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事业的形式跟社会发展分不开。在漫长的农业社会，我们叫做慈善，这是一种方式。现代公益的基础逻辑、出发点是指人生而平等，人应该在平等的机会里竞争。
所谓资本主义演变的最重要的一个观念是，你做一个企业，一开始就要为这个社会的福利考虑，要对社会有所贡献，而不是说我不管用什么手段先赚钱，然后我再拿出来给社会做公益。
现在的中国社会也还是一个畸形的巨人，脑袋还有一半在农业社会，有很多不管是领导还是公众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很旧的传统农业社会的思维方式。大量的身体是在工业化社会，但是一只脚已经跨入了数字经济的社会，也很发达了。
* 本文未标注说明的图片均来自Unsplash网站本文中，国际政治和美国研究专家、《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书作者回顾了美国、中国百年来的公益发展，并分享了她对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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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开始关注公益是从研究美国开始的。我写那本书第一版叫《散财之道》，那时候我并没有想到写中国的公益事业，我是想从另一个角度帮助大家了解美国。了解美国不能老讲华盛顿，讲白宫、国会开了什么会。因为美国是一个公民社会，应该了解它社会变迁最基本的动力是什么。
我那本书是2003年第一版，正好是SARS那一年。我没有想到那本书能受到一些关注，其实研究界并不太关注，可能是赶上了上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我们国家公益事业大步前进的这段时期，公益界和企业界对这本书有所关注。现在出完第四版，每一版我会根据一些新的发展再增补一下。最后这一版是2015年出版，资料截止到2014年底，去年又再改一次，整理的还是2015年的内容。那本书里我写到一段，我们2014年跟乐平基金会到美国去考察，向他们的新公益取经。有一个美国人说，“美国的公益基金会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发展到今天的新公益。你们中国的公益起步只有二、三十年的历史，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走完美国百年的历程？”大概意思说，你是跳跃的。这个问题恰巧跟我对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思考是一样的。我特别反对一个说法，说中国用三十年或者四十年或者七十年的时间，走完了人家三百年的现代化道路。因为中国现代化的起步绝对不止于这几十年，起码有一百八十年，从鸦片战争开始，不能把前人的这些努力全都不算。中国的现代工业化，从哪块开始？从晚清时期张之洞、李鸿章这一代就已经开始搞工业了。民国时期中国轻纺工业基本完成国产化，从前都叫洋油、洋火、洋灰，什么都是洋的，这些东西到抗日战争前基本上都国产化了，所以不叫洋灰叫水泥，现在火柴也不叫洋火了，这些国产化都是在1937年之前完成的。所以，说中国现代化只走了几十年，这个说法完全否定了前人的这些成就，我管它叫历史虚无主义。中国的公益事业，我讲的是现代公益，不是指自古以来人们就有悲悯之心。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几千年来只要有贫富差距就有慈善。我们的乡绅在农村修桥铺路，有瘟疫来的时候免费发放药品等等，这些我不算它，因为这是以前从来就有的。有组织的现代公益，以美国来讲，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开始出现大财团，出现了用科学的办法来开展现代公益的基金会。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其实也是从民国初年就有，像张謇就是很大的公益家，而且他的理念已经不是扶贫做慈善，而是要正人心、开风气，要和社会改良结合起来。