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战争宣传，都来自那些不上战场的人

1950年1月，宋美龄离别蒋介石13个月后抵达台湾机场，蒋介石到机场迎接。1948年底，国共内战，国民党一路败退，蒋介石为了争取美国对他的援助，派宋美龄前往美国求助，被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冷冻处理，她在美国无能为力。1950年1月，台湾，蒋介石。1950年1月，台湾，蒋介石夫妇。1950年，台湾，蒋经国、蒋纬国在流亡孤岛后携家人享受家庭郊游乐趣。1950年，台湾，孙立人。1950年，穿着传统服饰坐在椅子上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阎锡山。1950年，台湾，国军新兵应征入伍在街头游行造势。1950年，台湾，敲锣打鼓为国民党新兵应征入伍街头宣传造势。1950年，台湾，海军新兵在训练中心接受操练。1950年，台湾，小男孩也搞军事训练。1950年，台湾，上课的学生。1950年，台湾国立大学图书馆。1950年，台湾，国立大学学生在操场上打篮球。1950年，台湾，军校学员在上课。1950年，台湾，接受后勤服务培训的"少女训练团"的年轻女孩在就餐。1950年，台湾，台湾老百姓参与铺设新建的机场。1950年，

但跟张学良不能这样工作。我说：“汉公，这个事情靠不住啊，我知道的不是这样的。”他说：“你知道什么?!”他是少帅，我连少尉都不是，所以他说：“你要听我的话!”1990年在台北张宅与张学良商讨文稿

这根巨烛，赋予了赵越胜前所未有的人生意义，在恶劣的极端环境下，他没有自暴自弃，反而疯狂地学习，吸取思想的养分。如今，谁不想当自己深陷羁绁时，有位恩师手持烛火，在精神上拉自己一把呢？

国与国一旦闹僵，影响的绝不仅是大国地位，更是国际间正常的贸易往来和资源互配，最直接地后果，正是企业部门被迫调整业务，大量员工因此失业；而一旦国家之间彻底对立，战争就会一触即发。

本书堪称“断货王”，有位书友已陆续买20本送给朋友。“这套书会绝版吗？”出版社编辑回复：“建议趁早收。”本书的主线，如果用一句话来说，那就是：中共以弱胜强的背后，一股重要力量被长期忽视！回顾历史我们发现：最初在嘉兴南湖只有几十名党员；四一二事变中，被国民党杀害5000多人；红军从第五次反围剿时的30万人，到长征结束抵达陕北时仅剩1万多；即使是国G内战初期，也是长期处于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当中......可见，从诞生到内战初期，中共一直处于弱势，以弱胜强的背后，一定有一股极为重要的力量被我们长期忽视。国内关于中国现代史的著作很多，但由于各种原因，视野独特、观点新颖的书却很少，那些千篇一律的“革命”叙事，很少能看清中G成功的真正原因......然而，许多重大的历史问题，我们只要深入探究一步，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一连串问号：疑问一：国民党北伐的成功与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背后，离不开苏联的枪炮弹药，但是为什么蒋介石却在1927年发动了四一二事变与苏联决裂？真的是被英美资本收买了吗？疑问二：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能够化险为夷的决定性力量，到底是谁？疑问三：为何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共内战就突然爆发？疑问四：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之后，中苏为何交恶？真的是因为苏联走了所谓的修正主义路线吗？一套不真实的历史叙事，不会仅仅停留在头脑里面，它是比枪炮更具威力的武器。读历史本是为了看见真相、获取见识，但真假难辨的历史却让人越读越糊涂，甚至得出一个完全颠倒是非的结论。在浩如烟海、假货遍地的“历史”中，如何挣脱权力宰制、追求历史真相？作者必须呈现出真实可靠、线索清晰的史料，而读者必须有寻找真相的见识和勇气——在信息管道狭窄、真相稀缺的时代如此，在信息泛滥、真伪难辨的时代，更是如此。越是这样的环境，也就越需要带着问题意识、愿意面对公共写作的历史学家，否则即使有学者纠正历史谎言，最终只会劣币驱逐良币——若论这一领域中的佼佼者，恐怕非杨奎松莫属。▲杨奎松《革命四书》内页展示研究1950年代以前中国革命史最有成就的学者，公认当属杨奎松。杨奎松老师在八十年代利用档案短暂开放的时机，在中央档案馆枯坐冷板凳多年，收集了大量不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以一位历史学家的良知，重写被迷雾扭曲的中国现代史，最终他完成了《革命四书》这一整套“革命”丛书，并成为研究中国现代史永远无法绕开的重要著作。书中的历史事实，颠覆认知又合情合理，让今天的我们恍然大悟，又深感叹息。杨奎松只想要把事实弄清楚，把真相交代给读者和历史，自己不下任何定论，给后人留下自己的思考空间。杨奎松研究历史，眼光是向外的，他从全球范围出发，从国际大背景的角度书写中国近现代史。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为解决某个现实的社会问题而研究，因此他的著作带有浓重的问题意识，读完往往能有所感悟、警醒。因此，他总能见别人所不能见，回答一般学者回答不了的问题，也受到一般学者所不能得到的荣誉——他是被国内国外都高度赞誉的历史学家。台湾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陈永发：“《革命四书》是一套能直面中国革命逻辑的佳作。”丁东：“杨奎松的这部书是传世之作。”马勇：“杨教授是当代研究革命历史的顶级学者，要想研究同类问题，没有办法绕开他的成果走。”黄章晋老师的评价更加直接：“杨奎松老师的书值得疯狂推荐。”在书中，他写的是中国革命历程，放在读者眼前的却是20世纪国际格局的风云变化。因此，杨奎松的著作是拓宽历史视野，理解中国与世界关系演变的绝佳之作，也是赠送给喜欢历史的亲友和长辈的礼品书。有位书友已陆续买20本送给朋友。杨奎松《革命四书》（精装典藏版）在装帧设计上，选用最好的材料和制作工艺，质感布面书脊，烫银字体，阅读与珍藏皆宜。经济学黑板报联合先知书店特别推荐，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仅剩最后40本：延伸阅读：战后台湾那些事，真相全在这里斯大林：“这本书，两三百年都休想出版”张维迎干了一件大事！国际政治冲突与动荡五大根源秦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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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战三书稳居世界反战作品顶流，畅销全球几千万册。反战，不仅仅是反抗战争，更是对战争的反思。请长按下图识码，一键收藏下单。延伸阅读：这本《五四运动史》在台湾都一度被禁刀尔登

昨天的文章又双叒叕被夹了，已经数不清多少次被夹，本号已经被关过三次小黑屋，所以已经处于高危状态。说不清哪一天也许走着走着就散了，为了不留下遗憾，可以关注一下本号的备用号，或者加一下我本人的微信。我以后打算把重心放在备用号上。“在这个领域，他的论证没有对手。““堪称我们时代最为强大的头脑。”“如今，要是撇开这部著作论民主，恐怕连资格都极为可疑。”

