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录于话题
#新潮论坛
33个
西安史学新潮论坛是在国内颇有影响力的历史学本科生学术论坛，与西北大学《史林新苗》编辑部合办，迄今为止已经举办九届。来自国内诸多高校（如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兰州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河北大学、山西大学、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的优秀学子的史学论文，经过层层筛选入选参会。入选文章涵盖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世界史、考古学、文物与博物馆学、文献学等多个研究方向。论坛的规模还在因为报名者的增加而逐年扩大。 在第十届西安史学新潮论坛来临之际，《唐潮》编辑部将第九届五个分会场的会议纪要一一整理推送，为第十届论坛预热。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新潮史学论坛后续资讯！
陕西师范大学刘海杰同学首先介绍了自己的《隋炀帝东迁思想动因分析》一文的选题缘由，介绍了现有的史学界对隋炀帝东迁思想的研究，但这些研究都呈现出一些问题：一是将东迁的原因等同于政治斗争的原因，二是忽略了中古社会宗族关系影响下炀帝个人因素对东迁的影响，三是未将炀帝的江南情节与洛阳东迁二者的关系相连接。此后他分析了开皇易储和江南情节对东迁的影响。最后把东迁归结为是对南北共生局面的重启和炀帝对父权压制的反动，并且认为隋炀帝时南北冲突中的反动因素。 评议同学高超认为刘海杰同学本文视野广泛、行文流畅、格式规范，突出优点是第五部分从政治空间的角度研究炀帝东迁取向和第二部分分析的北朝婚俗与独孤皇后对炀帝的影响。但他指出其文章中缺少其他研究炀帝东迁的著作，并且建议将文章段落顺序进行调整。 评议的葛洲子老师认为在炀帝已成为史学研究的热门话题的背景下，刘海杰同学仍然选择以此为论文题材，并且能把自己所阅读的大量研究著作吸收转化为自己的知识表达出来，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随后葛老师指出了刘海杰同学论文中的一些问题：“关中本位”这个概念是陈寅恪先生提出的，不能直接引用在文中；“关中余晖”是刘同学自创的概念，应在文中说明；作者在文中大量运用“宗族”一词，而宗族是出现在宋以后的，应该还词；作者把炀帝东迁主要归结为释放天性，反动父权，而炀帝东迁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作者花大量篇幅论述北朝婚俗与文帝夫妇立储有些迂曲；作者对熊存瑞先生的《隋炀帝和洛阳城的修建》一书的理解出现了一些偏差。
第二篇论文是兰州大学王泊远同学的《安禄山早期事迹中的历史书写——兼谈安禄山的身世与发迹过程》。王同学主要对蒲立本先生的《安禄山叛乱的背景》和张达志先生的《由燕入唐——安禄山形象的改易与认知》进行了综合考虑。他首先介绍了邵说的《请雪安思顺表》的写作目的，然后通过《旧唐书·哥舒翰传》和割耳嫠面得出安禄山与安思顺关系亲善，并认为安禄山不是“本姓康”，盗羊事件是史思明为贬低安禄山为自己取而代之所编造的。 评议同学张榕认为其语言流畅、行文酣畅淋漓，对文字的使用十分纯熟，借鉴了非常多新颖的学术观点。但也指出王同学对两唐书与《安禄山事迹》的大部分否定没有明确的史料来源，应该在学术史回顾中没有提到谢思炜老师的《“杂种与杂种胡人”——兼论安禄山的出身问题》，在第一部分讨论“两唐书”、《安禄山传》和《安禄山事迹》中间应加入一些史源分析。 评议的牛敬飞老师认为王同学在论文中能大胆假设是非常好的，但其假设理由不充分，且以常人思想揣测安禄山，并指出其文章中的一些语句不够流畅。
第三篇论文是北京师范大学高超同学的《晚唐政治文化视角下的黄巢起义》。高同学首先介绍了一下关于黄巢起义的学术史回顾，然后讨论王黄集团对儒士的态度，他认为王黄集团对于士人的态度是随着他们身份不同而有所差异的（对于那些既是官吏又是文学儒士的人，态度主要取决于他们对黄巢政权的敌视程度），而这种态度是与晚唐文化背景是分不开的。他又通过研究敬翔此人得出这种以沟通网络各环节都接受的政治文化价值系统为基础的沟通方式特征是各方面力量都必须采用的，它于此过程中获得了独立的政治生命，不可能因个人爱憎而改变。纵观整篇文章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黄巢起义不是“清流文化”的大劫，黄齐政权是唐宋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独特而不特异的篇章。
评议的刘海杰同学认为高超同学的论文中有一些引用文章不是很有说服力，建议可以在研究一下“清流文化”在下层扩展是有关什么的。 评议的葛洲子老师认为可以不使用“清流”这一概念，做进一步的人物分析。
第四篇论文是西北大学赵雨陶同学的《天命维新：唐代郊祀的制度、文化与权力》。陈同学首先介绍了自己的选题缘由，其次主要讨论了郊祀制度的渊源与变迁和郊祀与政治的互动，得出了郊祀制度在历史进程中，受到文化记忆和政治形势的制约，体现出以人事为核心，制度、文化、权力三位一体的模式，“维新”是必然的演进方式，并且体现着方方面面，故云“天命维新”。
评议的曹华雪同学认为文章的优点是第一部分就对唐代郊祀制度的各个方面做了解读。她提出在文章中有些概念可以做一下解释，文章第二部分的士族和勋贵在概念上可以区分一下，小结中的三个部分缺少一定的联系。
评议的牛敬飞老师指出文章第二部分标题中的“社会诸阶层”一词使用不当，第一部分的文章内容比较粗糙。还建议作者的出发点不应受学界已有研究的影响，只是从形式上讨论郊祀制度源头来自南朝还是北朝，而应研究其究竟来自于谁的思想。
第五篇论文是西北大学张榕同学的《文随政迁：唐德宗贞元之时的史碑书写——以李皋墓志为例》。她首先介绍了自己的选题缘由和学术史回顾，然后讨论为何正史记载与墓志记载在李皋平定淮西一事上存在较大出入。通过许多史料得出结论：平定淮西李希烈叛乱一事，因牵带着德宗时期的政治走向产生诸多影响，在唐德宗至宪宗时期一直是一个较为隐晦的话题，因此在相应的碑志撰写上对之前讨伐淮西叛乱一事就表现的讳莫如深，不得不在文字上做一些手脚。由此得出，带有朝廷意志撰写的墓志铭与神道碑等作为当时政治话语的传递器，文本撰写因为距离当时的政治现实太近，尤其是某些重大政治事件的参与者，其墓志的撰写有时会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在表现形式上则受到更多的客观事实限制。
评议的王泊远同学认为张同学的史料分析十分深入。关于李皋平淮西的内容不够详细，并且建议把宪宗和德总进行比较。他提出李道古的知名度很高，所以论文中关于李道古的叙述有些繁冗。还对论文中“樊泽在朝廷授意下撰写墓志”一事表示怀疑。 评议的葛洲子老师认为本篇论文的选题很好。但他指出大多数材料反应的都是事实，只是选择性纪事而已，所以两者不应偏废。墓志的形成原因比较复杂，应对史料的推论更加柔软。回顾 | 第一分会场纪要（上）——中国古代史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