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数字化社会，要适应新的环境 | 新的问题意识
编者注：
新冠疫情挑战着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秩序，是时候重新思考我们的全球化时代，也是时候重新思考曾以为理所当然的系统运转模式和问题解决方式了，我们需要在新的问题意识下，寻找前行方向和最佳实践。
2020年6月16日，《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版、乐平公益基金会，携手中国基金会论坛共同举办首期云上“思享会”，围绕“时代的反思与重塑——新的问题意识”的主题，邀请各界专家、学者分享他们的思考和见解。
本文中，国际政治和美国研究专家、《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书作者谈及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
“公益事业的发展是跟社会形态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中国农业社会特别长，观念常常滞后于社会的改变。例如，公众舆论对于捐赠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就是从农业社会来的落后的想法。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数字化的社会，就要适应新的环境，提出新的办法。”
“我觉得我们的公益事业在过去二十年中发展特别快，是我们社会各部类里最有希望的一类，相对说来，不健康的东西少一点，比较站在前沿。这是我们应该乐观的地方。”
"公益事业有几个特点：
第一，它不是政府的福利政策，不能混为一谈，政府福利政策，养老保险，就是纳税人的钱再分配。公益和慈善事业是私人的，从观念上讲是私人的，所以是私人的财产；
第二，必须是自愿的原则，你不能逼捐，就算他是一个亿万富翁，是守财奴，只要是守法的，就没有人能逼他。实际上现在全世界的大富翁基本上没有不做点慈善的，这是另外一件事。但是在我们国家大量存在逼捐的情况，凡是有了灾情的时候，几个地方上效益比较好的企业必然是要被逼捐的。还有一个是公众的舆论，公众有一种把慈善看作均贫富的错误看法，“你这么有钱，应该把钱捐出来分给穷人”，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
第三是必须自主，就是我爱捐给谁就捐给谁，可以，但是不一定指定用处，比如说我不会打理基金会，我就不一定非得自己成立一个基金会，而是把钱捐给效益比较好的基金会，你随便怎么用都可以，我信任你，这是一种办法。还有一种是我自己捐自己支配，现在中国很多企业或企业家都自己成立基金会。
有些问题（编者注：此处指“捐赠人意愿”的问题）在别的国家应该是不存在，在我国由于有政府的逼捐，让人们必须捐给红十字会，这是非常没有道理的事，而且已经多次证明，这个在效益上是相反的，是非常不好的，但是至今没有办法。这是一种畸形的模式，应该反对的，至少要尽量避免。而且这种情况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可能性，就变成是权钱交易，里头产生很多腐败。这是我们国家特有的，这也是我们在几十年的公益事业发展过程里一直不断地克服的。总的说起来，现在我觉得在客观上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另外一个问题，我一向主张人性有双重性，一方面有向善的一面，一方面又有很自私的一面。在发扬慈善公益事业的时候，是人性善的一面表现得比较多，就是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只要社会开始有两级分化，必然有更幸运一点的人和不幸运的人，幸运一点的人帮助不幸的人，应该是一种本能。这是在早期前工业社会时候的情况，中外都是一样的，就算中国没有基督教，但是这种慈善事业是老早就存在的，这不足为奇。
我们现在讲的“现代公益”，是工业化社会的产物，实际上美国这些大公益基金会都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模式，就是我们常说的不光是济贫，而是“授人以渔”。做慈善事业的动机不可能完全是利他主义、完全无私、完全是献爱心的。我觉得利己和利他是混合在一起的，而这个利己不是非常短视的利己，像中国很多企业家觉得捐了是为了自己或公司获得声誉，我觉得美国当年那些作为公益事业先驱的大资本家是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实际上那时社会主义思潮已经开始了，社会两级分化过于严重，社会矛盾到了不可开交的地步，如果不加以缓和，资本主义很可能崩溃。