他搞残疾人学校，提出的宗旨并不是因为可怜才帮助他们，而是要引导他们作为新公民，一方面能够自立，一方面对社会有贡献，当时就已经有这样的想法。所以这种新观念的公益事业，在1949年以前，在一批新兴企业家和知识分子里就已经有了，不光有理论，而且有实践。包括我们现在说的所谓企业社会责任，据我了解的像三、四十年代一些比较现代的企业就有。举个例子，天津的东亚毛纺厂做国产毛线，当时的毛线都从英国进口，东亚毛纺厂逐渐抢占英国“蜜蜂”牌毛线的市场，也相当成功。这个企业的老板非常有现代化的意识，他的员工福利很高，他还搞了一个员工子弟学校叫东亚小学，这个小学质量非常高，不但自己的员工子女上学免费，而且向社会招生，可见当时他已经开始有这些思想。后来，地下党去他的工厂煽动罢工煽不起来，因为他的工人待遇特别好，就没法罢工。这个老板在解放前出了国，离开了大陆。文革的时候，这个历史还被批判为“文明地狱”，就是说它很文明，但一定要说他的工人是在地狱里头。那时候有一个逻辑就是“越好越坏”：资本家对工人越好就说明他越坏，为什么？就是麻痹工人阶级的斗争意志。应该说，所有过去的以及国外的慈善事业在我们国家的一段时间内是被完全批判的，被当做一个反面来对待，说它是一种阴谋，是资本家麻痹工人阶级斗争意志的一种手段。慈善是和私人财产联系在一起的。在计划经济时代，在全部国有化、消灭私有财产的情况下，政府号称全包，从摇篮到坟墓全部由国家包起来，就不存在慈善或者公益的说法。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公益慈善事业，当时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所以跟中国的现代化和现代工业化同时起步的，是已经有的现代公益慈善理念。后来中间却没有了，我们走了一个很大的弯路。现在又开始有公益慈善，是从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发现不可能全包，既然允许私有企业、民营企业存在，允许私人可以赚钱，那也应该允许私人可以花钱来做社会公益事业，这个逻辑是慢慢发展起来的。但这并不是一下子就想明白的，对于所谓非政府组织NGO这个事物原来也是不允许的。不仅仅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中国的皇朝时期对于民间组织一向非常防范，因为“一不小心”这个民间组织就会变成造反组织。过去有很多民间组织，最多的是同乡会，凡是一个地方的人跑到外乡去，走投无路的时候就去找同乡会，可以住在同乡会开的旅馆里，要是没钱可以先免费住，互相帮忙。皇权到不了的地方有好多民间组织，在平常的时候这是良性的。到了皇朝末期民不聊生、治理越来越差的时候，这个组织慢慢就变成了造反组织。比如说白莲教，我们管它叫黑社会，像那种青帮、红帮的帮会，开始并不是干坏事的，并不是杀人放火的，开始是江湖义气、互相帮忙，慢慢就会发展成这样。对于统治者来说，中国有一个传统，对于民间组织是非常忌惮的，所以NGO这个事在开始的时候也是受到政府很大的防范。80年代后的公益慈善先驱商玉生先生，他搞了恩玖组织，这个恩玖其实就是NGO的谐音，但是他不敢叫非政府组织，就先开始叫非营利组织NPO。我见过他，他跟我说是因为NGO马上就要受到很多质疑，所以他就先搞了一个叫恩玖的组织。一直到80年代初，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还是受到很大质疑。最早有一个《社团管理条例》，这个条例的内容基本上是防范的，你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完全是以防范的态度来管理民间组织。后来慢慢地，因为社会客观的需要，既然大力发展了民营企业，社会的贫富悬殊开始扩大，政府的福利政策绝对覆盖不了这么多需求，自然而然就会出现民间需要的公益。政府在民间推动之下也开始松动。最初出现的一批过渡的官办基金会GONGOs，那是一个非常“滑稽”的名字：“政府管理的非政府组织”。像儿基会、青基会、妇基会这一大堆基金会，都是在官办的妇联、团中央这些组织底下慢慢出现的。从80年代开始，公益慈善慢慢发展起来，最有名的是在青基会底下的“希望工程”，这是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一个过渡的现象。