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遍的自利行为下，如何达成公共利益？| 新的问题意识
编者注：
新冠疫情挑战着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秩序，是时候重新思考我们的全球化时代，也是时候重新思考曾以为理所当然的系统运转模式和问题解决方式了，我们需要在新的问题意识下，寻找前行方向和最佳实践。
2020年6月16日，《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版、乐平公益基金会，携手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共同举办首期云上“思享会”，围绕“时代的反思与重塑——新的问题意识”的主题，邀请各界专家、学者分享他们的思考和见解。
本文中，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李镇邦介绍了新冠疫情对美国非营利界的影响以及他们的应对。
他提出，非营利组织在中国遇到的情况，在美国也同样遇到了，疫情改变了非营利行业的既定模式。另一方面，应对疫情，从业者们主要有如下回应：重新思考组织的核心价值；考虑组织生存问题；专注于基础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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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非营利部门和基金会是非常成熟、高度发展的一个产业。在3月初，美国的新冠疫情还没有被认为是那么严重的时候，一个私人的顾问公司就已经调查了大概400多家非营利组织，他们预料到病毒可能会带来长期的影响。根据他们的调研可以看到，93%的回应者认为新冠肺炎会对他们服务的部门造成非常重大的影响。接近五分之一的非营利组织表示，他们已经准备要裁员，减少员工的雇佣。83%的非营利组织认为，他们需要把工作都移到家里。超过一半的人认为他们需要进一步地做组织的精简或裁员。我们在过去两个月也参与了国内的一些网络讨论，发现目前中国许多非营利组织和基金会面临的形势也是一样的。新冠肺炎造成的影响，包括如何募款、如何推进服务，就连非营利部门高度发达的美国也是面对相同的情况。
这个报告还对非营利组织点出了两个非常急迫的方向：
第一是数字化。新冠疫情要求社会要隔离，最大程度的减少我们的社交活动。但当线下活动都减少时，非营利组织和基金会该如何开展业务？首先就是要数字化。其实，美国非营利组织的数字化程度和数字化能力参差不齐，有的大基金会可以使用非常好的工具，有的非营利组织甚至连能固定上网或者是能够提供给社区服务对象的笔记本都没有。
另一点就是组织合并。当非营利组织面对的形势非常紧迫，议题非常重大的时候，有多少组织愿意思考是不是要跟更大的组织合并。
有一个调查指出，由于全球形势变化、疫情蔓延、族群冲突，美国非营利组织面临最急迫的问题，就是手上的钱越来越少，但同时还必须花更多的钱去服务对象。然而，原本最多的捐款来自公司、金融机构，也因为这一波的疫情等大幅减少。这跟中国发生的情况非常像，美国非营利组织很大一部分是仰赖政府部门的合同，他们也预测从政府来的合约会大幅减少。
总的来说，非营利组织在中国遇到的情况，在美国也同样遇到，疫情改变了非营利行业的既定模式。
与新冠肺炎造成的影响比，种族问题对美国非营利组织和基金会产生的冲击相对较小。他们对于种族和不平等问题其实是相对熟悉的，在过往美国历史中，类似这样的事件不少见，至少在美国本土而言并没有达到像1968年马丁路德金被刺杀、1992年洛城暴动那种程度。
其实，美国的基金会和非营利组织的运作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模式，在这次危机里，外人看起来美国好像乱糟糟的，但非营利组织井然有序。超大型基金会，比如福特、盖茨基金会，他们第一时间跳出来提供愿景，比如盖茨基金会就承诺要在未来几年内投入多少资金去解决疫苗公共化的问题、以及要投入多少资金让社区非营利组织能够开展解决种族问题的项目。
私人顾问公司在2月底的时候就已经预料到疫情可能带来的冲击，并且开始进行研究，非营利组织会聘用他们来提供经营策略、项目申请等指导。
美国有非常雄厚的中介型的非营利组织，比如像《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这样一个中介型的非营利组织，他们不直接提供服务，也不直接在第一现场反馈信息，他们扮演的角色更多的是出品趋势报告，做产学对接平台。比如，SSIR网站上能看到他们的调查报告，可以了解非营利组织目前面对的情况，迅速找到适合的专家学者，也能够很快地找到作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SSIR的文章通常不会大而无用，而会非常具体。
比如，当非营利组织因为疫情遇到财务问题时，他们能查找可以参考借鉴的案例，时常能够迅速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这就中介型非营利组织扮演重要角色。执行性的非营利组织处在一个比较健全的支持网络下，可以付费使用的私人顾问公司或中介型的非营利组织的服务，这个网络维系着非常好的互动。
疫情期间，在一个所有的行动都必须停止，甚至什么都不能做的情况下，美国的非营利组织和基金会的从业者主要在做下面几件事情：
第一，静下来，重新思考组织的核心价值。一个组织的行动都是从核心价值、核心关怀开始，只有先确认了核心价值，才能够知道当目前的行动无法展开的时候，还能够通过什么方式去开展新的行动。不管是要跟比较大型的组织合作，还是要开发新的领域，都需要重新思考你想要实现的社会价值。
第二点，考虑组织生存问题。比较重要的一点是组织必须多样化自己的资源。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很多大基金会进行了大型的援助计划，比如耐克基金会支持了一个计划，追踪了100家非营利组织在金融危机后的生存状况，发现能够多样化自己的资源、并且资源应用的弹性比较大的组织存活率是比较高的。
