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岳史风 || 拜根兴：追忆马驰教授二三事
追忆马驰教授二三事
拜根兴
今年是马驰教授（1941-2019）逝世三周年
中国唐史学会原秘书长、副会长，著名唐代民族史研究专家，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原常务副所长马驰教授于2019年5月中旬在西安病逝，中国唐史学会秘书处曾于当年6月3日，组织西安的唐史研究学者、马老师的生前友好等，举办了小型追思会，缅怀马先生坦荡无私的为人，卓越的研究业绩，以及令人敬佩的高尚品质。时间飞驰而过，作为共事交往十余年，亦曾得到过他老人家诸多恩惠和支持的后辈，他的音容笑貌时常闪现于梦中。值此纪念马驰先生去世三周年的日子，特撰此小文，追忆在唐史研究所时节先生日常生活的趣事和对年轻人的提携帮助，以表达对马老师的追念之情。
平凡勤勉，提携奖掖后学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每天早上九点左右，如果留意的话，你就可看到一个人要么是在去陕师大老校区收发室的路上，或者是胳膊窝夹着报纸杂志信件从收发室返回唐史研究所，仔细浏览当天的《光明日报》或《参考消息》，这个人就是唐史研究所副所长马驰教授。
1988年初夏，马老师调离西藏民族学院，来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我们几位隋唐史研究生受牛志平教授调遣，帮马老师将家具等物什从车上搬下来，抬到家里安放好，现在忘了是马老师自己做饭还是在外面饭馆，反正是招待得特别好。因是第一次见面，他对在读研究生以诚相待，我们品尝了平时难能看到的美味，进而留下很深的印象。马老师自己精于烹饪，他调制的饺子馅，蒸的鸡蛋羹，制作的菜肴都非常好，据说还有绝妙配方和做法。记得1991年春，因初次给本科生上通史课，我不知道如何节制使用嗓音，四节课高声大嗓，结果几周下来致使扁桃体发炎，发烧导致口腔红肿，难以吞咽。当时我吃住都在学校办公院内的唐史研究所，办公院内的房子都是平房，西门外有公共厕所，如患病的话日子就很难过。马老师连续给我送饭，病稍好后也曾到恩师牛致功先生家吃饭。通常是马老师在家做好稀饭或鸡蛋羹，然后小心翼翼端到唐史研究所（他家离研究所近，但也有二三百米距离），亲手将热气腾腾、味道鲜美的鸡蛋羹递给我，此情此景，至今留在我的记忆里。
马老师是一位平凡勤勉的人。1992-1993年间，马老师承担《资治通鉴新注》，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隋唐五代史》某个时段及章节的撰写任务，他来师大工作较晚，被安排住在学校早期的窑洞式平房内，不像家住楼房的老师都有书房，故在唐史研究所办公室套间内设有一张课桌，平时学习办公大多在所里；因晚上10:00以后学校办公院就关门了，而撰写书稿时间紧迫任务繁重，马老师一般从晚上8:00工作到凌晨12:00以后，办公院不能出去，唐史研究所套间朝南开的窗户正处在办公院东南处路边，没有办法，他每天凌晨就翻窗回家，这样的场景一直延续到1992年末我从唐史研究所搬离之后。1996年初，马老师用一个多月时间，完成十余万字并在学界颇具影响的《李光弼》书稿。
当然，撰写此书之时，马老师已搬到新建的楼房去了，而熬夜写作当是经常的事情。因为时常熬夜著书立说，和同时代的其他学者一样，马老师也有抽烟的习惯，而且烟瘾还不小。记得他有时在办公室看书，如没有其他人的话就有点放松，抽烟还比较多，以至于屋内间或烟雾缭绕如同仙境。抽烟多，当然对身体也有影响，特别是冬天，有时看到他不停地咳嗽，我们也劝他少抽烟。记得有一次我到他五楼的家看他，我们在客厅说话，突然听到内屋有人不停的咳嗽，而且咳嗽得酣畅淋漓，几乎与马老师平时的咳嗽如出一辙，我没有多想，就问说是否老爷爷在家（马老师年老的父亲），让马老师进屋去看看。马老师闻言大笑，说并不是他的父亲在家，而是他家豢养的鹦鹉。由此可见，他因抽烟而时常咳嗽，以致于他家的鹦鹉都能惟妙惟肖模仿他的咳嗽声了。九十年代初国内学者使用电脑凤毛麟角，马老师又有使用毛笔写作的习惯，正是在日复一日不辞劳苦的爬格子，一沓沓用毛笔撰写颇具特色的稿件，如同蚕丝一样被丝丝抽出，上述著作就是在如此环境下完成并出版面世。作为从事科研活动的学者，马老师具备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钻研精神，他们那一代人都是如此兢兢业业做学问，最终取得丰硕成果的。
