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死而生：新冠病毒倒逼社会创新

此次疫情的革命性在于，它促成了人类应对策略与行动的革命性。

新冠病毒以威胁人类生存的力度挑战全球所有的政治、社会和知识权威，尽管这些权威的实际地位也许此刻并未动摇，甚至可能得到强化，但新的观念之门已然打开。穿过这扇人心之门，影壁上赫然刻着一个字：变！

当下的疫情正预示着一个基于社会创新的“知识、观念与行动迭代”的时间点。多样性的、创新的社会声音必将有力挑战各类固有的思想权威，新生力量正在获得机会，向死而生的突破已呼之欲出。

文-关凯，SSIR中文版编辑部学术主编、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人直觉地感到世界将发生不同寻常的改变。

当人类文明秩序被一个小小的病毒搅得天翻地覆；当疫区的社会以一种人为的主动瘫痪来防止疫情肆虐可能导致的被动瘫痪；当感染者丧生，幸存者恐惧；当珍视生命的人不畏生死地冲上一线；我们需要在混乱中冷静地思考，如何改变，人类才能创造真正美好的未来？

新冠病毒的挑战 

新型冠状病毒横空出世，人类社会突然间面临一种极限挑战。

新冠病毒极具传染性、致病性和人体多脏器的渗透攻击能力，堪称百年不遇的人类天敌。在此种历史级别的疫情面前，人类迄今为止的所有科学技术、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的建构，都瞬间暴露出既往不曾被注意的高明与肤浅。

面对疫情，人类社会各出其策，但所持之策，有多少来自科学，又有多少来自各种类型的恐慌？复数形态的恐慌并非全是负面的意义，它带来了一次对于人类所有的医学、技术、资源和经济的大动员、大激活。

此次疫情的革命性在于，它促成了人类应对策略与行动的革命性。显然，任何基于人类生死机会的社会行动，都具有无以伦比的道义资源与改变成规的能力。

“旧制度”的局限 

新冠病毒就像是外星人入侵，一下子洞穿了各种类别、各个层面的社会制度的屏障，使所有的人几乎毫无遮挡地面对生死考验。平素的强者不再有绝对优势，那些平时看不见的弱者却频频因在灾难中绽放人性的光辉而夺目。

优劣强弱之间的剧情反转，标示着现代社会的制度安排和文化规范正受到新冠病毒的根本性冲击。以人为本的世界观、将个人权利推高为至上准则的政治哲学原理、以经济利益及其分配为中心的社会组织方式、以政客政治考虑为中心的决策机制、金融资本主义支配下的全球分工以及消费主义生活方式，这些似乎“天经地义”的现代性与全球化法则，都可能在某种情形下成为疫情传播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助力。

新冠病毒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检验器，各国政府为治理疫情普遍采取的措施， 那些暂时的、权宜性的、不合常规的做法，彰显出平素那些稳固的、制度化的、符合常规的秩序所内在包含的某种荒诞性。

这同样蕴含着风险。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疫情防控，尽管成效显著，却不仅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民族主义意识的滥觞，将一个相互依存、整体化的全球社会瞬间撕裂成政治和经济碎片，而且普遍唤醒人们委过于人、寻找替罪羊的本能欲望。当阴谋论纵横天下的时候，人类社会有可能倒退回丛林时代，零和游戏的思维不仅符合人性中阴暗的“常识”，更迎合某些强大力量的利益。

如果我们将视线从只标示政治单位的地球仪拉伸至每一个可以看见具体的人的社会，疫情冲击下不同的社会和人的图景总会令我们感同身受。然后我们发现，这世界上有如此之多的、和我们一样的人早已习惯向死而生。

如果没有新冠病毒，这个世界上不会有那么多不相干的人、以那么离奇的高频次反复重复念叨着一些地名：武汉、伦巴第、马德里、纽约……这些景观各异的地方，因为一个看不见的病毒而连接在一起，许多讲着不同语言的人，在同时讨论同一个问题。人们痛心于那些不该死而死去的人，他们本可以活的更久；人们认定生命的崇高，也不愿生命被浪费，所以尽一切可能去保护生命。

在世界各地，疫情防控调动了很多组织和单位，各个国家、地区、社会都依据各自的制度资源及其路径依赖去应对问题，也都经历着不同的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新冠病毒不仅以一种简单的方式挑战整个人类社会，同时，以一种同样简单的方式揭示了全球化的多样性一面。世上没有完美的制度、完美的社会、完美的问题解决方案，只有对于这种完美的永不止息的追求。

重新面对自然 

从以整体自然秩序为中心的视角出发，与人类相比，病毒才是自然本身，而人类作为一种自然产物，浑身上下却洋溢着满满的反自然的气息。特别是自启蒙之后，以人为本的现代文明发展，始终将自然视为改造利用的对象。这种价值观插上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翅膀，经过人类社会高度组织化的不懈努力，终于达到今日登峰造极的地步：经过人类无比智慧的努力，地球正在被改造成一个越来越令人类感到舒适的人工环境。

新冠病毒的出现，无疑是对今日人与自然关系实施的一种整体性的、无差别的冲击，被病毒漠视的国家、民族、阶级、文化和社会身份，恰是构成当代人类社会的基础性要素。只有当全球社会将应对新冠病毒挑战列为最优先级的时候，这一切才能促使人类社会做出与以往不同的更多的反思。在小到不可见的病毒面前，人类引以为傲的既有文明体系竟是如此羸弱。由此可见，在人类既有的认知观念、行为实践与制度安排中，埋藏着多少浅薄、傲慢、冷漠与无知。