第三，专注于基础能力建设，包括领导能力建设、和其他组织的协同工作能力建设、适应能力建设、还有科技能力建设。科技能力建设主要是指组织能快速地采用网络，把线下工作模式迅速调整成线上模式的能力。
我试着把美国非营利组织、基金会遇到的问题带回到一个历史的场景下，也呼应讲演的主题，所谓“托克维尔时刻”。
托克维尔的《民主在美国》这本书强调了市民组织的重要性，有句话我非常喜欢，大意是：“有事发生时，法国人的第一反应是去找政府解决，美国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成立组织。比如供水问题，法国人会先找政府帮忙盖水库，美国人就会说我们自己去挖一个水渠。
《托克维尔的民主在美国》其实构成了美国人自我认知一个重要的思想基础。美国人在想自己为什么是美国人的时候，总是会想到托克维尔。托克维尔曾经预料到现在美国民主政治的一个问题，当时美国那些开国元勋希望透过制度化的派系实现权力的抗衡。但是这样产生的一个后果，就是永无止境的谁也不服谁和种族冲突。托克维尔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看到慈善在制度化冲突里扮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当时，托克维尔观察到，美国人其实并不比其他人更愿意为群体付出、更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普遍是非常自利的，大家总是希望自己的围墙越盖越高。他思考的问题是，在普遍的自利行为下，如何达成公共利益？托克维尔一度对这样普遍自利行为感觉到困惑甚至失望，但他逐渐发现，慈善，与从慈善发展出来的非营利部门是一个非常巧妙的机制，它既满足了私人的利益，也能实现公共利益。
托克维尔认为这是比较好的一个机制，为什么呢？从他的角度来看，圣人永远是稀少的，美德的供给、高尚情操的供给，总是比不上私人利益的供给，每个人都愿意为私人利益而奋斗，但很少人会说一开始工作就是为了牺牲自己，牺牲大我。他认为，基于私人利益而提供的公共利益更能长久。慈善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胶水”，成为了在过去两百年间把美国不同的各派系“粘合”起来的一个社会机制。
2020年是美国慈善的一个关键时刻。在过去一两百年间，美国慈善经历了好几个关键时刻，对后来发生的事情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00-1920年，19世纪末的经济大衰败时期，美国那时也发生了很多问题，比如工人罢工等；那时候高等院校非常缺少资源，教职人员没有退休金；也没有像样的医疗机构和诊所。但安德鲁·梅隆这一批的慈善家，在关键时刻采取了一些行动，比如梅隆在他自己的基金会下设立了协助高等学校，帮助教职人员、教授获得退休金的计划，一百年之后，成了美国一个最大的退休基金，这个基金的规模达上百亿美元，管理所有美国教师的退休基金。
这些慈善家当时并没有一个通盘的规划，决定未来怎么走，他们只是在能力范围内做一些事情，但这些创新的举动奠定了美国高等教育、退休基金的制度。
1940-1960年又是一个关键时刻，美国经历了一个基金会普遍化的过程，美国的“民权运动”在1968年左右达到一个高峰，一批新的基金会相继诞生以期回应当时的社会问题，后来就是1992年洛城暴动，2008年金融危机。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关键时刻，非营利组织和基金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现在的问题是，一百年前像梅隆那样有远见的、能够采取一些创新行动、从而改变整个历史进程的关键角色在2020年是否再现？事实上，美国非营利组织和基金会在1990年高度的制度化以后，像这样具有改变整个未来进程的高度的人就再也没有出现了。
另外，美国所有的研究报告都说，基金会和非营利组织要走下去就一定要创新，但创新有没有底线？比如，像美国这次种族冲突里一个很突出的问题——监狱商业化的问题，美国的监狱是一个油水非常多的产业，很多监狱其实都是营利性公司在经营。把监狱商业化是社会创新吗？这需要回到一个比较根本的问题：我们想要的社会模式是究竟怎么样的，终极的价值在哪里？
美国基金会在过去20年的发展产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基金会之间更细化的程度非常明显，巨型基金会越来越巨大。比如扎克伯格的基金会，盖茨基金会，他们有上百亿美元的资产。
超大型基金会对于未来的发展非常关键，它们是一个准国家的规模，发展的计划通常都不限于美国本土的影响力，而旨在产生全球的影响力。比如盖茨基金会现在推动的疫苗研发计划、一直推动的能源计划等。
超大型基金会产生的争议也是非常大的，比如盖茨基金会介入疫苗研发产生了争议，这个争议可以归结为跟商业药厂之间的竞争关系。盖茨基金会跟世界不同的研究机构合作，他们研发出来的疫苗是商业药厂直接的竞争对手，但是这些疫苗有非常高的公共性。我们是想要疫苗全部商业化，有钱才能买，还是需要一个机制能够平衡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
在这个时间点，我们需要思考，我们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这是终极价值观的问题。
注：本文据会议讲话整理，经讲者本人审阅修订。
作者简介：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国际社会学评论编辑，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中国公共政策博士后。曾在台湾社区大学工作，南亚海啸后曾以志愿者身份前往亚齐记录当地华人社区并协助华校开展计算机课程。研究兴趣是东亚比较社会和历史，目前专注于写作慈济早年发展史的专书研究，与研究生合作关于中国病友团体的研究，兴趣庞杂。最持续的工作是专业的铲屎官，家有一只17岁的老猫和一只6岁的黑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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