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基础｜佛教为何出现在印度（下）
往期回顾
七、恒河流域的文明
定居于印度河流域的雅利安人，渐渐向东方移动扩展，到达了恒河流域。在公元前五百年顷，恒河流域的文化，已从传统的雅利安文化中得到了新生的机动，大大小小的许多王国已渐次成立。在那些共和政体的国家中，人民居住在一个一个集体的村镇里，遇有大事，即在树荫下或公共的会堂之中集会讨论，会中如果无法求得全场一致的通过，便由调停委员会来处理歧见的纠纷。他们的政治领袖虽称为「王」，却由人民推选出来的。他们的生活，是以农耕与畜牧为主，农村之外，也有从事锻冶及陶器等职的村落，工商业者已有了各处的同业公会的组织，城市则成为财富的积蓄中心。在恒河与喜马拉雅山之间的肥沃的森林地带，已被这些人开拓成了景色幽美的殖民地区。
当然，在原则上他们依旧承认婆罗门教的特权，然而在这片新开发的土地上，不论在经济或政治方面，均呈现着新的气象，因此也开始在精神方面有了新的要求。他们试着发出了疑问：「我们在这新环境中，开辟了土地，组成同业公会，进行着大规模的经济开发，建设了新的都市，为什么在宗教方面还是停留在古老的桎梏中呢？对于我们无法接受的《吠陀》圣典，以及世袭的婆罗门阶级的特权所提供的宗教，真的能满足自身的希望吗？」于是，便产生了对一种新宗教的要求。
所谓新宗教，当然是和传统的婆罗门教不同。那是不依赖传统信仰和圣典的权威，而是基于各处的体验所产生的信念；也就是说，不要仰仗外在的给予，而要借着自我的寻求来满足宗教的信心。
由于这样的要求，一些抱有宗教热忱的人，便放下了一切的世务俗累，走出家庭，隐向山林，专心于精神的修养，以期从切身的体验之中，彻悟宇宙的真理，解除人生的苦恼。像这样的出家人，当时即被称为沙门。他们在婆罗门之间，也可算得上是为求真理的良师。他们穷年竟月地长期修行故事，在婆罗门教的《奥义书》中也曾说到过；可惜，在婆罗门教方面，受了既成的教权的限制，不能活用《奥义书》或自由地讨论和思索，所以不能做到像出家的沙门那样。如果想达成这个目的，必须放弃他们的特权和家庭，跟着沙门去过出家修行的生活。
因此，比起婆罗门来，沙门的人格地位自然高尚得多；人们对于这样的修行者生起恭敬心，不足为奇，所以供给他们衣食，使得他们没有生活之忧，得以一心修行。这一风气的形成，到了公元前五百年之时，已由没有组织的云水状态的个别的沙门群中，出现了好多位拥有数百名乃至数千名弟子的大沙门，各自成为一个教团，以他们自己所体得的道理，教导他们的弟子。
这种思想倾向，是自由化的结果，但也不是统一宗教的局面，而是宗教思想极为活泼和繁杂的时代。最不可思议的是，在这些新兴的宗教的沙门团之中，竟有一种极端的唯物论在内，他们宣扬现实的美好，嘲笑婆罗门的宗教和世间的道德。这一思想对于当时的印度社会，影响很大。但是，无理地迷信神权和天启，固然不是人类的幸福之道，如果一味地崇拜现实世间的名利物欲，更非人类的幸福之道。为了挽救这两个走极端的思想危机，所以在许多的沙门团中，出现了两个新的宗教，那便是耆那教和佛教。
耆那教和佛教，不仅发生的年代相近，即使在思想上也有好几个共通之处。例如，两者的教主，均系武士阶级的王子出身；最大的相似之点在于，耆那教与佛教都是反唯物的无神论者。不过，两者的命运却不相同，佛教在印度先被印度教所兼并，复遭伊斯兰教徒的彻底破灭；耆那教却在印度历史上从未中绝过，目前尚有一百万左右的教徒。相反地，佛教虽在印度灭亡了，却在亚洲各地发展成了世界性的一大宗教，而且在印度的各种新旧宗教之中，唯有佛教发出的光芒使得全世界的人类，感受到了印度文化的崇高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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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编｜慧容
责编｜妙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