以州分会为中心。威尔逊发起了改变这种状况的筹款挑战。从1997年开始，威尔逊承诺捐赠1000万美元，最终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逐渐增加到1亿美元，他对任何州分会的捐赠比得上该州分会任何捐赠者的国际捐赠。
在这一挑战中，大自然保护协会向其他捐赠者筹得了1.5亿美元，使它能够大幅扩大其全球的工作，并将其美国捐赠者转变为全球环境保护的倡导者。后来又发起了第二次筹款挑战。尽管这些筹款挑战已经结束，但大自然保护协会的国际筹款的有益影响依然存在。大自然保护协会的年度国际筹款额从1997年的1200万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1.4亿美元以上。“罗伯特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捐赠者，”大自然保护协会现任首席执行官马克·泰尔切克说：“他一直在寻找大胆的想法，他对我们协会的领导层有信心——这种信心是私营部门投资者在大举投资一家公司之前通常需要的。”
在我们与捐赠者的合作中，我们有时会发现很好的近期机会，适合投入重大专项资助。其他时候，适度的试验是最好的前进方法，让组织有时间慢慢完善他们的计划，并开始展示可以进行更大范围推广的成果。然而，最终还是需要大量资金才能大规模推广。慈善捐赠需要与其要解决的问题相适配。1000万美元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笔巨额的收入或慷慨的捐赠，但与捐赠者的许多宏大目标（比如大幅提高社区儿童的毕业率、减缓气候变化或终结人口贩运）相比，可能算不上什么大资金。慈善事业的部分好处在于它可以促进意识的提高，吸引额外的资助。但归根结底，重大问题通常需要重大专项资助。
既然有大约80%的最大捐赠者公开表示渴望社会变革，并且有证据表明重大专项资助可以成为改善他们所关心的问题的有力工具，那为什么只有20%的重大专项资助会流入社会变革领域？这个问题不容易研究，因为它与极少数人最相关，而大家都明白，这些人往往将自己的慈善事业看作是非常私密的事情。桥幅集团与他们中的一些人保持紧密的咨询关系，这些人是当今最显赫的重大专项资助者以及具有成为重大专项资助者的野心和能力的人，这种合作关系让我们有了独特的窗口可以窥视他们的动机和行为。我们从始到终看到两种障碍：第一种障碍与寻找和构建交易有关，另一种障碍与捐赠者、他们的同行和媒体如何看待社会变革类重大专项资助有关。
一、达成交易的挑战 | 在复杂的社会变革问题上作出考虑周全的重大专项资助是非常难的。非营利性投资的市场不像商业市场那么泾渭分明，而且关于影响力的信息可能很难获得。我们发现了寻找和构建重大专项资助交易的三个重大挑战。
1、“现成”的机会很少。大学或医院的潜在捐赠者很少有机会找到一个有能力使用重大专项资助的机构。但能力问题可能是在社会变革领域作出重大专项资助的真正障碍，对于社会变革问题，在某些特定领域和地区，有足够有效的模式和足够大的规模能充分利用巨额投资的组织可能很少。“能够有效利用七位数和八位数赠款的组织比较少。”詹尼斯集团的詹姆斯·詹森说。费希尔夫妇希望通过投资特许学校来提高学生成绩，但当时没有规模足够大的高质量特许学校运营商。于是，他们帮助KIPP扩大规模。但是许多捐赠者不想花费这么多时间和精力来培育一个组织。
如果潜在捐赠者如此狭隘地框定他们感兴趣的领域（特定地区的特定问题），他们最终只能找到很少的组织或项目适合让他们作出重大专项资助。这样他们相当于给自己制造障碍。埃德娜·麦康奈尔·克拉克基金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南希·罗布说:“我们的资金聚合工作是与慈善家合作，作出我们任何人难以单独作出的重大专项资助。”“随着我们的工作愿景越来越宏大，我们需要合作伙伴的帮助来扩大我们愿意考虑的资助范围，更加深入、周密地进行筹资和尽职调查，以及扩大我们提供的支持，以便我们能够共同发现可能产生更大影响的机会。”
即使存在一个符合捐赠者兴趣的社会变革组织，也不一定会有现成的捐赠机会。而对于给高校、医院、医学研究和艺术机构的重大专项资助，则存在成熟的规范和被广泛理解的范式：建大楼、聘请讲席教授、设立研究中心等等。这些大型机构通常拥有大型、高度专业的发展团队，利用经过时间考验的技巧来定制和宣传重大专项资助机会。
对于社会变革领域的非营利组织，捐赠者或他们的代理人往往不得不亲自动手，深入设计一些有望取得重大成果且有意义的项目。这使得捐赠者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真正合作有更高的代价，而当权力的天平向捐赠者一边倒时，这种合作就很难实现了。埃德娜·麦康奈尔·克拉克基金会、Good Ventures和桑德勒基金会作为捐赠者，为了应对这种困境，他们会定期要求（并经常支持）最有前途的受赠方的领导制定他们自己的战略计划，以有效利用大量的新资源。
