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向善：为科技确立合乎人性的发展目标

科技向善是一种赋能活动，其切入点是赋予个人与共同体更大的能动性。

以包容普惠和自主赋权为价值导向，科技赋能得以在实践中将科技向善转化为整个社会对善的追求。

以向善为目标的使命驱动型创新所服务的对象是人，因此不能完全追求效率优先。

亲爱的各位读者，我们将围绕“科技向善”这一专题推出系列文章，本文为开篇综述。我们诚挚邀请您填写如下问卷，将对于科技向善以及社群参与的看法与期待告诉我们，以便我们能够找到真正关心本议题，且有想法、有资源与我们一同共创内容和活动的社群伙伴。期待与您一起在社群中共创科技向善议题相关的优质内容，并参与主题讨论和线上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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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编辑：林夕、姚森文：段伟文

近年来，科技向善日渐成为包括著名科技公司在内的各种组织的主流价值观，诸多使命导向型的非政府组织和民间机构也越来越重视运用科技更有效地达成他们的目标。从微软创始人保罗·艾伦（Paul Allen）资助的识别可疑捕捞活动的Skylight项目，到无人机运送服务公司Zipline在卢旺达偏远地区运送药品和血液，人们不再将科技仅仅视为抽象的知识和能力，而致力于使科技的力量渗透到社会需要的地方，增进人类的福祉，提升人们改变自我和社会的能力，使世界在科技的有力驱动下走向更加人性化的未来。

01从内在的善到外在的善

自弗朗西斯.培根倡导“知识就是力量”以来，科技在三、四百年间成为一种驱动社会变迁和改变自然环境的巨大力量。与此同时，人们日益认识到，如果不能为科技确立一种合乎人性的发展目标，不仅难以用科技促进人类的福祉、繁荣和可持续发展，还有可能因为科技的滥用损害人的尊严和权利、加剧社会的不平等与不公正现象，甚至给人类文明带来毁灭性的破坏。

为科技确立合乎人性的发展目标，就是要使善成为其由内而外的价值取向。不论是纯科学研究，还是包括科学、技术、工程在内的广义科技活动，都蕴含着人所赋予的价值和意义。为了使科技造福于人和免于滥用，科技的发展和应用离不开科技创新者和应用者对人们普遍接受的善的认同、追寻和实践。这些具有普遍性的善从尊重人的生命、尊严和权利出发，其良好的意愿包括增进健康、和平与发展，减少贫困、不公与歧视等有助于人类的福祉和繁荣的价值诉求。

科技向善首先是对内在的善的追求。所谓内在的善，就是要求从科技研发者到普通的用户，在科技活动与科技产品的应用中都应该抱以善的意图。从这些好的意图出发，不仅可以促使人们规范自己的行为，划定伦理的底线，而且可以让科技努力站在人性的高处，致力于将科技所强化和重构的物质力量转化为人们的美好生活。更进一步而言，如果将这种内在的善与专业精神和专业荣誉结合起来，科技创新者和应用者就可以在对善的追求中获得一种内在的满足感，甚至养成向善的习惯与美德。

其次，科技向善重视科技活动的过程与后果，力求使之达成外在的善。所谓外在的善，就是要使人们在科技运用中的良好意图切实转换成良好的结果，让包括科技创新者在内的所有人都能从中获益。科技创新与应用的过程涉及复杂的利益纠葛和价值冲突，其后果往往充满各种不确定性，要实现科技向善的目标，仅有内在的善良意图远远不够。这就要求人们在科技活动的全生命周期中，以负责任的态度面对研究、创新和应用，使内在的善的意图通过外在的善的结果得以落实。

换言之，人们之所以提倡负责任的研究和创新，就是希望在科技活动中，切实将内在的善的意图转换为对外在的善的追寻，让人们能够更加公平地分享科技的红利，力图对科技活动中的利益与风险、安全与效率、权利与义务等价值冲突加以合理的权衡和精细的调节。

