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愿生命里仍然有春暖有花开
第22期
本文大约6100字，阅读预计10分钟。
题记：
前几天，真水无香公益基金会举办了一场“最美是你——女法医座谈会”，我在会上听到杭州上城刑大女法医倪萍娅聊起谢师傅，说他临到退休之际却罹患癌症，治疗过程非常痛苦。
听了之后，我一阵揪心，谢师傅是我多年前的法医老师之一，已经好几年不见了，我决定连夜赶去看望他。
见到谢师傅是在医院肿瘤内科的病房，谢师傅见到我，脸上洋溢着难得的开心，不经意地跟我叙起旧事，有感人肺腑的人生经历，有扑朔迷离的惊天巨案，更有……
我急忙掏出纸笔，止不住地将谢师傅的故事记录了下来。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临到退休前夕，竟然会遭遇到癌症的突然袭击，差点儿就被彻底击垮，原先微胖的身子仿佛瞬间变得形如槁木，而且真的一度让我心如死灰。
2017年3月，我去参加了单位组织的例行体检，当体检结果出来的时候，我怔住了，因为B超和磁共振都显示我的肝脏部位长出了鸡蛋大小的两个肿瘤。在刑侦战线上做了一辈子法医的我当然知道，这份体检报告单几乎等同于一张死亡判决书，肝癌的预后都不是太好。
我的人生被病魔推向了至暗时刻，平时在法医工作过程中面见过那么多的死亡，现在“死亡”这两个字俨然摆在了自己面前。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不可能真的不想活下去。
但我只能一个人独自伤心，我不想坦白地将实情告诉任劳任怨的妻子、婚期将至的女儿，以及耄耋之年的老母亲。
我想，要是让她们知道了，除了给她们徒增一些担忧和焦虑，以及治疗过程中产生的巨额经济负担，还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
我选择了隐瞒病情，不打算去医院住院治疗，依旧每天像往常一样地从家里出发，惴惴不安地带着肿瘤去上班。
1
兄弟连里温暖的小分队
我单位是在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刑侦大队，有人说我们刑侦大队有点“兄弟连”的味道，我想想也有道理，我们的技术中队便是“兄弟连”里温暖的小分队。
技术中队大多数勘查犯罪现场的兄弟们，我都是看着他们成长起来的，程轩他们待我就像自己家的大哥。他们并不知道我已经身患绝症，但估计是看出了我的体力每况愈下，而且一天比一天消瘦，他们开始对我嘘寒问暖、关怀备至起来，私底下把脏累苦的活儿都悄悄地从我这儿揽走了。
DNA室的女法医倪萍娅有一天询问我为什么牙齿突然掉了几颗，我脸上强装苦笑，心里却不是滋味，我不想欺骗这般单纯的女孩，可我也没办法道出原委，我估计隐藏在我笑脸下的两个肿瘤会伤到她。
其时距离退休还有两年的时间，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熬到退休的那一天，可我真的想。
跟我一个办公室的陈思青早就说好了，在我退休那一天，他打算让我拎着跟随我整个法医生涯的勘查箱去看完最后一个现场，他会将我勘查现场的所有过程都用照片记录下来，做成相册送给我，作为最好的纪念。
我忽然间觉得自己变了，对兄弟们的关心变得有些多愁善感起来，多愁善感的人往往就喜欢叙起往事，那些弥散如烟的旧光阴不时地在我脑海中浮现，人生曲折，命运变幻，有些温暖，有些励志，有些凄迷。
2
我希望在我手下没有冤魂
1978年，我从杭州市高级中学毕业后，也算幸运，参加了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二次高考，但随后的录取情况却在我意料之外。
