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基于证据的慈善建设支持系统
今天的文章节选自去年出版的《下一代证据》文选集，作者曾经呼吁加强对非营利组织投资和影响力的“问责”，为效果付费。然而，通过八年在非营利领域中的实践和观察，作者对自己的观点有所修正：他开始意识到效果和影响力不仅仅依赖于非营利组织个体的努力，同时来源于整个系统的支持。文章基于作者所处的语境，提到了对于政策改革和社会根源问题的关注，以及对基于证据方法和数据收集的重要性的认识，还提出了对于更广泛理解证据的呼吁，强调了深度理解、包容性和多元声音的重要性。其行动建议需要因地制宜，但对于社会科学领域的“证据观”的讨论，或可借鉴。
证据具有巨大的力量：它帮助我们洞察社区需求，在复杂情境下做出决策，并取得更为扎实、更为公平的成果。然而，实践者在构建和运用证据时常常面临着多重结构性和现实性的阻碍。传统的评估和研究方法通常存在时效性不足、昂贵、缺乏实际意义，且缺乏包容性，无法有效辅助实践者做出决策，提升他们对学生、家庭和社区的影响力的问题。长期以来，评估往往将实践者和他们所服务的社区置于被动地位，而实际上，他们应该是这项工作的引领者。长期以来，评估实践一直对更广泛、更现代的方法抱持抵制态度，如数据科学、人工智能和科学研究与实验方法，尽管这些方法与用户息息相关，但可能与研究人员无关。
《下一代证据：更公平的社会影响力策略》（Next Generation Evidence: Strategies for More Equitable Social Impact）介绍了来自政策、政府、技术、慈善、研究、社区和实践领域领导者的创新思维。这些领导者们共同勾勒了一个更为强大、更为公平的数据和证据生态系统的愿景，该生态系统采用可落实的方法，并将那些受我们所追求解决问题直接影响的个人和社区的声音置于核心位置。
在这篇节选中，美国志愿队计划（AmeriCorps）首席执行官迈克尔·D·史密斯（Michael D. Smith）回顾了他在过去十年中倡导证据运用的经历，并呼吁对证据进行更为广泛、更具包容性的定义。这是一个充满力量的个人故事，讲述了一位政策制定者在衡量影响力和做出基于证据的决策时所经历的持续转变，我相信许多社会部门中的领导者（包括我自己）都会产生共鸣。
——凯莉·菲茨西蒙斯
出版社：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系统必须改变：拆解、破解和重新构想证据
在准备写这篇文章时，我坐下来观看了我2014年在TEDxMidAtlantic上的演讲。当时，我担任社会创新基金（Social Innovation Fund）的主任，该基金是奥巴马政府和国家与社区服务机构（Corporation for 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的一个项目。在社会创新基金，我们致力于将公共和私人资源结合起来，在低收入社区验证、改进和推广具有前景的干预措施。观看自己的演讲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在这么长时间过去之后。但是，在观看这次演讲时，我发现自己比以往更加畏缩。因为虽然我对投资于有效措施的热情没有改变，但我对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以及我们需要做些什么的感受，在那次演讲之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几年里，我花了更多的时间与一些组织密切合作，在那些被忽视、存在制度性的种族主义和缺乏投资，感觉像无底洞一样的地方，即最需要的地方建立安全网和跳板。我逐渐意识到，我们需要从根本上重新构想社会部门的实证方法。
在近十年前的演讲中，我曾讨论过为何我们需要投资于基于证据的解决方案（evidence-based solutions），以改变非营利部门，实现更大的影响力并取得更多成果。美国人热衷于数据、评级和审查，但有趣的是，这种热情却未能在非营利部门得到充分体现。当时，我们每年在超过150万家非营利组织上投入了3000亿美元，然而，每八家非营利组织中就有一家在评估方面几乎不投入资金，而超过一半的非营利组织缺乏变革理论（theory of change）或逻辑模型（logic model）。尽管这些问题似乎日益突显且变得复杂，但我们却仍然以似是而非的成功故事和服务数量来决定哪些非营利组织值得投资。我最后总结说，我认为确保我们有限的资金流向最值得投资的非营利组织的最佳方式是按影响力的证据，并以社会创新基金作为实例。当时，基金已向200多个组织投入了超过50亿美元的州和联邦资金，这些组织正在测试约86种不同的模式，并有证据表明这些模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
