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丙寅回忆录（三十一）：文化大革命初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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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丙寅

李丙寅

河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

93岁

往期回顾：

李丙寅回忆录

文化大革命初期

（上）

31

文化大革命来得很快，可以说是迅猛异常。

我和综在学校住。我刚刚从搞四清的农村回来不久，一天上午，学校广播让大家赶快到大礼堂集合。一路上有人在猜，可能是抗美援越动员。大礼堂台上坐的有党委书记等，但不像平时布置得正规，没有桌子，只有几把椅子，而礼堂内的长凳子也没有了，空荡荡的，也不分系别、单位，大家都站在那里（后来才悟到，这一切都是预先准备好的）。

校党委韩倩之书记介绍了市委副书记谭枝生，说谭是市委派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封师院工作组组长。然后，谭枝生宣布韩倩之为副组长，成员有党委副书记赵文山等。接着，让韩主持会议，韩就讲了文化大革命是反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等等。于是，台下就有人喊：“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曲乃生（院长）揪上台！”“把杨继高（副院长）揪上台！”他俩乖乖地从台下人群中走上台。原来就没有让他俩在主席台上就座。我看见校党委书记摸着下巴发笑。

一下子，会场就乱哄哄地了。这个喊“把走资派某某揪上去！”那个喊“把某某学术反动权威揪上去！”一会儿，台上站满了人。我大致数了数，有70多人。我岳父张邃青先生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揪上了台。后来有人喊：“把走资派曲乃生、杨继高的黑高参张综揪上台！”于是，我妻子张综也上了台（后来她说是他们教务处王某喊的，并推她一下）。这时，大概台上的领导觉得上来的人太多了，也怕控制不住局势，就叫停，并叫这些人出去游街。

于是立即就有一队人敲着大鼓从礼堂的东边走廊出来（可见事先预谋），有人指挥着这些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包括黑高参跟在大鼓队后面走。我当然不想看，就回到住处。过了一个多小时，听见敲鼓声渐渐回到校内。一会儿，综进到屋里。她躺在床上就哭。她说她和曲乃生、杨继高都是工作关系，她还跟赵书记一起出过差，开过会，那为什么不说？她说她想不通。我也想不通。我就去找了平易近人的赵副书记。我说张综只是一名科长，这时连她的顶头上司处长也未揪，而揪她；再说你们领导都知道他和院长的关系都是工作关系，怎么能说她是他们的黑高参呢？这时他只说了一句毛主席语录：“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嘛。”随即站了起来送客。我很不高兴地回去，对综说了。她问我农村四清的情况。我说四清运动前期揪斗面宽，运动后期注意落实政策，处理从宽。她说，她游街时她科里干部王某叫她把鞋子脱了挂到脖子上。现在她发现他最坏了。他说他家里困难向她借钱。她借给他钱，还去他家看望（他借的钱一直到他调离学校也未还）。

运动一开始，学生干部趾高气扬。他们以领导自居，带领师生上街破四旧，如剪妇女的辫子，砸街道名的牌子，如双龙巷、延寿寺。当走到向阳胡同要砸时，居民问他们，“向阳”就是向着红太阳毛主席，有什么不好？他们答不出，只好不砸，表现得非常幼稚和无知。他们还根据党组织的意图压制那些平时不大听话的学生和埋头业务不大问政治的学习好的学生。于是，那些学生造反了。造反的学生跑到省里，得到当时省委纪登奎的支持，成立了造反队的组织。我很同情那些造反的学生，他们大多是学习好、有正义感的学生，如徐惠仓、杨金池、支全岳、马文信、王宣中、朱满仓、马留根等等。

在北道门开封市二中还举办过红卫兵破四旧成果展览。化学系的红卫兵还组织全系师生去看。无非是红卫兵抄家抄来的东西，如某大家族的祖先官员画像、老式服装、旗袍、妇女小脚鞋。作为讲解员的中学生拿起鞋说，封建地主家的妇女裹成这么小的脚，不用走路，出入都是坐轿。

我因家庭出身是自由职业，既非黑五类，也非红五类。但我在反右派中挨过批判，拔过白旗，所以，我不敢参加造反派。但也不愿参加所谓的保守派。最后，全系教工就剩下我和周绪亚、赵文焕三人什么派都未参加。本系教工保守派的头头声色严厉地叫我们选择，不许中立。还说，他们的组织分核心队员、正式队员、外围成员，我们三人要参加也只能是外围。我虽感到受辱，但在运动的恐怖气氛下只好耐着性子随周、赵表示同意参加外围。在跟随保守派的活动中深受歧视。

不久，造反派进京，保守派也进京，但保守派倡导步行叫做长征。因我们属于外围，他们不叫我去。我就和赵结伴乘火车（不要钱）进京。到京后由红卫兵接待站或叫全国师生大串联接待站安排在机械学院食宿，按军事组织组成连、排、班，由解放军当连长。我被指定为副班长。大家互不认识，是按登记先后的名单编制的。大家睡地铺，吃食堂不要钱。平时谁也不管谁。赵去亲戚家不再和我结伴。我有时就到我梅妹家。

我曾参观了北京的红卫兵战果展览，也都是抄家抄来的东西。其中有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出国时穿的旗袍和高跟鞋。还有在团城的展览，是国家工艺美术单位举办的，有鲜明政治意义的强渡大渡河的玉雕，也有揭露古铜器的造假手段。有一件作为出口的雕塑是“十三妹大破能仁寺”，旁边注批：“有辱国体的小脚大辫子。”

那时我一心等着毛主席接见。兰妹也去了北京。她邀我去南方一游，我不去。她又邀我去东北她家，我也不去。等了快一个月，终于等来了毛主席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

事先，解放军告诉大家近几天没事不要外出。有一天晚上临睡时通知明天有重要事情，现在早睡，明日早起。第二天我们一早就起床，吃饭。每人发了一个报纸粘贴的食品袋（那时无塑料袋），里面有面包、茶鸡蛋、一个梨，作为午餐。八点多就整队出发。出发前叫每人把小刀、小勺、钥匙等金属物品留下。到会场后又叫每两人互相检查有无这些东西，如有，交连排长保存。会场在天安门广场及附近大街上。我所在之处是人民大会堂北门马路的北边。因为我是副班长，恰坐在一班人的最前边。我前边是连排长。他们前边是两排解放军，称为标兵。连排长说，会场广播一开始有《东方红》乐曲，毛主席就从天安门出来。他在第一辆车上。不要看别人，光看毛主席就行了。

等到下午两点半，一听到《东方红》乐曲，就见一辆大卡车上面站满了解放军，从天安门的桥上驶出，而后是一辆辆的吉普车组成的车队先向东去，片刻即调头往西来到我们面前。卡车过后，第一辆车上站立的就是毛主席。第二辆上有刘少奇，第三辆上有周总理。以后就没注意。车队过去约半小时，我们这里就叫解散。第二天一早，我就跑到王府井人民日报社售报处买了当天的报，上面就有这次毛主席接见的报道及照片。我在报纸上写了“最幸福的一天”。当晚，连排长就发大家回原单位的车票。我原来要的是开封，却给我长沙的。但我老老实实地到郑州转回开封。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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