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岳史学 || 拜根兴、阳运驰：论唐与新罗的相互认识及其特征

论唐与新罗的相互认识及其特征

内容提要

自 7 世纪初唐与新罗缔结新型宗藩关系之后, 双方经历了从携手并进到摩擦动荡, 最终迎来关系正常发展的漫长历程, 新罗成为唐与周边政权宗藩友好关系的典范。唐人眼中的新罗与新罗对唐人的认知在双方频繁的人文交流中呈现不同的特征, 并对双方进一步交流产生影响。与此同时, 新罗的神秘与唐朝的发达, 先进文化的向心力与探索神秘的驱动力, 在宗藩关系框架下交相辉映, 烘托出相互认知的流光溢彩。唐朝的开放包容国策在与新罗交往过程中亦得到很好的体现。

关键词

唐朝 新罗 宗藩关系 相互认识

作者简介

拜根兴, 韩国国立庆北大学文学博士,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古代中韩、中日关系史研究；

阳运驰,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自 7 世纪初唐与新罗缔结新型宗藩关系之后, 双方经历了从携手共进到摩擦动荡, 最终迎来成熟发展的漫长历程, 新罗成为唐与周边政权宗藩友好关系的典范。据笔者考察，海内外学界对唐与新罗关系的研究成果斐然，［1］只是由于史料分散欠缺的缘故, 涉及唐与新罗相互认识问题, 现有研究中着墨者并不多，而这一问题的研究却是唐罗关系中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鉴于此，本文采用中、韩日现存史料, 通过爬梳唐朝与新罗近300 年交往之史实, 探讨双方宗藩关系中官方与民间相互认识涉及问题,以就教于诸师友方家。

一  唐人眼中的新罗

(一) 藩属国新罗

唐朝建立之前, 中原王朝与朝鲜半岛高句丽、百济往来多见于载, 而新罗与中原王朝交往的记录在史料中却并不多见。在唐之前, 中原人对新罗的认识相当有限。随着隋朝灭亡、唐朝建立, 新罗使臣、留学生、僧侣的陆续到来, 以及唐廷对朝鲜半岛事务介人的加深, 唐罗之间开启了相互认识的大门。加之有同处半岛的高句丽、百济政权的参照, 唐人对新罗的评判认识,趋于积极正面。也就是说, 此一时期唐人对新罗的认识, 受到当时东亚国家政权间关系发展的影响。

首先, 对唐廷来说, 相比其他周边政权而言, 新罗作为地处朝鲜半岛的藩属实体, 由于特定时空下双方各自需求的接近, 其更具可以预见的可信度, 唐人对新罗远比其他藩属政权更为亲近。唐朝建立次年 (619), 高句丽便派遣使者到长安, 武德四年 (621), 高句丽、百济、新罗均派遣使者前来, 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唐朝如何接待高句丽、百济使者, 却有唐高祖李渊对新罗使者 “ 亲劳问之” 的记载。不仅如此, 唐廷还派遣大臣庾文素前往新罗, 赐予新罗国王玺书, 以及画屏风、 锦彩三百段。武德五年 (622),唐廷再遣假通直散骑侍郎李祯出使新罗。可以看出, 在唐与朝鲜半岛诸政权交往之初, 唐朝似对新罗就区别对待, 显示出双方的某种特有的亲近。其后 《旧唐书·张文瓘传》 曾载云, 新罗外叛, 唐高宗将发兵征伐。时宰相张文瓘患病在家, 乃带病面见高宗, “ 奏曰: ‘ 比为吐蕃犯边, 兵屯寇境,新罗虽未即顺, 师不内侵。若东西俱事征讨, 臣恐百姓不堪其弊, 请息兵修德以安百姓’。” 对于新罗侵占百济、 高句丽故地, 唐高宗有意发兵征讨,但朝中重臣却认为此时新罗虽未归顺唐朝, 但并未产生大的危害, 因而反对出兵新罗。唐高宗最终听从宰相建议, 打消用兵新罗的念头。尽管这其中不乏唐朝不愿东西两面作战的因素, 也反映出唐朝君臣在针对新罗问题上, 不希望走得太远。唐中后期, 在唐新罗质子被任命为唐朝副使出使新罗, 擢拜新罗人在朝廷任职等,  都显示出唐廷对新罗人的信任和与新罗关系的密切。总体来看, 近 300 年的唐罗交往, 唐朝君臣对新罗政权的认知, 除过简短的“ 唐罗战争” 及其之后 20 余年之外, 其余时间均比较积极正面。当然，这也说明唐人对新罗的认识具有时段性特点。

其次, 对唐廷而言, 新罗臣服唐朝, 愿意纳人唐朝的天下秩序之内, 接受唐朝的庇护册封至为关键。前期唐朝屡次调解朝鲜半岛三国之关系: 灭亡百济之后, 唐朝还以宗主国的姿态敕令罗、济会盟; 百济、高句丽灭亡, 新罗侵占百济故地, 接纳高句丽亡叛的做法, 显然触及唐朝的忍耐底线。由此可见, 唐朝虽对新罗施以某些援助, 但其必须是建立在以唐朝固有的天下秩序基础之上, 新罗一旦与唐朝倡导的天下秩序理念背道而驰, 唐朝就会采取武力, 上文提及的 “ 唐罗战争” 就是如此发生。另一方面, 在双方官方交流阻绝、 百姓认知极度下降之时, 新罗仍然使用唐朝的年号纪年, 韩国庆州雁鸭池王宫遗址出土的宝相纹砖铭 “ 调露二年” 字样, 以及在庆州月城附近望星里瓦窑遗址出土的 “ 仪凤四年皆土” 板瓦铭文就能说明问题, 显示出双方交往过程中唐朝先进文化的向心作用。