1993年，马老师申报国家教委社科基金项目获得批准，记得当时下拨的科研经费为8000元，我作为课题组的唯一成员也倍感鼓舞，只是马老师申报的题目为“中国古代民族融合发展”，我刚开始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对唐代民族交流融合了解得很有限，加之我自身有其他的科研任务要做，故委婉提出不参与项目的具体调研及写作任务。马老师觉得我在申报过程中也做了很多事情，故亦应有所体现，于是他购买了中华书局刚出版不久的（唐）杜佑《通典》（全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上海书店联合出版的（宋）王应麟《玉海》（全六册）送我，这两套书从此成为我最早拥有的压箱底藏书。不仅如此，几年后评副教授之时，参与马老师这个国家教委的社科项目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真是应该感谢马老师！
大约在1994年初，牛志平教授调动工作到海南师院，中国唐史学会秘书处需要有人负责，如此，马老师得到学会领导及史念海所长的推荐，代理主持中国唐史学会秘书处工作，而我数年来一直作为中国唐史学会秘书，办理学会的具体事务，马老师成了我的顶头上司。几乎同一时段或稍后，马老师被学校任命为唐史研究所、历史地理所共同副所长。就这样，马老师成为我的双重领导。也就在这一时期，马老师在不同场合不厌其烦地对所里的年轻同志提出要求，认为“如不考博士，可能以后就没这碗饭吃了”，督促大家明确现状认清方向，尽快报考并完成博士阶段学习。
记得马老师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见到复旦大学许道勋教授，并向许教授介绍我的情况，如此我就有了报考复旦大学历史系许道勋教授博士生之想法，至今我仍保存许先生的十余封信件。可能因时间仓促，加之孩子刚出生，我难以专心复习，抑或因我的英文水平本来就差，难以达到招考博士的外语要求，考复旦博士竟以失败告终，辜负了马、许等先生的期望。而在马老师的督促影响之下，所里的其他年轻人如王元军、薛平拴、张萍、王义康、介永强，以及赵望秦先生等，在这一时期均成功考取不同学校的博士生，事业有了新的起色。我也在1998年负笈留学韩国，最终完成博士学业，为此后进一步学习成长奠定了基础。马老师对后学的激励指导，也可从其他同仁的回忆中了解很多。也正是由于他无私坦荡的督促，为年轻学者指明了方向，避免了可能的走弯路。
马驰老师（前排左一）
谦逊包容，尽显古道热肠
1989年10月中旬，中国唐史学会第四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在西安翠华宾馆隆重举办，会议主题是总结探讨学会成立九年来在各个领域的研究现状。因马老师所撰《唐代蕃将》书稿正在三秦出版社排印，而港台学者章群教授（1925-2000）此前已出版《唐代蕃将研究》（1986）一书，故马老师为大会提交了《评台湾章氏<唐代蕃将研究>：兼论作者尝试解决的问题》书评，评介在海内外享有盛名的章群教授的这部大作。会后马老师将该文的油印本托参会的香港学者张伟国先生转交。不过，从此后的情况看，章先生对马老师的评介论文很有意见，这从他随后撰写《关于拙著<唐代蕃将研究>的评论：答马驰先生》，反批上述评介论文即可看出。1990年章先生出版《唐代蕃将研究续集》专著，特将马老师的论文一并收入。
当时没有网络，如果是当下的话，肯定是学界吸引眼球令人关注的事情。马老师看到章先生的文章后很是自责，觉得评介文章中尽说好话，只是对个别觉得有疑虑之处提出疑问，而章先生的答复文章中的言辞却尖刻犀利，又有人身攻击之嫌，故而深感不解。答文中有如“对于评文，本想看过就算，但觉得评文对本书，误解之处不少，其本身错误之处也不少，提出来讨论，有其一定意义，所以还是作此答辩，只是到此为止……”；又如认为当今西安与唐长安无论范围还是面积，均难能比拟，大有虽学唐史但不到西安也无所谓的感觉。