在减少印度女性生育死亡率的案例分享中，我们看到，在作为妇女之友的mMitra（朋友）信息平台，不仅以适用技术有效改善了孕妇的生存状况，而且每个妇女在怀孕期间和婴儿出生的第一年的花费降至仅300印度卢比（5美元）。这使得这项事业的推动者不禁感慨：创新不只是一种手段。如果将创新界定为用责任联结为一体的科技向善实践，正如这个案例所凸显的那样，技术不是创新，创新的关键恰在于如何以善的目标负责任地运用技术。（详见《技术的运用与创新（减少印度女性生育死亡率的案例分享）》）

类似地，在中低收入国家，如果能够对其发展迅速的信息通信技术（ICT）善加利用，就可以构建各种灵巧适用于患者、从业人员和管理人员的ICT工具，用于评估和改善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或更好地管理卫生系统资源。（详见《低收入国家ICT工具对医疗卫生的改善效果的评估》）

02以科技赋能促普惠赋权

从社会层面来讲，科技向善是一种赋能活动（enabling activity），其切入点是通过赋予个人与共同体更大的能动性，使人们能更加合理有效地运用科技促进个人的幸福平安和社会的福祉繁荣。换言之，科技向善的社会实践策略就是以科技赋能社会。

从这一策略出发，在科技向善实践中，个人、组织和机构首先要思考的问题，不仅仅是“新兴科技或适用技术如何满足个人与共同体的需求？”而且应该进一步追问“借助新兴科技或适用技术，个人和共同体能够做什么？”。因此，科技赋能社会的主要思路在于承认个人和共同体是他们拥抱美好生活和走向繁荣发展的主要贡献者，即帮助人们获得运用科技创造幸福生活的能力。

 新的技术正在赋予我们更强的认知和洞察世界的能力，不仅使我们可以像观察仪表盘一样了解我们的生存空间，还令人们培养起对世界的、更真切的责任感和更精准的行动力。

例如，面对实时的数据和信息流的不断增长，从大数据到大指标的发展，将使我们可以更好地洞察世界，系统动态地了解——不断更新的森林砍伐造成的碳损失量、精确衡量生物多样性净损失、估算遭受极端天气事件威胁的沿海基础设施的价值损失。而这种能力要转化为对人类和世界有益的力量，需要政府、区域、组织和个人在多个层面的合作。只有在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充分发挥其能动性的情况下，我们的世界体系及其动态演化过程才会变得更加透明，才能由这种透明带来进一步的责任担当和明智的行动。（详见《大数据之后: “大指标”时代的来临》）

作为科技向善的实践策略，科技赋能社会固然有助于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甚至还可能提高人们的科技创新与应用能力，但其根本目的是以此赋能自我发展和推进社会创新。

值得指出的是，科技向善的现实效果取决于社会层面的制度安排。这一制度安排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原则和实践。一是包容普惠（inclusion），即政府、企业和各种组织、机构应致力于克服科技发展中的、无处不在的排他性（exclusion），促使不同的个体和群体能够更加有效和公平地接近科技资源、分享科技红利、消弭技术鸿沟，并通过社会政策和社会创新，使这一原则得以付诸实践。二是以赋能促自主赋权（empowerment），即通过科技赋能赋予社会生活中的个人和共同体以更大的成就自我与社群的空间，使人们获得更多自由选择与发展的权利。

科技的发展为每个个人、共同体和区域不断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我们看到，当下最热门的人工智能正在进军非洲。尽管制造业工人的就业可能受到自动化的影响，会削弱工会在工资上的议价能力，但生产和服务流程的自动化可以使企业在更精简的模式上运行。如果应对得当，机器将代替的是低技能工人，而不会取代员工，工人经过及时的培训后可以承担更复杂的责任。而这实际上对非洲政府和领导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非洲领导人必须全面了解人工智能对非洲的破坏性影响、创新机会以及非洲的优势所在，进而致力于推动非洲大陆的数字革命，以确保人们从这些技术进步中受益。例如，非洲的教育系统应该尽早侧重于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使其能够适应不久将来的就业市场的需求，非洲的大学要加强这些领域的国内研究和应用，确保贫困学生平等获得高新技术研究的机会。（详见《人工智能大潮席卷非洲》）

