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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盛：中国人对科学的三大误解
高小山说
四大发明是中国古代智慧和创新的成果，但是，四大发明是科学吗？或者换句话说，中国古代有科学吗？
到底什么是科学？科学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人们在这个问题上争论颇多？中国人对“科学”存在怎样的误解？
“理解科学，首先必须从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上去理解。”
高山大学2020级内蒙站的课程中，校董吴国盛教授从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上为我们深度解读了“什么是科学”。
*以下根据吴国盛2020年8月12日在高山大学内蒙古·明安图站的分享整理而成。经老师审核后公开发布。（文章仅为现场内容十分之一，点击文末阅读原文，了解更多。）
※本文4121字丨6分钟阅读
※作者丨吴国盛
※整理丨邱施运
※编辑丨朱珍
中国的科学基因
我曾经对高山大学“科学复兴”的使命感到纳闷：一帮企业家，要怎么搞科学复兴？
后来鲁白教授解释：让科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我就明白了——如果能再做到“科学通过企业复兴，或是企业通过科学复兴”，或许就更积极了。
今天的世界，底层逻辑是由科学铸造的。了解科学的本质，可以帮我们更了解身处的世界，从容地生活。不了解科学的人，就像老农民进入闹市，茫然失措——企业家尤其如此，因为企业经营、风险投资等内容更需要拥有对世界的前瞻性与洞察力。
但偏偏，中国人不懂科学。因为中国不是科学的故乡，中国人不是在科学的氛围里长大的。有指南针，不等于有磁学；会捕鱼，不代表懂鱼类学、捕鱼动力学。科学是一个漂洋过海的舶来品。
或许有人会反驳：古代中国比西方更先进，直到近代才落后。这其实是一个假概念，存在很多误解。
对科学的误解
1500年前，中华文明有着强大的技术。除了四大发明，丝绸、陶瓷等都领先于世。相比之下，古罗马处于奴隶制之下，奴隶没有能力革新技术，而奴隶主没有动力去革新。
以功利眼光对待科学，追究投入的付出有什么实际用处。科学的本质精神，在于无用之学——无用的探索。有用的探索并不稀奇，各类商学院在做的都是有用的探索。
这个误区和我们实用主义的文化密切相关。对宗教、信仰，我们非常务实：灵则信，不灵则不信。
对知识，更是如此。在中国古代文化里，知识本身没有独立地位，而是依附在某种好处、权益之上，作为工具存在。
比如古训有云：“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就是为了升官发财、光宗耀祖、成家立业。所以普遍的想法是，学习都首先要追问用处是什么。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纯粹的知识分子自然也没有自己的位置。 第三个误解，在于把科学望文生义地当作分科之学，过早与过分地分科。
现在的学科诸多，数、理、化、天、地、生、文、史、哲、政、经、法。总在强调“学一行、干一行、爱一行”，很容易就将科学家培养成匠人，缺乏跨学科的眼光，丧失了创造性的热情。
科学一词，源自日文对science的翻译。除了科学，现代汉语的学术术语，比如哲学、自然、技术、法律、社会、政治、纪律、干部、群众，大都源自日本。日本人基于自身文化对西方术语进行翻译，所以会在原意上产生一些偏差。
比如“社会”的范围变大了。旧时，社区聚会称作“社会”；而现在，它成了一个公共性的概念。
再比如，“经济”的范畴则变小了。古代大丈夫经天纬地、经世济用是大理想；现在它变成一个赚钱的行业。
“哲学”一词的范畴也是变小了。“哲学”的拉丁文原叫philosophy，指的是爱智慧。爱智慧，不等同于有智慧；而“哲”，在汉语里代表聪明。爱智慧之学，成了聪明之学，这也是将高尚、向上的学习精神，沾上了功利主义的边儿。
这些误解是致命的，这样一来，科学在中国撞上了天花板，再也上不去了。所以全民对科学的理解需要提升——如果人民不理解无用的基础科学，只专注功利的技术科学，资源不到位，科学也搞不上去。
作为科学摇篮
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
所有民族，不管强弱高低，为了生存、生产，都必然衍生技术。但是科学是偶然出现的，是特定意识形态下的产物。
科学转化为技术和生产力，严格来说，是从19世纪才开始。在那之前的2000年，科学几无大用——那么，牛顿为什么研究科学？背后的文化动力是什么？从这个角度来思考科学，是我们过去所缺乏的。