昨天的文章又双叒叕被夹了，已经数不清多少次被夹，本号已经被关过三次小黑屋，所以已经处于高危状态。说不清哪一天也许走着走着就散了，为了不留下遗憾，可以关注一下本号的备用号，或者加一下我本人的微信。我以后打算把重心放在备用号上。(备用号:记录者V)一直以来，关于1949年之后的历史，人们较多关注重大事件与重要的时间节点，如“前三十年”的各种政治运动，如“后三十年”的经济大发展。然而，这些故事尽管重要，但却并非中国之命运的决定性时刻。那什么是决定性时刻？答案只能是——做出道路选择的时刻。1956-1957，就是这样的时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遭遇的第一个关乎国运的转捩点。1956年，中共八大确定了扩大民主、加强法制、集中精力搞建设的方针路线。一切似乎都那样和谐，如费孝通所言，那是“知识分子的早春”，春光撒满中国大地——而此前，已经历了“镇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反胡风”等旨在巩固政权、改造灵魂的一系列运动。然而，“早春”之后却不是政治气候的“转暖”，人们迎来的反倒是……所以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呢？1，为什么和平的经济建设目标，变成了各种政治挂帅的全社会运动？2，为什么明明已经看到了SULIAN模式的种种弊端，到头来还是要重蹈斯的覆辙？3，中共对“社会主义及其主要任务”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4，中共对“知识分子”的地位认知，有了怎么样的变化？5，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中国领导层中引发了什么样的感想？6，从“亲密无间”到“反目成仇”，中国与苏联关系的变化从何而起？7，面对波匈事件，中国为什么会有那些反应？…………其实，1957年之后所发生的历次事件，不过是当时那种历史逻辑之下必然结出的“果”；而1956-1957年间毛以及中枢的抉择，才是根本上的“因”。不弄清楚这一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就无法真正读懂1949年后的中国当代史。这段时期的重要性或许很多人有所感受，但它的书写难度却是极大的。“还原教科书之外的真实”，推荐阅读沈志华先生的《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除了上面的介绍以外，这本书还有2大必读理由：其一，另辟蹊径，从国际背景看中共历史的演进。一般研究1949年以来的历史，往往只着眼于国内，很少（更准确地说，是无力）涉及苏联和东欧的背景。沈志华老师则惯常于从国际背景看中共历史的演进，可以说抓到了问题背后的逻辑。这是因为，中共自建立之初，就是国际共产主义大家庭中的一员，并跟随它们一路走下来，直到1949年建政后“一边倒”。如果不“追本”，如何能“开新”？因此，读沈志华老师的书，往往让人有“原来如此”的感叹。其二，史料权威丰富，取舍科学严谨。本书在利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还充分利用俄国的解密档案，并谨慎使用回忆录和口述史料。沈志华老师还根据多方史料相互印证，既有证实，也有证伪。所以说，沈志华老师的学问非常扎实，扎实得在史料上根本挑不出毛病。不妨来试读几段颇有意思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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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编：先知书店现代社会的节奏越来越快，很多行业加班熬夜更是家常便饭，人们在盲目追求物质财富的同时，往往容易忽略了自己的健康状况。如今，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大多数人的身体素质却在大幅下降。专家指出，据中国保监会报告，中国重大疾病终身累计发生率高达72.18%，四口之家最终可能有三人会发生重疾！健康问题，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一个大问题，各种慢性病正在毁坏人们的身体。再加上现在新冠疫情还迟迟没有散去，疾病的阴霾笼罩在每个人的头上。每个人都应当引起重视，关注自己的健康。一个人失去了健康，就失去了一切。为此，先知书店为读者整理了一份非常实用的医学常识书单，帮助大家了解医学常识，把握自身健康。懂点医学，面对疾病才不会那么无助。《众病之王：癌症传》我国癌症的发病年龄：在40岁之前，癌症的发病率非常低；但到了40岁之后，突然迅速增高，呈指数倍增长；到了80岁，到了最高峰。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处在患癌风险中，生命就是一种癌前状态。在中国每分钟就有7个人患癌，了解癌症是一件很有必要的事情。推荐目前公认最好的癌症科普书：《众病之王：癌症传》，作者悉达多·穆克吉是医学界的大牛，在牛津大学获得致癌病毒研究的博士学位，他花了6年时间，才把有关癌症知识、抗癌历史、治癌未来做了综合全面的梳理，最终完成这本《众病之王》。这本书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一是涉猎广泛，医学、政治、文化、社会等视角都有，医学智慧、历史资料、患者故事等都含；●二是作者使用了生动的文学写法，读之让人动容，是一部严谨详实的科普经典，更是一部饱含人文主义色彩、从宏观视角俯瞰癌症的恢弘之作。了解癌症的前世今生，了解抗癌的人类抗争史，也是了解人类和生命本身。早发现，早治疗，生命才能更好地存在。《我们为什么会生病》人为什么会发烧、发炎？孕妇的“晨吐”是什么原因？为什么许多人小时候不爱吃青菜，长大之后就爱吃了？焦虑、抑郁和精神疾病这么糟糕，自然选择为什么留下了它们？以上问题都可在《我们为什么会生病》这本书中找到答案。本书被称为是生命科学和演化医学的“圣经”，揭示了人类疾病的来源和意义。作者威廉斯曾获与诺贝尔奖齐名的克劳福德奖，道金斯称其为“美国最受尊敬的演化生物学家”。在本书中，作者主张从演化的视角审视人体、疾病、衰老等健康议题，