伴随着唐罗间交往的加深, 唐人眼中的新罗也逐渐摆脱此前流于表面之现象, 即新罗从此前的 “蛮夷之邦” 形象, 演变为所谓 “君子之国”。例如, 开元年间新罗派遣使者人唐, 玄宗在派遣回使问题上颇多考虑, “闻其人多善奕碁, 因令善碁人率府兵曹杨季鹰为璹之副。璹等至彼, 大为蕃人所敬。其国碁者皆在季鹰之下, 于是厚赂璹等金宝及药物等”。从此记载看,唐廷知晓新罗人热衷棋艺, 特遣派棋坛高手杨季鹰随同出使。因为相对于突厥、吐蕃等政权, 同处东亚文化圈的新罗、日本, 他们对唐文化已有一定的积累, 中上层学习唐朝制度文化也趋于自觉。具体来说, 新罗使者、留学生等仰慕唐朝发达的文化制度, 频繁人唐, 学习唐朝的制度改衣冠、官制等，因此在唐人眼中, 新罗知识阶层有着和唐人较为接近的知识水准, 堪称君子之国。正因如此, 唐玄宗还对行将出使新罗的邢璹云: “新罗号为君子之国, 颇知书记, 有类中华。以卿学术, 善于讲论, 故选使充此”, “以卿谆儒故持节往, 宜演经义, 使知大国儒教之盛”。另外, 开元年间唐玄宗给新罗王的诏敕中也提到, 新罗国 “三韩善邻, 时称仁义之乡, 世著勲贤之业。文章礼乐, 阐君子之风。纳款输忠, 效勤王之节。固藩维之镇卫, 谅忠义之仪表。岂殊方憬俗可同年而语耶”。可以看出, 在唐人的观念中, 新罗知识阶层的学识水平某种程度上已接近唐朝, 并在有些方面有与唐朝分庭抗礼之势。当然, 这也是这一时期中华文化东向传播的突出成果, 是东亚文化圈繁荣发展的集中表现。因此, 唐朝不仅十分重视挑选派遣出使新罗的使臣, 而且对新罗的儒学发展也多持肯定态度。

唐人对新罗知礼仪、重文化的认识, 在《旧唐书》 《新唐书》及其他史书中亦有不少记载。新罗人看重唐朝名士萧颖士、张文成、冯定、白居易的诗文画作, 史载:

是时外夷亦知颖士之名, 新罗使入朝, 言国人愿得萧夫子为师, 其名动华夷若此。

新罗、 日本东夷诸蕃, 尤重其 (张文成) 文, 每遣使入朝, 必重出金贝以购其文, 其才名远播如此。

初, 源寂使新罗, 其国人传定《黑水碑》《画鹤记》, 韦休符使西蕃, 所馆写定《商山记》于屏, 其名播戎夷如此。

元稹为白居易《白氏长庆集》所作序云:

鸡林贾人求市颇切, 自云: 本国宰相每以百金换一篇, 其甚伪者,宰相辄能辨别之。自篇章已来, 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

可以看出, 萧颖士、白居易等人的诗文在新罗颇受追捧, 而且培育出大量唐文化的粉丝; 这些声震东亚的文人学者在新罗超凡的影响力, 亦可窥见一斑。当然, 如此也可看出在唐人的眼里, 新罗知识人文学素养或许已能与唐人衔接,并达到一定的高度, 否则, 他们无法理解这些名人大家的佳作。不过, 作为学术研究, 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探讨这一问题, 《旧唐书》《新唐书》这种传写方式,是否也有自我夸耀的成分? 上述史料阐明的重点, 或许只是表明这些名人大家的作品在新罗是如何受到欢迎, 新罗知识人乐于接受唐朝文化而已。

此外, 唐与新罗交往虽日益加深, 唐人对新罗的了解也愈加深人, 但由于海陆间隔路途遥远, 对一些具体事物认识的分歧, 以及文化习俗的差异,唐人对新罗的认识有时也会出现一些盲点。据韩国史籍 《三国史记》 记载,唐德宗贞元年间, 新罗得一九尺高人参, 千里迢迢进献唐廷, 而 “德宗谓非人参, 不受”。双方因认识的差异, 以及德、 顺之际唐朝廷的混乱, 竟然导致交流亮起红灯,这些均反映出唐朝与新罗之间相互认识的时段性、间接性特点。

( 二) 充满神秘的海东新罗

对于唐朝中上层官员来说, 宗藩关系是维系唐罗交往的主轴。但由于新罗地处大海, 即使官方来往频繁,  一般百姓对其了解仍然有限,认为新罗是 “ 异境” “ 海外仙山”, 是 “ 沧溟千万里” 的海外之国。也就是说, 由于茫茫大海阻隔, 来往要经历诸多艰难, 唐人对新罗的认识往往带有 “ 神秘”色彩。有唐诗言道: “ 旷望绝国所, 微茫天际愁。 有时近仙境, 不定若梦游。”  能够自海路来, 或者从大唐到新罗的人, 在唐人眼中往往都是 “ 神异” 之人, 都值得敬佩和赞赏。 对此, 宋人李昉编著的 《太平广记》 一书中多有记载, 韩国学者金昌谦曾撰专文探讨涉及问题。

