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成三十景 |安倍改宪：“和平"还是"正常"
“令和”：Order to make peace？
“新的年号是令和！”4月1日上午，世界的目光聚集到了日本。新年号的公布，意味着长达30年的平成将在一个月后正式落幕，日本也将迎来一个新的时代。早在前一日，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横滨市濑谷区的街头演讲中，不无得意地预告着自己对这一历史性时刻的参与。
日本时间上午11时41分，新年号“令和”公布
“令和？”听到新年号的日本人，有的尚在纠结它的发音和含义，有的则已拥挤在新宿车站广场前争抢起当天印有新年号的“号外”。
按照官方的说法，新年号典出日本古典和歌集《万叶集》“初春令月，气淑风和”一句，社交媒体上也有人给出了一番另类读解——“Order to make peace”，“命令的令”、“和平的和”，简洁直观的表述背后不乏其现实指向。
转自Twitter评论
当天傍晚，围绕着新年号的讨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接受了朝日新闻的直播访谈。主持人援引了去年12月天皇退位前最后一次生日讲话的内容，首先就今后日本的和平问题进行了提问。
“和平有赖于国民的持续努力。日本一方面会加强必要的防备，一方面期待在国际社会中的外交贡献。”尽管宪法第九条中明确规定“放弃战争、否认军备及交战权”，但战后日本拥有自卫队并向海外派遣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安倍的这一回答正与其多年来运作的修宪目标密切相关。
4月1日晚6点，安倍接受电视访谈
在半个月前的防卫大学毕业仪式上，安倍再度信心满满地表示要修改宪法第九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如今，参众两院自民党与联合执政的公明党合计席位稳定超过三分之二，加之07年《国民投票法》的通过，维护和平宪法在未来日本将变得更加严峻。
站在新时代的入口，日本能否持续走和平发展之路，成为了热议的话题。
和平宪法：“美国强加”和“绝对正确”？
要理解现代日本的政治社会状况，便无法绕开平成年间甚嚣尘上的改宪争论。对于这一问题的把握，尚需回溯战后初期日本国防政策确立及演变的历程。
战后初期，在GHQ的主导和推动下，日本制定并实施了《日本国宪法》。其中第九条规定：
“日本国民忠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为了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因此，该宪法被形象地称为“和平宪法”。回想战后十年，时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在其回忆录中写道，美国在占领日本初期实行的是彻底的民主化和非军事化的政策。可好景不长，朝鲜战争的爆发及冷战格局的形成，美国为了将日本纳入反共阵营，由经济扶持转而强化安保。在GHQ的指令下，1950年日本在既有的警察力量之外设置了国家警察预备队，改制海上保安厅、扩增了海上保安队员。1951年《旧金山和约》的签订虽然在表面上恢复了日本的独立，与此同时《日美安保条约》又强化了美日间的军事同盟。
日本海军自卫队
众所周知，1954年日本便设立了自卫队和防卫厅。1955年自民党成立，其成立之初就将“自主修宪”写入党纲，但始终未在宪法成文上有所突破。迫于国内外的政治形势，以及战后不久战争记忆仍然鲜活地存留在不少日本人的心中，修宪问题虽然在昭和时期屡有提及却不成气候，其真正的发力还是在平成年间。
随着冷战格局的瓦解，一直以来处于美国保护之下的日本必须在国际关系中重新定位自己。冷战体制下封存已久的战争遗留问题再次浮出，如何回应来自亚洲各国受害者的呼声直接关系着日本面对他国的打开方式。另一方面，拥抱着平成的日本人未能延续昭和后期的繁荣，泡沫经济的崩溃引发“失去的十年”，低迷的经济和攀升的失业率随即成为笼罩在人们心头的阴云。