前天的费孝通论美国人的性格的文章又被夹了，已经数不清多少次被夹，本号已经被关过三次小黑屋，所以已经处于高危状态。说不清哪一天也许走着走着就散了，回头发现，我不见了。为了不给自己留下遗憾，可以关注一下本号的备用号，或者加一下我本人的微信。周其仁：中国经济的唯一出路作者：周其仁1中国现在面临的国际形势：外需萎缩，反全球化要理解中国经济从之前的高速增长转向6%~7%中高速的增长，首先要理解全球的格局。假定有两个经济体，一个富有，一个贫穷。富国是10万块资本，300个人。穷国是10块钱资本，3000个人。前者类比是欧美和日本，后者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这两个经济中间之前有一道蓝墙隔开，大家各过各的日子，穷就是没资本，没资本就没有提高生产率的手段，很大程度靠人力、靠自然力，经济进步就很慢。富国资本雄厚，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所以贫富差距会拉大。现在把蓝墙打通，就是改革开放，把这个壁垒打开。打开以后：两个经济体加到一起算，资本总量就变成10万零10块钱，人口总量是3300人。要素的相对比例都发生变化，用我们熟悉的话就是“竞争格局发生了变化”。第一，富国的资本总量只加了10块钱，但是人口总量加了3000人来抢。原来300人用10万块钱，现在3300人用10万零10块钱，所以资本的稀缺程度提高了。为什么全球化以后，华尔街可以赚到很多钱，道理就在这里。第二，富国有科技，3300人来抢科技，科技的稀缺性也提高了。但是富国经济的麻烦是，原来只有300人，现在却要3300人一起竞争工作机会，劳动者的竞争加强了，这个过程中，富国的劳动者蓝领、下层白领难受了，因为他要面临3000个原来收入只有1块钱的力量的冲击。所以发达国家失业率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道理也在这里。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二战后发达国家的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被破坏，全球化以后两极分化严重，基尼系数上升。华尔街、硅谷赚到了大钱，但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人群很失落，制造业工人、中下层，在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的压力要超过他们得到的好处。当然好处也有，就是中国的产品很便宜，美国享受到了稳定的物价，所以，穷人实际的生活水平降低得不会那么严重。但是和华尔街、硅谷一比，相对收入的落差就出来了。发达国家都是这样，二战后高的基尼系数降下来，然后又回上去，然后就带来了社会矛盾。因为很多美国的大妈大叔，够不到金融、也够不到高科技，人数上又是大头，就会有愤怒感，所以在全球化高涨当中发生了“占领华尔街”。现在这个全球格局，发达国家、美国的平均水平是在下降的，但是中国在提高。我们的人均GDP从1978年的200美金，升到现在的8000美金，深圳是几万美金（25000）。而美国呢，从1978年的13500美金升到现在也就5万美金。所以，特朗普也出现了，特朗普反映了一个趋势：所有大的变化中，并不是每一个人、每一个集团、每一个板块都同等可以获得收益，有高有低，有得有失，所以社会矛盾就会起来。这里还要谈到一个术语：比较优势。李嘉图的理论，说的其实就是各国扬长避短，拣生产率高的东西干，这样整个社会的总体产出就会高。但是萨缪尔森后来的研究结论说这不对，因为中国啥都搞，搞完袜子搞汽车，搞完汽车搞飞机，搞的大家优势趋同了，逼得发达国家不知道干啥了。萨缪尔森临死前就问了一个问题：原来造自行车的现在开始造飞机，原来造飞机的造什么呢？他的结论就是：在共同的比较优势下，一方可能永久损害另一方的利益。中国就是通过这样，这些年赚了巨额的高额顺差。而美国比较优势没了，经济以外的规律就要发生作用了，贸易摩擦，制造壁垒，甚至国际紧张，都来了，金融危机也来了。从外部看，我们现在的经济下行首先就是全球的外需收缩，如果你是一个主要靠内需发展的，对你影响就小，但是偏偏我们在高速增长当中，我们是高度依赖外需的，那当然影响更大。2中国现在面临的国内形势：成本优势减弱，体制成本重新上升从内部看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形势：是成本在变化，并且核心是体制成本的重新上升。中国高歌猛进的全球化，就是因为有成本优势。我们不开放真是白穷了多少年，一开放发现穷就是竞争力。穷就是工资低，工资低就是成本低。同样一个产品成本低叫价就低，全世界的买家都是一样物美价廉，当然买你的。但是现在这个成本在变化，劳动力成本、土地、能源，所有的价格都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变化，最典型的例子是曹德旺在美国设厂。成本变化最大的是什么呢？是体制成本。仅仅把中国崛起归因于劳动力便宜，不准确，因为劳动力便宜并不能解释中国的崛起。没改革开放前，劳动力更便宜，那个时候没有中国奇迹，现在看非洲很多国家的劳动力比我们还便宜。不是要素便宜就能够变成竞争力，要素变成竞争力要变成产品，要素变成产品要组织，组织要在一个体系里头运行。这就引申出来了体制的问题。所以，让中国经济崛起的真正秘密不是原来穷，而是把原来导致穷的封闭变成开放，在开放当中允许组织创新，进行体制改革。比如，如果不包产到户，农民就不可能解放出来，没有生产积极性，依然还会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八亿农民搞饭吃饭还不够吃”。有了体制改革，才有下面的一环扣一环。劳动力解放出来去哪里就业？这又逼出了民营企业。产能出来了，市场在哪里？所以又逼出了WTO谈判，1997年签约，五年预备期，2002中国冲进去，把世界市场打开了，把原来的障碍打开了。进了WTO，一开始还是“奖出限进”，后来尝到了甜头，全部杀进去，这才冲到了全球化的前沿。所以，中国的成本优势不完全是原来的劳动力便宜，主要是第二项优势，通过改革，把原来奇高无比的制度成本大幅降下来了。就是这套挺土的打法，把我们的体制成本，几位诺贝尔奖得主给出的理论，在中国非常显著地降下来。体制成本下降，加上原来的要素成本低廉，结合到一起再加第三个力量——学习曲线。最终构成了后来的“中国故事”。但是现在新问题来了。新问题是成本又上来了，原来的成本优势消失了。现在我们一般讲成本优势消失讲的都是劳动力、工资在涨，这个问题当然存在，但是被大家忽略的是：我们的体制成本重新在高速增长当中举头向上。1995~2012年是中国最高速成长的这段时间。我们名义的GDP是增长是8.6倍，全国工资总额涨了8.8倍，税收涨16.7倍，政府除税收以外的收入18.8倍，法定一定要交的社保五险一金增长了28.7倍，最关键的是土地，政府独家供地获得的土地出让金，涨了64倍!体制成本上升表现在什么地方？比如，我们到今天也没有达到税收一定要法定，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定的，我们现在很多的税收是行政部门直接定的，抽税的人定抽多少，政府定了，不经过人大的审核。那这个就很容易一下子收过头。比如，这届政府说简政放权，但是很多后来增加的文件大部分都不是计划时代而是高增长的时代加进去的，我们在这波下行就吃了这个亏。这些是体制性的问题。现在没有什么资本主义的大帽子，但是小绳索挺多的，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些事情加到一起摩擦系数大了。高速长的时候加大摩擦没有关系。问题是外需一收缩，这些变量就来了。还有对待新科技的态度，一波三折。还有城市化，我们的行政区划是组织化的。城市建设说好很好，但是浪费不得了，修了多少没人去的设施，耗了多少水泥钢铁，水泥钢铁有多少的排放，然后又回到我们的肺部。你要跟着人口和资源的流动来发展城市化，愿意去的地方好好投，中心城市，城市群，城市圈。那人不愿意待的地方还林、还环境，青山绿水、特色小镇。3中国经济的突围：体制改革+创新第三个部分是，怎么确保我们的成本优势，两个方法：降低体制成本、创新。中国现在面临的状态是：两个海平面，形象比喻已经变成了三明治，我们夹在中间，成本已经顶上来了，市场成本也上升了。劳动力大家都贵，土地也在贵，但是我们手里还没有多少独到性的东西。这个世界上的竞争就两句话，你要么成本比人家厉害，要么手里有独到的东西。比如美国苹果卖到全世界，通宵排队买，因为他有你没有。现在我们30年改革开放高速成长伟大成就，全球格局看夹在中间了，底下有印度、有越南，他比你还便宜，他招商引资的力度比我们当年还强，都学会了。在这个情况下，就无可阻挡的发生了整个经济增长模式的变化。现在要继续我们的成本优势，但是成本当中的那块体制成本，这个东西没有改革，光靠民间解决不了。没有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主动地发起一轮一轮的深化改革，这个成本很难降下来。比如社保基金，我们现在很多的法定保障率交得比美国高。当初交那么多是没办法，当时是国企大面积亏损，所以社保交费率定得比较高。但当时就有一句话，以后要把大型的、赚钱的国有企业的资产划到社保去，用那个收益来抵社会保障。但是真要做的时候难度不小，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把这条写进去了，就是要划一批国有资产到社保基金，然后把法定保障率降下来。我们的经验已经证明，体制成本降，经济就会很好地发展，体制成本上升，整个国家民族就会被拖住。渐进改革的好处就是震荡低，不是一次性解决问题。但是渐进改革的难处是你要“维持渐进”，所以体制改革一定要改到把体制成本再降下来为止。既然这个成本降不下来，那么能不能延长它的时间，就是把成本曲线往右推，尽可能延长它持续的时间。因为，这条成本曲线一定会上去的，人均200美元到8000美元变成深圳的好几万美元，这个成本肯定会上去，但我们可以把整个成本曲线往右移，延长成本优势持续的时间。比如说工人很贵，我生产附加值高的东西，如果还生产袜子，如果还是这套工艺，这套生产率他就是很贵的。你改变一点。所以真正地对付成本压力就是不断地右移我们的成本曲线，形成一条长期来看持续有竞争力的成本变动。这是商业世界里头的不二法门，也是整个经济体系和经济体系竞争当中的不二法门。降低成本的第一个突围方向，是刚才说的体制改革。而第二个突围方向是创新，通过创新来突破全球形成新的僵局。引进新的产品，改变现有的品质，引进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的市场，夺取原料和半成品新的来源，创立新的经济组织，创新才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创新很重要、很伟大，但创新不是一定会发生的。成本曲线也不一定会右移，否则哪来这么多的过剩产能、僵尸企业、鸡肋的企业，还有病危停滞的企业？创新是有条件的。举例说，以色列800万人有3500家初创公司，并且特拉维夫主导了美国硅谷的高精尖研发，美国没有一家大公司不在特拉维夫设创他们的研发中心，他们靠的是人、想法、发明创造，靠的是对教育的重视。总之，中国不创新、不改革，不会走出现在的困境。在中国经济学人圈，他被认为是“学也学不来”的学界楷模。几十年来，周其仁老师奔走、扎根经济调查研究的第一线，用脚力、头脑和心来观察、理解转型期中国社会的问题和变革。文贯中：能以生花妙笔，用血有肉的故事和人物为案例，凭借学贯中西的博学和天生的犀利眼光，用清晰得路人都能理解的逻辑，将风尘仆仆、穿乡走村而来的深入观察，整理为生动的文字的经济学家，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上都可说是凤毛麟角。周其仁便是其中之一。尽管他有很多真知灼见，既不盲从主流，也不迎合民意，但近年来鲜有作品公诸于世。

2020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在这一年，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流行，不仅导致很多人失去了生命，还使得世界进入了罕见的“大封锁”状态，全球经济活动也陷入前所未有的衰退之中。正如《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疫情暴露出全球治理的无政府状态。法国和英国在隔离检疫规则上争论不休；美国则继续为贸易战磨刀霍霍。尽管在疫情期间有一些合作的例子——比如美联储贷款给他国央行——但美国并不愿意担当领导世界的角色……世界各地的民意正在抛弃全球化。”正是在疫情期间，英国正式脱欧、“BLM”（Black

学人简介：刘瑜，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研究领域包括比较民主化、新兴民主国家、美国政治等，讲授课程包括比较政治学、比较民主转型、美国政治等。著有《民主的细节》《观念的水位》《送你一颗子弹》等。《可能性的艺术：通过比较理解政治》序言

荒诞的时代没有干净的人斯大林：“这本书，两三百年都休想出版”

