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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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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横空出世，人类社会突然间面临一种极限挑战。在此种历史级别的疫情面前，人类迄今为止的所有科学技术、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的建构，都瞬间暴露出自身的脆弱性，倒逼人们进行社会创新。
在《向死而生：新冠病毒倒逼社会创新》一文中，SSIR中文版学术主编、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关凯提出：“社会创新是一种从未来出发的思维能力，直接表现为新的社会观念的生产与安装，以及新的社会行动的生成。”
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下，我们希望和更多行动者探讨有助解决社会问题的新观念或新行动，拟邀请来自社会、经济、管理、文化、艺术等多个领域的卓越思想者和实践者，从不同维度分享他们对于疫情的看法，并探讨未来的前进方向，指出创新行动的可能性。
这一篇文章来自洪晃，知名的企业家、出版人、专栏作家。她的文章里有乡土中国的味道，也有对全球化的思考，她给我们讲了一个古老的北京市郊村落里发生的新事情，以及酝酿其中的新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她发出了提问：“疫情以后，全球是否应该静下来，想一下我们需要国家意识还是需要一个全人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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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在离北京市中心50公里的一个村庄里。我晚上很少去城里吃饭，来回100公里太远了。中午进城吃饭总要再搭上一个约会，这样跑一趟就值得了。所以疫情来了，封村了，封城了，对我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出入村庄时需要出示我的村民卡。从去年秋天开始我就在拍摄一个系列的小视频，名为《下苑村日志》。 下苑村就是我们村，这个村已经有四、五百年历史，清朝的时候这一片，包括下苑村都是给宫里供应水果的农家。从改革开放开始，村里的年轻人就都出村混去了。到了21世纪，村里就只有老人了，小学关了，果树太老了，不爱结果了，就是结果，村里老人也没体力再去管了。大部分村民靠政府和儿女的补贴过日子。大概九十年代末，下苑村有一任书记脑子比较活，把闲置的小学校和废弃的房屋交给了中央美院的一批教授来做工作室。为什么这个能激活村庄？这位书记估计也没想好，但是至少他得到一笔一次性的收入，可以补贴村里老人的生活。和宋庄不同，下苑村的第一批艺术家是体制内的，所以不折腾，没有政治风险。教授来了以后，他们的助手、研究生也就都跟着来了，慢慢地，出租半个院子就成为了原住村民增加收入的方式。现任的书记冯志广是下苑村长大的，不少房地产商上门找他，要把村子变成别墅区，他都没答应。我们在视频里采访冯书记的时候，他说：“这村的村民一半姓冯，一半姓齐，反正不是我奶奶，就是我叔叔。他们这么多年都住惯了，不愿意去住楼房。” 所以我们这个村庄到今天还是中国北方农村的模样，平房，灰瓦、红砖院墙。我们村现在有近500名原住民，300多名外来的画家等其他人口。这里得说说我们旁边辛庄的南山艺术学园，这个学校是艺术生家长自己组织的，现在有300多学生，学园的教学理念很超前，教学生自力更生，要学手工、音乐、金工、木工，当然数理化、文化课也有，只是不在系统内。这种方式吸引了中国各地的家长，好多为了孩子读书都搬到辛庄去住，辛庄没房子的，就来下苑村了，毕竟孩子上学骑自行车15分钟就到了。2016年，由一位家长发动，我们这一片都开始分垃圾了。我们村的原住民有不少当了捡垃圾的志愿者，比全国要早好几年。我们采访了村里一位叫杨慧聪的志愿者，她的儿子不在北京，在外地一个城市当了著名婚礼主持人；她女儿自己有家，在昌平县城住。家里只有老俩口，她前几年又得了乳腺癌，之后就一直在家待着。杨慧聪说：“环保这事特别好，我想，出来溜达比在家里待着强，你猜怎么着？”她笑着说，“我身体就越来越结实了，我可乐观了，你看我像有病吗？”20多年前来的第一批画家是村里请来的，估计也没有怎么收钱，第二批来的要交一个一次性的租金。通过采访，我知道那时候租一个院子最低的才8000元一年。而到疫情之前为止，一个院子可以收到六万元一年了。