2、缺乏个人关系。无论是在非营利领域还是在商业界，重大交易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之间的个人关系和信任。几乎所有的主要捐赠者都谈到，他们对非营利组织负责人的信任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对于机构性捐赠，通常背后有一层内在的个人关系：捐赠者或其家庭成员上过那所大学，或者是那所医院的病人，或者参加了那所文化机构举办的音乐会或展览。专业发展官员和机构的领导人知道如何将这些关系转化成重大专项资助，并深谙主要捐赠者的语言。在社会变革方面，潜在捐赠者很可能原先与相关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防止饥饿、保护野生动植物或帮助孩子们在学校取得成功，但与公益组织本身或其领导人的联系则要少得多。
创建JPB基金会的芭芭拉·皮考尔曾经说过，在作出重大专项资助之前，她花了几年的时间来了解潜在受赠机构的领导人。作为哈莱姆儿童区的主要支持者，她回忆起在一个小办公室里会见其领导人杰弗里·堪纳达，一起共进午餐，吃三明治和薯条，当时该组织仍被称为瑞德伦儿童和家庭中心。
不足为奇的是，在获取重大专项资助方面最成功的非营利组织领导人通常会与捐赠者建立起牢固的个人和信任关系。比如，堪纳达与传奇投资者斯坦·德鲁肯米勒（哈莱姆儿童区的董事会主席和主要捐赠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为美国而教、KIPP、城市年的领导人与他们的主要捐赠者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有一些领导人不仅找到了建立关系网络的方法，而且还发展出与潜在捐赠者平等互动的能力。为寄养家庭中的青少年提供服务的青年之村，收到了来自多名捐赠者的多笔重大专项资助。青年之村的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劳勒身为一名年轻的领导者，积极地向商界的前辈寻求帮助。他后来成为第一位入选孟菲斯著名的企业家协会的非营利组织领导人。
3、衡量社会变革成效困难重重。对于机构性捐赠，成果往往显而易见：一个新的分支建成，一个音乐厅成功开放，或者捐赠者可以与他们赞助的杰出讲席教授握手。但是，确定用于社会变革的重大专项资助应该实现什么样的目标，然后评估“成功”与否，可能具有很大的挑战性。通常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才能看到捐赠的全部成果。即便如此，要具体归功也很困难，因为促成社会变革的因素有很多。当然也有一些例外，像哈莱姆儿童区和为美国而教这样的非营利组织，已经在衡量成效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但总的来说，社会变革的成果要相对模糊得多。
这种固有的不确定性足以让风险容忍度最高的捐赠者犹豫不决。这就需要在明确最终目标和建立评估进展流程方面投入更多的时间和金钱，也就意味着捐赠的代价更高。对某些捐赠者来说，捐赠就必须产生可经科学证明的成果。然而，许多寻求资助社会变革项目的捐赠者愿意作出妥协，只要受赠方有一个有意义、大胆的目标，有简单明了、可信的实现目标的方法，这需要有相关的往绩和可衡量的里程碑。皮考尔说:“我们非常关心结果，也投入了很多来弄清楚我们的扶贫投资的效果。” “我们经常对计划项目追加拨款，以支持对这些项目成果的衡量和评估，就像我们对哈莱姆儿童区的健康生活计划所做的那样。”
二、心态挑战 | 慈善既是个人活动，也是公共活动。心态很重要——媒体、同行以及捐赠者自身的心态会使得在社会变革上投入重大专项资助变得更加困难。
1、较多的公共风险，较少的公共回报。在社会问题上投入重大专项资助的风险之一是，如果达不成捐赠目标，捐赠者可能会受到负面舆论的压力。
譬如，Facebook的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捐赠1亿美元，意在把纽瓦克的公立学校系统变成“全国优秀教育的象征”，后来他却因此受到了抨击。仅仅四年后，媒体就尖锐地批评了这笔资助。商业内幕网站登出一篇报道，题为“马克·扎克伯格给新泽西捐出1亿美元用于改善纽瓦克的学校，这看起来像是一种浪费”，而《纽约客》的一篇文章则形容扎克伯格被他在纽瓦克的捐赠经历“教育”了一番。实际的结果更加微妙。这些资金为纽瓦克的学校系统带来了大量额外资金，强力地支持了其核心教育活动（包括教师薪酬）。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纽瓦克市的特许学校的学生成绩进步幅度在全国所有学校系统中排名第二。然而，对这一笔重大专项资助的负面评价很可能会持续下去。