因为章先生将马老师的论文收到他的新著之中，未提前告知并获得马老师的认可，我们当时看热闹不嫌事大，竟怂恿马老师写信对此提出异议，而马老师却很坦然，他认为作为学界同仁，相互应以礼相待，探讨学术问题更应如此；章先生作为撰作研究唐代蕃将著作的第一人，加之为年逾花甲老者，对不同意见固执己见、难以接受应当理解，更何况答文虽有不妥之处，但或有可资学习的地方。至于将文章收到他的文集之中，马老师觉得也可使更多的人了解唐代蕃将涉及的诸多问题。
到了1993年10月，中国唐史学会在无锡中央电视台外景地举办国际唐文化学术研讨会，这段学术争执公案奇迹般地得以平息。当时章群先生应邀参会，作为中国唐史学会秘书处的实际负责人的马老师亲到机场迎接，他对远方到来的老者致以真诚谦逊的问候，或者对所谓的“误会”大包大揽，竟使章先生改变此前对马老师的看法，并认识到自己的一些做法着实不妥，曾言道“据我所知，在当今世界，对唐代蕃将真正称得上研究的，只有你和我二人。”两位学者从机场到会场短短的几十分钟，竟尽弃前嫌，一路把手言欢，俨然多年未见的老朋友，成就了学界一段争执一段佳话。可以看出，正是马驰、章群两位先生的相互谦让包容、豁达明朗，以及对涉及学术问题的质疑探讨，使更多学人关注唐代蕃将问题，有助于此后海内外有关唐代蕃将研究的深入。
马驰著《唐代番将》
1997年夏，因导师赵文润教授及韩国学者任大熙教授推荐，我开始联系留学韩国事宜。我将此事告知时任副所长的马老师，而他与著名史学家史念海所长对我的决定均表赞同支持，到了1998年初，我收到来自韩国国立庆北大学的留学邀请函。只是二十余年前陕西师范大学办理出国留学程序复杂，我办理的自费公派更是如此。从研究所到学校人事处、外事处，以及学校10人出国领导小组层层审批，最后才是赵世超校长签字。申请留学材料到了人事处就卡壳了，理由是恐我学成不归，造成人才外流，我心想什么时候自己就成了人才啊？在此情况下，作为单位领导的马老师挺身而出，他为人事处写了保证书，说拜根兴如获得学位不回陕师大，上学期间学校发放的工资从马驰本人每月的工资中扣除。也正是有马老师亲手撰写的保证书，人事处才盖章放人，出国的其他程序才得以较为顺畅进行！从三月初到四月初，走完学校审批程序就花费了整整一个月。盖有学校人事处大印的“保证书”一式两份，其中一份留在人事处，另一份自己保存，这份珍贵“史料”至今仍然夹在我的文件册中！谢谢马老师的倾力支持热心帮助。
2002年八月我在韩国国立庆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返回师大，当时马老师已退休，而西安市社科院将要成立中韩关系研究中心，马老师因撰有中韩古代交流的论文著作，故应邀负责筹备工作，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邀请我参与活动。虽然这个所谓的研究中心，因社科院负责人的退休很快就不复存在，但马老师的盛情邀请，以及对研究中心的潜心规划都令人佩服敬仰。也就在2002年年底，我的博士论文中文稿修改告一段落，因为是个人第一部独立专著，我想到了读博前后对我学问多有指导的著名东亚史学者台湾大学高明士教授，当然也请求一直以来支持帮助我的马老师，希望他们两位撰写序言。
马老师为拙著撰写的序言中有：“我这个人比较讲义气，朋友所托，虽两肋插刀也在所不辞。所以当交情深厚的拜博士要我为他的大作写序时，虽明知自己不善此道，但为了不辜负朋友的厚爱，竟硬着头皮接受了此任务”。正是有高先生、马老师所赐“序”，以及马一虹、姜清波两位博士撰写书评的锦上添花，我的小书出版后，竟然得到学界的一致好评，2003年初版很快售罄，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印，2020年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修订本，期间还获得陕西省第八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7），并荣幸地成为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外译项目备选书目。马老师就是这样古道热肠，为朋友为同事敢于两肋插刀。有关这一点，如果要举例的话，还可举出许多。当然，也正是如此，加之其他原因，他也在有些事情上受到伤害，令人为他鸣冤抱不平！
关怀鼓励，伴我求学异乡