因为莫名的原因，我被从小就喜欢的北航电子专业拒绝录取，也只能改道去了浙江医科大学医疗系，我不太喜欢学医，可已经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五年后是1983年，我从浙江医科大学医疗系毕业，被分配到淳安县汾口镇做医生，我不愿意呆在那个偏僻的小镇，当我得知淳安县公安局需要招聘法医时，便毅然选择了改行，尽管那时候对法医工作的了解还是很模糊的。
去了淳安县公安局，我又被派往杭州市公安局法医部门跟班培训学习了一年，然后回到淳安，才真正开启了我的法医生涯。
淳安除了湖便是山，虽然凶杀案不是很多，可每每有现场要看时，几乎都得坐船或者爬山。
派出所的人看到法医来了，便会在现场附近的村民家里借来两条板凳，上面搁一块门板，等着我去解剖尸体。解剖的时候，围观的民警会带着仰慕的眼神看我，觉得我很了不起，可他们不知道我肩上的担子有多重，因为面对每一具尸体都得认认真真，我希望在我手下没有冤魂。
淳安有个案子至今我还记忆犹新，显然因为那天是过年的前一天，天上又正好下着大雪，而且案情也有些古怪。
一位山里的农民下山去集市买了一些大米和农药等等东西挑担回家，回家后吃了饭便死了。接着，四处赶来奔丧的亲戚朋友来了之后，又倒下了好几个。
我奉命去勘查现场，进村子的路正好在一个斜坡上，因为天空中下着雪，路上又湿又滑，随时都可能滑下山崖去，可也只能硬着头皮拎着勘查箱往前赶路。
来到现场，我先检验了尸体，然后还询问了异常倒下但仍然活着的那些亲朋好友，发现他们有中毒的迹象。我对中毒的方式考虑了很久，最后怀疑是食物中毒，但急需解决的是找到毒物来源，否则无法确定案件性质。
当我在农民家转了一圈之后，看到仍然放置在现场的农药瓶时，我恍然大悟，罪魁祸首便是那个农药瓶，因为我发现那个农药瓶的瓶体竟然有个不易觉察的微小破洞，瓶中的农药也只剩下了一半。
我根据尸体检验的情况，结合现场所见，复原了事件过程。农民从集市挑担回家时，将农药放在大米上面，不料农药从瓶体的破洞漏出，渗进了大米，农民回家吃了带有农药的大米中毒死亡，前来奔丧的亲朋好友也同样因为继续食用那些大米煮熟的米饭而中毒不适。
我在淳安看过不少在湖中发现的高度腐败的水漂尸体，也检验过山上找到的零散白骨，开棺验尸当然也没少做。那时候淳安只有我一个法医，没人理解我的难处，但我一直对法医工作心怀敬畏，因为每一具尸体的背后都可能暗藏着一个谜团，如果稍不留神，就可能将案件性质推向反面。
我在淳安整整呆了十年，因为母亲一直居住在杭州，于是我便想办法调到了杭州上城刑大，回来面见母亲的时候我已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家三口。
我很享受一大家子团聚的感觉，但我在上城刑大经历的那些案子实在是太复杂了，以至于我不得不放弃一些东西，没日没夜地加班干活。甚至有一次，我看到了一起变态的“性窒息”死亡现场，我敢打赌，大多数法医只是听说，没有亲眼看到过，如果后来在上城刑大没有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和技能，我是万万不敢做出决断的。
（上城DNA女法医倪萍娅说：“谢师傅工作很谨慎细微，经常叮嘱我说勘查现场的时候少说话多做事，可以怀疑一切，但必须认真仔细。”
曾任上城刑大内勤的李晓君说：“谢师傅热爱法医工作有目共睹，他曾有一次不顾恶臭将河中打捞起来的腐败尸块放在自己的勘查车中运输，他甚至可以将腐败尸体手上脱落下来的皮肤‘手套’戴在自己手上提取尸体指纹，这一点让我记忆深刻。”）
3
左手解剖刀，右手指纹刷
1993年的时候，我来到上城刑大，一边继续从事我的法医工作，同时也开始跟着王杭生学习痕迹技术专业。王杭生经常跟我说：“要在犯罪现场尽可能提取到痕迹物证，还原嫌疑人的犯罪过程。”