这项工作对我意义重大。我在新英格兰一个小城市的黑人贫困社区长大。我的父母都是未满18岁的未婚父母；根据我们对像我这样的孩子的数据了解，我本该是不幸的统计数字的一部分。我的救命稻草是什么？附近的男孩女孩俱乐部。但随着我逐渐长大，以及在非营利部门和慈善机构工作的经历，我不得不思考，如果青少年中心对我的改变如此之大，为什么我那么多童年朋友最终却以各种不同的方式陷入困境？事实上，在我所在的小社区方圆不到五英里的范围内，至少有6家独立的501(c)(3)组织（译者注：501(c)(3)组织指根据《美国法典》第26章第501 (c) (3)条免税条款规定的不用缴纳联邦所得税的公司、信托、非公司协会或其他类型的组织，是美国非营利组织中的一种），在做着非常相似的工作，但效果却越来越差。尽管这些组织用心良苦，但我所在的城市仍挣扎于贫困、少女怀孕和低毕业率的问题。太多像我一样的年轻人成为凶杀案的受害者——包括我的弟弟，他在27岁时被杀害。
在演讲中，我大声说出了反思的问题：尽管美国有无数人和我的家庭有着同样的故事，我们却总是重复着同样的事情，却期待着不同的结果。然后，我分享了一些关于我们应该做些什么的想法。首先，我建议个人捐赠者——他们贡献了所有非营利组织捐赠总额的80%——停止向无法证明影响力的组织捐赠资金。我给影响力下的定义不仅仅是服务了多少人，或者是一个个成功的故事，而是有多少孩子上了大学并留在了大学；有多少人找到了工作，又有多少人保住了工作。其次，我还告诉大家，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该离开。非营利部门所面临的市场力量与商业界不同，后者会迫使资金从无效的解决方案中流走。有时，当社会部门的方法被证明无效时，我们必须说“没有更多的钱了”。最后，我分享说，慈善部门必须推动更多的合并或收购，以建立更强大的组织，但不是“巨无霸和大量无效的组织”（我知道，这很刺耳）。然后，我们应该把赌注押在赢家身上。我当时想，有些非营利组织可能会关门大吉，有些可能会消失，而许多则确实需要消失。这听起来可能很残酷。但也许这种关注可以结束我们所创造的“饥饿游戏”，在这种游戏中，那些没有发展的非营利组织为了争夺稀缺的资金而互相竞争。
现在，你大概知道我为什么感到难为情了吧——（我当时的说法）如此傲慢，如此浮夸，有点脱离实际。我把所有的重担都压在了那些做着最艰苦工作的组织身上；它们在经济衰退和濒临萧条的情况下，都在努力维持着自己的存在。很多家庭在最困难的时候，比如我们刚刚经历的新冠疫情时，都会向这些组织求助。我观点转变的原因如下。
▍是什么影响了我？
在社会创新基金工作期间，我与数百家各种规模的非营利组织合作，这些组织既努力满足其服务对象的基本需求，又在积累能够通过资助者审查的证据。试想一下，如果这些组织能够专注于自己的核心使命，而不是不断地试图证明自己，那将会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在特雷冯·马丁惨遭杀害、凶手被无罪释放的令人震惊的审判之后，我帮助设计了奥巴马总统的“我兄弟的守护者”（My Brother’s Keeper, MBK）倡议，并于2014年离开社会创新基金转而领导MBK。我们的目标是解决有色人种男孩和男青年所面临的长期机会差距问题，确保所有青年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这也正是总统在启动该计划时所谈到的，他向全国人民表示，当务之急是确保国内的每一个孩子，无论其背景或身处局面如何，都知道自己的国家关心他们、重视他们，并愿意为他们投资。他还谈到关注证据、数据和结果的迫切需要，或者更简单地说，投资于有效的东西，并在有效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我们没有足够的资金、时间或资源去投资那些不起作用的东西，所以我们必须非常坚定地说，如果某件事不起作用，我们就停止做它。让我们做有效的事情。我们不应该在乎它是民主党的项目还是共和党的项目，是否是基于信仰的项目——如果它有效，我们就应该支持它。如果行不通，我们就不应该支持。”1