我想重新解释历史文：网摘

说起中国近代史，蒋介石当然是一个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重要人物。而对他的评价，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段、不同的阵营，亦可谓是“誉满天下，谤满天下”。时至今天，仍然有不少大陆人习惯了对他的“人民公敌、独夫民贼”的“历史定论”；但在开放党禁前的台湾，对他的评价却是拥有中国现代史上数一数二军事和政治才能的杰出领袖，他在大陆的失败完全是因为时运不济；而转型后的台湾，对他的评价又变得“百花齐放”……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后，稍稍喘了口气。然而，当时的情形，逼得他不得不为万一台湾不保而做打算。差点效法希特勒“杀身成仁”1949年的新年钟声刚响，内外交困中的常凯申便不得不违心地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任代总统。蒋介石下野回到了家乡溪口，只不过是由前台转到了幕后，实权还掌握在他这位下野的总统手里。在溪口小镇，蒋介石架设了7部电台，继续进行军政遥控指挥。按照蒋介石的设想，尽管东北、华北、华东已尽为中共所据，但他手中仍有最后一搏的本钱：70万美械装备的大军、占绝对优势的海空军力量和“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这足够阻挡解放军南下的步伐，维系半壁江山。然而，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解放军百万雄师随即强渡长江。蒋介石苦心经营达3个月的长江防线一夜间便崩溃了。4月23日，解放军就占领了南京。得知这一消息的蒋介石万念俱灰，不吃不喝，要效仿希特勒“杀身成仁”。后经蒋经国等人的苦苦相劝，才打消了自杀的念头。菲律宾允许蒋介石建流亡政府蒋介石在大陆执政20余年，仅出国访问过4次，其中一半都是在1949年下半年自身岌岌可危时。这时，他走访菲律宾和韩国，首先是意图构建远东地区的反共大同盟；其次则是为万一台湾不保做打算。1946年，菲律宾从美国独立，国民政府第二年即与其签订了友好条约。1949年7月10日，蒋介石从台北飞往菲律宾，与菲律宾总统季里诺举行会谈，对中、菲、韩三国的反共联盟进行规划。在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季里诺，会不会允许以后中国在菲律宾建立流亡政府。季里诺说：“如果蒋氏提出这一计划，我们势将不加拒绝。”7月18日的《大公报》也以“季里诺允许蒋介石及其亲信流亡菲律宾”为题做了报道，蒋介石坦率地对季里诺说，“国民党政府迅将被迫撤离中国本土，而其实现时或将远较预期为早”，季里诺当场同意“蒋政府及重要亲信来菲”，只需预先告知“流亡政府人员之数量”。流亡菲律宾向来是据守台湾者的最后出路。蒋介石与菲总统季里诺在宾馆前合影康熙征讨台湾时，郑氏集团中就有人主张出走吕宋（菲律宾）。1949年美国对蒋介石援助并不积极，甚至想在台湾找人取代蒋介石，抗日名将孙立人就是目标之一。驻菲公使陈质平曾奉命告诉孙立人，一旦大陆沦陷，蒋介石不想流亡海外，而要暂居台湾。如果孙将军不同意的话，蒋介石就只能到菲律宾去了。孙立人听后极为不安，第二天就找到蒋介石，发誓“一切以总裁之命是从”。这件事从侧面说明，蒋介石的确是将菲律宾计划为最终归宿。宋美龄要蒋介石逃亡瑞士1949年，蒋介石逃到台湾后，宋美龄正在美国寻求援助。她感到，美国不再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无论如何也守不住台湾。蒋介石再往哪里跑呢？在美期间，宋美龄与美国各界接触甚多，无论是政界还是军界人物，对蒋介石均无好感。宋美龄思前想后，决定给蒋介石发电文，劝他到瑞士避难。但蒋介石并没有复电。蒋介石夫妇在台湾宋美龄又给蒋介石发电说，由于跟美方打交道十分困难，她觉得蒋介石应马上到瑞士去。然而，蒋介石的态度并不积极。最后，宋美龄叫孔祥熙的女婿，也就是孔令仪的丈夫陈继恩专程去一趟台湾，以“到瑞士休养一段”为由，劝蒋介石离台。1949年12月初，陈继恩到达香港。意外地碰到何应钦的老婆王文湘。何应钦与其他许多国民党高官一样，人虽已到台，因担心台湾不保，不敢将老婆接到台湾。王文湘得知陈继恩即将赴台的任务后，立即将此事电告何应钦，让他做好外逃准备。为求得可靠消息，何应钦悄悄去找好友、总裁办公室秘书主任黄少谷打探。黄少谷告诉何应钦确有此事，但蒋介石没有答应，而且此事是蒋夫人等人的意见，不要外传，以免影响人心和士气。蒋介石宁去日本不去瑞士那时，国民党高官的太太、亲戚有不少居住在香港，王文湘在与他们闲聊时，无意间将此事透露了出来。很快，蒋夫人要蒋介石到瑞士避难的消息开始流传，一时间，人心惶惶。陈继恩到台湾秘密会见蒋介石，全力劝说蒋介石去瑞士。蒋介石告诉陈继恩，共产党即使攻打台湾，也需两三天才能登陆，到时离台也来得及。蒋介石还说，台湾即使保不住，他也不会到瑞士，要去就去日本。陈继恩返回美国，把蒋介石的意见转告了宋美龄。宋美龄也觉得，台湾的安全可能暂时没问题，加上蒋介石又不愿去瑞士，就没再逼蒋。对蒋介石来说，幸运的是，后来因朝鲜战争爆发等因素，最终没让他走上流亡国外那条路。关于蒋介石的一生，深想一步，许多疑问便会在我们的头脑中浮现。疑问一：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的威望和权力，其实远不及党内的汪精卫、胡汉民、许崇智、廖仲恺这些大佬。他是如何在派系林立中异军突起，成为国民党的一号人物的？

进了秦老师蓝旗营小区的家，更是如同穿越回了过去：装修是几十年前的，不但风格完全落伍，而且多处已经斑驳。室内别无他物，到处都是书，从书架上溢到四处，沙发上，地板上，茶几上，到处是高高低低的一摞摞的书。

编：先知书店在西方学术界，绝大多数人都一生专注于狭小的专业领域，只有极少数绝世天才，才敢于站在人类思想的高处，俯瞰文明的历史。他们的信条是：只有天才和蠢货，才敢无所不谈。1885年诞生于美国的威尔

荒诞的时代没有干净的人张维迎：我这几十年听到最多的劝告是“你说话注意点，小心点！”战后台湾那些事，真相全在这里斯大林：“这本书，两三百年都休想出版”西安事变，原来如此

那时候适逢里根政府要通过一个法案，要求所有的中小学在课间安排一段时间，让所有的孩子在教师的带领下一起祷告。因为想起了“早请示”，我听了就摇头，险些把脑袋摇了下来。

▲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传统的经济理论没有清楚地区分不同的垄断，也没有清楚地区别不同垄断对经济行为和经济效率的不同影响。流行的教科书讲，垄断——市场上只有一个供应商——带来的“市场权力”（market

隐身于日常角色中的平庸之恶战后台湾那些事，真相全在这里

——检讨书，他是一众“大牛”里写得最好的。别人一肚子才华都变成了极端年代的“八股体”：内容雷同、政策性强、词条量少、句法简单、检讨书文体，唯有他保持着“王瑶式文体”，语言精彩，金句频出。

文：李晓婷；编：木叶陈徒手在北京档案馆手抄了几十万字档案，把真相展现给世人。这些档案，有的人恨不得永远埋起来，这时，陈徒手就像一个“盗墓者”。▍他从档案中挖出残酷的真相挖出来的值钱货攒了好几年，放进《故国人民有所思》和《人有病，天知否》这两部作品中，写新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当中的种种难堪，讲述11位大学教授1949年后“思想改造”的过程。黄宗英曾经打电话给陈徒手：“冯亦代看了你这本书，看哭了。书中说到的这些人都是他的熟人，但是你说的这些事他又不知道，所以哭了。”1990年代，陈徒手在中国作协档案室用纸笔抄录了几十万字的档案。“主要是会议记录，还有作家来信、交代、检查。每搞运动就留下一堆。”

罪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已经对罪恶习以为常文：格隆

在1960年代的苏联，有一本其内容一定会被斯大林“深恶痛绝”的书，注定无法出版。它就是《生活与命运》。这本书被欧美书界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俄语经典”，“当代的《战争与和平》”。然而当年苏联主管意识形态的一把手苏斯洛夫，却按照斯大林的“遗愿”反复宣布：“这本书，两三百年都休想出版！”这本《生活与命运》在遭遇雪藏二十年、作者瓦西里·谢苗诺维奇·格罗斯曼去世十几年后，被拍摄为缩微胶卷偷运至瑞士于1980年代出版，引起巨大轰动。有评论赞誉道，写一个国家的大全景，没有人能写过托尔斯泰，但本书作者格罗斯曼例外。从斯大林、赫鲁晓夫，到官僚体系的具体运作，一直到前线红军在漫天炮火当中的日夜生活，还有和平地带草原上的牧民和农夫……这个帝国的每一条神经线乃至它最末梢的毛细血管，全都被格罗斯曼一根根挑选出来耐心检视。▲战地记者瓦西里·谢苗诺维奇·格罗斯曼与托尔斯泰不同，格罗斯曼写的是离我们更近的二战期间的“战争与和平”。更重要的是，后者笔下所呈现的是荒谬的力量，而托尔斯泰式的“正能量”在其中没有存在的机会。同样是著名的持不同政见作家，今天的很多人却认为，格罗斯曼比写《古拉格群岛》的索尔仁尼琴，写得更加出色。索尔仁尼琴等人，他们的感召力是来自他们都是体制外的人；而格罗斯曼的感召力，至少部分来自他对苏联社会各个层面（体制内外）都了如指掌。作为一个曾经的体制内作家，他主动报名成为斯大林格勒前线的记者，以“无情报道真情实况”著称，刊登他战地新闻的报纸，总会被人一读再读，直到报纸被翻阅得破破烂烂。他还是世界上第一个揭露犹太人大屠杀、纳粹死亡集中营的人。所以他的《生活与命运》即便不是非虚构作品，却也令读者感觉其真实得惊心。而正是这种惊心令斯大林及其后人们难以接受。《生活与命运》不仅是一部文学巨著，而且也是一部史学宏篇。对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没有比这本书更全面描写的了。这部书中的许多叙述，我们看后都会心有戚戚。比如下面这些小段落。◎“哪里声称全善，哪里就会流血。不但是人，就连上帝也无法消除现实的恶。只有未被国家意识形态征用的语言才能讲到善的种子。”◎“相对安全平静的后方，有时候竟比斯大林格勒战线上的最前锋还危险。因为他们要担心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生怕犯错；他们要留意权力的走向，以免一不小心走上‘邪路’。”◎“在这个时期暴露出来的人类天性最惊人的一个特点就是顺从。有时候，前往行刑的地方要排很长的队，等待被杀的人就自动排队。千百万人住在巨大的集中营里，这些集中营不仅是他们自己建造的，而且自己看守着。“◎“两个交战国家是相似的，至少在令自己人恐惧这一点上，原来正邪如此分明的战事，骨子里居然是两个相似国家之间的斗争。”《耳语者》《娜塔莎之舞》的作者奥兰多·费吉斯这样评价本书：“《生活与命运》比我知道的任何一本书，更能让读者了解二战时期的苏联。但最重要的是，它迫使我们思考极权主义的本质（无论它在何地出现），以及人性善与恶之间更大的斗争。”本书中文版出自著名俄苏文学翻译大家力冈之手。力冈先生（1926-1997）一生译过700万字的俄罗斯和苏联文学，其译本行文从容得体，读来欲罢不能。梁文道先生为新版作序。作为一部经典作品，《生活与命运》豆瓣评分高达9.3。先知书店特别推荐，一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本号高危，请关注备用延伸阅读：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雷颐：天朝体系和条约体系的碰撞徐贲：纳粹如何用语言改变了德国人的常识乌托邦的掘墓人——哈耶克“认清当下现实困境，秦晖绝对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逻辑比常识更稀缺刀尔登｜阴谋论真是太好用了揭秘台湾战后七十年历史真相