在动荡的国内外环境中，日本政党政治趋向保守，持续了近四十年的五五体制走向了终结。在困境中的日本人喊出“平成维新”的口号，渴望着历史的回归与昔日的荣耀。与之相伴的是在思想文化领域，“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批判战后反思战争的历史认识为“自虐史观”，“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历史修正主义者们试图美化侵略战争来重建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复杂的时代情绪交织在一起，民族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思潮被再度点燃。
加之新自由主义所引领的全球民族主义的抬头，选择回归“正常”还是坚守“和平”，改宪派与护宪派围绕着宪法第九条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2018年5月，宫本正树导演以改宪为背景的电影
《从宪法第九条开始思考》
中曾根康弘是改宪派的中坚力量，自战后初期便登上政治舞台的他曾历任日本的运输大臣、防卫厅长官等职，于1982年就任日本首相。1987年卸任后，他仍然坚持活跃在修宪的前沿阵地，其改宪的论点早在1956年由他作词的《宪法改正之歌》里便可见一斑：
“呜呼，日本战败，敌军进驻。
假和平民主之名，强推占领宪法。
虑及祖国解体，终战甫过六月，
由占领军下令，宪法如若不受，
终将危及天皇。国民含泪无言，
忧心未来国运，迎接美军宪法。”
1985年8月15日时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1918-）
参拜靖国神社的报道
对比同样在战后受到制裁、但保有了军队的德国，日本的保守主义者面对和平宪法时，不免生出诸多无奈。而认为和平宪法是“美国强加的宪法和民主”，主张日本应摆脱美国的控制、自主地制定本国的宪法，是改宪者一贯的论调。同样是这位重量级的日本政治家，曾在其执政期间因蔑视美国的不当言论，不得不公开道歉。
展転社
1998年4月1日
无独有偶，曾因协力战争而在战后遭到公职追放的日本评论家、活动家田中正明在其87岁时出版了《我的遗言——勿要亡国》（1998年、展转社）一书。书中，他将日本类比于公元200多年前由盛而衰至最终覆灭的迦太基帝国，痛心疾呼到“50多年前美国与日本的关系，正如2000多年前罗马与迦太基关系之重演”、“美国强加和平宪法给日本，其目的是削弱日本、使其亡国”。将迦太基的失败扭曲为专注于经济发展，没有军备和交战权导致的祖国防卫与国家观念的丧失来暗合日本战后的社会状况，如此“爱国者”的呐喊正暴露了其背后的政治动机：使日本成为拥有军队等权力的“正常国家”。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年09月
回到战后初期的历史现场可以发现，与其说宪法是美国强加的，毋宁说是美国与日本保守势力之间政治博弈、愿打愿挨的结果。在宪法制定的不久前，昭和天皇发表《人间宣言》，走下“现人神”的云端回归到正常“人格”，和平宪法中“放弃战争”的条款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为天皇免于战争责任追究的一环。对此，约翰·道尔在《拥抱战败》中有着详尽而精彩的记述。上至庙堂，不仅当时参与制宪的首相吉田茂曾在不同场合重申宪法第九条，就连昭和天皇也在和平宪法颁布后，为GHQ宪法草案制定小组的成员们颁发了刻有皇室菊花纹章的纪念银杯。而对于经历了沉痛战争之后的日本人来说，渴望和平亦是当时的普遍心声。可以说，人们心甘情愿地接受了符合日本理想的新宪法。
另外在宪法的成文上，改宪派提出若要实现第九条第一项“国际和平”之目的，国家理应拥有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来承担国际责任。“放弃战争”不意味着对“自卫权的放弃”，宪法中的“纷争”是相互的、并不包括来自他国的单方面的“侵略”、“进攻”。以“解释修宪”的方式来突破宪法第九条、进而寻找修宪的借口，是日本改宪派的惯用手法，其目的还是在于“把日本打造成一个能够进行战争的国家”。