在2018年，MBK联盟宣布了我们首届全国竞赛的获胜者，该竞赛旨在识别并投资于在大幅改善有色人种男孩和年轻人生活方面取得稳步进展的社区。到了2021年，这些杰出的组织以及许多类似他们的非营利组织的工作的重要性变得更加为人所知。在新冠疫情和持续存在的种族不公正对资源匮乏的黑人和棕色人种社区造成巨大影响之后，这些出色的组织继续实现其核心运营目标，为有色人种男孩和年轻人及其家庭减少障碍、扩大机会，但他们并未止步于此。面对如此多的不确定性和压倒性的障碍，他们承担了更多责任。他们开始提供餐食、运送食物、分发个人防护装备和资料、创建互助网络、支持组织反对暴力的行动呼吁，以及应对街头暴力的增加的问题。当我坐下来思考这些组织以及我们通过社会创新基金投资的许多组织在没有所需的资源的情况下，为证明自己的工作而不得不经历的艰辛时，我更加确信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如何收集和应用证据。
▍我在过去八年学到了什么？
首先，我要向我们提出的挑战是：我们要解决的是系统性问题，而不是非营利组织（个体）的问题，非营利组织一直在努力使得这个不是为了支持最弱势的人而建立的社会团结起来。我在TEDx演讲时，并没有花时间谈论资助基于证据项目与投资基于证据的政策变革之间的巨大差距，后者旨在打破不公平的制度，而正是这些制度造成了我们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当我们把所有压力都放在试图解决需求层次基础问题的非营利组织身上时，我们就忽视了政策制定者、商界人士和普通民众投资于社会根源变化的机会。再多的随机对照试验和基于证据的干预措施，也无法消除红线制度、吉姆·克劳法（译者注：吉姆·克劳法为1876年至1965年间美国南部各州以及边境各州对有色人种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选区重划、资金不足、不公平的学校以及监狱工业综合体等遗留问题。但是，即使是在进行系统性变化时，我们也有机会投资于那些证明有效的基于证据的政策改革，例如取消校外停课；增加对恢复性司法、转送教改机构和其他预防暴力举措的支持；增加青少年使用公共空间的机会；以及促进受过训练的成年人辅导得不到充分服务的青少年。我们也不能忘记，通往宏观改革的道路是由许多微观变革铺就的，这些变革并不轰轰烈烈，但对转型却至关重要，例如政府预算编制流程、采购流程、社区参与、能力建设和数据系统。公平预算就是这种微观变革的一个例子，它表明要从根本上有意识地将有色人种领导的供应商、承包商和企业以及居民领导的组织纳入其中。
其次，我从一开始就低估了平衡统计数据、叙事以及我们认为可接受的证据的重要性。现在我明白了，这不仅关系到更好的科学，还关系到贴近需求。这就是让最接近痛苦的人最接近力量，因为他们在日常的生活经验中掌握着原因和解决方案；要提供反思和思考的时间，让数据反映情感；要花时间在那些没有资源建立复杂的评估模型，但出于某种原因却比其他社区表现更好的社区。用《财富去殖民化》（Decolonizing Wealth）一书的作者埃德加·维拉纽瓦（Edgar Villanueva）的话说，我们必须抵制殖民化思维。我们必须抵制精英机构将我们的解决方案包装得整整齐齐、光鲜亮丽，并配以完美的散文式的文字，相反，我们要将目光准确地投向正在发生变化的地方。
举一个例子。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我参与了消除数字鸿沟的慈善活动，该活动在全国各地推广电脑，接通互联网。有一位受资助人不像其他人那样积极响应。他迟交报告，而且报告不完整。我决定进行实地考察，以确保我们的资金没有被骗。我带着打印好的MapQuest路线图来到机场，取了租来的车，驶向路易斯安那州的费里戴（总人口3312）。路上我经过猎枪棚、废弃的房屋和玩着自制玩具的孩子们。我把车开到我们的社区技术中心，该中心就设在其中一栋看起来已经破旧不堪的房子里。孩子们进进出出，谈笑风生，在用柴炉取暖的房间里学习和使用电脑。我见到了这里的负责人，他告诉我，他已故的母亲过去一直在附近照顾孩子们，把这所房子留给了他。这是该地区孩子们放学后为数不多可以去的安全场所之一，他们可以在这里得到功课辅导，使用电脑，还可以吃点零食。项目负责人自掏腰包，偶尔得到一些资助和邻居的帮助，将项目维持了下来。任何准实验设计都无法让我看到我亲眼所见的一切，也无法让我从这位仆人式领导者以及我那天遇到的孩子和家庭的故事中听到什么。