相比之下，资助建一座新大楼或赞助一个教授职位通常只会产生来自同行和普通大众的正面评价。冠名权是一项常见的福利，它将捐赠者的名字与一个享有盛誉的机构联系在一起，供后代景仰。同行的尊重源自于受赠机构对捐赠者贡献的宣传。在《福布斯》、《慈善纪事报》和彭博社等主要出版物发表的关于顶级慈善家的年度文章，几乎完全是根据捐赠额的大小来确定顶级捐赠者，而不是根据他们资助的对象或项目或他们是否在社会变革领域投入重大专项资助来确定的。
2、成功的标准更高。如纽瓦克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社会变革类重大专项资助所附带的成功标准要比机构性重大专项资助更高。“两种捐赠背后的期望和动机完全不同，”乔尔·弗莱施曼说道，他是高等教育和社会变革组织的主要筹资者和捐赠者之一。“在捐赠的成果方面，捐赠者对社会变革类捐赠的期望值要明显高于对机构的捐赠。”一名干劲十足、以结果为导向的捐赠者手下的执行董事提到，为了给一家充满希望但尚不成熟的社会变革机构提供五位数的潜在捐赠，他们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并打了几十通电话才把事情办妥。然而，在这项极其繁忙的工作快要完成的时候，这名捐赠者的母校正在开展一场募捐活动。仅仅打了一个电话，捐赠者就决定为这次活动贡献七位数的捐款。向机构捐赠很有意义。高期望值也是好事。但是，为什么对传统机构的捐赠总是被当作无风险投资，而针对社会变革的捐赠却被看成是风险重重的呢？
3、在寻求交易机会方面的投入不足。我们都希望慈善机构为社会变革提供资金，而不用自行承担寻找和构建交易的成本。然而，这项工作无论是由捐赠者自己还是他们的员工或中介来执行，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完成。捐赠者需要确定哪些问题对他们来说很重要，他们可以信任哪些领导人，哪些组织或项目最有效，以及他们的慈善捐赠可以在哪些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在一家私募股权公司，合伙人只要每隔几年找到一笔高收益的大买卖，就能获得很好的业绩。很少有捐赠者，无论是机构捐赠者还是非机构捐赠者，投入那么多时间去寻找和研究对社会变革组织的捐赠机会。“认真的尽职调查是当今慈善界最大的缺失之一。”赫伯·桑德勒说，他和妻子马里恩一起帮助创办了非营利媒体组织ProPublica。这个问题对于由积极捐赠者领导的慈善机构来说尤其重要，他们通常想要精干的团队，但自身的时间有限。
在一个非常罕见的例子中，卡里·图纳和她的丈夫达斯廷·莫斯科维茨（他们在20多岁时成为签署“捐赠誓言”的最年轻夫妇）为了完善他们的慈善方法，花了三年时间与数百人会面，最后成为GiveWell的关键支持者（和用户），GiveWell是一个致力于寻找单位金额产生最大影响力的捐赠机会的非营利组织。经过了这一广泛的尽职调查过程，结果他们向GiveDirectly捐赠了2500万美元，GiveDirectly是一个非营利组织，通过无条件的现金转移来帮助极端贫困的人们。
幸运的是，增加在社会变革上投入重大专项资助的捐赠者数量并不取决于可获得的财富、捐赠的意愿或支持社会变革的愿望。所有这些都很难改变。看待重大专项资助的心态可能会发生变化，社交媒体上关于最近给大学的一些重大专项资助的负面评价可能预示着一种新的态度转变。尽管突破寻找和构建交易的障碍需要捐赠者继续大胆开拓，并加深对过往重大专项资助的经验教训的理解，但我们研究的重大专项资助受赠方名单上的大多数组织透露了一些有成功希望的探索路径。
一、资金聚合中介：聚集并重新分拨慈善资金的中介组织占受赠常客的43%。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些中介机构收到了23%的社会变革类重大专项资助，但这些捐赠只占机构性重大专项资助的1%。美国联合劝募是资金聚合中介的典型例子。一个较新的组织是罗宾汉基金会，成立于1988年，它现在是纽约市最大的扶贫组织。
与费希尔夫妇不同，向罗宾汉基金会作出重大专项资助的捐赠者不必进行广泛的搜索，寻找一个能够有效利用他们的捐赠款的组织，构建交易结构，并制定和跟踪衡量他们的捐赠是否在发挥作用的指标。这些事情正是罗宾汉基金会要为他们做的。对冲基金经理保罗·图多尔·琼斯和几个合作人创立了罗宾汉基金会，因为他们希望建立一个组织，既能够吸引大量资源大规模地对抗贫困，同时还投资于研究，寻找个人捐赠者单凭自己难以发现的解决方案。罗宾汉基金会制定了减少纽约市贫困的长期战略，寻找有效的非营利组织和项目，并制定和跟踪一套衡量指标，旨在确保慈善资金流向能够在消除贫困方面发挥最大作用的地方。2014年，罗宾汉基金会在扶贫工作中投入1.33亿美元，并宣告获得了有效的成果。例如，在它资助的住有所居项目中，90%以前无家可归的参与者再也没有返回避难所，它支持的高质量学前教育项目使孩子们的高中毕业率提升了30%。