然后又出现了“民非”，说它是“民办非企业组织”，又是企业，又是非企业，也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总之，经过一段中国特有的比较古怪的发展，但好像也是一个必要的桥梁，就这样过渡而来。发展到今天，全社会都公认的一些公益基金会，民间公益事业有了相当了不起的发展。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各个领域的进步，在NGO特别是公益事业方面，是进步比较快的、走在前面的。这是我确实没有想到的。推动这方面事业发展的有几种力量。首先是一些有思想的先驱人物。比如茅先生，在别人都没注意的时候，他自己跑到最贫困的地方去扶贫，搞了小额贷款、保姆学校。还有一位梁从诫，他是搞环保的，他现在已经不在了。还有我刚才说到的商玉生先生，他是著名画家吴作人的女婿，先搞了吴作人基金会，然后又发展到其他方面。还有专门搞环保的廖晓义，当时一般人还没有环保概念，她做了很多宣传推广工作。另外还有一位西安的女士，我忘了叫什么名字，她原来在监狱工作，发现那些父母都关在监狱里，他们的孩子无人照顾，就专门做监狱孤儿的工作，后来做得相当不错。还有一位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专门关注艾滋病问题的高耀洁医生，她是一个悲剧人物，以耄耋之年被迫流浪到美国。所以，有相当一批先驱的思想者和实践者来做这些鼓与呼的工作。还有一种力量是先富起来的、有公益慈善意识的企业家以及少数对公益慈善思想比较开放的政府部门官员。比如原来在民政部的王振耀先生，他原来是专门管救灾和慈善的司长，因为实践接触比较多，有一些实际的想法，他比较按照常识来考虑问题。早期我发现各个部门对于民间公益事业的态度不一样，民政部的最开放；财政部的最怕免税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做公益应该减免税收，这个问题他们的阻力最大；公安部门的就怕你违法。各个部门对于NGO的态度有所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也慢慢被推动着往前进。到2004年国务院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比原来的社团管理条例要进步多了，这个新条例当时已经以积极的态度承认公益事业对社会有贡献。我记得最早得到政府正式肯定是2005年温家宝总理做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到了社会公益组织的积极作用。最近一次是2016年通过的《慈善法》，这个在所有的政策里应该是最先进的，一个是它明确承认社会慈善事业是应该积极推动的事物，还有一个是可以不要挂靠单位。以往要成立一个基金会、成立一个民间组织，必须要找一个政府部门作为挂靠单位，我们管它叫“找婆家”。这个是非常有限制的，因为越来越难找。如果你找一个挂靠单位，你定期给上面交一些钱的话，还值得它去管理。一方面你又不能交钱，一方面它还有责任，你出了问题它还得负责，为什么要接受你挂靠？所以要成立一个基金会，“婆家”越来越难找。现在政府立法，可以直接向当地民政部门注册，这就好多了。另外对于税收减免方面也比较可操作一些。当然，《慈善法》还有很多缺点，不可能一步到位，但是这说明了，面对大量的社会需求，很多有志者在做事，民间做到一定程度也可以推动政府的立法。当然。这个推动是在不影响最根本的党的领导的前提之下的。所以我觉得，21世纪以来，我们国家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势头还是相当可观的，这跟对大量社会需求的回应，跟民营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以及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觉悟都是有关系的，也可以说是社会在人性向善方面的表现之一。我个人一向是人性双重论，人之初，性也本善，性也本恶。人就是有两面，可以发挥人很善良的一面，也可以在某种情况下发展出很恶、很自私的一面。在公益事业的发展里，人性善良的一面是往前推动的，推动全社会的改良，推动政府的政策和立法的进步。当然这个推动还是有限的，不能夸大它的作用。