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士无双，虽败犹荣的倪光南院士
1995年6月30日上午，北京中关村科学院南路10号、联想本部六楼的会议室里，倪光南和柳传志分坐第一排的两边。联想中层以上干部200多人正襟危坐，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没人打破眼前的安静。
会上，先是时任中科院院长的周光召派李致洁宣读了中国科学院的调查结论，然后联想集团公司董事长曾茂朝宣读了编号为“联董字(95)001”的董事会决定：鉴于联想集团公司总裁柳传志向董事会提出不再提名倪光南同志担任联想集团公司总工程师职务的报告，经董事会研究，同意免去倪光南同志联想集团公司总工程师职务。
柳传志从口袋中掏出4页A4打印纸，讲述了自己和倪光南的过去，声泪俱下……作为回复，倪光南发言时异常镇定，没有准备讲稿：“我这次因为免去了行政职务，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做一些研究工作。这可能对自己还要认真适应改变的环境做一些事情。”
倪光南是谁？
1939年8月1日，正值中国民族饱受欺凌的年代，倪光南生于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从小逃难的经历，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它让我明白，国家应该富强起来，才不会受人家的欺负。”
1956年9月，倪光南考入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无线电系。1961年7月，倪光南以5年全5分的成绩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工作。中科院计算所是1958年国家根据当时的科技发展规划，在华罗庚等老一辈科学家的支持下兴建起的。
60年代，中国的计算机水平并不算落后，当时也只有美国、英国、前苏联、法国和中国等几个大国能够自主设计、制造计算机。倪光南一进计算所就参与了吴几康先生主持的119机研制项目。119机足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据倪光南回忆“当时119计算机内存是2.4万颗小磁芯，每一刻都要人工穿上4根线，内存只有24k，运算速度是5万次/秒。”倪光南跟着前辈一干就是四年，119机不但被他们搞成功了，还为“两弹一星”工程立下汗马功劳。
到了1968年，晶体管取代电子管，成为计算机制造新方向。由于历史原因，中国无法再从苏联老大哥那获取帮助，同时西方国家也对中国开始进行技术封锁。中国科技工作者只得迎难而上，但有个问题比造晶体管更难，那就是计算机汉化。二进制编码运行的计算机，并不能显示、输入和存储复杂的汉字。怎么办？美国IBM公司曾先后投入6500万美元研发，还是投入打了水漂。当时汉字输入技术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拼音输入，另一个是手写输入。因为不知道哪一个技术会先突破，所以中科院计算机研究所全都在研究攻关。
倪光南先是在717型计算机上，研制出能够显示256个汉字的显示器，紧接又参与了“SK-1光笔图形显示器”的研制。1974年，倪光南在计算所阶梯教室作的学术报告中首次提出了联想输入方法，即输入一个汉字，计算机便会提供一串的联想词供人选择。
1980年，加拿大国家研究院一位副院长到中科院计算所访问，倪光南向外国专家介绍了手写文字识别机，虽然交流不太深入，但专家还是认可了倪光南的实力。1981年，加拿大国家研究院开出4.3万加元的年薪，聘请倪光南担任客座研究员两年。当时国内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也就30元人民币左右，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欺负我们，按照本国教授待遇给的，在加拿大也算是妥妥的高收入人群。倪光南第一次把工资寄回家时，还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倪光南的爱人不得不开单位介绍信，在领导陪同下，才将巨款取出。
实事求是地说，当时国外的工作环境确实比国内好太多，不仅能够接触到最先进的计算机设备，而且还能够获取最前沿的科技信息。虽然在加拿大待遇丰厚，但倪光南还是心系祖国。倪光南借用在加拿大研究学习的宝贵机会，利用C语言将联想汉字输入等技术整合到微机系统上。1983年5月，倪光南毫不犹豫地放弃高薪留任加拿大工作的机会，毅然决定回国。倪光南事后说：“如果我不回来，我此后所做的一切不会对‘中国制造’有所帮助。”
为了能够尽快出成果，倪光南回国时，还自费购买Z80微处理器、SRAM、DRAM等设备国内很难买到的器材和C编译器等。为他送行的老友夏颖奇吓了一跳，带回国的设备多到要用集装箱海运，而且自掏腰包好几万加元，感叹道：海归千千万，倾家荡产发集装箱回国搞科研的，倪光南倒是唯一个！
