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神论和有神论,到底哪个是理性的?
宗教是被压迫造物的叹息,是麻木世界的知觉,是世俗世界中的灵性。宗教是人类的鸦片。
—— 卡尔•马克思
事实上,人人在天性当中都笃信上帝存在,这种信念与生俱来,且深入骨髓。
—— 约翰•加尔文
无神论反对位格化上帝存在,这种观点有许多种的论证形式。一些常见的反对意见比如:有神论自相矛盾;有神论无法调和罪恶的存在;有神论是一种很难被证据确认的假设(甚至是遭证据反驳);科学提出的质疑。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种种反对。
另一种反对声音,不是说有神论本身不合理、错误、或很可能是错的(毕竟,这类结论很少得到中肯的论证),而是主张在某些方面,相信上帝是不理智或不道理的,即使这种信念有可能为真。
这里的核心是:证据主义(evidentialist)对有神论信仰的反对。它主张有神论的任何论证都是失败的,无论是归纳、演绎、或者溯因论证。因此,最多只能说,上帝存在的证据不足。也就是说,存在一个有位格上帝的信念,在知识上是不正确的 —— 有些傻气或者说不理智。
毫无证据地相信世界上的鸭子是偶数,这种信念很愚昧或没道理;而没有证据却相信上帝的人也是一样。这种观点认为,一个没有证据而信仰上帝的人,从理智上而言,是不达标的。Antony Flew, Brand Blanshard, Michael Scriven等人都持有这种反对意见。可能更重要的是口口相传的传统:任何人都能在任何一所大学校园的地下挖出类似的对有神论的反对。
罗素也曾为这此背书。有一次,他被问到,如果死后被带到上帝面前,被问到为什么不相信祂,他会怎样。罗素回答:“我会说:‘上帝啊,证据不足!证据不足!’ ”。我不确定这个回答会否被采纳,但我的观点仅仅是,罗素,还有其他很多人,都支持这种对有神论信仰的证据主义反驳。
那么,反对者具体是什么意思呢?他认为,没有证据的有神论者是不理性或不讲道理的;当他描述这个有神论者的时候,到底把什么算在了他头上?当他说没有证据的有神论者不理智时,他或确切、或近似的在表达什么意思呢?他认为这个有神论者有什么问题?
这个反驳可以从两种形式来看;这背后至少有两种与“理性”相对应的概念或意思。根据第一种,一个没有证据的有神论者违背了某种知识或认知上的责任。他背离了某种赋予他的义务。也许是社会、也许是他持有主张和信念的生物天性赋予了他这种义务。
因此,根据约翰 •洛克的说法,一个理性之人的标志就是:“对于任何主张,不怀抱任何超越证据支持的信念。”;大卫•休谟则是说:“一个聪明人会把他的信念建立在证据之上”。
十九世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W.K Clifford(William James这么形容他)坚称,接受一个你没有充足证据的信念,是不可忍受且不道德的、甚至可能是粗鲁的:
任何在这件事上值得同行的人,都要发狂一般的保持自己信念的纯洁性,在任何时候防止将信念诉诸于不值得的对象上,以至于沾染上永远擦不掉的污点。[1]
他又接续说到:
接受一个证据不足的信念,所带来的喜悦等于是偷来的。我们不仅在欺骗自己,给自己一种我们实际上没有的虚假力量;而且这也是罪恶的,等同于违背我们身为人的责任而去盗窃。这个责任就是,保守我们自己远离类似的信念,就像躲开那些很快会感染全身、在人群中传播的瘟疫一样。[2]
最后他说:
总而言之: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任何人相信证据不足的事物,都是错误的。[3]
(不难发现这些引文中强烈的感染力,James正是这样评价Clifford)这种观点认为,没有证据的有神论者(比如我圣徒一般的祖母)公然藐视他们的智力责任,理应遭到驳斥与反对。以特蕾莎修女为例,如果她不能论证她对于上帝的信念,那表示她是一个在知识上逾矩的人,一个违反自己智力义务的人,因此她应该受到责备,甚至可能是惩戒。
