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头的“智慧教育”：请放过孩子们被“监控”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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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我的父辈是“没什么隐私的一代人”，那么，我这代就可以算是“隐私萌芽”的一代。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斥“巨资”买了一个带锁的笔记本，开始享受一种写下心里话，而无需担心父母窥探的安全感。

那时候，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笔记本。渐渐的，这些人长大了、结婚了，开始为人父母。自我隐私的捍卫者会如何对待孩子的隐私？

前几年，儿时玩得熟络的一个姐姐有了小孩。她一边跟我吐槽孩子不听话，一边给我看她的购物清单：她给快上小学的儿子下单了一个带GPS的智能手环。她还在犹豫是否给孩子买一个带家长模式的手机，这样就能够知道孩子玩了哪些游戏，还能控制孩子玩游戏的时间——“游戏玩多了不好，会上瘾”。

曾经设法逃离上一代“监控”的人，也开始监控下一代了。这次的主战场不是日记本，而是电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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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上学还是坐牢？”

曾先生的女儿今年11岁了，他每天都会风雨无阻地接送孩子放学。

6岁小孩的妈妈——冯女士说，身边的家长都对孩子“看得挺紧”。“毕竟一二线城市的社会环境在改变，”冯女士说，“我们那时候挂个钥匙就能自己回家，现在小一点的孩子，哪里敢啊。”

徐先生并不喜欢带着7岁的女儿去人多的地方。他承认，有好几次女儿险些走丢，回想起来都是一身冷汗。“如果，只是如果，”他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有技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你为什么不用？”

许多家长会为自己的小孩选择一个带GPS定位功能的手环，父母可以在自己的手机管理app上设定孩子活动的范围，一旦偏离就会给父母发送警报。孩子不在身边也能随时随地用语音通话功能“报平安”。此外，还有轨迹追踪、拍照辅助、零花钱管理、视频通话、无痕监听，乃至学习管理等功能，几乎囊括了孩子从家到学校一切值得监控的节点。

而且，对孩子的监控已经突破了家长零敲碎打的个人行为的范畴，变成了一种有组织的工作。

2019年年初，一家位于贵州的高新技术厂商“冠宇科技”宣传他们的最新产品“智能校服”，声称此校服在左右肩膀下缝制了条状传感器，植入了智能芯片，能够“结合人脸识别、摄像头与定位等组合应用”，实现“学校对学生的信息化管理”。甚至，在升级版的产品中，这款校服还能够配合教室里的高速摄像头探测到学生在课堂上是否打瞌睡。

据“界面新闻”了解，贵州、广西等地的数十所学校已经引进了此类校服。同样，有网友在广州政务网站上看到广东某中学在“智慧校园信息化采购项目”中，花了上百万元为学生采购智能手环，监控学生位置、进出校园情况，上课举手次数等。

面对存在的对学生进行大规模监控的质疑，相关机构频繁出面澄清，这些产品目前为止还只是“概念产品”。但是，家长和学校实际上已经通过各类电子产品暗中掌握着孩子的一举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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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与“自由”的十字路口

对父母们而言，“安全”一定是最紧要的。能够定位、具有通讯功能的手环无论如何都能让家长安心一点。“在大城市，车况乱，人又杂，新闻里面又有各种耸人听闻的消息，”冯女士表示，这个年代，只要关系到孩子安全的技术，能让父母“多个眼睛”，父母们的确会优先考虑。

对孩子安全的顾虑正在不断发展成为焦虑。在社交媒体上随意刷新，就能被吸睛的标题、图片、视频轮番轰炸，拐卖、走失、欺凌等等无不让家长揪心，类似“红黄蓝幼儿园”这样的虐童事件更是让无数父母辗转反侧。这是这个时代媒体发展的必然——每一个孩子的不幸，都会被放大为所有父母的焦虑。而在家长的焦虑以及社会的压力下，大部分学校的首要任务一定是“不出事儿”。比起独立、信任等东西，用密集的监控提前根除一切可能的隐患的确更加紧要。而学校和家长的需求很有可能合流，形成“共同决策”的有组织监控。

而提供监控技术的商家也十分擅长利用父母的这种焦虑。“实时追踪，让家长放心”“每个家长都必须给孩子配一个手环”——MIT的社会学家加里·马克斯（Gary T. Marx）和渥太华大学的社会学家瓦拉里·史蒂夫斯（Valarie Steeves）发表的研究显示，商家会在对监控科技的宣传中，将监控与孩子的安全，以及父母的关爱挂钩，把技术粉饰成“爱孩子、负责任的父母必须要使用的工具”。