到今天中国正式注册的基金会有7000多家，与之相比，美国的NGO多的不得了，什么东西都可以有一个民间组织，就是专门属于在它的501C3法律底下管的非营利基金会，在美国政府注册的基金会已经有好几十万。我们相对还是很少的。大概在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我们国家有好多草根组织和个人做一些扶贫行为，他们的资金来源相当多的是境外，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来做扶贫和慈善事业，不一定是外国基金会，也有很多是外国的个人，或者由于他是特别虔诚的基督教徒，真有这样的人。我知道有一个加拿大人，他放弃了在加拿大的就业、养老保险，跑到中国云南一个很贫困的地方去教书。我还知道有一个美国人，他的中文名字叫唐兴（音），在西南一个很贫困的村子，与村民搞了两年同吃、同住、同劳动，写了一本书，写他的感受，他也为村民做了很多事情。他的中文非常好，因为他的太太是中国人，后来他去了美国大学教书。还有一个外籍华人画家也是个人扶贫，但是他基本上是靠境外的资金帮助。类似这样的人挺多。最近几年就不可能了，因为对于境外来钱管得非常严，不准接受外国的钱，所以现在这类草根慈善现象跟那几年不太一样，自发的就比较少一点。公益事业的形式跟社会发展分不开。在漫长的农业社会，我们叫做慈善，这是一种方式。我们现在讲的像美国已经有一百年历史的公益基金会，是工业化社会的产物，这跟传统是不一样的。
一是理念不一样，传统的慈善事业诉诸人的同情心和悲悯之心，悲悯之心人皆有之，人做好事，有钱的人帮助人，这个是道德上的。另外也有带着某种恩赐性质，接受的人都要感恩戴德。到了工业化社会，在欧洲启蒙运动以后的一种观念：人生而平等。工业化以后的公益慈善组织，或者说有组织的慈善事业，不是一种恩赐，而是人本来就应该是平等的，认为现实的这种不平等是不正常的。这个平等指的是机会平等，不是指均贫富，这个要清楚，不是说从此以后大家有钱的跟没钱的都一样，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没有机会自己去追求幸福，我就应该创造这个机会。这对于先富起来的人是一种责任，一种对社会的责任，弱势群体应该有这样的机会。现代的公益事业最早关注两个领域，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健康。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每一个人应该有平等的竞争机会，在这个竞争里每一个人的能力不一，努力的程度不一，所以结果有的人发财了，有的人失败了，这是你自己的责任，但机会应该是平等的。有的人能够受很好的教育，有的人只能是文盲或者受不了很多教育，那你就不可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所以扶贫主要是在教育和健康领域，你要生病看不起病，一个不健康的人跟一个健康的人是没法平等竞争的。一直到现在，教育和健康医疗还是各国公益事业最重要的关注领域。当然还有后期加入的环保，也属于现代公益的领域，它的基础逻辑、出发点是指人生而平等，人应该在平等的机会里竞争。我经常举的例子是盖茨夫妇，为什么盖茨基金会后来主要在搞非洲流行病的防治？因为他们夫妇俩去非洲旅行一趟，发现在美国已经根绝的一些传染病，在非洲还是儿童死亡率最高的一些病，比如像结核、痢疾、疟疾这一类的病。他们的出发点是，非洲的儿童应该跟美国儿童享有同样的生存权。所以他们投入很多力量，利用基金会关注非洲的流行病防治。这个出发点是说人应该有平等的生存权，这样的出发点去做这样的事情。包括洛克菲勒、卡耐基他们这一代人，也都是从这样的出发点来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个观念在工业化社会和在农业社会是不一样的。从美国来讲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在我们国家经过一段曲折之后，从80年代到现在已经发展起来了。现在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后工业化跟工业化又很不同。我们看到现在西方国家乱得很，各种各样的乱局，包括美国社会好像也撕裂了，两党政治斗得一塌糊涂。比如2008年的次贷危机，跟以前的危机也不一样。