1997年我晋升副教授，1998年五月，已34岁的我前往韩国国立庆北大学，开始了漫长而极具挑战的留学生涯。在近五年的时间里，我收到马老师的多封书信，而保存下来的只有五封。翻阅这些饱含热情和关怀的信件，至今仍然能够感受到作为领导和同事，来自他老人家的真诚和温暖。诚挚地感谢马老师！
刚到韩国，因语言、饮食、气候的差异，加之学业压力，挂念家人生活，当时心情颇多不适，故在给老师朋友们的信件中或有所流露。翻阅我的“留学韩国日记”，我抵达韩国不久就写信给马老师，后来得知他曾两次打电话给我爱人，询问是否需要研究所同仁们的帮助等。与此同时，他在回信中对我亦多有鼓励。如1998年7月16日收到的信件：
根兴同志
你好
手谕奉到。悉平安抵达庆北大学，全所人无不欣慰。但人地生疏，语言不通，行动不便，以及饮食尚不适应，大家又为你感到不安。据说出国留学者，无不有顺应当地生活习俗的过程，咬咬牙也就很快挺过难熬的阶段。你一向意志坚强，我们坚信你一定不负全所上下的重托，最后会以功德圆满归来。我因忙于撰写年会论文等琐事，故迟迟未回信与你，请见谅。曾打过两次电话给你夫人，均因无人接听作罢，想是去你岳父家缘故。学校已放假，本打算将你的工资领出，并顺便看望你夫人孩子，但银行因我未带你的工资存折，人家拒不付款。我准备再打电话给你夫人，并问询家内有无困难。
所内情况无大变化。只是周伟洲先生应届博士毕业生刘戈与人事处签订协议，准备到唐史所来。赵望秦、王义康今年考博未果。故所里跨世纪人才计划的实现，完全落到刘戈、平拴和你几个人身上。……
向你的导师致意问候。望尊敬师长、友爱同学，广结朋友，融入当地社会，以早日通过语言和完成学业。
可写信给你夫人，若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可随时打电话与我。另，全所人都看了你的信，共嘱我向你致意。……
因当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杂志正经历经费短缺危机，故信件中还转达史念海所长让在韩国宣传《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合订本，争取更多大学资料室订阅等事宜。从上引信件可以看出，马老师了解到我初到韩国的艰难，激发我战胜困难的信心，勉励我努力奋进；马老师及所里的同仁十分关心我爱人孩子的生活，他多次打电话问询，并想方设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所里同仁都希望我完成学业实现目标，为学校及所里做出贡献。
同年暑假，我因刚到韩国一个多月，假期就不打算回国，故给马老师写信谈及，随后就收到马老师给我回信。
根兴同志
久违了，很想念。
手谕奉到。敬悉你在紧张地攻读韩语，且速成有望，我和同事们十分高兴。多次同你夫人通话，了解到你的生活比较艰苦，由是又感到不安。健康第一，饭要吃饱。我虽然很少有积蓄，但兑换上数百美元，尚有余力，要否汇点钱给你？你若不愿接受，就算借给你使用。可否，请函告。
史先生向你问好，并感谢你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征订事费心。寄上征订单数份，供散发。
冶院拆房事宜，数月前就已听说，我曾动员你夫人来师大住，孩子送师大幼儿园，但她认为还是同你岳父母住在一起方便些，他们系同意腾出库房放置家具，也只好如此。只是冶院集资建房收费太多，最好将你家的大本营搬到师大来。师大集资建房……
牛老师退休纪念论文集出版事宜，……
中国唐史学会第七届年会已筹备完毕，收到一百余篇论文，届时将有近二百人与会，可谓规模空前。……
史、朱、杜等先生及所里其他同仁向你问好！
刚到韩国，因语言等原因，这年九月一日我办理了博士入学手续，几天后又休学，全力以赴学习韩语。又因休学的缘故，原定的助奖学金就无从谈起，尽管韩国导师提供食宿费用，而面对韩国的高物价，购买日常品的花费亦成大宗，这样自己带去的少许美元捉襟见肘。当时我在师大的月工资大概只有四百元上下，马老师在信中说要给我兑换美元就是给予这种状况。此后导师朱甫暾教授介绍我到岭南文化研究院考古现场参与考古发掘，这些棘手问题才得以解决，但马老师为下属甘愿做一般人不愿做的事情，确实令人感动。