所以那些大的慈善家，像洛克菲勒、卡耐基在做公益时，都特别强调：大前提是我们这个制度好得很，这个社会不能拆了重来。虽然繁荣发达，但是它有病，所以我们得治病，而不是把它打死。所以那些比较有远见的资本家是把自己的长远利益和社会的改良联系在一起的，这是那些超大基金会，大慈善家和随便捐一点钱做慈善的人不同的地方，他们有远见，而且他们可以聘请特别有远见的人来做CEO，例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几届的会长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现代基金会就是这么起来的。
有人曾经问过我，说难道资本家会发善心吗？这个问题就是来源于过去的阶级偏见。其实，好心和坏心跟穷富没有关系。资本家是可以发善心的，但他不是完全发善心。既得利益者为什么要改良社会？就看他的利益是从哪儿来的，如果是从特权来的，他一定要设法维持这个能保证他特权的制度，阻碍改革。假如这个既得利益是从市场经济来的，他应该保证一个可持续的健康的市场，他才有钱赚。如果那个社会严重分化，金字塔的底部塌陷了，他们在金字塔尖上也呆不住。购买力萎缩了，他们也赚不了钱。所以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社会，既得利益者有一种动力要改良这个社会。
现在到了新的社会，已经后工业化，到数字经济的时候，那些无偿捐赠的基金会已经解决不了新的大量的需求，所以就产生所谓“社会企业”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套新公益模式。
我的意见，公益事业的发展跟社会形态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常常说中国文化，就是因为熟人社会，所以中国人捐给熟人家族家庭的比较多，假如一个富人不捐给自己家族的人，而捐给一个完全不认识的基金会，家里面的人就会有意见。这个实际上不是中国特色，这是农业社会的特色，因为中国农业社会特别长，观念常常滞后于社会的改变，所以现在有很多舆论，例如公众舆论对于捐赠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就是从农业社会来的落后的想法。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数字化的社会，就要适应新的办法。
中国的特色是，脑袋在农业社会，身子在工业社会，一只脚跨入了数字经济社会，所以是一个畸形的社会，人也是畸形的，人对公益事业的看法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加上政府公权力的手常常在那儿操纵。所以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像乐平公益基金会这种，我觉得是站在前沿的，在观念上，在操作上，在很多项目上都已经进入了新的社会，但是我们要对付的又常常是一些旧的观念。在旧的观念里除了来自农业社会的旧观念，还横插一个列宁主义。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所谓慈善公益被认为是反动的，因为私有财产已经是非法了，资本家做公益被认为是为了瓦解工人阶级的斗志。所以我们这一波的公益事业是从改革开放以后80年代才又开始的。先从官办基金会慢慢发展成现在这么大、这么繁荣的领域。
我觉得我们的公益事业在过去二十年中发展特别快，是我们社会各部类里最有希望的一类，相对说来，不健康的东西少一点，比较站在前沿。这是我们应该乐观的地方。
还有一个问题，刚才提到盖茨基金会，这些超大基金会做一些事情，对社会影响太大了，到底是好事还是不好？这个就可以研究，看他做的是什么事情。一般大基金会的中心都是两个，一个是教育，另一个是医药卫生。这是从平等的观念来的，就是相信人生而平等，大家都知道所谓平等，讲的是机会平等，不是结果平等，结果平等就是大锅饭了。但是现实生活中，机会是不平等的，例如我国最平等的似乎是高考，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大家都是高中毕业，你原来是在农村受的教育，你是在大城市书香门第出来的，或者眼界特别开阔，实际上条件完全不一样，机会是不平等的。如果第一代白手起家，从第二代开始机会就不平等，所以需要有各种办法来弥补机会的不平等。其中最根本的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医疗。
如果盖茨基金会跟科学家合作，研发出来很好的疫苗，或特效药，可以免费或廉价供应给所有人用，他就影响了药厂的利益，本来药厂可以因为专利赚一大笔钱，现在横空出来一个基金会。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自己的看法，到目前为止这是好事。