暴民从何而来有一种可惜，叫读不懂《红楼梦》金观涛：思考人类的未来，必须正视历史倒退带来的思想困境

1945年二战结束后，在美苏争霸的世界局势中，美国把从日本统治中夺回来的台湾交给蒋介石接收，从此开启了战后台湾跌宕起伏的转型历程。在美国战略布局谋略之下，台湾人刚挣脱“皇民化”，又立刻成为防阻共产势力跨越的“西太平洋防线”枢纽。台湾北承阿留申群岛、日本、韩国、琉球群岛，南接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外有美苏角力，内有国共相抗……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台湾人经历了二二八事件、戒严、报禁、党禁、白色恐怖、两蒋统治、十大建设、联招、万年国会、美丽岛事件、野百合学运等等重大事件，历经各类社会运动与抗争，最终走向民主化。回顾战后台湾1945-2015年这段艰辛困顿的漫长岁月，不知有多少不为人知的历史残留，埋没在荒烟蔓草中，正待发掘起出，警示世人，不可重蹈覆辙。唐太宗说：“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是一面镜子，足可惩前毖后，避免重蹈覆辙。台湾战后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段历史对我们理解台湾又有何启示？对绝大多数大陆人来说，1945年以后的台湾70年现代史，可谓其历史认知的一片空白角落。这方面靠谱的著述，在大陆尤其难找。而要认识如此重要而又复杂的人物与事件，还是得多读点台湾人自己写的台湾史。

说起经济学，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不是一本本厚厚的让人生畏的大部头？经济学看上去如此艰深，所以短小精致、讲起来有趣、听起来易懂的经济学寓言格外受欢迎，这些语言可以通过生动有趣的方法，让读者可以很方便地阐述本来难以理解的经济学概念。然而，以经济学寓言传播的形式也有不少弊处，因为生动有趣而流传太广，它的误导范围也非常大。像费雪车体的故事，虽然不正确，但经过经济学家们的不断重复，影响了许许多多的研究者和学生。即便有学者发表文章对这些故事的错误进行纠正，对故事所依据的历史做了澄清，这些寓言故事还是很流行，仍继续以讹传讹地存在着。一年多前，人文经济学会和朋友们曾联合发起一本经济学经典书籍的众筹，有几百位读者热心响应了。这本书就是《经济学的著名寓言：市场失灵的神话》。在多位师友心目中，它排在“已断版书中最值得重印的”第一名。因为，在它缺席中国的十几年时间里，太多错误观念继续流行着，在官方的产业政策、管制调控等方面，或者商界和投资界的分析、判断等方面，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不下于千亿的资金或者人力，通过民间投资部门砸向了错误的风口或者行业模式。而公共部门这十余年来施行的干预政策或者资源配置，出于良好意愿结果未能达成目标的，更是数以万亿计了。一本书的威力有这么神奇？实际上，它对世界的影响可能比这些还要大。二战后，大政府、管制干预的观念在经济学界和公共政策领域里占据主流，导致70年代发达国家严重的滞胀。科斯等新制度经济学派用十余年的时间，将旧主流理论中政府与市场的部分扭转，为随后的里根、撒切尔改革提供了观念武器。本书考察了11个著名寓言，对广泛流传的“市场失灵”理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经济学家曾使用这些寓言故事来证明提供公共产品、实施产业管制、对大企业实施反垄断等公共干预的合理性，使得这些故事在经济学、法学和管理学等领域中被不断提起，在公共政策方面产生广泛影响。然而，本文集的作者们发现，这些寓言实际上只是以讹传讹的神话而已。经济学分析，应该扎实地建基于对制度细节、交易成本的经验研究，而不能依赖于虚构的故事。不同于其他经济学经典的是，书中文章措辞平实易懂，也几乎没有什么公式和模型，作为一本经济学论文集，可以说对读者非常友好。而这其实是由新制度经济学派思考问题的角度决定的，科斯一生主张回归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不要沉迷于黑板上的推导。写真实世界的东西，当然会显得更“说人话”。此次再版，增录了科斯严格意义上的收官之作——《经济学的研究操守》，以及彼得·加伯的经典名篇《郁金香狂潮》；以浙江大学科斯经济研究中心为平台，12位教授联手重译。为此，诚挚推荐这本《经济学的著名寓言：市场失灵的神话》，出自故事与逻辑的经济学寓言，为我们提供了躲避迷信陷阱的保障。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延伸阅读：看透“中国人”：一部被雪藏二十一年而无法出版的“隐秘著作”《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读懂现当代中国的珍贵史料十字路口的选择，教科书之外的真实皇帝好大喜功，后果有多严重张五常：他是中国两百年来思路最清晰的领导人本书堪称“断货王”，有位书友已陆续买20本送给朋友实在太有趣的口述历史柴静：他写得剥皮见骨，看得我心里悚然一本严重被书名耽误的高冷奇书|

如何拯救世界？文

作者：秦晖恐怖主义问题的起源复杂，简单的谴责是远远不够的，恐怖主义问题的解决更需要大贤德大智慧和社会机制与制度的改进，决不是简单的报复所能奏效。我们下面将会就此提出一些看法。但是所有这些看法都要以一些底线性质的常识判断与良知判断为前提。我们所要捍卫的是做人的底线，这不是什么“主义”的问题。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国际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者”，丧失这个最起码的底线还能叫人吗？所谓“弱者对强者实行‘绝望的反抗’可以不择手段”的说法是一种可耻之论。且不说弱者与强者并不等于正义与非正义，即便是“正义的弱者反抗不义的强者”也决不能“不择手段”，尤其不能不择手段到故意滥杀无辜的程度。人类的先贤曾以古希腊作品《弑君者》的评论表明了这一道理，这部作品讲述了这样的故事：古希腊某城邦为暴戾的昏君所统治，某公民企图暗杀他以解放人民，然而他先遇到了并未作恶的暴君之子并将之杀死，随即扔掉匕首逃匿。不幸的暴君见到儿子的尸体后，悲痛绝望之中用这把匕首自杀身亡。于是弑君者便出来吹嘘自己的功绩，并要求奖赏。人们能肯定这种行为吗？即使在和平主义并不流行的古代、在认可以暴制恶的极端派思想家那里，答案也是断然否定的。激进主义的古代先驱托马斯·莫尔就指出：如果这个“弑君者”真的杀了暴君，那无疑是应当受到赞美和奖赏的；但他杀的只是个弱者。尽管这在客观上导致了暴君之死，但莫尔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暴君之死是天意，即便杀人者也有除掉他的愿望，却并未抗强犯难，因此他“利用上帝旨意，贪天之功，厚颜求赏”便是可耻的。他应该要么杀掉暴君本人，要么谁也不杀。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弑君者”相对于暴君而言的确是弱者，但莫尔谴责他杀了无辜者时不仅因被害者无辜，而且因被害者相对于凶手而言也是弱者。换言之，所谓“弱者反抗强者可以不择手段”的说法在实践中首先是以不择手段地屠杀更弱者为前提的。如果习惯于中国传统中王子权势的人们不容易理解古希腊城邦政治中“暴君之子”是弱者这种说法，那么“9·11事件”中被劫持客机上面对歹徒的无助旅客、世贸中心大楼上面对旷世暴行无法逃生的各国和平雇员之为弱者则是毫无疑问的。那些不择手段地屠杀了他们的歹徒哪里谈得上什么“弱者反抗强者”，这些歹徒首先是恃强凌弱者，而且是不择手段地、“超限”地恃强凌弱！我们知道人性是有局限的。人要不为恶，必须有所“限”——道德的自律与制度的他律。一个人或一个组织如果处在所谓“弱者”地位时尚且能够不受制约地“超限”肆虐于更弱者，即毫无自律，他律也管不了他，那么万一他改变“弱者”身份、甚至成为“强者”后，谁能说他不会“超限”肆虐于所有的人或整个社会？！事实上不仅“9·11事件”，一切关于为了所谓正义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说法都是邪恶的谬论，这种谬论下的恶行人们见得多了，从奥斯威辛到古拉格，从南京大屠杀到