应该说我们正处在一个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的数字经济时代，这个时代大变动，上层建筑也应该跟着变动。原来几百年的民主政治框架，我想可能需要有一个比较大的改良。在公益事业方面也有一个变动，开始从纯非营利的捐赠进入可以营利的那种公益，这个观念从上世纪80年代已经有人提出来，所谓影响力投资、社会企业、共益企业这类名词很多，也经历了好几十年的实践。总的意思是，完全像过去的基金会无偿捐赠已经不够了，一是需求量特别大，一是贫富差距扩大速度快的不得了，原来工业化已经觉得财富集中很快了，现在更快。一般来说，现在的巨富三十几岁就开始变成亿万富翁，过去工业化的时候是要四、五十岁以后，沉浮一会儿就破产了，这个变化也特别快。还有现在新产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恐怕也跟工业化时代不一样。这个社会的需求和社会的问题都不一样，完全靠无偿捐赠再也不行了。
我那本书的名字，第四版加了几个字，叫《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资本主义演变是来自英国、美国、法国的一批政、商、学界精英一起开会提出来的。资本主义到了现在这一步应该有新的变化，谁来促成这个变化？当然是有权有势的人来做，一般的平民只能发泄他们的不满。比如说前些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那些弱势群体发泄他们的不满，说你们这些华尔街的老板这么赚钱造成了他们的生活困难，但是他们提不出纲领性的主张来。所以华尔街被占领后，纽约市长希望他们找一个头头跟他谈判，说你们究竟需要什么？我满足你们什么条件，你们就可以不占领？结果找不到头，他们多是“乌合之众”，而且每一个人的诉求不一样，这个人需要加薪，那个人需要治病，那个人说我儿子没有学费等等。一批乌合之众只是发泄了不满，使得在位者知道、意识到这个社会有这么大的问题。到了天气越来越冷的时候，他们没办法只好散掉了。这些类似的过程使得各方面精英们意识到这个社会需要改良，需要做根本性的改变，从八、九十年代开始就有这个想法，后来一大批精英们在一起开会，提出来要做资本主义演变，就是Evolution of Capitalism。这里的领头人物有几个很有意思。一个是英国的查尔斯王子，他现在接不了王位，一直在专心做公益、做环保。还有克林顿，搞了一个全球创新中心，在这方面是领先的，后来因为希拉里竞选总统说他的基金会有关联之类，闹了一阵，不知道最后怎么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也很积极，还有罗斯查尔德家族的后代，还有一些银行家、金融界人士以及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著名商学院的资深教授等等，他们在一起开会提出资本主义演变这个说法。所谓演变，就是和平演变，不能等到真的发生革命造反了，再来改变。所以是他们自己先主动改，在金字塔顶端千分之一的精英自己主动改变这个社会，只有他们有能力这么做。实际上的逻辑是，底层的老百姓来表示他们的不满，提出问题，真正解决问题还是需要一批精英在一起，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思想的出思想。所谓资本主义演变的最重要的一个观念是，你做一个企业，一开始就要为这个社会的福利考虑，要对社会有所贡献，而不是说我不管用什么手段先赚钱，然后我再拿出来给社会做公益。从开始做企业的时候，你就要有这种想法，不管形式叫什么，叫影响力投资也好，叫社会企业也好，叫共益企业也好，但最重要的是这个企业本身的目标就是要为社会做贡献。当然它也要赚钱，不然就不叫企业了。你不能纯粹捐赠，不能一天到晚去募捐，这是难以为继的，你必须一方面要自己造血，一方面为社会做好事，这是已经实践几十年的社会企业的观念。跟一般企业不同的是，它的CEO首先要向股东说明，你们来投资前几年不一定能赚钱，我能够保证这企业不垮，并且以后会赚钱，但是更重要的，每年报告业绩的时候，首先报告的是这个企业宗旨为了某一个社会目标我实现到什么程度，这是我的第一目标。我答应在几年以后开始赚钱，开始的时候是可以接受无偿捐赠的。比如盖茨基金会，他先捐一笔钱给一个企业，说我给你做三年无偿捐赠，但是你以后必须自己赚钱。美国已经有几十个州有新的公司法，为这种企业专门立法，这类公司的最高目标不是为股东的利益最大化服务。