众所周知, 唐朝建都于内陆关中平原, 距离大海路途遥远, 时人对海洋的认识非常有限。 唐人眼中的新罗, 遥远且神秘, 故而认为从海上人唐的新罗人一般具有某种特异能力, 而到达新罗的唐人使者等, 前往新罗经历生死考验, 常常被看作一种悲壮冒险。 史载云: “ 归崇敬累转膳部郎中, 充新罗册立使。至海中流, 波涛稍息, 举舟竟免为害。”  往来新罗的海路充满了危险, 能够闯过苍茫大海, 在唐人眼中都似有神助。《博异志》 中有一则关于白幽求的记载: “ 唐贞元十一年, 秀才白幽求, 频年下第。 其年失志, 后乃从新罗王子过海, 于大榭公岛, 夜遭风, 与徒侣数十人为风所飘。 南驰两日夜, 不知几千万里。” 这个秀才白幽求后来漂到海上仙山, 还遇到仙人,得到仙人的点拨。 最终辗转从明州上岸到达唐境, “ 自是休粮, 常服茯苓,好游山水, 多在五岳, 永绝宦情矣”。这则记载, 姑且不论其真实与否,白幽求跟随新罗王子过海遇到神仙, 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唐朝人对于渡海到新罗国者的敬佩。 他们置生死于度外, 从另一角度看, 却是以 “ 神异” 扮演者的姿态出现, 令人神往。 开成五年 (840 ), 宦官王文擀一行出使新罗,完成使命返回,  不幸在海上遭遇风暴。

 王事斯毕, 回橹累程, 潮退反风, 征帆阻驻, 未达本国, 恐惧在舟。 夜耿耿而罔为, 魂营营而至曙。 呜呼! 险阻艰难, 备尝之矣。 及其不测, 妖怪竞生。波滉瀁而滔天, 云叆叇而蔽日。介副相失, 舟楫差池, 毒恶相仍, 疾从此起。 扶持归国, 寝膳稍微, 药石无功, 奄至殂谢, 享年五十有三。

王文擀其人虽未死于海中,但因受到怪异的海上风暴惊吓,  返回唐都长安后很快就去世了。太子赞善大夫苗弘本会昌年间 “ 副新罗使立其嗣, 将命至其国, 使病死,公专其礼”。也就是说,  担当唐朝正使的薛宜僚, 难以承受海上惊悚, 辗转到达目的地新罗后猝然病逝, 副使苗弘本不辱使命, 圆满完成预定的交涉任务。

远在大海的新罗国具有这种 “ 异境” 意象, 穿过大海往来于两国之间需要经历艰难险阻,因此也就赋予目的地新罗一系列神秘的色彩, 这在一些记载中频繁出现。《太平广记》卷 247 “ 薛宜僚” 条、卷 423 “ 元义方” 条、卷 481 “ 新罗” 条中对新罗的记载体现出这种神异和非同寻常。

与此同时, 在唐人眼中, 新罗国是 “ 海外仙山”, 是许多珍宝的归宿之地。据《太平广记》记载, 曾任职蔡州的高瑀, 得到可能是道流人物皇甫玄真进献的尘埃巾子, 而此宝物就是皇甫玄真从新罗所得, 即 “ 皇甫请避左右, 言某于新罗获巾子, 可辟尘, 欲献此赎甲。即于怀探出授高。高才执, 已觉体中清凉。 惊曰: 此非人臣所有, 且无价矣。甲之性命, 恐足酬也。皇甫请试之。 翼日, 因宴于郭外。时久旱, 埃尘且甚。高顾视马尾鬣及左右驺卒数人, 并无纤尘。 监军使觉, 问高: 何事尚书独不沾尘坌? 岂遭逢异人, 或至宝乎?”可见, 在唐人眼中, 新罗国富有神异宝物, 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唐人李涉在 《与弟渤新罗剑歌》 中提到, “ 我有神剑异人与, 暗中往往精灵语。识者知从海东来, 来时一夜因风雨”,诗中提到新罗神剑,无疑也是一件奇异之珍宝。《太平广记》又载云:

上崇释氏教, 乃舂百品香和银粉以涂佛室。遇新罗国献五色氍毹及万佛山, 可高一丈。上置于佛室, 以氍毹藉其地。氍毹之巧丽, 亦冠绝于一时。每方寸之内, 即有歌舞乐, 列国山川之状。或微风入室, 其上复有蜂蝶动摇, 燕雀飞舞。俯而视之, 莫辨其真假。万佛山雕沉檀珠玉以成之, 其佛形大者或逾寸, 小者八九分。其佛之首, 有如黍米者, 有如菽者。其眉目口耳, 螺髻毫相悉具。其辫缕金玉水精, 为蟠盖流苏。菴萝薝葡等树, 构百宝为楼阁台殿。其状虽微, 势若飞动。前有行道僧不啻千数。下有紫金钟, 阔三寸, 以蒲牢衔之。每击钟, 行道僧礼拜至地。其中隐隐, 谓之梵声。盖关在乎钟也。其山虽以万佛为名, 其数则不可胜计。上置九光扇于岩巘间。四月八日, 召两街僧徒入内道场,礼万佛山。是时观者叹非人工。及见有光出于殿中, 咸谓之佛光。即九光扇也。由是上命三藏僧不空, 念天竺密语千口而退。

这里的唐帝乃唐代宗, 韩国史书《三国遗事》卷3有类似的记载。对此,笔者认为虽然唐代宗 (762～779) 与新罗景德王 (743～765) 在位时间重合只有短短的两三年, 但新罗景德王经历了唐玄宗后期及唐肃宗在位期间唐罗交流的所有事件, 而此一时期唐罗各个层面的交流十分活跃,新罗对唐朝野变动也颇为熟悉, 对各皇帝的个人品质、喜好亦相当了解, 从太子到皇帝的唐代宗热衷佛教, 新罗人或许早就探知了解, 故在唐代宗即位不久, 就投其所好, 进贡如此巧夺天工、 充满佛教因素的贡品,显示出这一时期新罗人对佛教认识水平的提高, 唐罗佛教文化交流的新动向。 作为唐人心目中的 “海外异境”, 这件新罗进献的五色氍毹, 佛意醇厚、 精妙绝伦, 加深了唐人对新罗的印象。