疫情终将过去，幸存下来的人类社会成员终将会对新冠病毒具有免疫力。

但如果在未来回头观望，2020 年只是历史上“无所谓的一年”（黄仁宇语，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如果经年之后，下一代环境主义者仍然在倡导今日已显狭窄的那些成套路的知识与社会议题；如果那些被病毒撕去伪善面纱的制度及其路径依赖仍然得享病毒般生命力，那么，作为 2020 亲历者的我们，应感惭愧。

向死而生的突破 

人是主观能动的生物。面对任何一种严峻的自然与社会挑战，人本身都会展现出多样化的生命力与活力。事实上，人之所以偶尔陷入困境，不单单来自挑战本身的压力，更多来自人的思维陷入到单一轨道的迷途。这种迷途的尽头是组织、技术、行动和想象力的枯萎，终极表现就是历史上那些已经消失的人类文明。

新冠病毒以威胁人类生存的力度正在挑战全球所有的政治、社会和知识权威，尽管这些权威的实际地位也许此刻并未动摇，甚至可能得到强化，但新的观念之门已然打开。穿过这扇人心之门，影壁上赫然刻着一个字：变！

疫情之后，必须改变的不仅是公共卫生和健康服务体系，更包括知识、观念、组织、社会行动与日常生活方式。病毒像一柄悬在人类社会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它是一种现实的威胁，对当下的人类也许是一种“邪恶”，但对自然、对人类与自然共生的未来却未必邪恶。我们显然需要找到与如此“邪恶” 的病毒长期共生的合适方式。这种方式除了医院和疫苗，也有更高级的形式， 如新的规范、观念与行动。显然，探索这些更高级的形式，需要社会创新。

如何在既有的制度和文化环境下务实地解决现实的问题和挑战，是社会创新的灵魂和宗旨。

为应对疫情，知识、观念、组织、社会行动与日常生活方式已经在发生改变，或许可以这样说，当下的疫情正预示着一个基于社会创新的“知识、观念与行动迭代”的时间点。如同疫情治理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民族国家政体平等化一样，新冠病毒必将促进知识的平等化。多样性的、创新的社会声音必将有力挑战各类固有的思想权威，新生力量正在获得机会，向死而生的突破已呼之欲出。

社会创新：从未来出发 

如果我们以个人的生死为尺度，我们就会被死亡的恐惧支配；但如果我们以人类的未来为尺度，我们可以从容面对开始行动。

社会创新是一种从未来出发的思维能力，直接表现为新的社会观念的生产与安装，以及新的社会行动的生成。人类社会往往在灾难中穿行此刻，我们不仅要在日常生活实践里与新冠病毒作斗争，更要在未来视野中捕捉到新冠病毒灾难的历史价值并努力发挥。

面对疫情，很多隐蔽在曾经秩序井然之下的社会问题纷纷浮现，从宏观社会的组织方式到微观人生的生计模型，从权威专家的失误失语到看不见的人群浮出水面，社会图景在刷新，创造性行动在发生，新的可能性正在广泛吸引注意力和思考，各种秩序正在面临重新调整。

面对疫情，制度的竞争依然存在，世界仍然不是平的。这或许预示着民族主义又一次群情激荡的拂晓，同时也可能指向民族主义真正的黄昏。各国战疫，尽显路径依赖，充塞其中的，是秩序与混乱、理性与愚昧、严谨与浮夸、超越与狭隘的缤纷对照。但对于生命的呵护，对于生命平等意义的关怀以及对于人类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追求却无疑是所有社会不动摇的价值共识。

面对疫情，一边是“去全球化”的效应在发酵，一边却是疫情防控以全球化的战争样态出现，此刻正从中国阶段、欧美阶段，进入全球阶段。这也许会是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前方充满不确定性。正如比尔·盖茨最为担心更具经济社会脆弱性国家那样，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的战疫，如果脱离全球合作，将是另一场灾难。最终战胜疫情必然需要全球合作，无论是医疗物资的生产与分配、药物的开发和使用，还是经济的恢复、对更具脆弱性国家的援助。可能改变的，是全球化进程的方式和节奏，而不是全球社会更加休戚与共的未来。

面对疫情，每一个社会以及生存于其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无法独善其身，而每一个具体的微观的社会制度的改进，也都来自每一个具体的社会成员个体的行动参与。灾难促使人们以创新的方式相互帮助，相互启发思考，相互合作。点滴积累之中，社会环境会因此而向善的方向发生改变。未来不会像新冠病毒那样突然出现，未来是人类当下行为塑造的结果。

当病毒直接挑战我们的生命意义，当互相的关爱与慈善成为一种社会运动，当污名化成为疫情治理的副产品，当街头谋生的人们脆弱的生计被打碎，我们能否一起努力，哪怕从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改变一切负面影响的走向？我们能否聚集跨界的人一起来发声，集聚思想的能量，打破一切墨守成规的公式，探求通往美好未来之路？变化，来自危机与挑战；变化，来自社会创新。今天，我们正在这样的关口，我们不能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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