“当国家遇到危机状况时，拥有自卫权是必要的。”这一说法，往往以“国家威胁论”为前提。在发生北朝鲜特工绑架日本人质、导弹试射掠过日本领空以及领土争端等问题后，日本与周边各国的外交关系渐趋紧张。改宪势力也有意利用这些事件制造舆论，不断地推动改宪进程。
飞过日本上空后坠入日本以东太平洋海域。
同时，改宪派认为宪法形塑着国民的规则感，自卫队的存在已然成为日本社会的既成事实，作为国民稳定的“常识”将其写入宪法在情理之中。对于怀着“爱国心”来保卫国家的自卫队队员来说，“自卫队入宪”将成为一种肯定和安慰。
对此，护宪派予以了严厉的批判，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2004年6月由民主知识阵营发起的“九条会”。如名所示，“九条会”正是为维护宪法第九条而成立的，其倡议书的开篇便写道：
“包括广岛、长崎两地原子弹爆炸在内的暴虐武器的使用，使近五千万人在二战中丧生。解决国际争端放弃使用武力，是世界市民从那场战争中得到的教训。
对发动侵略战争负有重大责任的日本，宪法第九条规定了放弃战争和不保持武力，包含上述条款的和平宪法是日本决意实现世界市民意志的体现。”
“九条会”集会报道
可见，维护宪法第九条不仅是因为战争的惨痛教训，更是基于世界市民放弃战争、追求和平的共同愿望，这是和平宪法得以成立的基础，也是实现未来和平与幸福生活的必经之路。在九条会发起人之一、日本战后著名的思想家鹤见俊辅看来，真正的爱国不是使个人为国家所牺牲，而是出于对山河、对邻人之爱的“没有领土的爱国主义”。立足于生而为人的需求和普遍原理，这种爱国主义超越了一国民族国家的认识框架，使和平宪法具有了世界性的象征意义。
日本哲学家、思想家鹤见俊辅（1922-2015）
和传统的护宪派相比，部分日本人尽管也反对改宪，但更多是担心“写入宪法反而会有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从而默认了自卫队存在的现状。日本学者内田树在《宪法怎么样》中曾表明，宪法第九条和自卫队犹如“双生子制度”，二者是战后日本在美国具有主动权之下的巧妙地历史妥协。他同时补充道，只要日本存在二者在现实中的抗衡，便可以认为日本是世界上仅有的“和平国家”。
“自卫队入宪”：和平国家VS正常国家
世纪之交，日本国会通过了国歌国歌法，太阳旗和《君之代》等战前和战时被过污染过的国家主义元素重新进入大众视野。
2000年4月5日，森喜朗就任日本首相，5月即宣称“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国”。崇拜天皇、强调“万世一系”的天皇之价值，这不禁让人想到明治维新以后近代天皇制这一“国体”在现代的复活。反观安倍在此次“改元”中，强调《万叶集》为象征着日本传统和历史文化的“国书”、“年号”对于国民精神的统合作用则显得意味深长。
早在2006年，安倍第一次组阁的前两个月，便出版了全面阐述其政治理念的著作《迈向美丽之国》。该书从第二章“自立国家”开始，就流露出日本这一“国家”的存在感和作为日本人的自豪，并突出“国民·国家”彼此联系的共同体意识。在提到“安全保障”时，安倍不无困惑地表示：
“安全保障即保卫日本这件事，毋庸置疑是保卫作为体制基础的民主和自由主义，至少在国外也有如此想法。但是为什么在日本，想要切实进行安全保障时，总会与军国主义联系在一起，产生安保会破坏民主和自由主义这种倒错的想法呢？”
文艺春秋
2006年7月
