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观涛 | 在荒诞的时代里，寻找消失的真实
2020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在这一年，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流行，不仅导致很多人失去了生命，还使得世界进入了罕见的“大封锁”状态，全球经济活动也陷入前所未有的衰退之中。正如《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疫情暴露出全球治理的无政府状态。法国和英国在隔离检疫规则上争论不休；美国则继续为贸易战磨刀霍霍。尽管在疫情期间有一些合作的例子——比如美联储贷款给他国央行——但美国并不愿意担当领导世界的角色……世界各地的民意正在抛弃全球化。”
正是在疫情期间，英国正式脱欧、“BLM”（Black Lives Matter）反种族歧视运动的发展、美国新一轮总统大选……这都给世界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其实，新冠病毒并没有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威胁，和历史上发生过的传染病相比，它是微不足道的。但奇怪的是，其对人类思想的冲击犹如滔天巨浪，并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从此人们不再珍惜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民族主义和反全球化思潮不可阻挡，许多人的心态似乎回到了十九世纪，而二十世纪仿佛从未出现过。
众所周知，十九世纪是现代民族国家急剧扩张的时代，将民族国家的利益视作至高无上，这将人类推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带来的灾难导致怀疑现代性思潮的流行，法西斯主义兴起，其结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二十世纪的人类迎来了全球化发展的巨大危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沉重地失去了几千万人口，并饱受极权主义统治之苦，在对此进行反思的过程中，人们才重新审视了第一轮全球化、现代性、民族国家、民主价值等问题，吸取了极权社会兴起的教训，反省了市场经济的成功和所带来的问题，重新建构和完善了现代价值体系，这就有了第二次全球化。
然而，经历了三十年太平盛世，经济和科技有了惊人的发展之时，历史似乎又在重演。面对第二轮全球化造成的问题，特别是面对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既有的社会与政治哲学、治理与整合的经验都失效了。作为“自由主义圣地”的美国，也退回到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的时代，民族主义与保护主义思潮日益流行，其标志就是特朗普（Donald J.Trump）上台及其“美国优先”政策的提出。
而这些事件背后更深层次的危机是：事实本身的公共性正在瓦解。借用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说法，目前“几乎所有权威的信息来源都遭到质疑，并受到可疑的、来路不明的事实的挑战”，“民主制度面临全面困境的直接产物是，无法就最基本的事实达成一致，美国、英国及世界各国无不如此”。这表明第二次全球化的价值基础正在动摇。没有共同价值的全球经济共同体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即便知道民族主义至上会带来不断的冲突甚至战争，后果将是文明的倒退，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思想上还是退回到了十九世纪。
这就给我们带来一个疑问：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回顾二十世纪的另外两件大事。一是二十世纪科学革命，特别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出现。几个世纪以来，人们见证了颠覆性的科学革命相继发生，从哥白尼革命、牛顿力学再到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大家一度乐观地相信，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还会有新的科学革命，但事实上并没有。换言之，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即是现代科学的最终基础，但对于为什么这两大理论是现代科学的基石，哲学家还知之甚少。二十世纪的科学哲学家——从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波普尔（Karl Popper）到库恩（Thomas Samuel Kuhn），他们对于科学革命的解释最后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可以说，二十世纪对“什么是现代科学”的哲学探索都以失败告终。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一失败与第二轮全球化中思想和价值基础遭受挫折是一对孪生兄弟。
可以说，科学与政治社会领域面临的问题都非常艰巨：在政治社会领域，如果我们不了解第二轮全球化的价值基础是什么，不清楚其背后的社会运行机制，那么我们如何才能避免民族主义的互相冲突并最终带来文明的倒退呢？在科学技术领域，如果我们不能在宏观上理解什么是科学、知道科学为什么是真实的，后果只会是科学主义再一次兴起和科学乌托邦思潮的泛滥，科学最终成为一种新的宗教。