(三)奇异的入唐新罗僧

唐朝建立伊始,人唐新罗僧侣持续增多,他们在唐朝求法巡礼佛教宝刹,拜名僧大德为师,参与唐朝组织的佛经翻译等活动。在人唐的新罗人之中,僧侣是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的所作所为广为人知、印象深刻。僧撰体史书及唐人的笔记小说中,常常可看到新罗僧侣的身影。

首先,从《宋高僧传》中的一些记载来看,唐人眼中的新罗僧人意志坚定、品德高尚。新罗僧人与生俱来的独特品格对唐人来说也极具吸引力。人唐僧侣义湘容貌俊秀、气质俊逸、学识渊博,到达登州之后,获得登州信奉佛教的妙龄少女的敬仰,想要跟随义湘。但身为僧侣的义湘佛心强劲,婉言拒绝了少女的请求。当义湘返回新罗路过登州,少女仍恋恋不舍,最终少女化身为龙,誓愿追随义湘。这段记载虽带有神话色彩,但可看出登州这位妙龄少女对新罗高僧义湘的崇敬已升华到极致。义湘潜心求法心无旁骛,两次拒绝少女求请,其在唐人眼中极具正面形象亦由此可见。《宋高僧传》中还有相关记载:

释无漏,姓金氏,新罗国王第三子也。本土以其地居嫡长,将立储副,而漏幼慕延陵之让,故愿为释迦法王子耳。遂逃附海艦,达于华土。欲游五竺,礼佛八塔,既度沙漠,涉于阗已西,至葱岭之墟,入大伽蓝,其中比丘皆不测之僧也。问漏攸往之意,未有奇节而谒天竺。……,后见长伟而夭矫,僵于石上欤。寺僧咸默许之,又曰:“必须愿往天竺者,此有观音圣象,祷无虚应,可祈告之。得吉祥兆,可去勿疑。”漏乃立于像前,入于禅定,如是度四十九日,身婴虚肿,略无倾倚。

上述史料中提到的无漏是新罗王子,但却具有坚韧的求法之心。他历经艰难人唐,又谋划去天竺求法。作为新罗贵族,能够克服如此困难,其信仰的至高无上与日月同鉴。《宋高僧传》卷19还有新罗高僧无相传记,高僧大德的高尚品格浸润于字里行间;收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唐李训夫人王氏墓志铭》中,记载了开元末、天宝初,驻锡岐州大云寺,具备崇高修养的一位新罗和上的事迹,很值得进一步研究。另外,诸如慈藏、义湘、无相、慧超等新罗僧人,他们来到唐朝已实属不易,但还能坚定信心,克服各种阻碍,对佛教传播颇多建树,在唐人眼中,他们已具备中土佛教大师应有的品格和智慧,成为唐与新罗佛教传承过程中影响非凡的领军人物。

其次,在唐人眼中,新罗僧侣自海东来,这件事情本身就被赋予了神异的特质,这可能与百济、高句丽很快灭亡,新罗成为朝鲜半岛的唯一政权,半岛所有的奇异色彩,都为新罗僧人所承接有关。相对于其他域外国家,唐人对新罗人的认识了解虽然比较广泛,但新罗僧人在唐人眼中仍旧充满神秘色彩,极富传奇。人唐后居住于睢阳的新罗僧侣金师,预言睢阳太守裴宽次日将改任新的官职,结果很快得到精准的验证,正说明新罗僧人有着能够预知未来的特质。②当然,也有可能这位新罗僧侣此前已得到裴宽将要改任他职的消息,故意卖弄玄虚。《太平广记》卷77“葫芦生”条中记载了新罗僧人为后来担当封疆大吏的张建封看相,一言断定他以后的官途,说他不可能当上宰相,同时还指出当时只是巡官的李藩能位极人臣。更加令人惊讶的是新罗僧人还能通“冥司”,以“纱笼中人”向张建封解释他之所以不能为相,乃是命定之数。新罗僧人的预言果然在数年之后得到验证,李藩如新罗僧人所言位居宰相之职。《太平广记》卷153“李藩”条中也有相关记载:

会有新罗僧能相人,且言张公不得为宰相,甚怀怏。因令于使院中,看郎官有得为宰相者否。逼视良久,曰:“并无。”张公尤不乐,曰:“莫有郎官未入院否。”报云:“李巡官未入。”便令促召。逡巡至,僧降阶迎,谓张公曰:……李公竟为宰相也,信哉。

李藩的命数果然印证了新罗僧人预言,证明新罗僧人预言比较准确。再加上这则故事在《太平广记》中出现两次,显示其流传之广泛,进而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新罗僧人不仅善于相面,而且了解唐廷官吏升迁之道,并得到唐人的认可。新罗僧人能够窥探天机,洞察官场动态,预测没有丝毫偏差,这样的神秘奇异形象难免令人感到惊异。

同时,除了极具神秘色彩之外,唐人惊叹新罗僧人见多识广,熟谙海中珍宝。《太平广记》卷405“李德裕”条中提到新罗僧人得到的稀世珍宝“龙皮”,能够让人在酷暑中感受到沁人心脾的凉爽,见多识广的李德裕也感到新奇无比。这些奇珍异宝,出自遥远的海东新罗僧人之手,显示出这些人富有超自然的能力。

当然,个别新罗僧人的不恰当行为,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宣室志》载云:

贞观中,有玉润山悟真寺僧夜如蓝溪,忽闻有诵法华经者。……乃闻声自地中发,于是以标表其所。明日穷表下,得一颅骨在积壤中。其骨槁然,独唇吻与舌鲜而且润。……遂以石函置于千佛殿西轩下,自是每夕常有诵法华经声在石函中。长安士女观者千数。后新罗僧客于寺仅岁余,……窃石函而去……已归海东矣。

可以看出,这位新罗僧人竟然窃取悟真寺石函返回新罗。神异的东西被新罗僧人窃为己有,确实应受到挞伐,当然这种行为会影响他们在唐人心目中的评判。

渡海而来的新罗僧人非同寻常,唐人将他们和阅历丰富的胡商相提并论。新罗僧人来自惊险奇绝的大海,又有佛教赋予的虚幻神秘,自然就会有几分异于常人的传奇色彩。他们人唐后的足迹其实并没有局限于唐境,有的人从南海出发前往印度,有的人从陆路途经吐蕃,直至印度;有的归于唐朝后返回新罗,有的亡命于茫茫求法之途。而没有返回的新罗僧侣,在唐人眼中成为神异和传奇的代称,更遑论那些归唐的新罗僧人。在唐人眼中,新罗僧侣的“神通”大放光彩,他们受到唐人的尊重和崇敬。

二  新罗认知中的唐朝

如上所述,唐朝建立伊始,新罗就遣使与唐朝保持官方往来,双方人员流动源源不断。官方交流或因特殊时段的些许隔阂有所减少,但民间的往来却一如既往,这种人员流动一直持续到唐朝灭亡。那么,新罗人如何看待当时的唐朝,这是需要着重探讨的另一议题。

(一)唐朝的强大与发达

早期的新罗由于与中原王朝远隔沧波,其对中原的认识,多是以进人中原的新罗使者所见所闻为主。唐朝建立之后,出于对中原王朝先进文化的向往,以及联合唐朝对抗百济、高句丽的目的,双方的交往逐渐密切并常态化,新罗人对唐朝政局的了解认识也日渐深人。而强大的唐朝,对新罗的影响也日渐重要。

1.“宗主国”唐朝

对于唐王朝建立的“天下秩序”,新罗王廷承认其藩属地位,认同并遵从唐朝的宗主地位。具体来说,统一朝鲜半岛之前,新罗多次派遣使者向唐朝求助,接受唐朝调停。根据《三国史记》卷5记载:真德王二年冬,新罗派遣使者邯帙许出使唐朝,唐太宗通过御史责问其“臣事大朝,何以别称年号”,对此新罗使臣回答:“曾是天朝未颁正朔,是故先祖法兴王以来,私有纪年。若大朝有命,小国又何敢焉”。贞观二十二年(648)末,新罗重臣金春秋人唐,新罗随后奉行唐朝纪年。对于唐皇帝的责问,新罗能够迅速更改,一方面说明新罗迫于时势,十分重视与唐朝的交往;另一方面,新罗已从根本上认同唐朝的宗主国地位。《三国史记》卷6中亦载曰:“新罗隔于两国,北伐西侵,暂无宁岁。战士曝骨积与原野,身首分于庭界。先王愍百姓之残害,忘千乘之贵重,越海人朝,请兵绛阙。”新罗王金法敏承认新罗的藩属国地位,自称“千乘”之国。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唐玄宗逃亡四川,新罗使臣竟绕道前往成都朝贡,唐玄宗称其“衣冠知奉礼,忠义识尊儒”。元和三年(808),新罗派使臣金力奇人唐朝贡,金力奇禀新罗王旨意上奏:“贞元十六年,诏册臣故主金俊邕为新罗王,母申氏为大妃,妻叔氏为王妃,册使韦丹至中路闻王薨却回,其册在中书省。今臣还国,伏请授臣以归”。可以看出,唐朝对新罗行使宗主国吊唁、册封权力,新罗对此也没有异议,因此当新罗王去世之后,便立即派遣使者赴唐告哀。新罗承认唐王朝天下共主地位,赞同唐朝主张的“天下秩序”观念,学习吸收唐朝先进的制度文化,并在新罗中代之后,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指针和方向。

此外,罗末丽初僧侣的塔碑铭石刻题首,往往以“有唐新罗国”“大唐新罗国”作为塔碑铭首行开端,曾人唐的新罗留学生很乐意宣扬其唐朝所授官职,传世新罗造像铭、钟铭等金石文中,频频出现采用唐朝年号也可说明这一问题。

2.京师长安的魅力

7～9世纪,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东亚汉文化发展的原点,新罗人以各种理由人唐,将进人长安看作实现人生理想的一大幸事,唐都长安成为新罗了解世界的窗口。长安的魅力无处不在,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不远万里前来。在这里,新罗使者、留学生、僧侣看到来自异域不同肤色、不同习俗的人们,并通过唐都盛大的朝会或商贸媒介,可能与异域的使者或商贾建立起直接或间接关系。新罗使者金春秋使团到达长安,受到唐太宗的隆重接待,双方宗藩关系得到落实,并直接促成新罗采用唐朝年号,“改其章服,以从中华制”;新罗王陵的构建模式制度,即现在可以看到的新罗文圣王陵前石刻蕃酋像排列、龙江洞出土蕃酋土俑形象,其多与唐朝陵墓制度密切相关。当然,天宝十二载(753)蓬莱宫含元殿朝贺中出现的“大伴古麻吕抗争”事件,某种程度反映出在长安国际舞台之中,新罗、日本所处的地位和影响,这场历史“疑案”仍未最后落幕。但可以认定的是,无论新罗还是日本,他们都很看重唐人的态度,以及自己在唐都长安如此宏大国际舞台中的表现;9世纪新罗与渤海在长安的争执也是如此,崔致远在《谢不许北国居上表》中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在此不赘。