以包容普惠和自主赋权为价值导向，科技赋能得以在实践中将科技向善转化为整个社会对善的追求。在这些观念和实践的背后，科技的价值所在不再完全屈从于物质与资本、知识与权力等结构化安排，转而从社会的维度被重新界定为人们的共同利益或公共利益。这一视角的转变，让我们意识到，不论是科技应用中可能带来的排他性和不公正性，还是一些科技企业对资源的垄断和对普通人的权利的漠视，其实质是“公有地悲剧”。因此，以赋能社会践行科技向善意味着，人们应该从共同善的角度将科技构筑为公共利益，通过社会创新使科技成为得到善用的公有地。而社会创新能否引导科技向善之路，最终取决于包括创新者和普通用户在内的个人和共同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

从这一认识出发，在人类与机器的关系中，始终要将人类的自主性、能动性和权益放在首位。

当我们将智能化的自动机器部署和运用于社会，使人与机器的交互成为日常时，人们应该以人为本，始终有一种途径可以超越机器人并与人类对话。一项基本的人权是，在智能机器通过算法将人们标记为采取特定行动的流程时，需要有能够理解人们生活复杂性的人予以仔细审查，以确保人们在这些智能化的人机交涉过程中被赋予能力，使人们能够超越机器的中介而得到聆听和实现相互沟通。因此，智能化的机器和技术应用于增进人类互动的价值，而不是取代人类互动，将社会公益带向错误的方向。对于社会组织和公益机构而言，机器人技术的采用不能以降低人性为代价，不能使自动化时代沦为肉体与代码之间的混战，而应在服务的设计和实施中坚持以人为本，并保持最高的道德标准，以免造成破坏性的意外后果。（详见《智能（自动化）技术赋能公民社会建设》）

类似地：

面对算法在社会的普遍应用和引发的各种社会伦理争议，公益性组织应该认识到，算法在提升其工作效率时也可能会构成全新的道德责任。鉴于算法的滥用可能放大既有的偏见和导致新的不公，而且其后果可能难以消除，社会企业需要评估其所运用的算法的道德标准，未经审查的算法不值得使用。（详见《非营利组织需要评估其算法的道德标准》）

03以技术强度促社会创新

科技向善是一种人人乐见其成的美好理想，为了使其不只停留在乌托邦层面，人们在通过价值引导和伦理规范促使其抑恶扬善的同时，正在通过各种实践努力促使科技的力量和向善的智慧的无缝对接。一方面，尽管科技企业在消除社会公众对新兴科技的不确定性和技术滥用所带来的伦理风险方面不够主动，但他们似乎更愿意通过科技的善用帮助人们解决环境、发展、健康等方面的社会难题和全球性问题。另一方面，公益组织和社会企业也越来越多地运用新的科技手段更有效地解决问题，并力求把好事做得更好。由此，科技创新与社会创新呈现出共同向善的融合之势。

在各种客观的向善需求和主观的向善的目标的驱动下，一些科技创新与社会创新结合为使命驱动型创新，这大大地加剧了科技对我们周遭世界的渗透，反过来对科技本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微软首席执行官萨提亚提出了技术强度（tech intensity）这一概念。他将技术强度描述为文化思维方式和业务流程的融合，并指出尽管技术强度主要用于创造竞争性业务的优势，但人们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技术强度将对全球社区产生积极影响。根据微软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当被问及哪些领域需要技术强度来推动社会进步时，有43％的人选择了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更好的公共服务，40％的人选择了改善农村地区的连通性，40％的人选择了减少企业浪费。受访者期望改善关键领域还包括医疗保健（36％），消费者安全（36％），工人安全（33％）和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33％）。只有8％的人表示他们不希望技术强度为全球社区带来任何积极的好处。