▲在艺术家们的影响和带动下，不少村民也拿起了画笔，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农民画家”。
疫情期间，我们村里的生活变化很少：1）政府拨钱给原住民发工资看管各个村口；2）要在城里上班的都远程了；3）村里艺术家开的餐厅、咖啡馆都关门了；4）药店搬进了一个新房子，更大更亮敞了。其他照旧，吃完晚饭大家还是出来遛弯儿、遛狗、只不过带口罩。我想起Churchill（温斯顿·邱吉尔） 说过：“The farther backward you can look, the farther forward you are likely to see.” 越往后看，你就能往前看得更远。 我的村庄是一个曾经被现代化抛弃的地方，但是我觉得这个村庄也是未来生活最好的可能之一。因为未来会是这样的：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这一浪漫的期许一度让中国落后了几个世纪。但是在网络时代，这句话是可以实现的。网络教育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我们村里的老师都开了网课，突然发现，自己不仅可以用这个方法给学生讲课，也可以开网上私塾，招学生。也许以后除了强调名校，还会强调名师。因为古人云：名师出高徒。 疫情已经让我们看到走出应试教育的第一步，哈佛大学等学校已经开始执行Test-optional 的招生政策。中国的5G是走在全球前沿的，如果老师可以用网课的方式教学，怎么可能有什么寒门不出秀才的事情？再偏远的地方，只要有网络，有才华的年轻人就可以得到高等教育，即使没有校园经历，但也是一件好事。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大学》
中国这么多年的快速发展被疫情叫停，让我们重新考虑城镇化建设意味着什么？如果传染病一直伴随我们？高楼大厦的城市是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到了信息时代，我们是需要多跟开发商去征集耕地和绿水青山？还是我们可以利用网络以及TMT这些可以远程办公的行业，把中国的空心村落再次激活？但愿这次疫情给我们一个考虑这些问题的机会。疫情让我们止，我们必须利用这个危机让自己定，重新思考我们的发展方向。工业革命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我们已经深受其害，包括雾霾、土地和水资源的污染。但愿疫情能够让我们对执行环保政策的决心更加坚定吧。我们可以静下来想一下，我们是否还有必要大规模的城镇化，要不要按照西方工业革命缔造的社会形式去继续建设我们的社会，因为尽管我们有了比西方更华丽的高楼大厦，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仍然有浓厚的乡土中国的特色。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说道，西方社会里的个人好比麦田里一捆一捆扎好的柴，分得很清楚；而中国的乡土社会里的个人好比扔到水里的一块石头，会发生一圈一圈的波纹。而乡土社会的人对此非常敏感，也就形成了一个集体意识，追偶像也好，买手纸也好，服从政府领导也好，每块扔到水里的石头都有“我制造了多少波纹”的意识。 疫情以后，全球是否应该静下来，想一下我们需要国家意识还是需要一个全人类意识？是脱钩还是抱团？想好了，我们才能走出疫情后等着我们所有人的经济萧条。消费主义虽然带来了发展和财富，也带来了今天的贫富不均。因此，西方在六十年代就有了居易· 德波的《景观社会》的说法，讲述文明的倒退。也有了托马斯·皮凯蒂的《二十一世纪的资本论》讲述一个不可维持的贫富不均的社会结构。 同时，环保主义已经是年轻人的旗帜，古着是时尚的潮流。这些都在表现我们对消费主义的反思。疫情会让全球每一个人都感到“钱紧”，那么我们是否会改变消费方式，从消费主义改为格物致知？让我们珍惜每一件物质，而不是贪婪所有物质？我们村有一对拾荒夫妻，两口子曾经特别穷，只要路边有能变卖的东西他们都要捡回家。我们村还有一个巨大的古着仓库，里面有中国最成功的古着店老板淘来的二手服装。每件衣服都有它的故事。“古”与“潮”的共存，是不是说明我们已经开始新的消费形式——一种格物致知的消费态度，会不会被疫情后的经济萧条推波助澜，让我们慢慢从消费主义的社会走出来？找到经济发展的另一条路？会不会下一个最大的发展点就是循环经济？我们村还没有解封，但是村里人告诉我们，疫情期间村里垃圾少了很多，好像大家都消停了。
#你觉得疫情后，人们的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会发生改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