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大做强”是一种天然正当性吗？
导读
Foreword
书名：《电压效应：如何让好点子变得伟大，让伟大的想法实现规模化》（The Voltage Effect: How to Make Good Ideas Great and Great Ideas Scale）
作者：约翰·A·李斯特（John A.List）
页数：288页
出版社：Currency
出版年份：2022
我想，约翰·李斯特并未有意在他的新书《电压效应：如何让好点子变得伟大，让伟大的想法实现规模化》中提出有关美国资本主义的基本问题。李斯特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他曾在美国前总统布什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任职，还曾担任优步（Uber）和来福车（Lyft）的首席经济学家，并且他在行为经济学领域的成就也令人印象深刻。李斯特结合这些经验，写成了《电压效应》这本书，作为企业获得“电压”（让一个想法由小到大规模的力量）的手册。李斯特认为：“企业从早期的曙光到实现广泛的影响力，有且只有一件事需要注意，那就是可规模化（Scalability），即以稳健和可持续的方式增长和扩张的能力。”“只有成规模，才能改变世界” 。
然而，电压效应也无法完全摆脱政治的引力。如今，规模化是一个新的问题，两党议员对于不受监管的大型科技公司拥有过多的市场力量感到愈发不安。李斯特并不想讨好科技行业的亿万富翁。他在书中对经济增长的“伟人”理论进行了驳斥，该理论认为企业的成功依赖于像埃隆·马斯克和杰夫·贝索斯这样的天才创始人。相反，李斯特认为，规模化的成功是一种集体的社会成就，这种成就是制度设计以及它如何协调大量员工一起有效工作的产物。
李斯特在书的前半部分介绍了在扩大规模过程中最常见的陷阱以及如何避免它们：注意“假阳性”；不要把你的初始受众和规模化后的受众混为一谈；要知道你的成功取决于“原料”（想法本身的组成部分）还是“厨师”（专业人才）；注意溢出效应（译者注：spillover effects，在经济学中，指在一种情况下发生的一种经济事件，是由于另一种情况在看似无关的情况下引发的）；以及避免规模不经济——即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单位成本保持不变甚至增加的情况。他在本书的后半部分提出了实现他所称的“高电压扩张”的四种最佳做法：激励员工及早发现误报等隐患；关注是否从花的每一美元中获得了最大的收益；知道什么时候放弃行不通的想法；以及建立一种能取得大规模成功的制度文化。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电压效应》是一本关于“边际效应”（译者注：marginal utility，边际效应是指其他投入固定不变时，连续地增加某一种投入，所新增的产出或收益反而会逐渐减少）和“边际收益递减”（译者注：diminishing marginal returns，在经济学中，指在投入生产要素后，每单位生产要素随着所能提供的产量增加发生递减的现象）等经济概念的有用入门书。然而，这本书通俗易懂的风格导致一些章节过轻。虽然李斯特用历史趣闻和自己的亲身经历巧妙地阐述了经济概念，但对于如何实施他的建议，并没有提供很多具体的指导。讽刺的是，这本“如何做”手册中的“如何”部分很单薄，导致他的电压概念读起来就像一个强行将整本书联系起来的半生不熟的营销框架。
李斯特认为，他的经验不仅适用于企业家，也适用于普通读者和像我这样对更广泛的政策问题感兴趣的人。他写道，这本书从“包容广阔的”（“broad and inclusive sense”）的角度探讨了有关规模的话题，“在商业、政策和两者之间的世界切换”。我得说他是对的，尽管（切换）往往比他意欲的更为剧烈。
就拿他关于确定一个初创企业的成功是由于其“厨师”还是其“原料”的章节来说。李斯特举了一个课程的例子，这套课程旨在帮助边缘化社区的学生缩小学业成绩差距。如果该课程只能由最好的老师(“厨师”)来教授，那它就无法规模化。所以该课程必须也适用于大多数只具备普通水平的教师，而不仅仅是那些最优秀的教师。李斯特关于“易于使用的技术才能规模化”的经验是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可以借鉴的一点。因为社会福利往往以税收减免等复杂而有针对性的形式提供，而受益人往往必须克服错综复杂甚至相互矛盾的科层制障碍。
在《电压效应》一书中，李斯特强调需要进行反复的随机对照试验、beta测试和数据收集，这样企业才能避免“假阳性”，了解企业的客户，并在当前项目失败时“积极寻找替代方案”。 虽然这是个很好的建议，但这一策略以一种略显重复和低效的方式消耗着时间、精力，以及最重要的——金钱。
在竞争市场的压力下，私营企业的每一分钱要精打细算。然而这不仅仅是私营企业的困境，这同样是政府支出的困境。政府开支经常因为政府对巨额预算和爆炸性赤字的恐惧而受到限制，他们害怕会把钱砸到下一个“索林佐”（Solyndra）上（这家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从美国政府获得数亿清洁能源贷款后，因2011年破产而臭名昭著）。然而，失败是成功试验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应用到公共领域，李斯特的论点要求在支出上持大额、惊人的甚至不负责任的态度，毕竟这都是为了收集足够的数据和进行足够的实验来证实研究结果。