一方面，国际政治也被戏称为“国师学”，任谁都能谈上几句，酒桌上、茶馆里，个个都恨不得高卧隆中，放言高论，什么战国七雄，天下三分，都说的有鼻子有眼。

本书译者说，这应该是一本不用写一个字推荐语的名著。这本书的作者，是学界一位里程碑的人物。很多人强调，他在经济学界的地位，堪比社会学界的马克斯·韦伯、科学界的达尔文。与之相比，他诸如“新制度经济学奠基人”新经济史先驱者”、甚至“诺奖得主”等荣誉和称号压根不值一提。当年，本书作者有关“制度创新”的观点卜一问世，一石激起千层浪，并迅速登顶经济史学界新浪潮的最前沿，深刻地刷新、重塑了当时关于国家兴衰的认知，其影响力更横跨近半个世纪，并至今不衰。比如：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路径依赖理论”“国家理论”“搭便车理论”“意识形态理论”等概念、范式无不来源于他。而当下，作为中国经济学天花板的周其仁、张五常、吴敬琏、张维迎、韦森等知名经济学家，皆深受他的影响；华人世界“离诺奖最近的经济学家”杨小凯的“后发劣势”理论，亦从他那儿得到了启发和借鉴。他就是诺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这本书就是他的成名作，也是被无数思想家、学者奉为“案头书”的《西方世界的兴起》。▲制度经济学巨擘

陈丹青在回答艺术爱好者的问答时，问怎么看待装逼和艺术的关系？陈丹青回答说：装逼是现在想出来的一个词，就是说好像装的很雅的样子，那艺术就是装逼呀。每个时代每个国家会有新的词来形容艺术，我喜欢装逼这个词，我从小就装逼，装成了现在。说起装逼，还得是陈丹青。“装”的语言精彩、态度诚恳、别开生面。尤其是下面这部。⬇️

日本侵华初期，国民党还不对日宣战。为什么？日本在东亚的侵略目标，未必说就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相反的，正因为中国古老落后，可以掠夺的现成物资太少，急功近利的日本，虎视眈眈，他们还可北进苏联，南进东南亚。而此时的中国，已经弱得不能再弱了。所以，中国搞个“合纵”“连横”，扳回局势，也未可知。然而........“西安事变”一爆发，伺机而动的契机一纵即逝。接着“卢沟桥事变”随之而来，我们回避不了，只好单枪匹马，赤膊上阵了。在捉蒋前夕的东北干部会议里，几位比较成熟的将领问张学良：“抓住蒋介石以后，下一步怎么办？”张少帅说：“捉了以后再说！”事隔两周，弄得地球倒转，举世哗然，少帅又主动把蒋送回南京去。杨虎城、周恩来等闻言大惊，群问放掉蒋介石以后，下一步怎么办？少帅答：“放掉以后再说！”两个“再说”，不但改写了中国近代史，也改写了世界近代史。以上选自唐德刚先生《从甲午到抗战》。这本书夹叙夹议讲述的是甲午年的第一次中日战争和14年的抗日战争。唐德刚深入“西安事变”、“汪精卫投敌始末”、“日本侵华罪行”等历史实情，带读者反思两次中日战争里中国之得失。“西安事变”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拐点，若无西安事变发生，中国近代史极可能改写，整个亚洲情势，乃至当今世界的情势，也将大大不同。看清历史的逻辑，方能看清当下的世界，然而西安事变的真相究竟如何，始终难有定论。张学良是西安事变的主角。蒋介石在世时，那是禁忌；等到蒋殁世，好不容易张学良结束软禁，也动念想写一本口述历史，并因缘际会主动找到唐德刚口述历史。▲右：张学良，左：唐德刚唐德刚写的历史多是像这样，根据历史亲历者的口述编写而成。口述史，不是录音机一录，整理出文字这么简单，十分考验人的功力。他对“西安事变”，对张学良，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的人物都有极其深刻的见解。

没有不择手段的正义刀尔登｜阴谋论真是太好用了最大的敌人不是他国，而是自己的愚味恶之所以盛行，是因为无条件的服从建于荒谬的高墙，终将倒于荒谬

当经济崩溃，社会动荡，人们对现有秩序陷入“集体绝望”，有识之士都深知这是资本主义秩序遭遇危机，社会主义试验宣告失败的结果；当几乎所有人都在探讨一个更好的未来时，一位29岁的青年却发出警告：未来很可能不是更好，而是变得更坏，因为一种更坏的秩序——法西斯主义，将会笼罩整个欧洲，这位青年还将这些洞察写成一本小书。这本小书出版于二战前的1939年春天，一出版旋即引起轰动，丘吉尔不仅为本书写了评论，还在登顶英国首相后下令，自己的士兵必须人手一本。然而，在当时，这却是一部异端之作，因为它的观点犹如惑众妖言：◎

Wittgenstein）和他的学生马尔康姆（Norman

说起中国近代史，蒋介石当然是一个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重要人物。而对他的评价，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段、不同的阵营，亦可谓是“誉满天下，谤满天下”。时至今天，仍然有不少大陆人习惯了对他的“人民公敌、独夫民贼”的“历史定论”；但在开放党禁前的台湾，对他的评价却是拥有中国现代史上数一数二军事和政治才能的杰出领袖，他在大陆的失败完全是因为时运不济；而转型后的台湾，对他的评价又变得“百花齐放”……关于蒋介石的一生，深想一步，许多疑问便会在我们的头脑中浮现。疑问一：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的威望和权力，其实远不及党内的汪精卫、胡汉民、许崇智、廖仲恺这些大佬。他是如何在派系林立中异军突起，成为国民党的一号人物的？

关于1945-1949年那场国共内战，为什么相对强大的国民党会最终败给相对弱势的共产党，历来众说纷纭，两党各自的说法更是大相径庭。有没有相对超然的解释呢？应该是有的。就我个人的阅读体验而言，至少还有两种说法（或者说两个侧重点）并不为大多数中国读者所了解。其一姑且概括为“美援中断说”，其二则是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胡素珊（Suzanne

▲马克斯·韦伯（1864.4.21~1920.6.14）韦伯：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文：徐颂赞01.韦伯的“正命题”与“反命题”如果我们打开一张世界地图，就会发现，近代以来的发达国家，几乎都集中在北欧、西欧、北美、澳洲，而这些国家或地区又都拥有极其浓厚的基督教传统。即便在东亚，韩国、香港、新加坡等亚洲地区，这些发达地区或国家，背后也或多或少和基督教文明相关。其实，对于基督教和资本主义的亲和关系，海内外已经有很多学者研究过。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对此也有专门分析。而读韦伯的一系列著作，可以发现存在两个命题，“正命题”是为什么基督教欧洲可以发展出资本主义？“反命题”则是为什么非基督教地区，包括印度、埃及、古代中国等，无法发展出资本主义？对于古代中国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韦伯在《儒教与道教》这本书里则有专门的研究，他的回答也比较清晰：以儒教和道教为主导的中国社会和文化体系里，没有办法发展出近代理性又有节制的资本主义。对他的这个回答，学界说法不一。但在这篇文章里，先来看他自身的理论是如何展开的。说到韦伯，他和家喻户晓的卡尔·马克思，还有法国的涂尔干，并称为“社会学古典三大家”。之所以说是“古典三大家”，是因为单单他们三位，就几乎开辟出整个近代社会学，而这两位Max又几乎都涉足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宗教学等等学科，学问非常广博精深。韦伯的《儒教与道教》，这本书最早发表于1916年，距今一百多年，《新教伦理》出版至今也是一百多年。可见，一百多年前，韦伯对宗教与资本主义的思考，就很清晰了。当然，韦伯认为，中国人在智力和技术上并不落后于其他民族，只是强大的“巫术的理性系统化”极大阻碍了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就像鲁迅先生曾经说：“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但是，为什么中国人能够发明火药、罗盘针，最后却拿来敬神、祭祖、看风水，却没有在历史上爆发产业革命？有趣的是，与鲁迅遥相呼应，韦伯的答案是：“巫术的理性系统化”是阻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原因。02.什么是“巫术的理性系统化”？