从社会创新的角度来讲，如何理解和运用技术强度这一概念呢？简单地讲就是充分发挥科技对社会的正面影响。一方面，新技术的应用正在为公益事业和社会企业提供颠覆性创新的力量。

我们看到，基于精益设计的客户数据反馈技术提供了一种增强社会企业与其目标客户之间的责任感的方法，使其可以在动态变化的环境中运用可得的数字技术，快速、廉价、自下而上地收集高质量的影响数据，不仅可以对其真实的影响做出有用的动态评估，还提供了一种增强企业与其目标客户之间的责任感的方法。（详见《用精益数据评估社会组织的影响力》）

类似地：

区块链技术在慈善事业和国际援助、汇款、身份与土地权、治理与民主、环境保护等社会领域的应用方兴未艾，例如Amply项目（Project Amply）正在区块链上构建供南非的学童使用的数字身份和补贴管理系统，儿童（及其监护人）可以私下拥有并控制其数字身份和个人数据，投资者和服务提供商可及时获悉有关学校和社会服务提供者如何以及在何处提供服务的信息，而以前在不运用区块链技术时是无法实现这种个人可控性与透明性的。（详见《数字货币和区块链在社会部门中的应用》）

另一方面，科技要直面各种复杂的社会和全球问题带来的挑战，以由此产生的社会创新的巨大需求倒逼科技更进一步的创新，使科技创新的力度和频率不仅适应科技自身的演进，而且最终能促成整个社会实现品质上的跃迁。像量子跃迁一样，要实现社会创新意义上的跃迁，科技的力量必须达到一定的强度。

不难发现，尽管技术是推动变革的强大力量，但这种变革在整个社会中并不容易发生，也不容易以相同的速度发生。对于社会组织而言，技术力量的应用往往因为历史，文化、情感、行为、监管和组织上的障碍而相对滞后。但如果社会组织能够更好地理解时代、反观自身和采取行动，就有可能抓住飞速发展的新技术的颠覆性力量，从根本上改进公益事业，使其变得更加理性，有效，协作，透明和民主。（详见《技术引发慈善行业良性颠覆》）

我们看到，公益性的社会变革部门正努力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转化为向善的造福人类的力量。

这些新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在使公益机构等使命/任务驱动型组织的工作方式得以改进，为社会组织增进其变革能力、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和扩大影响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以纽约市著名的非营利组织“危机文本热线”的工作为例，为了预防自杀，该团队分析了大约6500万条信息，以确定哪些词在统计学上与自杀风险高相关，而且每分钟的响应时间至关重要。如果没有足够精巧的自动化文本分析技术，显然是行不通的。尽管这些努力目前在社会组织中并不普遍，但对于社会企业家和技术人员来说，机器学习等新技术的运用无疑蕴含着巨大的创新机遇。（详见《作为向善力量的人工智能》）

与此同时，这也成为学术研究增进公益性和更普遍社会价值的着力点。例如，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华人科学家黄智生教授建立的“树洞行动救援团”也进行着这方面的努力，他们利用网络智能机器人监控微博等网络媒体并发布自杀监控通报。

实际上，由于这类新技术的社会应用（技术监测与干预工作）涉及人的复杂情绪和行为，而且其预测的准确性和方法的恰当性伴随着很大风险性，牵涉到生命安全和个人隐私等复杂的问题。