我记得索罗斯有一个说法，他虽然是一个大资本家，但是他的“开放社会基金会”致力于推进和改善民主制度。他认为美国的民主问题在于过度资本化，就是什么事情都拿到市场上去竞争，他认为有几样事情是不应该拿到市场上的。一是教育，一是医疗卫生，还有一个是法律（他认为律师根本不应该赚那么多钱）。因为医疗卫生是刚性需求，别的东西可以说有钱就多买点，像奢侈品，基本温饱解决了的话，可以多一件衣服或少一件衣服。但是如果生了病，医疗是刚性需求。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也很同意这个看法，所以为什么医保一直是各国关注的问题。现在在中国，实际上很多人的医保是非常低的，穷人看不起病大量存在，不仅是穷人，还有中产阶级，只要家里有一个重病的，医保是有限的，就要倾家荡产。所以医疗卫生这个问题，政府保障不足之处，假如有公益事业来做出贡献，这是应该加以欢迎的。但是必须说明，在现代国家，任何私人的公益代替不了政府应负的社会保障的责任。在美国也是如此。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医保覆盖面一直是比较差的。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刚才讲到平等的问题。现代公益慈善事业的基础是平等观念，认为现实中这么多不平等是不应该的，所以要努力让社会更加平等。而资本主义对发展生产力起着很大的作用的同时，确实不断地在制造不平等。像美国在60年代达到福利最高的程度，到70年代中期之后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到现在再也没有缓解的趋势。像这些问题，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痼疾，或者也是不加规范的市场经济所产生的不平等。于是从后工业社会发展起来的“新公益”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所以我认为，最近一百个美国超大企业的CEO签字的宣言是带有里程碑性质的（编者注：2019年8月，美国商业组织“商业圆桌会议”发布了由181位美国顶级公司CEO共同签署的《公司宗旨宣言书》，强调公司的目标是“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当然真的让他们做起来的话，有很多问题，有很多利益考虑，有很多曲折，不那么容易，但实际上这种尝试已经开始好几十年了。如果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痼疾再来一个改良的话，恐怕新公益可以起一定的作用，当然现在还言之过早。
至于说新冠发生以后，对于人的思想，对于生活方式的改变，当然是会有的，现在还很难说，很难预料。我觉得这个改变同资本主义演变的方式，也许可以结合在一起，但是后者我觉得是更加根本性的，因为将来病毒还会发生，人类会碰到各种各样的灾难，这次的疫情是对各种社会模式的考验。
我个人认为，假如过一段时间回头来看，可能还是欧洲那几个国家的处理比较均衡，原因就是他们原来的医疗资源的分布要平等得多，比美国的医疗资源分配平等得多。美国现在发生这么大问题，我觉得就暴露出来它的医疗资源不平等，这是在发达国家里头美国最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每一届民主党总统上台，都要搞医疗改革，但是改来改去都改不好，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许我们很多经济学家不太承认，但是我觉得如果去生活一段时间，作为一个不是很有钱，中等或者中等靠下的人，在欧洲享受的医疗条件要好得多。这次病毒发生以后，也是发现欧洲的医疗资源分配要合理得多，美国的医疗资源应该是很强大的，而且他的医学科学是非常先进的，但是这次他的分配发生了很大的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现在有同情和共情的区别，原来同情是说一个比较幸运的人同情不幸的人，稍微有点居高临下的态度。当时卡耐基发表《财富的福音》，我觉得他就带有一点居高临下，大意就是说因为我非常优秀，上帝给了我这么好的才能和机会，所以我就发财了，我就有责任去帮助那些不幸的穷兄弟，由于我能够有这么大的能力赚钱，因此怎么分配资源，也应该由我来做，因为我特别棒，他总的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主张在生前把财产全捐出来，以便在世的时候，由他来主持，《财富的福音》中就提出了捐赠的最佳领域。
一百年以后，比尔·盖茨是卡耐基的崇拜者，但是他的平等观已经很不一样了，他认为非洲的小孩应该和美国小孩有同样的生存权，在美国已经消灭的传染病，却是造成非洲儿童死亡率高的流行病，这是很不应该的事情。他大力在非洲做防治和消灭流行病的项目就是从这个观念而来。
▲社区卫生所的工作人员向盖茨夫妇介绍他们在南非开普敦见到的艾滋病和结核病患者情况。
最近福特基金会现任会长写了一本书，以大量的事例说明这样的观念，就是你做公益，你要站在别人的立场，设身处地为他想，而不是你比他更高明，就直观地替他决定要什么。作者认为，自己已经得到了比较优越的机会，进入了精英阶层，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因为自己特别优秀，还是在不平等的机会中，他有幸得到了特殊的机会。所以平等观也在更新、发展中。
关联阅读
1. 秦晖：立足全人类价值，直面在地化问题 | 新的问题意识
2. 在普遍的自利行为下，如何达成公共利益？| 新的问题意识
3. 新公益的最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