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力投资的目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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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要做的事情很多，如查看季度报告、跟踪市场趋势、与管理团队会面、寻找潜在交易、争取潜在共同投资者等等。当然，如果投资工作还包括对积极的社会影响力有所贡献，那么它就会变得更加繁重。理解社会和环境问题、预测业务增长与使命忠诚度之间的潜在冲突以及分析被投资方报告的影响力数据，这些都是必须花费时间和精力的事情。
许多人已经认识到，这一难题是影响力投资面临的核心挑战。在2009年一份具有开创意义的白皮书中，监测研究所（Monitor Institute）指出，“确保投资影响力这一长期而艰巨任务”可能与“现有的金融市场和激励机制 ”相冲突。最近，伦敦经济学院的三位学者也强调了同样的张力，并引用了孟子的话，“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正如弗朗索瓦·博塔（Francois Botha）在《福布斯》杂志上所写的，“影响力投资往往与更昂贵、更复杂、更耗时或不完整的尽职调查联系在一起”，导致人们将影响力投资视为“更具风险的提议”。
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系统性的证据能够证明影响力投资是否真的比传统投资更难。这是我们对影响力投资理解的一个重要空白，包括它可能引起的权衡取舍以及该领域的独特之处。如上文摘录内容所表明的，有一种假设认为影响力投资者肩负着实现社会影响力的独特重任，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凯瑟琳·克莱因（Katherine Klein）和我与影响力金融研究联合会（Impact Finance Research Consortium）的其他成员合作，对全球200多位影响力基金经理（尤其是私募股权投资和风险投资领域）进行了内容丰富的、多方面的调研。我们询问了与投资者关系、影响力测量、与投资组合公司的关系以及影响力投资的难度等相关问题，旨在对影响力投资者如何开展工作进行深入且具有实质性的探讨。
▍影响力投资比传统投资更艰难吗？
如下图所示，我们的调研要求影响力投资者对他们的工作与传统（或非影响力）投资针对几项活动进行比较。受访者可以选择影响力投资会使活动变得困难得多、有点困难、基本相同、有点容易或容易得多。简单起见，我只呈现了认为影响力投资使某项活动变得困难得多或有点困难的受访者的百分比，并将受访者分为追求市场回报率，追求低于但接近市场回报率以及追求保本或接近保本的受访者。我们应该特别关注追求市场回报率的投资者，因为这是最接近传统投资逻辑的比较群体。
如图所示，与传统的非影响力投资相比，追求市场回报率的影响力投资者在影响力投资中遇到的困难要小于追求较低财务回报的影响力投资者。虽然追求市场回报率的影响力投资者对其工作难度的看法存在一些差异，但大多数受访者都表示，在被询问的所有活动中，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工作比传统投资更难。
这是一个有点违反直觉的结果。投资者一直认为影响力投资更加困难，因为他们需要在获得影响力的同时获得市场回报。“兼得鱼与熊掌”难道不应该更困难吗？
可以肯定的是，相当一部分追求低于市场回报率的基金经理也确实认为影响力投资并不比传统投资更难。不过，这些专业人士可能面临着与他们独特的（低于市场）回报目标相关的特殊情况，例如不同的竞争对手和有限合伙人的不同期望。但更重要的一点仍然存在：人们会认为，追求平均市场回报的影响力投资者面临着所有典型的投资挑战，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缩小教育差距、纠正种族不公和解决我们面临的其他无数根深蒂固的顽疾所带来的挑战。有鉴于此，人们不难想象，与追求低于市场回报的投资者相比，追求平均市场回报的影响力投资者更有可能认为影响力投资比传统投资更困难。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相反的结果呢？
▍为什么以较低回报为目标的投资反而具有较高的难度？
我们探讨了针对上述情况的多种可能的解释。接受低于平均市场回报的影响力投资者是否不太可能拥有传统金融领域的经验，因此更有可能夸大影响力投资与非影响力投资之间的差异？追求市场回报率的影响力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是否不那么重视社会影响力？也许接受低于市场回报率的影响力投资者能力较弱，如拥有更少的资金和员工等，因此应对挑战的能力较低？
然而，即使控制了专业经验、自我报告影响的重要性和资金能力，我们的结果也没有改变。与传统投资相比，追求市场回报率的影响力投资者仍然认为影响力投资的难度较低。
在我与劳伦·考夫曼（Lauren Kaufmann）就影响力投资者如何评估社会和环境成果收集的单独访谈数据中，出现了一种可能的解释。通过对135位影响力投资者的访谈，我们发现追求市场回报率的影响力投资者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即强调被投资企业的社会影响力和商业模式相互交织的关系，并认为企业的社会影响力必然会随其发展而扩大（影响力投资者有时称之为共线性[collinearity]）。更具体地说，73%追求市场回报率的受访者表示相信影响力与财务业绩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而在接受低于市场回报率的受访者中，这一比例仅为22%。