其实世界上的各种经济体制互相比赛一件事情，那就是纠错能力。哪有不出错的制度？资本主义了不起，《共产党宣言》说它创造了超越以往一切时代的革命性的经济成就，但为什么老要闹经济危机呢？还不是那个体制会出错？过去以为搞了计划经济就可以消除危机，实际上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经济决策同样会出错，否则为什么隔几年就来一次“调整”？经验证明，出错不可免，问题是纠错能力强不强。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个优点，但前提是决策要对。决策错，又集中，那错误也大，且纠错比较困难。改革无非是系统性地纠错。这里存在一个悖论：计划体制本来就是因为纠错能力不够强，非积累起很多问题才需要改革。但打出改革的旗帜，我们体制的纠错能力就能自动变强吗？实践中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偏向，千难万难，改革好不容易取得了一些进展，也因此取得了一些经济成就，有一种舆论就认为我们的体制是全世界最灵光的体制，再不需要改了。既然改革这么难，那么干脆不改了行不行？干脆宣布中国已经建成了新体制，再也无须改革，行不行？想来想去，答案是“不行”。因为改了一半不再改，大的麻烦在后面。大体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不继续在一些关键领域推进改革，不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不推进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政治改革，很多社会矛盾会呈现连锁爆发趋势。联系到当下的经济形势，总特征是高位下行。老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就是下坡时容易出问题。很多的矛盾在高速增长时被掩盖，但往下行时，平衡的难度就加大了。第二个层面，更年轻的人群成为社会的主体，他们对体制、政策以及自己所处环境的评价，有不同于上一代人的新参照系，也有他们对理想社会更高的预期。比如说，对经历过1959-1961年大饥荒，经历过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这代人来说，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变化，再怎么说也觉得进步巨大。但是，对“80后”、“90后”来说，他们的参照系生来就有所不同。他们生活在较开放的中国，对世界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认为这个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那样的，要是不达标，他们就不满意。现在社会人口的主体，也就是产业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消费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文化活动中最活跃的人口，他们的参照系究竟是什么，他们的预期值又是什么？他们对社会公正、对现代文明的标尺是不是比过去更高了一点，对改革不到位带来的负面现象觉得更不可容忍？要看到，中国经济总量已是全球第二位。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对自己国家的期望，比过去更高。我们不能动不动就讲改革前怎么样，更不能讲新中国成立前怎么样，老靠“忆苦思甜”来维系人们的满意度。一个国家有希望，一定是一代一代对自己社会的期望值更高。所以改革还要和正在成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要是改得过慢，跟不上年轻一代对社会的期望，也会出问题，也可能让失望情绪弥漫，那就无从动员一代代人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第三个层面，现在很多制度性的变量改得过慢，老不到位，正在激发越来越多的法外行为、法外现象。现在很多事情，法律上说一套，本本上说一套，人们实际上另做一套。不少人不在法内的框架里，而在法外的世界里讨生活。看到这类现象，人们习惯于批评中国内地有法不依，没有遵纪守法的好习惯。这个问题是存在，但有的情况下，也实在是因为我们不少法律或规章，定得不合理。我举过一个很小的例子，民航客机落地时，广播里一定说请大家不要打开手机。可是你前后左右看下，差不多人人都在开手机。而搭乘香港国泰或港龙的班机，人家一落地就广播说现在可以打开手机了。我的问题是，要是落地之后开手机没啥不良后果，干嘛不痛痛快快让大家开手机得了？这是说，有的情况下，改一改法律或规章，不难做到有法必依。现在不少经济管制，或曰法规或曰政策，根本就很难执行，弄来弄去大家非得不守法，才容易过日子。讲到这些现象，“小道理”盛行——这个不让碰，那个不让改。但似乎忘了一条大道理，那就是要让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行为，在合法的框架里进行。在一个变化很快的社会，改革要提升制度化能力，也就是化解法外行为，把对他人与社会无甚损害的法外活动，尽可能地纳入法内框架。否则，越来越多的人另起炉灶，“不和你玩了”，那才叫最大的制度失败。改革本来就难。站在当下这个时点，改起来更难。但是拖延改革，不是出路。现实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败或溃败赛跑，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并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动，吸纳到体制里来。在这三个方向上，要是跑不赢，大麻烦在后面。以上选自周其仁教授《改革的逻辑》。在中国经济学人圈，他被认为是“学也学不来”的学界楷模。几十年来，周其仁老师奔走、扎根经济调查研究的第一线，用脚力、头脑和心来观察、理解转型期中国社会的问题和变革。文贯中：能以生花妙笔，用血有肉的故事和人物为案例，凭借学贯中西的博学和天生的犀利眼光，用清晰得路人都能理解的逻辑，将风尘仆仆、穿乡走村而来的深入观察，整理为生动的文字的经济学家，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上都可说是凤毛麟角。周其仁便是其中之一。尽管他有很多真知灼见，既不盲从主流，也不迎合民意，但近年来鲜有作品公诸于世。

人类社会生生不息，被历史记住的人，从来不是因为他们活在地球上的时间的长短，永远不灭的，是人的灵魂和思想。今天，杨小凯已经远去18年，这18年中，无论曾经养育他的祖国，还是整个世界，都已经发生了巨变。

当阅读达到第五步，不确定的人性也只不过是天地自然的一个偶然片断。唯其在这种时候，才有可能生出悲悯之心，才能解脱自我或外部环境强加于身心所有束缚与羁拌。才能够获得心灵的、精神的、与现实物质的多重自由。