新罗僧侣历经艰难人唐求法,大多先到唐都长安巡礼,特别是唐中期之前。长安是佛教中国化的中转站和出发点,佛教八大宗派(唯识宗、华严宗、密宗、禅宗、天台宗、三论宗、律宗、净土宗),除过天台宗、禅宗祖庭分别在浙江天台山、河南嵩山之外,其余六大宗派的祖庭都在这里。正因如此,新罗僧侣前来长安求法巡礼者多见于载,如众所周知的慈藏、义湘、圆测、明朗、胜庄;在长安参与玄奘、义净、菩提流志、金刚智、不空等法师译经的神昉、智仁、胜庄、慧超、无著、慧日、玄范,以及将长安作为西去印度取经终始点的慧轮、玄恪、慧业、玄太、求本等。虽然这些人因各种原因,要么死于取经路途,要么羁留印度,要么老死长安等地,并没有返回新罗,但他们强烈的求知欲,永不满足的求学精神,对佛教一如既往的崇敬,肯定影响到其他新罗僧侣和新罗人。就这样,怀着对唐都长安世界潮流的崇仰,对唐朝代表当时最先进文化的渴望,人唐新罗人返回新罗后必然影响到新罗王室,乃至一般新罗人,他们对唐朝乃至唐人的看法因此更趋正面和高大。

3.唐朝政局变化

从新罗善德王时期对唐朝的相关记载来看,新罗国内对唐朝的制度已有较为深人的认识。640年新罗善德王派遣王室子弟人唐求学,后新罗王廷定

期遣派使者,其中包括宿卫、质子等,这些人长期居住于长安,成为藩属国新罗有限参与并了解唐朝朝野政情的特殊人群,影响着新罗王廷对重大事件的抉择。当然,他们兼任新罗官方对唐人文交流之重任,堪称双方关系是否畅通的晴雨表。这些人除了学习和了解唐朝各项制度之外,对于唐朝野政局的变化也多有掌握,并将宗主国局势变化迅速传递回去,以助新罗官方采取应对措施。《三国史记》《三国遗事》均有唐朝政局出现变化,新罗王京望德寺双塔就会“打斗”的记载,足见唐朝政局变化对新罗的影响。上文提及安史之乱爆发之后,新罗王廷很快知晓唐朝内部动乱之走向,并做出客观且合乎常理的判断,派遣使臣到达成都,面见逃亡到成都的唐玄宗。9世纪末黄巢起义爆发之时,新罗亦能够及时调整对唐政策,终止派遣使者人唐。正是新罗朝野密切关注唐朝,在唐新罗使者的忠诚效力,故而才能够洞察唐朝时局变化,并采取有利于新罗的措施。

安史之乱爆发之后,随着唐王朝的衰落,在某些特定时期,新罗对待唐使者的态度出现变化。举例来说,唐德宗病亡,顺宗继立,但朝野政争不断。时“王叔文用事,惮季方不为用,以兵部郎中使新罗。新罗闻中国丧,不时遣,供匮乏,季方正色责之,闭户绝食待死,夷人诲谢”。可以看出,新罗统治者听闻唐朝廷政局不稳,他们不仅减少派遣使者的次数,同时开始有意慢待唐使臣,这与前期新罗尊重宗主国使臣的做法迥然不同。当然,唐使者元季方不惧生死,誓死捍卫宗主国的尊严,也在新罗王廷树立了唐人视死如归的良好印象。在此,我们姑且将此算作唐罗关系发展中的一个特定事例,在唐罗近300年的交往历史中,维持宗藩友好关系是主流,这是值得肯定的。

新罗王廷之所以时刻关注唐王朝,重视学习中原文化,仿照唐朝中央建制制定一系列政治制度和礼法制度,有其深层原因。第一,如上文所言,唐朝是当时世界先进文化的代表之一,作为同处东亚的新罗,学习先进的文化制度,是当时最佳的选择,其固然是文化向心力所致,也是当时东亚国家发展的大趋势。日本同样如此。第二,新罗采用唐朝年号,着华服,以至诚事中国,在其统一三国之前,除学习先进文化之外,更重要的是通过密切与唐关系,取得在与高句丽、百济的残酷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之效果。对此,史书载云:“若新罗以一意事中国,使航贡篚相望于道,而法兴自称年号,惑矣。厥后承衍袭缪,多历年所。闻太宗之诮让,犹自因循。至是然后奉行唐号。虽出于不得已,而抑可谓过而能改者矣。”新罗采用唐朝年号,密切与唐朝的宗藩关系,应该说是新罗依据当时朝鲜半岛乃至东亚形势所做出的正确选择。第三,学习唐朝先进文化,促进新罗自身的发展。而最重要的原因,是新罗自身也存在较浓厚的宗藩观念,在与唐朝官方间的书信往来中以“臣”自称,默认唐朝的“天下秩序”。