这里，安倍用比肩于“正常”国家的安保自觉，倒置了战后民主和平形成的因果关系——和平宪法的确立才使得民主和自由主义的观念深入人心，强化安保、扩充军备实际上是对规定着“放弃战争、否认军备和交战权”的宪法第九条的背离。通过遗忘上个世纪曾给亚洲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的那场侵略战争，安倍有意淡化了日本安保问题形成的历史根源。以同样的逻辑，他紧接着就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一事进行了辩护，“参拜靖国神社是一国的内政问题”、“参拜为国战死的士兵无可厚非”，并自信地宣称“如今的日本无论从何处看，已经成为了与军国主义无缘的民主国家”。对于战后的日美同盟关系，安倍直接将矛头指向了宪法第九条，因而希望通过修宪来实现“正常”国家的军事和国防力量。
需要指出的是，安倍试图“修宪”是在战后日本社会整体右倾化的状况中产生并延续的，其“让自卫队入宪”的目标正是承接了“小泉革命”的内容。
时任日本首相的小泉纯一郎对美国使用武力表示支持
2004年1月9日，小泉首相执政期间，日本自卫队在成立了近50年之后第一次向海外派遣，由于宪法的限制此次自卫队出征的名义是帮助伊拉克人道复兴，但日本国内对出征的意见并不统一。就在日本社会还在讨论出征是否合法的时候，传来了伊拉克武装力量绑架日本记者和人道主义者、要求自卫队从伊拉克撤出的事件。他们的家属从日本各地赶到东京，希望政府接受伊拉克的条件解救出人质。然而日本并没有接受他们的请求，反而谴责被扣留的国民无视政府的警告擅自进入伊拉克，造成了外交上的难题。
日本媒体也支持了政府的这一态度。据《读卖新闻》的全国调查表示，有74%的人支持了政府。日本作家星夜智幸写道，在日本社会有超出意料之外的多数人没有把精力放到如何解救人质上，而是齐声指责人质和他们的家属为“非国民”，这简直比武装集团更凶狠。人质事件过去的第二年，日本公布了《新宪法草案》，新增将“自卫队”改称“自卫军”、“内阁大臣作为最高指挥者”、“协助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第九条第2项，来为行使集体自卫权但书。
在这种情况下，2006年安倍带领修改了教育基本法，“爱国心”教育再度复活，同一年，肯定日本国家传统和武士道精神的《国家的品格》也成为了当年居于首榜的畅销书。对此日本国内外早有学者批判道，以“国家主义”的教育理念取代了战后和平宪法和教育基本法所倡导的和平主义与个人主义精神，教育基本法的“改恶”实为暗度陈仓的“教育修宪”行为。相较于“事实修宪”、“解释修宪”，“教育改宪”手法更隐蔽、效果更持久，其用意更需要警惕。
2015年新安保法案在国会两院通过，集体自卫权被解禁。这件事也引发了日本数10万人的示威抗议。“NO WAR！！不要让日本国民蒙羞”，与50多年前的安保斗争一样，学生团体成为抗议中最为醒目的力量，但规模已经远远比不上当年。
首相官邸前的抗议活动
面对今年2月份冲绳县民拒绝美军基地搬迁至边野古的公投，安倍在采访时无奈地表示，尽量避免普天间基地固定化，但是对美国基地的撤出在过去20年和之后都比较困难，只能与当地县民展开对话协作。这种暧昧的态度，不仅使冲绳民众的意愿再次被忽视，也使得那些原本寄希望于“自卫队入宪能够使日本摆脱美国控制、实现独立”的幻想最终破灭。
平成落幕，令和登场。即将到来的天皇退位，作为一个重要的的政治事件和时间节点，为我们思考日本社会政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参照与契机。有关“和平”还是“正常”的争论，也隐含了平成日本对于“国家”、战争及国防力量的理解。新时代的日本能否如安倍所愿，实现向“正常国家”的转身还要打一个问号。
在新年号公布的第一时间，日本电视台采访了出生于明治末年的高嶋老人。这位一身经三世的老人坦言，“这一生并没有特别值得高兴的时候，唯一庆幸的是丈夫从战场上平安回来了。”当被问到对新时代有什么期待时，老人回答，“我的弟弟是死于战争，希望之后的日本能够和平安定。”这恐怕也道出了多数日本人的心声……
文 | 咪咪
编辑 | 咪咪
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本文为“东亚评论”原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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