1981年7月18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查良镛（金庸）。在中共领导人中，金庸最想见的就是邓。邓小平被打倒时，金庸与人创办并担任主编的《明报》的报道、评论和其他文章，常常流露出不平。金庸很钦佩邓的硬骨头，认为这样刚强不屈的性格，就像是他武侠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单是刚强，当然不够……必须不顾自身的荣辱安危而坚持正确的主张，这才令人佩服。”他当面对邓说：“我一直对你很是仰慕，今天能够见到你，很感荣幸。”不是虚假的客套，而是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因为金庸迟到了几分钟，邓小平已在门口迎接金庸及其家人。金庸随邓从大门走进大厅时，邓赞他的武侠小说：“好得很，我也很爱看，每天都看这么几页！”他回答：“那没有什么价值，当作娱乐消遣吧！”邓说：“讲中国人的英雄豪杰，好得很啊！”邓的女儿邓楠告诉金庸：“我爸爸很喜欢看你的小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看几页。”在金庸听来，邓在随后的谈话之中，也不乏英雄豪气。邓说：“我右耳有点聋，请你坐在我左边。”坐下之后，邓说：“对查先生，是知名已久了。《明报》时常有独特的见解，不过其中有一部分，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金庸回答：“是。有些看法并不相同。”那天金庸穿着西装，打着领带，邓只穿着白色的短袖夏威夷衫，对金庸说：“今年北京天气很热，你除了外衣吧。我是粗人，就穿这样的衣服见客。咱们不用拘礼。”所以金庸把外衣脱下了。谈起不久前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的人事变动，金庸说：“邓副主席本来可以当主席，但你坚持自己不做，这样不重个人的名位的事，在中国历史上，以及世界历史上，都是十分罕有的。这令人十分敬佩。”邓回答：名气嘛，已经有了，还要什么更多的名？一切要看得远些，看近了不好。我身体还不错，没有什么病，但毕竟年纪大了，现在每天只能工作八小时，再长了就会疲倦……我们担任领导的人，也不能太忙，往往越忙越坏事。金庸说：“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是盼望国家领导人‘清静无为’。共产党人当然不能‘无为’，要‘有为’。但领导人心境清静一些、工作清静一些，还是好的。”邓回答：担任领导的人，不能出太多的主意。如果考虑没有成熟，不断有新的主意出来，往往要全国大乱。政治家主意太多是要坏事的。领导人宁静和平，对国家有好处，对人民有好处。你们《明报》要我当国家主席。当国家主席，资格嘛，不是没有。不过我还想多活几年，多为国家人民办点事，一当国家主席，恐怕要缩短寿命。现在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有120多个，每年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到中国访问，国家主席就要迎送、接待、设宴，这许多应酬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搞得多了就很累。金庸说：“是的。许多年前，我写过几篇社评，希望周恩来总理节省精力，注重健康，例如施汉诺（西哈努克）到北京来，周总理总是去机场欢迎，举行宴会，敬酒，就不大必要。”金庸在1972年8月19日的社评《人民第一外宾第二》中称，“周恩来已是70多岁的老人，虽然精力过人，但这样的消耗体力和精力，长期如此，总会支持不住的……不应当让外国客人占去他太多的时间和精神……他就是自己休息娱乐，什么事都不做，也胜于日夜不休地接见外国客人。”邓在会谈中客气地问他：“查先生做新闻工作，接触到的人很多，大家对我们有什么意见？”他坦言：“主要的意见是，希望目前的政策能长期推行，不要改变。大家有些担心，不要目前的政策执行了一段时期，将来忽然又变了。因为过去的变动实在太多，令人不能放心。”邓表示：“那是对的。国内人民的主要意见也是这样。”一个是三起三落、饱经忧患的中共领导人，一个是20多年来常常执笔论政的报人，两人的交谈是坦诚的，不用外交辞令，没有什么转弯抹角，尽管也有不同的意见。谈话结束，邓对金庸说：“以后可以时常回来，到处去看看，最好每年来一次。”又一直送到大厅外，站着又谈了一会儿。金庸是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单独正式会见的第一位香港同胞，当晚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播放了这一消息，新华社、中国新闻社都作了报道，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体也都报道了这件事，港澳报纸更是作为头条新闻进行报道，轰动一时。金庸说：“邓小平说的话，我全部都赞成，发自内心的赞成。”他根据记忆将那天的谈话整理成文，以《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的谈话记录》为题刊登在8月25日的《明报》及《明报月刊》9月号，《明报月刊》同期还发表了《中国之旅——查良镛先生访问记》。记者问及金庸对邓的主张与政策有什么看法，他回答：他重视实际，不相信教条，这应当是克服各种困难的关键。他的“白猫黑猫论”是众所周知的。这是他与邓唯一的一次单独见面，邓始终是他“真正崇拜的大英雄、大豪杰”。1992年，他在伦敦对蒋一樵说，“邓小平从来不是教条主义者，且一向具有中国人的实用态度。”“邓小平的为人，深谙人情世故。所谓人情，无非是中国社会中各样复杂的关系；世故，亦不外种种历史经验的总结。”1997年，邓去世，他回想当年邓微微含笑、成竹在胸的表情，禁不住泪水涔涔而下，心中充满了悲痛之情。他说：“邓小平先生肯定是中国历史上、世界历史上一位伟大的人物。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位极可尊敬的大英雄、政治家，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伟人。”在金庸眼中，邓是“高瞻远瞩、俯仰百世的大才”。邓百年诞辰时，香港有人质疑、批评邓的“治港远见“。自23年前与邓见面以来，金庸心中对邓有一份深厚的感情，不自禁地崇拜、钦佩邓，觉得有义务为邓说明事实真相，证明邓“见解的伟大”。他以赞赏的口吻说：“邓小平先生在香港创‘一国两制’，涉及经济及社会制度，规模非汉唐所及。而和平转政，揖让换朝，策划周详，垂之长久，更远胜前人了。”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说，“邓小平能做到的，是其他人做不到的。中国两百多年来，没有出现过思路这么清晰的一个领导人。中国历史翻来翻去，都是泪水，只有邓小平一个人，成功改革中国。”今天要向大家重点推介的，就是傅高义先生遗作《邓小平时代》。这本书不只是给邓小平一个人，而是给一个时代立传。资料非常出格，写得很客观，基本还原了那个时代的真相。傅高义：有的书一两年人们就会忘记，我估计这本书会长期留在人们记忆里。我这样说可能有点自夸，但是我觉得，未来20年、30年，甚至40年之后，人们都会看这本书，为了了解这个背景、了解这个事情。《邓小平时代》这本书，不少朋友已经读过，但由于各种原因未曾读过的朋友，想必也大有人在，所以值得再次推介。我本人早在2013年该书中文版首发时，就通过预订买了一本，当时的售价是88元。刚在先知书店查询了，9年过去，售价仍然是88元。谁也不能预测《邓小平时代》在将来什么时候有可能下架，至少可以说再版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很小。毕竟邓小平时代……已是另一个时代。所以建议还没有这本书的朋友，识别下图二维码，立即一键收藏：延伸阅读：经济学家集体失语时，只有他敢站出来秦制两千年：探索苦难的根源《天朝的崩溃》：看透一个民族现代化的难题所在这本《五四运动史》在台湾都一度被禁为什么聪明人会做出愚蠢的决策？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雷颐：天朝体系和条约体系的碰撞徐贲：纳粹如何用语言改变了德国人的常识

他在《民国的政治逻辑》一书中，这样分析道：“民国政治的基本特征在于，政治与武力高度统一，政党作为政治集团的同时，又是一个武装集团，武力是政治的出发点和最终依据。这一点构成了民国政治的基本逻辑。”

本书堪称“断货王”，有位书友已陆续买20本送给朋友。“这套书会绝版吗？”出版社编辑回复：“建议趁早收。”本书的主线，如果用一句话来说，那就是：中共以弱胜强的背后，一股重要力量被长期忽视！回顾历史我们发现：最初在嘉兴南湖只有几十名党员；四一二事变中，被国民党杀害5000多人；红军从第五次反围剿时的30万人，到长征结束抵达陕北时仅剩1万多；即使是国G内战初期，也是长期处于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当中......可见，从诞生到内战初期，中共一直处于弱势，以弱胜强的背后，一定有一股极为重要的力量被我们长期忽视。国内关于中国现代史的著作很多，但由于各种原因，视野独特、观点新颖的书却很少，那些千篇一律的“革命”叙事，很少能看清中G成功的真正原因......然而，许多重大的历史问题，我们只要深入探究一步，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一连串问号：疑问一：国民党北伐的成功与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背后，离不开苏联的枪炮弹药，但是为什么蒋介石却在1927年发动了四一二事变与苏联决裂？真的是被英美资本收买了吗？疑问二：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能够化险为夷的决定性力量，到底是谁？疑问三：为何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共内战就突然爆发？疑问四：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之后，中苏为何交恶？真的是因为苏联走了所谓的修正主义路线吗？一套不真实的历史叙事，不会仅仅停留在头脑里面，它是比枪炮更具威力的武器。读历史本是为了看见真相、获取见识，但真假难辨的历史却让人越读越糊涂，甚至得出一个完全颠倒是非的结论。在浩如烟海、假货遍地的“历史”中，如何挣脱权力宰制、追求历史真相？作者必须呈现出真实可靠、线索清晰的史料，而读者必须有寻找真相的见识和勇气——在信息管道狭窄、真相稀缺的时代如此，在信息泛滥、真伪难辨的时代，更是如此。越是这样的环境，也就越需要带着问题意识、愿意面对公共写作的历史学家，否则即使有学者纠正历史谎言，最终只会劣币驱逐良币——若论这一领域中的佼佼者，恐怕非杨奎松莫属。▲杨奎松《革命四书》内页展示研究1950年代以前中国革命史最有成就的学者，公认当属杨奎松。杨奎松老师在八十年代利用档案短暂开放的时机，在中央档案馆枯坐冷板凳多年，收集了大量不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以一位历史学家的良知，重写被迷雾扭曲的中国现代史，最终他完成了《革命四书》这一整套“革命”丛书，并成为研究中国现代史永远无法绕开的重要著作。书中的历史事实，颠覆认知又合情合理，让今天的我们恍然大悟，又深感叹息。杨奎松只想要把事实弄清楚，把真相交代给读者和历史，自己不下任何定论，给后人留下自己的思考空间。杨奎松研究历史，眼光是向外的，他从全球范围出发，从国际大背景的角度书写中国近现代史。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为解决某个现实的社会问题而研究，因此他的著作带有浓重的问题意识，读完往往能有所感悟、警醒。因此，他总能见别人所不能见，回答一般学者回答不了的问题，也受到一般学者所不能得到的荣誉——他是被国内国外都高度赞誉的历史学家。台湾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陈永发：“《革命四书》是一套能直面中国革命逻辑的佳作。”丁东：“杨奎松的这部书是传世之作。”马勇：“杨教授是当代研究革命历史的顶级学者，要想研究同类问题，没有办法绕开他的成果走。”黄章晋老师的评价更加直接：“杨奎松老师的书值得疯狂推荐。”在书中，他写的是中国革命历程，放在读者眼前的却是20世纪国际格局的风云变化。因此，杨奎松的著作是拓宽历史视野，理解中国与世界关系演变的绝佳之作，也是赠送给喜欢历史的亲友和长辈的礼品书。有位书友已陆续买20本送给朋友。杨奎松《革命四书》（精装典藏版）在装帧设计上，选用最好的材料和制作工艺，质感布面书脊，烫银字体，阅读与珍藏皆宜。经济学黑板报联合先知书店特别推荐，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仅剩最后40本：本号高危，请关注备用号：热文阅读：《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读懂现当代中国的珍贵史料一本严重被书名耽误的高冷奇书|

然而，王位传到魏惠王，情况就变了。魏惠王不仅在位时间长，还好大喜功，又眼高手低。两大狠人孙膑、商鞅要给他打工，他硬是瞧不上。结果被成为他国重臣的二人几顿暴打，败掉了魏国两代积累的家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