我从王杭生的话里慢慢悟到了真谛，其实在一个犯罪现场中，法医和痕迹技术人员的目标是一致的，只是关注的点有些不一样。
法医关注的是现场中心的尸体，而痕迹技术人员关注的是现场的变动、嫌疑人留下的痕迹物证，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还原嫌疑人的犯罪过程，分析作案动机，固定证据，便于以后将嫌疑人绳之以法。
左手法医，右手痕迹，我有种任督二脉完全打通的感觉，当我拓展了自己的专业能力，重新站在一个犯罪现场中间时，发现自己拥有了更为广阔的现场透视感。
记得2001年的时候，我们上城区的一家毛线店被一场大火焚烧殆尽。
接到报警之后，我急匆匆地赶到了现场，现场是个沿街的店铺，已经被大火烧得满目疮痍，楼上留下了两具女尸。
我穿着消防高筒靴跨进仍然冒着浓烈烟雾的现场，跟支队的法医一起对尸体进行了检验，确定了尸体属于被烧死的死因。
但问题是，现场被烧毁的两个房间之间的隔墙莫名其妙倒塌了，重案组要求必须给出解释。
我被烟雾熏得咳嗽了起来，可就在那当儿，我想起了曾经看过的一本书《火灾现场的勘查》，还有一部美国拍摄的关于火灾的科学纪录片，里面都提到了汽油燃烧导致火场爆燃的概念。
我忽然明白了，一定是爆燃引发的巨大暴力瞬时将整个墙体一次性推倒的，我激动地去向重案组汇报说：“现场可能存在泼洒汽油助燃的情节，案件性质很有可能就是纵火。”
案件破获之后，凶手的交代证实了我的想法，他们说我是专家，可我发现我已然变成了“杂家”，一位左手拿着解剖刀、右手拿着指纹刷的技术个体户。
2004年，上城区发生了一起杀死两人然后纵火焚烧的案子，我的指纹刷还真派上了用场。
那会儿，长明寺巷有幢居民楼的一个房间里发生一起火灾，现场发现两具有着刀伤的尸体，需要立即勘查，而火灾现场附近几十米的地方又有另外一个入室盗窃案现场也同样需要勘查。
我被分工去勘查盗窃案现场，等我勘查完盗窃案现场，还没来得及吃饭，便又奔去火灾现场支援。
不料我意外地发现，火灾现场的外墙上提取到了一枚掌纹，和我刚刚在盗窃案现场用指纹刷刷出来的掌纹竟然是同一人！
要知道，如果两个不同性质的犯罪现场能够并案，破案的概率可以得到大大的提高。
果然不出所料，侦查员们拿到了并案数据之后，像猎鹰一般迅捷出动，很快就通过各种办法锁定了嫌疑人，然后奔赴上海火速将凶手缉拿归案。
当我得知凶手落网的消息时，兴奋得差点晕过去了。
是的，我平时只爱养花和钓鱼，看起来外表冷静，可内心也会狂热，特别是看到凶杀案现场，我会更加地狂热。
因为热爱，我主动放弃过一些其它的机会，决心打算就这么干下去，我的大学同学们后来大多成了名医、主任、教授，可我觉得做一辈子的刑事技术员也是挺好的，我不想离开技术岗位，在纷乱繁杂的犯罪现场，我已然打开了自己的一片天空。
（上城技术前中队长黄凯说：“谢师傅对于技术精确性的要求几近苛刻，他一直坚持使用效率偏低但精度极高的‘滚筒提取指纹法’，他很在意指纹提取的完美度，可以说是精益求精，而且只要是有尸体的现场，他都主动要求去勘查，只要谢师傅看过的现场，领导会很放心。”
上城技术罗培江说：“我们技术中队大多数的人都从谢师傅身上学习过技术，他喜欢分享经验，教我们如何分析有尸体现场的案件性质，也教我们一些具体的操作，还教我们在勘查现场的时候如何保护自己不受侵害，有的现场有蛆虫、污水、泥浆，他会让我们穿上长筒靴，他教人是很有耐心的，我觉得可以用八个字概括谢师傅，认真做事，平淡做人。”）
4
消失的尸体
记得是2013年夏天的一个早晨，虽说是早晨，天上火热的太阳早已开始炙烤着地面。
我平时上班习惯于早早就来到技术中队，那样我有更多的时间清理办公桌面和电脑屏幕，我喜欢那种整齐洁净的感觉。