有时候，资金聚合中介本身就是重大专项资助者，重新发放1000万美元以上的赠款。事实上，在我们的数据库中，这些捐赠者贡献了10%的社会变革类重大专项资助。以埃德娜·麦康奈尔·克拉克基金会为例，该基金会在资金聚合工作中所作出的捐赠，在金额上比它收到的任何个人捐赠都要大。其他资金聚合机构则以较小的金额分拨资金，但仍能获得与重大专项资助相关的好处。正如罗宾汉基金会所表明的那样，这是因为这些中介机构往往以统筹、协调的方式分拨赠款，从而依照捐赠者的意图连贯地输送大量资金。
二、具有机构特征的社会变革领域：在受赠常客中，我们看到许多重大专项资助与机构性捐赠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一些社会变革领域比较自然地具备了大学、医院和艺术机构吸引重大专项资助的特征。环保领域就是一个例子。这个领域有现成的捐赠工具（土地捐赠）、与许多捐赠者的自然联系（可以追溯到童年时期与户外环境的深厚联系）以及可测量的结果（保护的英亩数）。事实上，有相当一部分受赠常客（近30%）属于环保组织。大自然保护协会是“最常见”的受赠常客，在我们12年的研究期间，它获得了20笔有记录的重大专项资助。其他资产密集型领域，如儿童福利机构，同样适合接受重大专项资助。
一些传统机构内部也有社会变革分支部门。尽管我们把大学收到的大多数捐赠归类为“机构性捐赠”，但有些大学收到的多笔重大专项资助被特别指定要投入雄心勃勃的社会变革项目。
斯坦福大学在这方面特别突出：在它收到的52笔重大专项资助中，有4笔捐赠专门用于实现宏大的社会变革目标，包括建立一个解决发展中国家城市贫困问题的新中心，以及建立一个专注于恢复和保护世界海洋的中心。
三、以往的重大专项资助接受者：显然，找到一个有能力处理重大专项资助款的组织的最佳方法之一就是寻找那些曾经收到重大专项资助的组织。我们采访的受赠常客的领导们反复告诉我们，获得一笔重大专项资助是吸引更多重大专项资助的最佳方式之一。在我们更广泛的重大专项资助数据库中，近四分之一的社会变革受赠者在2000至2012年的期间收到了两笔或更多重大专项资助。
得益于其非凡的财富规模和慷慨，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市场。如果捐赠者能够减少愿望落差，数十亿美元的额外重大专项资助将流向世界上最具挑战性的问题，未来会有数百万人的生活变得更好。
但是，如果社会部门要看到更多的重大专项资助投向慈善家们渴望追求的宏大的社会变革，我们需要借鉴重大专项资助者和受赠者先驱的经验教训。在社会变革上投入重大专项资助真的很难。我们必须向捐赠者提供更多的实际支持。与此同时，媒体报道也必须改变其焦点和基调，慢慢将原有根深蒂固的会阻碍冒险性社会变革类重大专项资助的心态转变为更像多丽丝和唐纳德·费希尔这样的心态，即愿意寻找合适的投资机会，愿意设定长期的愿景，愿意为受赠组织构建最佳的捐赠交易，并着眼于更大的前景。
费希尔夫妇帮助创建KIPP网络的前六年里，他们每年都会参观所有新的KIPP学校。2009年唐纳德·费希尔去世时，KIPP的首席执行官理查德·巴斯回忆道：“对于在KIPP工作了一两年以上的员工来说，他们很可能见过唐纳德真人……. 他喜欢参观我们的新学校，并对我们日益扩大的学校网络感到兴奋。”对唐纳德和多丽丝·费希尔来说，KIPP学校、教师和学生就像任何研究所或博物馆一样真实可见。
我们需要继续探索如何帮助更多的捐赠者和非营利组织克服相关障碍，就像费希尔夫妇和KIPP当初所做的那样，这样他们才能在社会变革方面投入重大专项资助并看到捐赠获得回报。
声明：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SSIR编辑部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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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于《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2016年冬季刊
作者：威廉·福斯特，桥幅集团的合伙人兼咨询业务负责人
盖尔·佩罗，桥幅集团知识部门的高级主管
艾莉森·鲍威尔，桥幅集团的慈善知识经理
克里斯·艾迪，桥幅集团波士顿办事处的合伙人
译者：黄伟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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