如果公司是植物，而政府是园丁，那么我们已经有太多关于植物如何成为最好的植物的建议了。
我们可以把李斯特的想法引向更极端的方向。考虑到他对科技巨头“锁定”（lock in）这一现象——即用一个平台的人越多，这个平台对其他所有人来说就越有价值，而使用另一个平台的价值就越低的调查。所有这些都表明，像Facebook这样的科技巨头平台在互联网上相当于一个自然垄断企业。即使是经济学教科书也会告诉你，自然垄断企业要么由政府拥有并经营，要么至少作为公共事业受到严格的监管；因为垄断企业不需要面对一般的企业必须直面的竞争，而恰恰通常是这类竞争约束着企业为客户提供最优价值。
在另一个涉及可规模化制度文化的章节中，李斯特探讨了不同公司对 "合作竞争 "（coopetition）的实验——公司内部各团队之间竞争与合作机制的融合。“合作竞争”同样可以很容易地应用于整个经济，以确定合作还是竞争才是组织特定经济活动的最佳方式。例如，为什么像优步这样的等级制公司在其司机之间协调价格是合法的，而司机之间以一种民主合作社的方式协调价格却是非法的？
你甚至可以指出，如果我们的政府恰当地运用了反垄断法和公平的市场规则，那优步就永远不会被允许发展到现在的规模。建立一个高质量的叫车软件平台是不易的，但并非只有优步才能做到。该公司真正的创新是意识到p2p平台允许它声称自己在严格意义上说不是雇主，从而规避公司对其雇员的法律义务和随之而来的成本。如果你不需要遵循和你的竞争对手一样的规则，那你将会非常成功，并且很好地“规模化”。优步的整个商业模式实际上是一种监管套利的形式，而且是通过压低劳动者的工资为客户提供更好的价值的模式——更不用说这种平台经济本该既服务于平台的客户也服务于平台的劳动者。
当然，这个例子并不是对《电压效应》的直接批评。毕竟李斯特的书是写给个人公司和企业的。而政府的作用是塑造公司和组织运作的整体经济。他只是在解决其中一类问题而已。
我所思考的问题是：美国有一套根深蒂固的、被大量注资的意识形态机制，其目的在于让政策制定者模糊这一区别，使他们相信对个体公司有利的（更少税收和更少的监管）也有利于整个经济。但他们往往忽略了一个可以规模化的想法和一个可以不断扩张的公司内的可规模化的想法之间的区别。市场竞争的一个基本目的是传播创新——把一个公司采用的想法，迫使其所有的竞争对手也采用，这样他们就可以保持竞争力，创新的成本可以尽可能低，从而为消费者带来好处。然而一套鼓励可规模化的主意的经济政策与一套鼓励公司扩大规模的政策是不同的。我常常看到很多人读了李斯特的书，就认为政府的工作就应该是别妨碍企业的发展。
市场终究还是政府创造的（Markets are ultimately a government creation）。他们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它们是由社会强制执行某些规则和规范而形成的。创新本身是一个完全与道德无关的过程；突破可以是亲社会的，也可以是反社会的(请看Uber)。政府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确保其规则鼓励亲社会的创新并阻止反社会的创新。企业的目标是生产商品和服务，而政府的目标是创造一个公正、有效的社会。我们向公共领域要求“效率”往往是一个绝对的错误（categorical error）。而一旦你像李斯特那样承认，有些努力是如此有价值，以至于它们 "超越了货币化和传统的衡量标准"，你就破坏了经济学家价值分配的整个概念框架。剩下的只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通过我们选出的官员，想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去他的利润和成本效益分析。
这并不是说我认为李斯特写了一本差劲的书或一本有害的书。更确切地说，我的观点是，这本书需要一篇可以与之对话的配套阅读文章——一篇具有更整体性视野、能解决更广问题的文章：我们应该如何区分规模化一个想法和规模化一个公司？什么样的市场规则能鼓励我们想要的创新？对于公共监管和公共投资来说，怎样的方法才能使尽可能多的公司能够遵循李斯特的建议？
诚然，我不确定那篇配套文章是什么，因为我不确定它是否曾被写出来。如果说公司是独立的植物，而政府是园丁，那我们已经有太多关于植物如何成为最佳植物的流行建议了。尽管我们中很少有人经营大型企业，我们却都生活在被它们塑造的世界中——所以我们选出的政策制定者必须反过来塑造大企业。因此，现在我们更需要的是对政策框架的普遍理解，这个框架应该指导那些园丁：指导他们应该在何时、如何以及为了什么目的而拿出修枝剪。
杰夫·斯普罗斯是经济和政治领域的自由撰稿人。他的作品刊登在《周刊报道》（The Week）、《美国展望》（The American Prospect）和《民主》（Democracy）杂志上。
来源：《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2022年春季刊
原标题：When Scaling Goes W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