1984年10月17日，联想的前身（中科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以下简称计算所公司），在一间尘土飞扬的传达室开了第一次会。那时公司只有两三个长条凳、办公桌，以及20万的开办费。六室实习研究员柳传志担任公司日常经营的副经理，其他人选都好说，当务之急是找个懂行的人（总工程师）来负责研发。柳传志把总经理王树和，副总经理张祖祥找来商量，三人同时写出一个名字：倪光南，一个刚刚从加拿大回国工作不久的研究所副研究员。
联想的路线之争
柳传志也算是书香门第，外祖父当过孙传芳的财政部长；父亲柳谷书是我党最早的金融家之一，也是中国002号律师证的持有者，之后从事知识产权事业近40年；柳传志早年的理想是当一名飞行员，报考的过程中落选，去了西安一所军事电子工程学院，读了雷达专业，1970年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所。
中科院计算所办公司也与国家科研经费缩减有关。柳传志也很着急，不过很快天上就掉了个馅饼。据“可靠”消息，在遥远的“江西妇联”一位妇女手里，有一批彩电要出手。这可是当年最紧俏的商品，到手每台就能净赚上千块的大买卖。柳传志千叮咛、万嘱咐要先验货、后给钱，结果还是被人一口气骗走14万。那年头，柳传志一个月才挣78块。骗子骗走的，是他150年的工资。
柳传志不知道该如何反败为胜，没有任何办法，只好带着人在路边卖电子表、旱冰鞋、运动衫，想把窟窿堵上。关键时刻，是中科院拯救了这支哀兵：院里进口了500台IBM电脑，准备配给各科研院所。当时计算机从国外进口都是英文操作系统，需要进行汉化才能使用。柳传志得到消息、撂下摊子，直扑中科院设备司，把电脑的验收、培训、维护业务抢到了手，再装配上了倪光南的汉卡。这笔业务挣到了70万，是联想的第一桶金，柳传志也不用去摆地摊了。
这一次合作让“计算所公司”看到了未来发展方向，那就是联想汉卡，如果想发展联想汉卡，倪光南是必须要邀请加入的。当时计算机市场上很多公司都在抢倪光南，“计算所公司”的所长王树和与倪光南共事多年，能说上话，而且柳传志70年代下放劳动时，还曾和倪光南同住一间宿舍。柳传志印象很深，当时倪光南即便高烧39度，仍坚持下地干活。多年后柳传志回忆：“我觉得倪光南和我一样，都是可以吃大苦的人。”
柳传志给倪光南画大饼：“我保证把你的一切研究成果都变成产品。”倪光南提出三个条件：一不做官、二不接受采访、三不出席宴请，他想把时间和精力都集中在研发上。1984年年底，倪光南加入“计算所公司”，担任总工程师。仅用时一个多月，倪光南便在此前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做出第一块联想汉卡样卡。
倪光南的“联想汉卡”，解决了中文输入输出问题，由于不占用电脑内存，击败了当时CCDOS汉字系统，当年便帮助“计算所公司”拿下了300万的销售额，这可是一大笔钱。到了1987年，仅汉卡一项产品，产值就已逼近1亿元。1988年，倪光南凭借“联想汉字系统”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截止至1989年，联想汉卡已售出2万套，占据联想同期收入的10%。
1989年11月14日，计算所公司改名为联想集团公司。当联想汉卡在市场站稳脚跟后，倪光南担任公司董事兼总工，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个人电脑的研发上，他带领团队在香港成功研发“中国制造”的联想主板和扩展卡，确立了公司的主营业务。
1990年，汉卡搭配电脑进行销售，使得联想电脑一经推出就售出了2000台。到1992年，联想计算机已经发展到586型号，自主研发的电脑主板，占据了世界2%的市场份额。联想系列微机再次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倪光南成为两度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科学家。中科院还奖励倪光南50万元人民币，倪光南却把这50万捐了出来......1994年，倪光南当选中国第一批工程院院士，同年联想的销售额突破了47亿元，柳传志主外管理营销，倪光南主内技术研究开发攻略，两人的组合近乎完美。
80年代，国内电话业务刚开始，因技术实力薄弱，只能采用外国通信设备。市场被多个外国品牌瓜分，外国的设备不仅昂贵，且彼此不兼容，安装一台座机的成本几千上万，电话费高达几块钱一分钟。面对这种困境，很多国内企业看到机遇进军通信领域，这里面就有联想和华为。
在倪光南的带领下，联想在1992年立项研发数字控制交换机，因为有个人电脑的研发投入，再加上有汉卡ASIC芯片的积累，联想研发出来的第一台交换LEX 5000，是当时最先进的国产交换机，用户量是华为同期产品C&C08 2000的2.5倍。