今天，即便新兴技术在各个领域快速普及和应用，我们却依旧缺乏对科学的宏观理解。我曾以生命科学的进展为例说明过这一点：今天，基因工程和合成生物学新进展所引发的巨变正在发生、无可阻挡，但是人对生命的宏观理解，都远远跟不上对生物细节知识的了解和操纵。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技术主宰了整个科学，人类开始盲目自信可以扮演“造物主”的角色。谷歌（Google）的首席未来学家库兹韦尔（Ray Kurzweil）甚至预言说人类在2045年将实现永生。然而这是真实的吗？如果不是，这种大幻觉为什么会流行？
或许有人会说：从历史上看，人总是在没有完全理解一种技术之前就开始操控、应用它，并在其上寄托虚假的信念——从蒸汽机、电力到原子能均是如此；我们不应对一些不实的科学想象大惊小怪。但是，以往科学的发展只是理论落后一步，思想和理性总是力图去把握技术，科学真实性的基础从未动摇过。今日则不同，互联网、人工智能和生命科技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越了这个时代的思想，科学研究者已经很难在整体上去把握其方向，甚至不能将其与幻想和迷信加以区别。更为致命的是，很多人放弃了思考。
二十世纪，宗教正在一步步退出公共生活；本来，思考科学技术的基础并将其与现代社会价值系统整合，是哲学的任务，但今日的哲学家被困在语言分析的牢笼里，无法理解社会问题，也不懂现代科技。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一种说法：人类的求知欲是无限的，其也将毁灭于自己的求知欲。其实，这种说法并不正确，因为求知欲分两种：一是宏观的和哲学的，二是微观的和细节的。我认为，只有人类对科学和现代社会的宏观和哲学的把握能力消失，没有灵魂的科学技术才会对人类构成伤害，甚至导致现代社会的毁灭。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哲学的困境居然是二十世纪哲学革命的结果。为了分析当前思想危机的根源，我还要提及同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与科学革命并行不悖的另一件大事，这就是哲学革命。众所周知，人类通过语言（即符号系统）把握世界，人类在上千年的时间里使用语言（符号）讨论哲学、真理和历史，但我们一直不知道：什么是符号？为什么人可以使用符号？讨论符号有怎样的价值？这就相当于鱼不知道自己生活在水里，不可能认识到水给其带来了怎样的限制，而人类之所以知道自己和鱼的生活有什么差别，是因为人可以站在水的外面看鱼。正因如此，可以用如下比喻来表达二十世纪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正如一直生活在水里的鱼可以跃出水面观看自己生存的世界，哲学家发现了世界和语言同构，认识到自己是用符号把握世界的，形而上学是语言误用带来的错觉。
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是人类思想的一场伟大解放，它是与二十世纪科学革命同等重要的革命。但是与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建立不同，这却成为一场禁锢人思想的革命。以逻辑经验论的兴起为标志，哲学对科学的认识变成亚里士多德式的，也就是以逻辑三段论作为研究世界的方法，用其推出新知；此外，其在彻底取消形而上学的同时，还将人文和道德排除在哲学之外。
讽刺性的是：在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这位公认的天才作为哲学革命代表的背后，是哲学被阉割，其创造性被束缚在牢笼之中。正如卡尔纳普所主张的，哲学家的唯一工作变成了语言分析，一方面，将无意义的形而上学的句子分拣出来；另一方面，剩余的有意义的句子被分成两类：一是可由逻辑和语法确定真假的句子，二是对世界进行描述的、具有经验意义的句子，前者交给数学家、逻辑学家、语言学家分析，后者则交给科学家。这样一来，人类似乎就可以找出语言是如何把握对象的，从而勾勒出思想运作的大结构。这确实是一种很精彩的哲学想象，但结果却是人文精神的衰落和“人”的萎缩。人的理想也随着哲学的死亡成为被嘲笑的对象。
或许有人会质疑道：怎么能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与科学革命、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相提并论呢？前两者对应二十世纪人类生活的政治秩序和物质世界的巨变，后者则是哲学终于认识到自己是什么，从而取消了它所背负的重担。事实上，正是哲学的死亡导致了今日人文价值无力回应政治和科技问题。我要强调的是：对现代性、民族主义的反思和力图理解科学革命的科学哲学同时产生，却又同时失败。但很少有人去思考为什么两者都失败了，这是偶然的巧合吗？
我要提出的观点是：表面上，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人类退回十九世纪的思想状态，更深层的原因是作为第二轮全球化基础的各种信念不堪一击，它们是建立在沙土上的。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面对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与科学革命，我们必须改进现代社会的思想基础，即将人类对现代性、科学和生命意义之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而这一努力之所以无功而返，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是哲学被困在语言分析的牢笼中，没有真正理解符号真实和经验真实的关系。
将上述分析加以综合，可以得到一个结论：现代性的基础是人类在传统社会中形成的真实心灵。今日各种思想困境背后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本质，这就是真实心灵的丧失。它是现代性展开不可避免的结果。人类在政治社会、科学和哲学领域遭遇的困境看似并无关联。但三者背后其实有着共同的本质：真实性的丧失，而真实性哲学相当于一个回到原点的探索，目的是重新寻回这个遗失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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