智力责任、知识义务这种观点有些难理解,但也不算毫不足信,我不打算在这讨论这一点。然而,如果要说,我没有证据而相信有一位人格化的上帝,这违背了我的智力责任,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我的信念很大程度上不是主观可控的。假设你给我一百万美元,条件是我不再相信火星比金星小,那我无论如何都拿不到这笔钱。我对上帝的信念也相仿:就算我想,也无法强迫自己摈弃信念(除非“英勇”的注射一剂药物而陷入昏迷)。(无论如何,没有什么我可以马上去做的;也许有某种慢性疗程,通过我长期坚持,就能不再接受上帝的信念。)
可是,第二,实在没什么理由认为我有这样一种义务。很明显,我们没有义务为所有相信的东西找到证据;这也是不可能的。那为什么假设,我有义务保证先接受其他作为证据的观点,再来支持我对上帝的信念呢?这种观点绝对不是什么自明之理,从任何角度论证它都是极度困难的。
实际上,我认为证据主义的反对者应该采取一种更优的策略。他没必要说缺乏证据的有神论者触犯了什么认知责任,毕竟他无法自圆其说。取而代之,他可以用某种方式说,有神论者在知识上有缺陷或是粗鄙的。假设一个人相信金星比水星小,不是他有什么证据,而是他从漫画书上看来的,而他一直相信漫画书上说的东西;又或者,有人因为一个令人大跌眼镜的糟糕理论而秉持某种信念。或许,并不是这人没有履行某种义务;而是他的知识储备在某方面有缺陷。他只是表现出了欠缺或不足,某一种认识上的障碍。
还有另一种相似的观点:没有证据的有神论者都处于一种幻觉中,这种普遍的幻觉使得大众在很长时间内蒙受不幸。弗洛伊德将宗教信仰视为“幻觉,最古老、强烈、执着人类渴望。”[4] 他将有神论信仰视为一种愿望实现的产物。人们往往无比惧怕被一种无法抗拒的、非人格化的力量主宰命运,这种力量无视我们的需要和期望;因此,他们创造出一位无所不在的天父,他比我们肉体的父亲更加良善、慈爱,并且大有能力。按弗洛伊德的话说,宗教是一种“人类普遍存在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当人类学会面对现实、而不再修改现实以符合幻想的时候,这种症状注定会消失。
卡尔•马克斯提出过相似的观点:
当一个人还没有认识自我或一再迷失自我的时候,宗教…就充当了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受。但是,人并不是一种抽象存在… 人是群体中的人,是国家、社会中的人。这种国家、社会生产宗教,制造一种扭曲的世界观,因为他们本质上是扭曲的群体…宗教是物种被压迫的叹息,是麻木世界的知觉,就如同它是世俗世界中的灵性一般。宗教是人类的鸦片。
除非人们废除宗教,从虚假的幸福中解脱出来,否则人类不会得到真正的福祉。人们应该从虚幻中醒过来面对现实,这种要求使得人们必须摈弃造成幻觉的环境。[5]
注意,马克思在这里提到一种扭曲世界制造出来的扭曲世界观。它扭曲了原本正确、和谐、天然的状况,而这种扭曲是不良、堕落的社会制度所带来的。从马克思-弗洛伊德的角度来看,有神论者其实受到认知失调的影响,也就是一种认知和情绪上的病态。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有神论者的信念完全是幻觉的作用,是一种扭曲的神经病态。从他是失智、不健全的。我们可以说,他的认知机制作用异常,或不能按应有的方式起作用。
如果他的认知系统正常,按本该有的方式作用,他就不会处在幻觉中了。相反,他应该面对我们生存的这世界,清楚的认识到只有我们存在于此,我们获得的任何安慰和帮助都必须由我们自己创造。没有一个我们可以仰赖的天父,人死如灯灭,没有其他盼望。(Michael Scriven最为人熟知的一句话这么说:“我们死去,我们腐烂。”)