1992年，已升任联想总裁的柳传志提出“多种经营”的方案，一些人看好中国内快速发展的房地产行业，而倪光南，提出要加大对芯片的研究。“如果能在芯片这一领域突破，联想将一举确立在全球电脑产业中的地位。”为此，当时已54岁的倪光南奔波于上海、香港等地，广揽人才。1994年，倪光南与复旦大学和长江计算机公司达成合资建立芯片设计中心（“联海微电子设计中心”）的意向，准备大力发展集成电路芯片设计。
“结果他（柳传志）给出了几个字，‘没人啊，投资大，不宜搞’，否了。柳传志在给倪光南的一封信中明确表明，“我本人不同意仓促上马”。”在柳传志的设想中，联想应该先确立市场主导地位，“有了高科技产品，不一定能卖出去；只有卖出去，才能有钱。”联想内部爆发了“贸工技”还是“技工贸”的发展路线之争，联想在第二代程控交换机上陷入困境，倪光南和多名高管联名请求向程控交换机项目拨款，都遭到柳传志的拒绝。而华为凭借C&C08万门机横扫国内通信设备市场，成为一代通信设备的霸主。
1995年柳传志与倪光南关系恶化，倪光南无法克制自己的失望，以及对柳传志的不解，因此每一次工作会议，都成了两人争吵的战场。倪光南还向中科院控告柳传志作风霸道、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当两人矛盾大到不可调和，非要二选一的时候，多数人选择了柳传志。时任中科院院长的周光召是这样解释的：我当时的想法是，科学家的人数相对于企业家还是多，企业家在中国是稀缺资源……倪光南是个不错的科学家，这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和倪光南同等水平的科学家，人数远远多于和柳传志同等水平的企业家。于是乎，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倪光南被解除了联想总工和董事的职务。
一直到1999年，倪光南才从联想真正离开，离开了自己为之奋斗、打拼过的初创企业。联想1994年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按照倪光南这种资历，只要肯服个软，拿点股份成为亿万富翁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倪光南并不在乎，挥一挥衣袖就离开了联想。之后，众多企业向倪光南抛来了橄榄枝，倪光南选择相信李德磊，一个他在加拿大时就认识的研究生。
毕业后，李德磊曾在摩托罗拉、日立半导体公司，担任过设计总监。 还成立一家公司，培养了一批熟练的芯片技术人员。2000年3月，中芯微系统技术有限公司成立。倪光南没有立即加入，而是给予技术支持。倪光南发现，李德磊团队缺少的并不是技术，而是资金与市场，虽然不是擅长的领域，倪光南还是到处帮李德磊团队找业务，拉融资。2001年后，中国第一块嵌入式芯片“方舟1号”诞生，这款芯片采用0.25微米设计，与现在纳米级别有很大差距，但毕竟是中国“缺芯”之路的有益探索。国家和政府十分重视方舟此次的技术突破，开始向方舟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
放下戒心的倪光南，加入中芯微，公司改名：方舟科技。本以为会是梦幻般的重生，可不到一年时间，倪光南却又退出了方舟科技。因为李德并不想把自研和科技放在企业首位，拒绝了倪光南好不容易为方舟拉来的客户，表示只想和政府做生意。
倪光南离开后，方舟科技销售几乎停滞，方舟科技电脑除了政府订单，几乎没有外部订单。2003年，李德磊对外宣称，“没有钱投入研发，导致方舟3号芯片夭折。”与此同时，一座被以“方舟”命名的房地产项目，但却在中关村拔地而起。这座大厦，距离联想总部，不足2公里，现在还屹立着。随着方舟电脑暴露出的问题越来越多，政府也放弃了对这款电脑的采购。
没了政府的订单，但方舟依然承担着国家的“863项目”，享受着国家的科研项目资金。方舟科技没有砥砺前行，而是将研究方向孤注一掷押宝到小灵通芯片，这个在国外已是昨日黄花的“被淘汰技术”上。倪光南为自己看错人感到自责，2006年，他为当年请求国家支持方舟CPU研发，向科技部“负荆请罪”。
在历经了两次公司挫折后，倪光南再也没加入过新的企业，而是把精力放在了推广国产芯片、软件、操作系统等事情上。倪光南反复强调，“关键核心技术必须靠自己自主创新来解决，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作为一家科技公司，一旦不以研发为中心，就如同失去了灵魂。”
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倪光南说，最大的幸福感是能成为计算机领域创新的一份子，尽管角色有变化，“从起初的研究人员变成创业成员，又从一线科技创新人员变成二线上支持企业创新的研究员，但我的使命没多大差别。”
现在看来，是死磕核心技术的“倪光南”们太少，而手握资本、资源却追逐暴力的企业家太多。怎样客观地评价蛋哥眼中的倪老呢，大概就是八个字“国士无双，虽败犹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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