过了几十年，最近产生一个新的事物。有一百个大企业，我们所知道的大企业AT&T、谷歌、苹果、花旗银行等等都在里头，它们共同发表了一个声明，说我们以后做企业不是只为股东shareholder的利益服务，而要为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服务。利益相关者是指哪些人？第一当然是服务对象、客户，一个是自己的员工，还有一个是全社会，比如说环保、健康，还有一个是投资者，当然还是要营利的。这一百个大企业表示它们今后的宗旨改变了，要关心这些事情。这是集大成，已经有了几十年零零散散的实践，现在有这样的想法，虽然离真正做成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中会有很多坎坷曲折，会碰到很多问题，但我认为这已经算是一个有里程碑意义的事儿，应该载入公益史的史册，也可以载入企业史的史册。那么，中国是不是也有这种现象？我觉得是有的。当然，共益企业不是你自己说了算，有一个权威的认证机构叫BLab，在美国要通过考试，得回答很多问题，通过以后才能承认算是共益企业。实际上中国已经有一些企业通过BLab的认证，当然很少，现在大概有十个了。现在BLab只能在美国有，其他国家还没有，如果你要认证的话还得跑到它那去。但是最近我看到的乐平基金会已经在跟BLab碰头，准备合作，在中国也搞自己的认证，这就是一步一步向前走，应该是很有希望的。中国社会是一个非常畸形的社会，从农业跳到工业化，从工业化跳到后工业化，都是夹生饭，来不及消化、来不及成熟就又跳过去了。现在的中国社会也还是一个畸形的巨人，脑袋还有一半在农业社会，我们有很多不管是领导还是公众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很旧的传统农业社会的思维方式。大量的身体是在工业化社会，但是一只脚已经跨入了数字经济的社会，也很发达了。我们的公益事业也是，公益理念也是这三部分都有。有很传统、很落后的一种想法，比如有些公众还是把公益看作是有钱人你就得拿出来分一分，你那么有钱你还不给一点，还是散财的一种想法，而且对从业人员有误解。公益是很专业的事，但常常把它看作是一种志愿者的事，你就应该无偿奉献，就应该学雷锋，这是很旧的观念。相当多的还是一步一步走向像美国一百年来的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这样的做法，近年来也已经有了新的社会企业的做法。另外由于我们的法制不健全，道德风险特别大，说得不好听一点，中国的事很容易挂羊头卖狗肉，什么新名词都可以挂上，企业界、学术界，说一套做一套，很容易一下子就造假蒙混过去。做公益也要特别警惕，不能只是为了好听，图表面宣传，现在微信、互联网这么发达，丑闻也容易一下子夸大。所以公益要一点一点脚踏实地去做，这非常重要。最后我还想讲一点，关于推动公民社会的问题。这个词我知道现在官方说起来很忌讳，但是从人类发展来讲，无论如何我们总要走到公民社会这一步。什么叫公民社会？就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和责任都是明确的，他自己是这个社会的主人，同时他有明确的权利，有明确的责任，权责都有，不能只有权利没有责任，也不能只有责任没有权利，这是自然而然走向现代的一种常识。过去是臣民社会，皇帝是皇帝，所有老百姓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臣。从臣民社会走到公民社会，我们走了一百多年，还没有完全完成。我有一个想法，我觉得现在看起来社会的发展，NGO这块发展得这么快，空间也比较大一些，在一点一点推动公民社会发展方面起到了一些作用。你不用一天到晚嚷嚷，喊那个口号，每一个人都尽自己的力量做，并不是为了做官或者上面给你一个命令你必须怎么做，而是你自己凭良心做，每个人觉得自己有一份责任，为同胞、为这个社会上其他的人做一些事情，看到哪些地方需要，我就去做这样的事情，自然而然就会推动公民社会的实现，一点一点地往前走，还是很有希望的。注：本文来源于讲者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19年会”前夕、基金会论坛组织的一场闭门活动上的现场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