“社会充满风险、孩子不可控、必须要全方位监控”的印象在社会和资本的作用下愈加深入人心。如果你身边的家长都用上了手环，即使你不去买，也会有人送来。冯女士孩子的手环就是别人送的礼品。资本、技术、社会三者合力，再“心大”的父母也很难招架。

但也有不少发展教育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对孩子“看得太紧”，安全是保证了，但在其他方面会产生副作用。

加拿大隐私委员会2012年的调查报告在分析了现有关于儿童技术监控的研究效果之后认为，过多的监视和控制会损伤孩子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孩子会按照“是否受到惩罚”来行动，而不去思考行动本身的价值与道理。毕竟，大部分监控技术都过分强调了孩子作为监控的对象，却忽略了孩子作为“主体”的存在。

另外，在发展教育学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适应力”（resilience），就是小孩在成长过程中独立处理风险和挫折，适应四周环境的能力。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的教育学教授唐娅·鲁尼（Tonya Rooney）认为，如果家长和学校对于可能的危险境况过于敏感，无时无刻不将孩子置于密切观察中，并根除一切可能的风险，那么孩子就可能缺乏这种适应力，对成长不利。

当然，监控也并不是一无是处。2018年英国儿童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现有监控技术收集的数据能够帮助家长和父母决策，也能方便定制基于孩子个人的服务。只是越来越多的数据正在被无节制地收集，存在被滥用的危险，数据泄露或许会对孩子今后的发展产生严重影响。

孩子的自由和隐私当然需要尊重，这些道理精通育儿的父母并不是不懂。不管是父母还是学校，他们在“监控”一事的态度上都是暧昧且复杂的。一头是监狱式的监控与钳制，另一头是完全的放纵与信任，绝大部分父母都处于这两者之间，在是否使用技术、使用哪种技术、如何使用技术上摇摆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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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场景

专家常说“避免对孩子的过度监控”，但没有人能够说清“度”在哪里。更说不清的是，监控实际存在的场景，重点在安全上的监控和重点在孩子行为规范上的监控，是一回事儿吗？

“我还是想知道，她到底在干什么，到底在想什么。”曾先生告诉我。他虽然认为自己想和女儿“成为朋友”，但面对即将进入青春期的女儿，对她叛逆的担心的确存在，会担心自己的孩子“在看不到的角落究竟在干啥”。女儿背着他在被窝里用手机和同学玩游戏的事儿很是让他耿耿于怀了一阵。如果技术能帮助家长知道孩子在玩什么、在和同学聊什么，家长很难拒绝。

孩子是否守规矩？是否看了不该看的东西？手表既然能定位，那顺便监听一下是否也可以？监控技术成为对孩子生活进行全方位安排的工具，能够把安全在内的各类焦虑一揽子打包解决。

的确，对于家长来说，当今社会养娃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为孩子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容不得一点失败，所有事项都需要父母悬在空中指导，乃至亲力亲为，成为了所谓的“直升机父母”（helicopter parents）。很多时候，监控技术能把走失、拐卖的风险和“看了不该看的网站”的风险同等处理——反正都能通过监控实现，为什么不用呢？

但这样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是有问题的。“几年前儿童拐卖案在微博热炒的时候，曾经有人提议给所有的新生儿植入芯片，”冯女士告诉我，“然而在这个场景下适用的技术，在别的场景下可能会有问题，万一被用在跟踪和尾随之上呢？”

当然，现在并没有条件给所有孩子植入芯片。但，现有的技术正在朝那个方向靠近。可穿戴硬件的价格在过去几年急速降低，智能终端外加云端平台的技术架构也已非常成熟，除了信息的实时收集之外，直接的控制也变得容易起来——拥有家长功能的手机在市场上已经普及；定制带有信息监控功能的手机也并非难事。有多个信源透露，国内某手机厂商正在打造“学生定制版手机”，能够通过统一的管理平台，实现时间和地点的使用控制，记录并拦截学生的“越界”行为。

而另一方面，智能时代，不管是父母还是孩子都有着对信息技术的青睐，乃至依赖——孩子整天黏着平板上的游戏，想要和小伙伴用手机聊天。那么家长和学校自然就“有机可乘”，通过手机和平板的相关功能监测到孩子的动向与行踪。

监控，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刚需。但不争的事实是，今天的技术已经给予了监控近乎无限的可能。所以，技术的隐患，或许不仅仅是伤害了孩子的隐私本身——没有人想故意伤害孩子的隐私；而是在社会普遍的安全与成长焦虑中，某一个应用场景会被技术的能力所放大，抹杀我们对于“度”的判断力，让它变得无孔不入。而家长们担心的根源，恐怕是技术无法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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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智能”，能否解决问题？