可那天我刚来到单位门口，见到徐渊开着现场勘查车正要出去，他一脸焦虑地说：“谢师傅，有个现场报过来我怕搞不定，现场有血迹，但没见到尸体，你看怎么办？”
“那还能怎么办？一起去看看咯，如果有尸体，我不信尸体会自己消失。”
我说完便爬上了徐渊的副驾座，他驾驶着车子很快就来到了现场。
现场的状况果然惨烈，一幢三层楼房的顶楼地面上，可以看见一道长达好几十米的血迹。
我蹲下身仔细观察那血迹，却是越看越心慌，那血迹时断时续，而且看起来丝丝缕缕的，有种缥缈的感觉。
我有点想不通了，难道是凶手用拖把清理现场拖擦地面造成的？
看现场我是有体会的，往往现场勘查陷入僵局的时候，时间只能用“飞逝”二字才能形容。此时现场楼房窗外的街道早已熙熙攘攘人声鼎沸，而暴烈的阳光将气温烧到了不能忍受。徐渊给了我好几次毛巾擦汗，可我却发现勘查服几乎可以拧出水来了，一头闷热的感觉让我焦躁不安。
我无意识地摸了下头，就在那瞬间，我忽然眼睛亮了起来，眼前浮现出一番场景，我仿佛看见凶手拖着死者尸体的双腿，死者的头部在地面上摩擦，沾满血迹的头发在地面上形成了那些看似诡异缥缈、丝丝缕缕的拖擦痕迹。
“是女尸！女性才有这么长的头发。”我转身告诉正在仔细绘制现场勘查图的徐渊。
徐渊意会到了我的意思，放下笔，旋即开始追寻血迹，我想他已经知道，尸体一定在拖擦痕的终点处。
后来发现，尸体并不在血痕的终点处，而是在终点之外，因为尸体被凶手抛出了楼房三楼的窗户，卡在了楼房一楼顶部和一块巨型广告牌的夹缝里。
等我们好不容易将尸体从夹缝中转移出来的时候，已近中午时分，此时的气温已经达到了顶点，我忽然觉得有些不太对劲，因为我身上虚汗直冒，全身乏力，双眼视野里出现了一些星星。
我一屁股坐在一只铝制的勘查箱上打算先静一静再说，可身体却无力地向墙体晕倒过去，一边忙碌的徐渊可能是看出了道道，他不容分说，坚持将我送回中队休息。
是啊，我想，要不是那般在一个战壕里同甘共苦过，哪能懂得什么叫做患难与共。
包括后来我体检出癌症缠身之后，一直都是这帮兄弟们在病房和我的家里忙前忙后，陪伴着我向肿瘤宣战。
（上城技术中队长程轩说：“谢师傅是1983年毕业的高材生，也是我们杭州唯一拎着勘查箱走到退休的，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专注于刑事技术，一直在学习中度过，二十岁学法医，三十岁学痕迹技术，五十岁学DNA。他不断突破自己，追求卓越，在刑事技术领域将自己打磨成了一个真正的多面手，他的学习钻研精神让我折服。谢师傅潜心于自己的技术岗位，始终有着一片匠心，是真正具有工匠精神的好法医。”
上城技术张铭说：“谢师傅上班经常早出晚归，是个夜猫子，他值班的时候喜欢在电脑上做事，晚上电脑速度快，他一弄就是一晚上，经常到了很晚才吃泡面、饼干当作晚餐，而且在值班室睡觉从来都是和衣睡在椅子上，他担心延误看现场的时间。”）
5
妻子和女儿说，无论如何都要让我活下去
真是漫长的等待，2017年那些难熬的日子让我真正体会到了度日如年的含义，我一边忙着和技术中队的兄弟们一起工作，一边却做好了后会无期的心理准备。
整整九个月绝望的等待，我都快要开始怀疑自己对肝癌病情的判断失误了，年底的一个夜晚，病情终于爆发。
我突然开始大吐血，家里的脸盆、马桶被我吐得到处都是殷红的鲜血，惨况把闻讯赶来救助的何汉刚吓得都有些发抖了。
何汉刚及时将我送到了医院，很快就被医生确诊为胰腺癌，原来九个月前的肝癌还只是转移癌，那个一直躲在背后的“百癌之王”胰腺癌才是真正的元凶。
医生告诉我，我身上胰腺和肝脏的肿瘤都已经遍布整个器官，没有手术的可能，只能采取化疗措施。
我知道，化疗效果一定是有限的，可妻子和女儿却坚持说，无论如何都要让我活下去。
化疗的过程是痛苦的，可当我看到仍不知情的老母亲那忧郁的眼神时，我心里不知有多么酸楚。
