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大额捐赠说话：答Kevin Starr
本文旨在为慈善领域的大额捐赠进行“辩护”，作者回应了凯文·斯塔尔（点击链接阅读）将大额捐赠视为“一种新的失败方式”的观点。文章强调，慈善领域的大额捐赠并非只是资金的发放，而是对重大社会挑战的资源组织方式和针对性回应。并且，捐赠数额应反映组织的需求和愿景，以实现持久的社会影响力。尽管大额捐赠存在风险和挑战，但本文作者认为，我们不能因过度担忧失败而错失推动正向变化的宝贵机会，更不应用错误的思维框架误导这一正在演进的风潮。
感谢凯文·斯塔尔（Kevin Starr）让我们聚焦到“如何强化大额捐赠慈善”上来。
在慈善领域，动员大额捐赠的风潮日盛，作为其中的主要成员之一，我想指出：在几年前，这一风潮只有一小撮信徒，包括斯塔尔在前文中所提到的大胆计划（Audacious project）、麦肯齐·斯科特（MacKenzie Scott）和“联合影响力”组织（Co-Impact）。但现在，这一群体已经显著扩大。如今，这其中的主要成员包括我所在的组织Lever for Change（为大额捐赠者举办定制竞赛，以寻找和评估相匹配的捐赠提案），以及ICONIQ Impact（全球性慈善合作平台，通过协作扩大社会捐赠规模）、乐高基金会（Lego Foundation，致力于“通过玩乐进行学习和发展”的方式助力孩子们成为充满创意并积极向上的终生学习者）、Yield Giving（麦肯齐·斯科特创建的捐赠网站）、Pivotal Ventures（梅琳达·盖茨创立的投资公司，利用不同类型的资金来实现推动社会进步的使命）、凯洛格基金会（W. K. Kellogg Foundation，提供资源来帮助个人、组织、社区解决问题，提高生活质量）等等。
我们需要进一步壮大参与大额捐赠的群体：这并不是要取代其他类型的慈善，而是要与之相辅相成。
正如斯塔尔所指出的，并非每个组织都已准备就绪，也不是每个组织都能够使用大额捐赠去催化大规模的转型性影响力。然而，许多组织实际上已做好了这样的准备。斯塔尔还警告说，这些组织可能会因为巨额资金的诱惑而“分崩离析”（broken）或偏离有效实现目标的优势领域（sweet spot），但这话对合适的组织来说是一种伤害。
首先，这种认知框架（framing）助长并延续了一种误解，即认为小型组织缺乏吸纳和有效管理大额资金的能力。然而，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事实恰恰相反。那些由充满奉献精神的成员所构成的小型团队，往往拥有具有能促动转型的、经过实践检验的想法，只是急需资金来实现规模化。对于大多数非营利组织来说，资金短缺才是真正的威胁。
其次，这种认知框架也是对大额捐赠慈善的曲解。“100&Change”大型竞赛每年都会颁发一笔1亿美元的资助。作为这一竞赛的创建人之一，我可以告诉大家，大额捐赠慈善并不是在城里随意扔下九位数的支票，然后就撒手不管。大多数组织，无论其规模大小，都需要获得相应的支持和时间来负责任地吸纳这笔大额资金。当我们在2017年向国际救援委员会（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全球范围内救助受难者和灾民的组织）和芝麻工作坊（Sesame Workshop，非营利教育机构，利用多媒体形式提供教育内容，如《芝麻街》）的合作授予第一笔1亿美元的资助时（这两家都是经验丰富的大型组织），我们提供了六个月的时间，让他们在专家顾问的支持下，就如何有效吸纳和使用这笔资金制定计划。
慈善捐赠的数额不应以组织当前的预算规模为导向，而应当基于其所应对挑战的规模来考量。这一数额应体现组织领导者的独特需求和愿景——并以实现持久的影响力为目标。
对一些组织而言，最合适的大额捐赠方式可能是设立一项捐赠基金（endowment），以此来确保组织的长期稳定发展，而且赋予组织进行愿景思考（think big）的能力。在其他情形下，合适的方式可能是对组织发展的长期投资（由在地组织的工作人员和领导者确定资金投入的优先顺序）。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或许可以针对两个或更多个结盟组织进行资助，以鼓励它们协同工作、共同成长和管理风险，并（让它们共同关注的事项）成为风潮。还有一些情况，资助方可以效仿“100&Change”的做法，即在最终确定资助之前，给予相关组织六个月左右的时间来计划如何使用这些资金。
大额捐赠仍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正如斯塔尔所指出的，资助者和组织需要预先考虑，当初始的大额捐赠耗尽时会发生什么。并且，我们需要更多的资助者根据需求来提供后续的支持。然而，这些挑战并不能成为阻碍大额捐赠的理由。
这一点与当下尤为相关：美国正处于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代际财富转移之中。经济学家估计，在接下来的大约20年里，将有高达84万亿美元的财富传给幸运的继承人。2020年的一份报告显示，极高净值人士（very high-net-worth individuals，拥有流动资产在500万至3000万美元的人）和超高净值人士（ultra-high-net-worth individual，拥有超过3000万美元的人）几乎掌握了这笔巨额财富的一半，尽管他们在美国家庭中所占的比例还不到1.5%。
我们无疑需要将更多的资金从信托基金引向更宏大的社会向好事业上（the greater good）。大额捐赠慈善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力工具之一，即使不是唯一的途径。
富人、超高净值人士…无论你喜欢怎么称呼都行，他们在支持大规模可持续的转型性影响力方面，占据着独特地位。我们不应该用“他们的善意和慷慨解囊会破坏一个非营利组织的正常运作和影响力”这样的警告来打击他们的积极性。相反，我们应该突出大额捐赠所带来的正向可能性，并通过提供指导和鼓励来支持他们。
我们面前摆着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可以通过支持一些迄今为止最为先进和有效的工具，来应对世界上许多最严峻和根深蒂固的挑战。从能够消除微量营养素缺乏的新型高产量、高营养种子，到控制高血压的低成本乃至无成本工具，再到将废弃物转化为可再生能源和肥料的技术，以及利用卫星技术将农民与他们养活家庭和社区所需的水资源连接起来。这些能够通过大额捐赠推动转型性正向变化的资金，不应当像斯塔尔所描述的那样，被框定为“一种新的失败方式”（a new way to fail）。
世界上最危险的失败不是大额捐赠慈善，而是缺乏雄心壮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