虽然监控手段繁多，但监控的实际使用是另外一回事。

很多家长也明白，技术产品并不能完全消除安全隐患，有时也只是给焦虑自己提供一个心理安慰而已，毕竟再精确的GPS追踪也无法帮你扫除路上的危险。而技术如何使用，很多时候也要求父母投入密切的关注。比如，现在很多幼儿园和学校都能够为家长提供监控录像，但曾先生告诉我，自己并没有那么多精力去盯，“一开始还有热情，但后来意识到根本看不过来。”至于手环，学校老师是不准学生在课堂上用的，怕打扰孩子学习。

那么，人们是否应该追求更有效、更无打扰的监控？依靠更丰富、更全面的数据提供更精准的判断——甚至，细到孩子不认真听课的表情都能识别？

技术的确在变得更好。随着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的发展，大量的数据不断被生产，监控结合智能管理平台能够对行为数据进行收集，并在此基础上对各种各样的行为和表现进行权重计算，得出一个以概率为基准的结论。

例如，配合高速摄像头，教室里的智能监控能够监测到孩子是否打盹、走神、分心；而课堂表现也能纳入Gaggle和ClassDojo这样的“智能平台”，课堂和课后的作业通过系统提交，师生乃至孩子之间的交流都通过软件达成——自然，也会有一套智能的判定系统通过收集孩子的行为数据，判定一个孩子是否守规矩、听话、表现好，并探测“危险的动向”，及时向老师和家长报告。

这样的技术看似方便，也能通过技术的手段解决“看得太紧”或者“看不过来”的问题，但本身是有问题的。南澳大学三位教育学研究者在最新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认为，这种基于行为和数据的技术监控会导致一种“表演文化”（cultures of performativity），一切都流于数据所定义的表面行为，亲子关系、师生关系演变成监控和反监控在行为数据上的拉锯。

技术为家长、为学校提供了一个了解孩子行为的工具。然而，很多时候，这也是一种“懒政”。它放大了行为本身，让一切都数据化、可查看、可干涉，通过技术客观量化，并进行纠正和控制，而在这个过程中，背后的沟通被忽略了，原因和动机也被忽略了。

不知道孩子在玩什么？手机监控告诉你。不知道孩子去了哪里？戴个GPS手环。不知道孩子在课堂上学了什么、是否认真？调看智能监控和课堂管理工具，他/她每一次不安分的移动都会记录在案。

这是最方便的，也是最“管用”的。然而，行为背后的“为什么”，你或许就没有关心了。这恐怕才是技术带来的最大隐忧，它甚至不是任何实质性的伤害，但却比伤害来得更深、更持久、更隐蔽，让人觉得这“明明是正常操作”——用伦敦城市大学社会学教授伊梅林·泰勒（Emmeline Taylor）的话说，人们对技术的信赖将技术下的监控“常态化”了。

然而，你通过监控了解孩子越多，你也就越不了解孩子。同样的，到处乱晃、没日没夜打游戏的小孩，他们缺的又真的是更严格的监控吗？

诚然，对于日益忙碌的家长，乃至希望避免一切风险的学校，技术提供的数据与信息毫无疑问填充了家长的不安。家长们在监控中起码能够获得安心，放下对安全的顾虑，或者让他们认为自己已经了解了孩子的一切。技术和数据给学校、给组织、给家庭提供了一种“控制感”，这种权力关系如此强大、如此明显，有时甚至能盖过友爱、信任、交流等关系的其他方面。

这不是技术的领域，也没有任何技术手段可以根本解决——再智能、再完备、再密集的监控也无法监视孩子的内心。在密集的监控下，与孩子的安全和行为相关的所有数据都收集在了那里，家长可以选择看与不看。而更重要的选择或许并不是看与不看、用与不用，而是看了、用了之后怎么办。

冯女士告诉我，身边某个同事向她推荐过有家长控制功能的手机，能够查看孩子的浏览记录。“如果你的孩子长到了十几岁，你还需要通过查看他的浏览记录来控制他，这又有什么用呢？”她摇摇头，“总有一天，他会离你而去的。”

我们都知道，孩子总有一天会离我们而去。但，我们不愿看到他们以某种我们不希望的方式离我们而去——不管是被拐卖，还是在密集的控制下反目。

（作者李子，拇姬和Ent对此文有重要贡献）

您觉得呢？这些技术的使用有必要吗？真实的价值在哪里？有哪些改进的方面和方法呢？留言讨论吧！

文章来源：果壳

微信编辑：李中华

监    制：朱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