我们进一步发现，这种看法的结果是，追求市场回报率的影响力投资者通常也认为，他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通过监测投资的财务表现来衡量投资的社会影响力，从而大大简化了他们的工作。例如，一位受访者评论道，因为“我们的影响力战略已经融入了商业战略，所以不必太努力地衡量影响力，因为它已经嵌入其中”。与此相反，接受低于市场回报率的受访者则普遍认为，可以不受限制地地接受较低的回报，是他们更加关注社会影响力的原因，包括评估和报告社会影响力表现不佳的情况。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解释的，“因为我们是非营利组织，因此在影响力方面的要求特别严格，这是我们的使命”。似乎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追求市场回报率的影响力投资者将社会影响力视为企业绩效的内在组成部分，从而降低了其的复杂性，那么他们就能获得更多认知上的许可，进而转向以财务绩效为重点的传统投资实践，并确信社会影响力仍然体现在数字之中。
如果这些数据有助于回答“影响力投资是否比传统投资更艰难”这一经验性问题，那么我们就会面临一个规范性问题：如果大多数寻求市场回报率的影响力投资者在追求社会影响力时没有发现太多额外的困难，那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影响力投资应该比传统投资更艰难吗？
我所发现的困难并不多，这可能会鼓舞影响力投资领域的建设者：进入门槛低意味着发展前景好。但这也可能表明，影响力投资并没有完全实现其最初的价值主张，其核心理念一直是影响力投资者应积极促进被投资方的社会影响力。保罗·布雷斯特（Paul Brest）和凯利·伯恩（Kelly Born）在十多年前发表的一篇被多次引用和广泛讨论的关于影响力投资的文章中，对“额外性”这个我认为影响力投资领域应该追求并置于核心地位的概念和此原则的进阶版本进行了有力的解释。
根据我们对额外性设定的标准，投资必须提高社会或环境成果的数量或质量，使其超出原本会发生的水平。与之相反事实的是，普通的、对社会影响力持中立态度的投资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提供相同的资本。在额外性标准下，影响力投资者如何能在获得预期市场回报的同时仍为企业提供投资影响力？毕竟，如果这是一项好的投资，人们就会期望对社会影响力持中立态度的投资者也参与其中。
换言之，为了让影响力投资者产生增值影响力，他们所寻找和安排的交易应该有真正的与众不同之处，至少与对社会影响力持中立态度的投资者所做的交易相比是这样。对于那些为追求影响力而接受降低回报的投资者来说，这一标准很容易满足，因为把商业回报置于次要地位显然是其独特之处。对于追求市场回报率的影响力投资者来说，额外性可能要求他们愿意承担通常会阻碍对社会影响力持中立态度的投资者的其他交易成本或市场摩擦，例如投资于商业环境更具挑战性的服务不足的地区，或为被投资方提供更多注重社会影响力的技术援助。事实上，影响力投资者愿意接受这些成本和摩擦是其催化性资本战略（编者注：英文“catalytic capital strategy”，强调此类投资在扶持或催化方面发挥的作用，有时与公共补贴或补助保持一致，使具有高影响力的交易变得合适，并对更广泛的投资者具有吸引力。）的核心所在，是影响力投资者有别于纯粹注重财务回报的同行的关键所在。这也是布雷斯特和博恩所主张的，“尽管影响力投资者有可能在获得市场回报的同时实现社会影响力，但这并不容易做到，而且并不会像许多支持者所认为的那样经常发生”。
但是，如果大多数追求市场回报率的影响力投资者表示在其影响力投资中没有额外的困难，那么他们的许多交易似乎与任何训练有素、以利润为导向的投资者都会认为的具有吸引力的交易相似或相同。这一结论不仅与之前讨论的访谈结论一致，也与哈佛商学院几位研究人员最近的一项研究的结果相符，针对共同投资网络的分析使他们得出结论“无论是在交易选择期还是在投资完成后，对影响力投资者扩大融资边界这一说法的支持都很有限”。如果是这样的话，追求市场回报率的影响力投资者是否实现了构成影响力投资独特附加值的额外性？
归根结底，这个问题在于影响力投资的目的是什么。当更广泛的社会责任投资领域在企业高管间受到追捧、在行业观察家间受到批评时，影响力投资能否成为社会责任投资运动的先锋，抑或只是其代名词？
鉴于其重要性，我更倾向于前者。在环境日益恶化、社会不平等加剧的今天，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附带影响力报告的传统投资。影响力投资者需要解决目前被资本市场忽视的紧迫问题，帮助被投资企业将社会影响力置于其发展战略的核心，即使这对财务业绩没有任何影响，并寻找来自主流私募股权投资和风险投资所忽视的非传统背景的企业家。即使需要面对更大的困难并为此付出代价，他们也应该做到这一点。
如果要做得好，影响力投资就应该是艰难的。
迈克尔·布朗是沃顿商学院环境、社会和治理项目（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Initiative）的研究负责人。他同时也积极开展咨询业务，专注于社会影响力研究、评估和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