(二)先进的制度文化

其一,新罗十分重视与唐朝的官方交往。从考古发现来看,唐昭陵、乾陵、定陵都有新罗使者或君长石像。唐太宗昭陵发现有新罗真德女王石像,

高宗乾陵则有新罗藩臣像石刻;特别是201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掘清理唐中宗定陵神道,在一尊残缺的石像背部发现刻有“金义让”铭文。据研究者考察,此“金义让”应是新罗人唐宿卫金思让的赐名。这些新罗人石像陆续公开面世,显示了初唐时期唐朝和新罗关系的密切。从文献记载来看,唐朝建立第4年,新罗就派使节到达长安,唐朝厚待新罗使臣,并积极派遣使臣回访。此后新罗各类使臣络绎不绝人唐,唐朝定期派使册封新罗王,并成为唐朝处理与朝鲜半岛政权关系的支撑点。特别是贞观二十二年(648),新罗真德王遣王室成员金春秋及其子金文王人唐,受到唐太宗热情款待。金春秋向唐太宗提出观礼国学,太宗“赐以所制《温汤》及《晋祠碑》并新撰《晋书》。将归国,令三品以上宴饯之,优礼甚称”;永徽元年金春秋长子金法敏人唐告讼并献诗,金春秋的次子金仁问多次面见唐高宗,随唐高宗前往万年宫避暑,与随行的三品以上官员一起,获得题名万年宫碑碑阴的殊荣。此后,唐玄宗曾在宫廷内殿宴请新罗圣德王十三年二月、十月派遣到唐朝的新罗使臣金守忠等人,新罗惠恭王九年、十年人唐的新罗使臣亦曾得到皇帝延英殿接见的恩典。

其二,相比朝鲜半岛的高句丽、百济,新罗与中原王朝往来在便利度上并不占优势,随着唐朝与新罗交往的增多,新罗学习唐朝先进制度文化的意愿日渐迫切。与此同时,唐王朝飞速发展,唐朝先进文化享誉世界,这些对处于后进的新罗官方或者一般平民来讲,极具吸引力。这样,承载传承先进文化制度的唐人,在新罗人的认知里,不免被放大。关于新罗人对唐朝的这种认识,或许可从一些史书记载中了解一二。史载云:

登州贾者马行余转海,疑取昆山路适桐庐。时遇西风,而吹至新罗国。新罗国君闻行余中国而至,接以宾礼。乃曰:“吾虽夷狄之邦,岁有习儒者,举于天阙,登第荣归,吾必禄之甚厚。乃知孔子之道,被于华夏乎。”因与行余论及经籍,行余避位曰:“庸陋贾豎,长养虽在中华,但闻土地所宜,不读诗书之义,熟诗书,明礼仪者,其唯士大夫乎,非小人之事也。”乃辞之。新罗君讶曰:“吾以中国之人,尽闻典教,不谓尚有无知之俗欤。”行余还至乡井,自惭以贪吝衣食,愚昧不知学道,为夷狄所嗤,況哲英乎。

关于唐朝商人马行余漂流到新罗国的事件,真切地反映出中唐时期新罗人对唐人的崇拜,以及对唐境的向往。新罗王认为唐朝人普遍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对于随风漂流到新罗的唐朝商人,新罗王得知他来自唐朝,便以礼相待,还和马行余谈论诗礼。但是马行余对此感到惶恐,并回答新罗王,在中国能够“读诗书、明礼仪”的都是士大夫阶层,他作为一般商人并不能够熟读经书。对此新罗国王感到很讶异,并且回答说他以为唐人都熟知儒家经典。这则小故事或许只是反映新罗国王或上层的看法,但新罗国内对唐人的认识由此可窥一斑,无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唐人普遍知书达理,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这种认知已成为新罗上至国王,下到知识阶层的一种共识,这从《三国史记》的相关记载中即可找到答案。

新罗和唐确立宗藩关系之后,频繁派遣使者、留学生人唐求取儒家经典,学习唐朝先进的文化制度。《三国史记》卷5载:“九年夏五月(640),王遣子弟于唐,请人国学。是时太宗大徵天下名儒为学官,数幸国子监,使之讲论,学生能明一大经已上皆得补官。”可见新罗善德王在位之时,就已派遣留学生来唐学习,显示出新罗对唐文化的向往。随着双方来往的增多,新罗对中原文化的向往倾慕,集中体现于中原王朝的一些制度文化已为新罗所采用。《三国史记》卷10中记载到:

四年春,始定读书三品以出身,读《春秋左氏传》、若《礼记》、若《文选》,而能通其义,兼明《论语》《孝经》者为上;读《曲》《礼》《论语》《孝经》者为中;读《论语》《孝经》者为下。若博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者超擢用之。前祗以弓箭选人,至是改之。

就是说,新罗选拔人才是以中原王朝的儒家经典作为基准,即人才的选拔以是否精通儒家经典为准绳,进而替代新罗已有的传统人才选拔方式。同时,对于在唐朝取得科举名次回国的留学生,新罗更是重用有加。《三国史记》明确记载了新罗王廷对人唐留学生的重视及任用。

九月,以子玉为杨根县小守,执事史毛肖驳言。子玉不以文籍出身,不可委分忧之职。侍中议云:“虽不以文籍出身,曾如大唐为学生,不亦可用耶。”王从之。

显然,子玉并非文籍出身,依据新罗国内规定不可以担任官职,但此时新罗官方却以其曾留学大唐为理由,任命他为杨根县小守。新罗对唐朝儒家文化的虔诚仰慕,在宾贡进士崔致远代新罗王所撰《新罗王与唐江西高大夫湘状》中亦有所反映,其文云:“弊国素习先王之道,恭称君子之乡,每当见善若惊,岂敢以儒为戏”。新罗对唐儒家文化敬慕之心由此可见。新罗对唐朝的重视仰慕还可从归国质子的表现中得到验证。《全唐诗》卷385《张籍·送金少卿副使归新罗》一诗中提到:“云岛茫茫天畔微,向东万里一帆飞。久为侍子承恩重,今佐使臣衔命归。通海便应将国信,到家犹自著朝衣。从前此去人无数,光彩如君定是稀。”中唐以后,在唐新罗质子、宿卫,常常代表唐朝官方,以出使新罗唐朝副使身份返回故国新罗,享受体面和荣耀。同时对于新罗上层来说,有人唐经历无疑会增加在王廷政治博弈中的资本,新罗王金春秋就是比较典型的代表。唐永徽五年(654),新罗真德女王去世,由于其没有子嗣,国内群臣推荐伊飡于川为新罗王,于川本人则极力推辞。而金春秋曾出使高句丽、倭国,具备广阔的国际视野,又前往大唐请兵,与唐朝建立了较为稳固的宗藩关系;他与重臣金庾信结为同盟,关系密切;新罗王室圣骨不存,作为新罗真智王之孙的真骨金春秋当仁不让,最终被推为新罗王。新罗仰慕唐朝文化,与唐缔结宗藩友好关系,成为新罗国运发展的强力依仗。