信中还提到史念海所长对我在韩国推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杂志的感谢，恩师牛致功退休论文集的编撰，以及中国唐史学会第七届年会的筹备等情况。这些对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网络还未普及，虽留学在外，但却只能通过往来书信了解国内学校信息的我，无疑是暖心之举。记得每当收到国内师友亲朋的信件，我都会高兴几天。感谢马老师，以及这一时期给我写信的师友，他们的信件成为初到韩国的我日常重要的期盼和心灵慰藉。
与马驰老师之间的书信往来
同年的12月10日，我收到马老师11月27日起草的信件。信中仍然提到在韩国征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杂志事宜，以及当年11月19-23日在西安人民大厦举办的第七届中国唐史学会年会盛况，通报了朱雷教授当选为学会会长，张国刚、张弓、荣新江及他自己共六位先生当选为副会长，杜文玉教授为秘书长。对于我个人，他在信件中写道：
从信中得知你生活还过得去，免掉了我的忧虑。不过今后有什么困难，尽可以给我说，大家关心你，如能给你提供一点帮助，都会乐意，大家毕竟都是自己人。集资建两室一厅事，学校尚未正式通知，一有消息，绝不会把你漏掉。你学成归来，学校当分给你两室一厅住处，其地点就在我与杜文玉住处之间，明年六月竣工的引凤楼，即专门为获得博士学位来校工作者，届时我会给你争取。
可以看出，马老师一直关心我在韩国生活状况。当他了解到我的韩语学习有了很大的进步，日常生活涉及问题也得到相应的解决，故感到释然欣慰。另外，他还时时留心陕西师范大学的住房分配问题，并将我的事情放在重要位置。这种时时关心同事下属生活起居，特别是对远在异国他乡的同事的关怀支持，显示出一种责任和担当，而作为同事老师，这种极富热情和侠肝义胆，确实难能可贵。
1999年暑假，我照例回国省亲，两个多月后返回韩国，继续完成学业。这年春节前，我给马老师写信谈及寒假不回家事宜，他随即回信给我。
小拜 你好
手谕奉到。悉春节不能归来，既为你发奋而感动，亦为你暂不能同家人团聚而遗憾。望不要太刻薄自己，能在异乡过个快乐的春节。
你介绍的尹再硕先生来西安事，……
陕西师范大学中韩文化交流史研究室已成立，并蒙学校批准任命你为室主任，你如印名片，可加上此一头衔，以便在韩国从事学术活动时使用。……
你的年终奖金（约二、三千元）不知你夫人是否领走，因已放假，上官娥若未给你家里送去，我准备最近几天将奖金和过年发放的东西给你夫人送去，并顺便看看你可爱的儿子。所里情况还好，勿念，只是大家都很想念你。又，介永强调入所里，并拟报考史先生的博士。
有什么要办的事情，请尽管吩咐。
向你的导师，以及任大熙等先生问好。
……
因这封信注明为元月24日所写，但并未有明确年份，查阅上述提到的日记，知该信为2000年2月2日收到。此时我留学韩国已一年多了，1999年暑假回国在家呆了两个月，因刚正式进入博士课程学习阶段，学习韩语及筹划博士课程等原因，在征得家人同意情况下，我决定寒假不回家。作为研究所领导，虽我不在国内，但马老师仍无微不至关心我，如这一年他向学校申报成立中韩交流史研究室，任命我为研究室主任；告知唐史研究所同仁们近况，并将当年的奖金送到我家里；对我春节不能回家和家人团聚表示惋惜和理解。这些无论是以领导名义还是以同事老师身份的体贴问候，均令人感动鼓舞，坚定了我尽快完成学业回国服务的信心。
马驰老师（右二）
翻阅这些二十余年前撰写，纸质变脆表面发黄，但现在看来似仍存留暖意温度的信件，更加使人怀念马老师质朴真诚的性格，令人敬佩的责任担当，以及为下属同事乐以奉献的高尚品质。社会虽在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能随着新的交流媒体的存在，或许变得更加直白和明快，但我还是怀念几十年前人们交往潺潺溪流般的纯粹，怀念收到家人朋友信件后的激动和彻夜难眠。谢谢马老师！
马老师离开我们已三年了，我将铭记他老人家在唐史研究所时节、留学韩国，以及回国后对我的关怀和恩惠，学习马老师为人的真诚和担当，甘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侠肝义胆。在以后的工作过程中，争取为学生们创造更多的机会，时时想着他人，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