我们需要数据，需要基于证据的方法。我们需要信任，但也需要验证。同时，我们也需要倾听、仔细观察，开辟讲故事的渠道，为没有先天优势的个人创造实现社会影响力的清晰途径。我们需要认识到，提供食物和分发保暖衣物的组织也可能成为解决饥饿和无家可归问题的突破性变化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此外，我们需要重新定义基于证据的方法，使每个阶段的迭代和创新都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第三，如果我们要求非营利组织拯救生命并且掌握科学知识来指导其服务提供和宣传，我们就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如果我们不改变政府和慈善机构为运营、行政成本、评估、研发、数据收集和分析提供资金的方式，我们就无法告诉非营利组织应该投资于有效的方法。此外，我们需要帮助各种规模的组织进行能力建设，使他们能够自主进行数据收集和评估，而不是必须依赖外部公司。因为外部公司对（内生）文化感受不足，对社区了解不足，而且其方法是将参与者视为研究对象，这可能会给人一种惩罚和疏离的感觉。
我们也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规模较小的组织，尤其是由有色人种领导的组织，经常在获得基础设施和发展所需的资源时遭遇困难。布里吉斯班集团（Bridgespan Group）和绿色回声（Echoing Green）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2019年，黑人领导的组织的收入比白人领导的组织少24%，黑人领导的组织的无限制净资产比白人领导的组织少76%。我们还知道，在基于证据的和评估过程中，存在各种形式的偏见。白人研究人员获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拨款的比例几乎是黑人研究人员的两倍。要改变这种模式，首先要资助小型组织；投资建立一个由更多来自接受评估社区的有色人种研究人员组成的渠道；扩大证据工具包，使其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利用政府预算编制、采购和按表现付费（根据结果付费）等做法——所有这些都可以成为创造有意义的社区参与和更公平结构的工具。
长期以来，我一直相信一句谚语："如果你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你就会随波逐流”（If you don’t know where you’re going, you’ll end up somewhere else.）我们每个人都不能整天对着风车，希望我们的工作能改变生命。我们必须呼吁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和慈善机构做出更多努力，将大量资金转移到有可衡量影响力证据的解决方案上。但是，我们也必须扩大我们对什么是证据的理解。我们必须扩大我们的“帐篷”，让更多不同的声音和观点都能在帐篷里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还必须发展基于证据的解决方案的概念，从满足即时需求的项目发展到包括政策改革的项目，从而拆除、破解和重新构想那些让太多人失望的残缺系统。如果今天我可以重新演讲一次，我想说的就是这些。
注释
1. Barack Obama, address at the launch of My Brother’s Keeper, February 27, 2014.
迈克尔·D·史密斯的职业生涯一直致力于社会正义和公共服务，帮助那些像他成长的地方一样服务不足的社区。史密斯是美国志愿队计划（AmeriCorps）的第八任首席执行官，美国志愿队计划是联邦服务和志愿服务机构，前身是国家与社区服务机构。
凯莉·菲茨西蒙斯是证据项目（Project Evident）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该组织致力于建立一个更强大、更公平的证据生态系统。作为一名坚定的社会创新者，菲茨西蒙斯曾在埃德娜·麦康奈尔·克拉克基金会（Edna McConnell Clark Foundation）担任副总裁兼首席项目和战略官，并与他人共同创办了Leadwell Partners和New Profit Inc.
来源：《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英文网站2024年4月9日
原标题：The Power of Evid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