其三,无论是名满京师的高僧圆测,还是经海路到达印度,又从陆路返回的传奇僧侣慧超，抑或誉满唐朝、新罗,以及高丽初的崔致远,他们均以仰慕大唐文化人唐。慧超9岁到达广州,圆测亦少小抵达唐都长安,崔致远则12岁搭商船到达日日向往的唐境。这些人人唐后或潜心修行、求法巡礼,或醉心科举、宾贡及第,成就了唐与新罗文化交流的佳话。无疑,他们人唐的意愿很大一部分来自他们的父母长辈,假如他们的父母没有对传人中国的佛教心动,未能对宾贡及第的荣耀无比向往,他们绝不忍心依依惜别年幼子息,送其前往万里之遥的异国他乡。与此同时,众多新罗僧侣将人唐求法当作铸造其佛教人生的关键征程,他们排除艰难险阻,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渡过茫茫大海,跋山涉水到达长安,学习中国化的佛教。有人经过多年修行巡礼回到新罗,有人因各种缘故驻留唐境不归,而有人竟死于往返之途,成为中国化佛教东传的殉道者。无论如何,唐朝先进的文化制度,开放包容的国策,东亚佛教传播中心地位的吸引力,促使这些在各自领域作出巨大贡献的新罗翘楚,在极富求知欲、富有远大志向的幼龄人唐,不仅显示出新罗人对先进文化的向往,大唐文化在新罗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亦由此可见。

综上所述,入唐新罗使者、留学生、僧侣等对唐朝先进文化倾心向往,他们目睹唐朝国家的强盛繁荣,高度发达的制度文化,飞速发展的中国化佛教,高度国际化的大都市的超强吸引力,对此,他们心中充满赞叹和留恋。当他们回到新罗之后,可能有意识地放大宗主国唐朝的各种景象,进而使得新罗上至国王贵族,下到一般百姓,普遍认为不仅唐朝繁荣强大,而且唐人也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人人都会赋诗作对。开放包容的国策使唐朝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长安、洛阳是新罗了解世界的窗口,新罗的发展需要唐朝的帮助,故而非常重视与唐朝的各种交流。这种倾向性集中表现在上述新罗与唐朝交往的各个层面之中。

三  结语

本文论及唐与新罗相互认识牵涉的诸多问题,可能还有一些没有涉及的部分,笔者在随后的论述中当予以讨论。需要说明的是,唐朝与新罗相互认识,还具备一些独有的特征。其一,双方的认识具有时段性,即在近300年的交往过程中,唐朝对新罗,或者新罗对唐朝,在宗藩关系的架构下,其相互认识只是反映某一长时段的交往成果,是双方往来的绝好见证。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的认识可能会发生些微变化,但这种交往的实质保持不变。其二,双方认识受到时空、时局、特定人物,或者一些突发事件的影响。如在长达7年的唐罗战争期间(670～676年),双方对彼此的评价和认识肯定会发生变化,即好感度和认同度会受到干预影响;而在关系相对密切友好阶段,这种好感度就会叠加,并有利于进一步交流往来,如新罗真德王(647～654年)、圣德王(702～737年)等在位期间就是如此。其三,由于唐王朝的强盛,唐文化的先进性,以及唐朝奉行的开放包容政策,使得在1000余年前的东亚,唐罗相互认识过程中具有倾向性特点,即新罗对唐的认识相对于唐对新罗的认识更加主动和得力受用,其具体表现在宗藩关系的建立,以及双方使节往返的频度上。当然,官方的认知无疑会影响一般民众百姓,并成为主导力量,在双方关系的发展中发挥作用。总之,探讨唐与新罗间相互认识问题,对于更深人考察各个时期唐与新罗关系可提供帮助,推动唐与新罗关系研究走向深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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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唐罗战争,参见拜根兴《论罗唐战争的性质及其双方的交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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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拜根兴:《唐与新罗使者往来关联问题的新探索:以九世纪双方往来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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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清)彭定求:《全唐诗》卷256《刘眘虚·海上诗送薛文学归海东》,中华书局,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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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三国史记》卷5《新罗本纪·真德王》,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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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三国史记》卷9《新罗本纪·孝成王》,第190页。

[38]《三国史记》卷10《新罗本纪·哀庄王》,第276页。

[39]如金献贞《海东故神行禅师之碑并序》,首题其官衔为“皇唐卫尉卿”,崔贺撰写《桐里山大安寺寂忍禅师碑颂并序》,首题其官衔“人唐谢恩兼宿卫”。如此题写在现存僧侣塔碑铭中并不少见。

[40]拜根兴:《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第332～335页。

[41]《三国史记》卷5《新罗本纪·真德王》,第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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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三国史记》卷5《新罗本纪·真德王》,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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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韩〕文暻铉:《武烈王体系成立》,《增补新罗史研究》,图书出版,2000,第363～382页。

[63]拜根兴:《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第172～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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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拜根兴、阳运驰

责任编辑/张梦晨

审核/杨洪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