由此，得到的启发是，在公益和社会创新等领域，运用科技手段所进行的创新，与其说是单纯的科技创新，毋宁说是科技-社会复合创新。这类创新要真正做到向善，把好事做好，既要求将更多社会科学知识整合到相关的创新与实践之中，又需要以更加人性化的制度安排来运用各种新兴技术。更重要的是，这些以向善为目标的使命驱动型创新所服务的对象是人，因此不能完全追求效率优先，而应充分考虑其在人的尊严和权利等基本价值伦理层面的影响，运用实践的智慧加以权衡与抉择。简言之，以科技向善推动社会创新之路必将艰难而漫长。

04科技向善，起步中国

在中国，虽然在老庄哲学中有减少工具和机器使用以免陷入机巧之心之类的反思，但这个以天工开物和巧夺天工著称的国度实际上一直乐于拥抱技术和工程。究其文化底色，恰如当代哲学家沈清松先生所言，中国哲学采取尊重生命、仁民爱物的道德原则，并在此基础上主张应知性尽性，即认为人应该认知并开显万物的本性，并以技术尽万物之性；同时，他还强调，孔子早已指出“为仁由己”，若人人皆能自发为仁，则终究可以达到“天下归仁”的理想境界。（沈清松：《沈清松自选集》，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78-179，189页。）

由此，我们可以在科技向善的场景中对其加以创造性的阐发。在科技向善的实践中，一方面，在业已抛却皇权贵贱等级观念的当下，可以赋予尊重生命、与“仁民”以“仁人”这一新的意涵，即尊重个人的生命价值、尊严及平等之权利，令共同体中的个体在平权的前提下互施仁爱。另一方面，抛却仁、慈、善暗含的居高临下的赐予之意，使向善与公益成为触发个人与共同体“为仁由己”的种子创新，与此同时赋予“天下归仁”中的“天下”以能动个体的自由联合这一新的应有之意。

近20年来，中国在信息网络和数字产业上的迅猛发展举世瞩目，不少科技公司跻身世界知名企业，其中非常关键的原因是中国普通民众对新技术的热衷与追捧。毋庸置疑，科技的发展給中国人的生活带来了百年未有之巨变，使很多创新创业者获得了值得骄傲的成就，但同时，也带来了环境破坏、发展不平衡、技术性失业等诸多问题，出现了信息侵权、网络成瘾等由技术滥用和不负责任的推广所导致的弊端。

面对这些挑战，一些知名科技企业也开始步入科技向善的大道，尽管其更多地考量的是企业的ESG（环境-社会-治理）风险而不一定是以向善为使命的创新。一些科技达人和企业家已经指出，如果不能将科学向善作为企业的KPI，科技向善在业务层面很难成为一般性的目标。

至于全社会能否促使科技向善上升为自觉的价值观和文化基因，则恐怕需要人们充分意识到科技与伦理的共同进化的重要性：面对科技的颠覆性创新，要使其符合人性地发展，必须有相应的价值观上到颠覆性创新。而能否在价值观上实现突破，在于从监管部门、企业到普通公众，能否在观念上认识到科技向善与赋能社会的重要性，能否意识到应以技术强度促进个人和共同体的福祉，从而使每个人拥有更加广阔自由的发展空间、能以自身的能动性选择和探寻值得一过的美好生活。

本文作者段伟文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科技哲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哲学、科技伦理、信息与智能的哲学、伦理与社会研究等。现任中国大数据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发展战略研究会常务理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智能革命与人类深度科技化前景的哲学研究”首席专家等。著有《可接受的科学：当代科学基础的反思》、《网络空间的伦理反思》等。

我们将推出"“科技向善”专题系列文章，敬请关注：

《技术的运用与创新（减少印度女性生育死亡率的案例分享）》

《低收入国家ICT工具对医疗卫生的改善效果的评估》

《大数据之后: “大指标”时代的来临》《人工智能大潮席卷非洲》《智能（自动化）技术赋能公民社会建设》《非营利组织需要评估其算法的道德标准》《用精益数据评估社会组织的影响力》

《数字货币和区块链在社会部门中的应用》

《技术引发慈善行业良性颠覆》《作为向善力量的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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