忍吧，虽然我知道结果会是什么，说什么我也得忍，尽管那时候我身上已经血色全无。
我忽然觉得，哪怕是死，我都可以坦然面对，可“生”不仅仅是我自己的欲求，它已经有了更多的意义。
对于母亲、妻子、女儿这三个女人而言，我的生命也许是她们最大的精神寄托，我不能就这样让她们失去了支柱。
我需要活下去，活下去就是给予她们生活的勇气。
我放弃了原先设定的消极等待，开始努力地配合医生的治疗，尽管在治疗的过程中经历了数不尽的痛苦。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经历了痛苦，我开始变得唠叨了许多，我总是喜欢对前来看望我的亲朋好友说，常规的体检太有必要了，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平时有小病也要去医院，任何人的生命没有豁免权，没有特许证，自己的身体不只是自己的，还属于你身边的家人。
几个月后，我感觉有些奇迹在发生，一种靶向药在我身上似乎起了效。
那药因为费用昂贵曾经被我拒绝过使用，我的原则是，不入医保的药物一律不用，我不想让家里为我担负不能承受之经济压力。可巧的是，正当我拒绝之时，那药被列入了医保范围。
我的体力开始渐渐恢复，肤色也慢慢变得红润，我忽然看到了生的希望。
那希望像是黑暗中在远处闪现的微弱亮光，它摇摆着，晃动着，好像随时都会熄灭。可我知道，那是我的生命之光，它在漆黑的道路上砥砺着我笃步前行。
而现在，我虽然躺在病房里等待又一次煎熬的化疗，但我真的如愿迎来了自己六十岁的生日，也正是我退休的时刻。
我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现场勘查箱中的解剖刀和指纹刷，我愿自己的生命里仍然有春暖，有花开。
编辑：黄蓉
（图文无关）
编后：
这是一个真实而感人的警察故事，谢师傅虽然在工作中业绩斐然，但为人低调，甚至要求将稿件中自己的名字就此隐去。
小编以为，谢师傅一辈子自始至终拎着现场勘查箱走到退休的那一刻，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与韧性，是爱岗敬业的标榜典范。他为了获取一枚完美的现场指纹，不惜耗费时间和精力，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更是难能可贵。他工作极为专注细心，坚持终身学习，不断在技术领域突破创新，用一生的心血将自己打造成了刑事技术行业的老工匠。
杭州的公安队伍里，有不少像谢师傅这样兢兢业业的老工匠，如果没有他们的坚守努力，何来之安居乐业。
小编也衷心希望那些仍然奔赴在犯罪现场的老工匠们在百忙之余保重身体，唯有你们的健康，才能让家人安心，让社会平安。
谢师傅，男，1959年生于杭州，先后在淳安县公安局、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从事法医、痕迹检验工作，2017年被确诊为胰腺癌并发肝脏转移。
患病之后，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秦文局长、杜玉泉政委组织各方力量关心爱护谢师傅，上城刑大集体为谢师傅募捐钱款3万多元。
2018年5月1日，上城刑大在假期执勤保卫期间，为谢师傅送上他爱吃的生日蛋糕，并在微信群里发起全体民警为谢师傅生日祝福活动。
2019年6月，谢师傅将从他自己热爱并且奉献了一生的刑事技术岗位上光荣退休，但每月一次的化疗仍在继续.
虽然奇迹总是稀有，但是我们依然希望奇迹能够发生。让我们一起祈愿！
-完-
【往期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