当然,有神论者对这种想法很可能并不会抱太大的热情,这种想法认为他们患有认知缺陷,并正处于一种人类的普遍幻觉之下。顶多会有一两个自由主义的神学家会接受这种想法,在当代世俗化的潮流中意图创新,急切的、尽可能的让步。有的神论者并不认为自己患有认知缺陷。事实上,他的想法完全相反。他们可能倾向于认为无神论者才是受幻觉和神经缺陷之苦的人,遭受着不愉快,不幸的、不自然的处境,并伴随着可悲的后果。他们将无神论者视为这世界上最恶的受害者——不管是自己的罪或他人的罪。
根据罗马书所言,不信是罪的结果,来源于“行不义阻挡真理”。在加尔文(John Calvin)看来,上帝所创造我们本身带有这样的倾向,能从周遭世界中看到祂的作为;他说,这种“神圣感(sense of deity)铭刻在所有人的心中。” 他接着说:
事实上,人人在天性当中都笃信上帝存在,这种信念与生俱来,且深入骨髓,不虔诚者拼命想要逃离对上帝的恐惧,却徒劳无果,我们从这件事上,就能找到许多证据……由此可知,这一教理并非是人在学校里所学的,而是人在母腹中就学会的,人的天性不允许任何人忘记。[6]
加尔文说,如果不是因为世上存在罪恶,人类就像相信他人、外部世界或是过去存在一般,自然而然相信上帝。这是人类的天然状态,正是由于我们当前不自然的罪恶处境,致使许多人发现信仰上帝是困难或荒谬的。事实上,加尔文认为,一个不相信上帝的人在认知上有缺陷——就像一个人不相信他的妻子存在,或者认为她是一个精妙的机器人,没有思想、情感或意识。因此,信徒将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说法颠倒过来,认为他们所见的病态才是真正的健康,而他们所见的健康才是真正的病态。
显然,这一争议本质上是本体论、神学或形而上学的争论。在争论中就理性所展开的认识论探讨,其实具有本体论根源或终极宗教根源。至少在某种意义上,你对理性的看法取决于你的形而上学和宗教立场,取决于你的哲学人类学(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你对于人类是什么样的生物的看法,将完全或部分地决定你认为人类相信什么是理性的或非理性;这种观点将决定你认为什么信念是自然、正常或健全的。
因此,究竟谁是理性的、谁是非理性,不能仅仅通过认识论层面的思考来解决,这一争论从本质上讲并不是一种认识论争论(epistemological dispute),而是一种本体论或神学争论(ontological or theological dispute)。除非我们知道或了解人类是什么类型的生物,否则我们怎能分辨出人类到底相信什么才是健康的呢?如果你认为人类是上帝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受造具有自然的倾向,能在世界中看到上帝之手的痕迹,自然倾向于认识到自己是被祂所造,对造物主心存感激,觉得理应敬拜和顺服祂,这么一来你自然不会认为对上帝的信仰不过一厢情愿,也压根不会认为这是认知的某种缺陷。这更像是感知或记忆,虽然在某些方面更为重要。
另一方面,如果你认为人类是盲目进化力量的产物,认为上帝不存在,认为人类不过是无神宇宙的一部分,那么你自然会倾向于认为对上帝的信仰是一种疾病或功能障碍,或许是由于某种大脑疲软导致的。
因此,究竟谁是健康、谁是病态的争论具有本体论或神学根源,如果最终要解决这一争论,便要在那一层面解决。在此,我想提出一个有利于有神论的想法。正如我一直在探讨的,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都谈到一种功能障碍,一种认知功能的失调或运作失灵。但是我们要怎样理解这一概念呢?究竟什么是“正常运作”(proper function)的事物?“正常运作”这一想法本身是不是存在一些问题?我的认知能力正常运作是什么意思?