理解科学，首先必须从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上去理解，科学为什么只诞生于西方。 中华文化，由于地理环境适合耕作，慢慢发展出了极端强大的农耕文化。农耕文化的特点，除了粮食生产，也在于定居生活。
在我们的文化认知里，幸福是安居乐业、几代同堂，而过去的很多词语如背井离乡、流离失所，都意指不幸。
由定居生活衍生的，是一个熟人文化。祖祖辈辈下来，身边全是熟人，而熟人，往往是在血缘关系上构建出来。所以中国的熟人文化，本质也是血缘文化、亲戚文化。
在这样的文化下，我们建构固定的圈子，人也分成了两类，一类是自己人，另一类是外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遇事帮亲不帮理”，即便今天，中国人也存在这样的倾向。
反过来，今天普遍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源于两希（希腊、希伯来）文明。由于各种原因，希伯来人和犹太人农耕不足，主要以商贸、游牧、航海为主。由此，他们对定居没有强烈意识，最多是半定居，造就了他们的迁徙常态。
相较于定居生活衍生的熟人文化，西方迁徙常态发展出来的是契约精神。因为身边长期是陌生人，没办法靠血缘、熟悉度进行判定和认可，所以信用精神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依据。
契约精神、信用精神，在中国也有，但弱得多。教条主义在我们眼里是古板、僵化的代名词。
中国人不喜欢把东西固定下来，重点强调的是变则通、通则达，见机行事。
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特点，也是一种智慧。比如马克思主义在东欧无法施行，但在中国却屹立不倒，因为我们顺应时势地把它搞成了一个中国特色的版本。
但在西方，人与人之间，尤其商人，需要讲规矩、讲条约、讲信用。尤其希伯来文化，更是把契约精神提升到神圣的高度。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是如此。
一个人之所以是人，就在于参与订约和守约。一旦违约，也将面对悲惨和救赎的一生。
就如熟人文化生成仁爱，同理，西方的契约文化也生成了一个以自由为核心的人性理想。不自由毋宁死。这样的精神在西方的电影、文学、戏剧里非常常见。
当时，中国号召青年上前线，靠的是家国情怀。因为朝鲜与中国在过去被认为是唇亡齿寒的关系，所以援朝等同于保家卫国。而美国，打的旗帜是为自由而战，一个自由的民族（南韩）正遭受损害。两兵交战，文化理想和意识形态完全不同。
由此，中美互发传单，中方劝说美方回家团圆、享受天伦，而美方游说中方舍弃家园、投奔自由，试图瓦解对方军心，只得落得对牛弹琴。
中美之间的根本问题，在于对彼此的不了解。
自由与科学的共振
马克思有句名言：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深以为然，以社会关系来理解和诠释自己，把自己视作社会网中的一个节点。而社会网络是流动的，因此我们也是随之起伏，身不由己。一人得道，则鸡犬升天；相反，城门失火，也殃及池鱼。
我经常说，在中国文化里，人就是一个由很多自变量引发的因变量，没有本质的自己、自我。
但在西方，这就完全不一样——从一开始，你就是你自己。在时间之流中，一切都在变化，但“我”是一个不变的内在本质，就像形式逻辑的第一定律：同一律（the law of identity）。因为存在一个稳定、不变、不取决于外界的自己和自我，所以才有了自由。
“科学”一词，最早出自希腊文的episteme，精神内涵和“自由”是一致的，包含着确定性、不变性的意思——原始的科学，就是探寻万物当中恒定不变的本质。
沿着人的自由、自己，希腊人发展出了奇迹般的科学。其中，有两个重要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在于无用——不单生产无用知识，更是高度强调如此。 因为任何有用的知识，都不是为了知识本身而存在，而是依附在其他事物和动机之上。就像情侣之间，如果因为长相、才华或财富等而爱，那么爱就成了不纯粹的东西。只有无用的东西，才是自主、自由的。
第二个特点，在于自我演绎。
自我演绎，指的是依循事物内在的逻辑，自我展开。某种意义上，它看起来近乎像讲废话，比如几何原本的公理：“等量加等量等于等量”；但是，由这些废话自我展开的一系列结论，却是意外开辟了人们原来未曾设想、发现过的新知和天地。
西方文化，在通过科学确认自我之后，弘扬了公民社会、巩固了企业文明和西方的人性理想。科学就是希腊的人文。让一个希腊人成为自由人的，就是科学。
※文章内容仅为现场课程十分之一，点击文末阅读原文，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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