一个天然的有机体(例如一棵树) 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能够正常运作,是什么意思呢?“正常运作”是否和我们的目标与利益有关?当一头奶牛能够产奶时就是在正常运作。当一片花园里的各类植被郁郁葱葱,像我们所期待的一样,就是在发挥应有的作用。但这么一来就很明显,“正常运作”似乎取决于我们的目标和利益。就大自然而言,一条在玉米地里腐化的鱼,难道不也在合理运作吗,难道它不像那条快乐地游走追逐小鱼的鱼儿一样吗?但就我们的认知能力而言,“正常运作”是什么意思呢?现实世界的事物——一个有机体,一个有机体的一部分,一个生态系统,一片花园——只有当照着我们的想法运作时才是“正常运作”,这种想法里包涵这我们的目标和愿望。
但从有神论的角度来看,将“正常运作”这一想法应用于我们自身和我们的认识功能也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并不会比说一架波音747“正常运作”带来更多麻烦。当我们所造的事物(一个加热系统,一条绳索,一个直线加速器)在正常运作时,是因它们在按照我们所设计的正常运行。如果我的车按照设计运作,它就是在正常运作。如果我的冰箱能够按照设计制冷和运作,它也是在正常运作。在我看来,这是“正常运作”这一观念的根本含义。从有神论的观点来看,人类就像绳索和直线加速器一样是被设计的,是由上帝创造和设计。因而,祂能够对一系列问题给出简洁的答案:什么是正常运作?什么是我的认知能力正常工作?什么是认知功能障碍?什么是功能正常?当我们的认知功能在按照上帝的设计方式运作时,它就是在正常运作。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持证据主义的无神论者驳斥说,缺乏证据的有神论者是非理性的,且从缺陷或功能障碍的层面解释非理性,那么他们就欠我们这一概念的说明。为什么他们认为神论者有某种程度上功能失调(至少在生命的这一方面是失调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如何界定功能障碍?他如何界定功能失调和正常?他们如何解释一个有机体(或某些有机系统,或有机体的一部分)正常运作的概念?他们会如何来解释呢?想必他们无法将认知功能的正常运作视作它在按照设计运作,那么他要如何回应呢?
我想到两种可能性。首先,他可能会将“正常运作”看做是以帮助我们达成目标的方式运作。如此一来,他或许会说,当我们的身体按照我们想要的方式运作,使我们能够做各样事时,我们就可以认为我们的身体的运作是正常和健康的。然而,这在当前的语境下并不是一个很有希望的思路,因为或许无神论会更倾向于我们的认识功能不使我们产生对上帝的信仰,但有神论者而言自然不能认同。这么一来,持证据主义的无神论者所提出的驳斥顶多不过是一种建议,如果人们不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相信上帝的话,无神论者自然会更倾向于这一建议。这不过是自说自话罢了,这种情况在哲学领域很常见。
第二种可能性是,无论是在个人还是在物种层面,正常运作及其相关的概念可从促进生存的适应性来角度解释。在此没有时间深入论述这一点。但至少很明显,无神论者欠我们一个论证来解释这一结论:相较于无神论或不可知论而言,对上帝的信仰并不利于我们的个体或物种生存。但这种论证要如何进行呢?的确,这种非提问式的乞题论证的前景暗淡。因为如果有神论(基督教有神论 )是真的,那么就很难相信无神论的普及会比有神论的普及更能促进我们物种的生存。
结论:要理解诸如理性和非理性等概念,一种自然的方式是看相关的认识功能是否正常运作。从这个角度而言,在没有其他前设的证据支持情况下,相信上帝是否合理的问题实际上是一种形而上学或神学上的争论。有神论者能很容易地解释我们的认知功能正常运作的概念:当我们的认知功能按照上帝所设计的方式运作,它就是正常运作。然而,持证据主义的无神论者欠我们对这个概念的解释。当他们抱怨没有证据的有神论者表现出某种认知缺陷时,他们是什么意思?他如何理解认识失调的概念?
完
译者注:本文由塔城翻译自阿尔文•普兰丁格的文章《有神论、无神论、合理性》(Theism, Atheism, and Rationality by Alvin Plantinga),转载请注明本公共号。
[1]W.K. Clifford, "The Ethics of Belief," in Lectures and Essays (London: Macmillan, 1879), p. 183.
[2]Ibid, p. 184.
[3]Ibid, p. 186.
[4]Sigmund Freud, 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 (New York: Norton, 1961), p. 30.
[5]K. Marx and F.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3: Introduction to a Critique of the Hegelian Philosophy of Right, by Karl Marx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5).
[6]John Calvin,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trans. Ford Lewis Battles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60), 1.3 (p. 43-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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