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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方|文
阅读提示:今天推送的文章,依然关于歧视。周五《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出台(网剧审查通则,违法),有伙伴在后台留言——这份《通则》难道不是对同性恋赤裸裸的歧视,为何能如此堂而皇之的公告天下?所以今天,我们又专门来聊一聊,针对LGBTQ群体的歧视。全文3419字,阅读需一首歌的时间。
我在做记者的时候,报过一些有关LGBTQ群体平权的选题。
但在选题会上,基本都被pass。
边缘。小众。个案。而且——“中国社会对LGBTQ的歧视哪有那么严重?这不是主流议题。”
呐,你看,我们周围这么多人出柜。办公室里也没人对他们另眼相看。带家属来和大家聚餐聚会自然的很,还有的出国结婚生孩子。现在社会这么开放,谁还在歧视同性恋?
这只是一小撮自由派精英的幻觉?
是的。
这样的幻觉,被这些年日趋保守的网络舆论导向所击灭。一边是国际LGBTQ平权运动大步前进,同性婚合法化捷迅连连,另一边却是墙内铺天盖地的仇恨言论、恐同言论。最近的《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下称《通则》),将同性恋视作“淫秽色情和庸俗低级趣味”,便是其中典型。
而这些幻觉的产生,也并不是因为在某个时间段、某个社会阶层真正对LGBTQ群体包容而接纳。只是大量的歧视隐性化,没有被主流社会察觉和重视。
歧视从未远离
设想一下,假如你是LGBTQ社群中的一员,是成长于中国社会中的少数派。从小到大,你会遭到哪些不公正的对待?
校园欺凌。在国内学者的研究中(魏重政,刘文利,2015),40.9%的性少数学生被起过难听的绰号,21.9%的人曾被孤立,34.6%的人受到过言语伤害,还有6%的学生受到身体伤害、威胁。中国青年同伴网络针对高中校园霸凌情况的调查也显示,对于男生而言,性别气质显著影响其遭受言语暴力、排挤、孤立的可能。越偏向女性气质,遭受霸凌的可能性越大。被认为/知道是同性恋的学生遭受霸凌的比例,显著高于不被认为/知道是同性恋者的学生。
职场排斥。爱白文化教育中心2013年发布的报告中,只有6.29%的受访者在工作场所中完全出柜。超过一半(53.63%)的受访者曾经历老板、同事间开玩笑侮辱、冒犯性少数群体,近三分之一(32.35%)的受访者经历了针对公司内其他同事的性倾向、性别认同进行的言论攻击,甚至还出现过欺凌、性骚扰以及肢体上的暴力等现象。
婚恋压力。同性婚合法化,在中国大陆仍被视作“超前”的议题。同性恋无法和异性恋一样,平等进入婚姻制度——这便是典型的制度歧视。这导致同性伴侣的诸多权利无法得到法律平等保护。
与此同时,一些同性恋者迫于家庭社会压力与异性结婚,同妻同夫的悲剧故事开始出现在主流媒体视野。在彩虹律师团2015年的调研中,4.31%的同性恋隐瞒性向与异性恋结婚,5.34%的同性恋选择形婚。
“逼婚”的另一面,是另一些不愿屈服的同性恋者被家人强迫进行“扭转治疗”。北京同志中心2014年的《中国同志心理健康调研报告》中,有近十分之一的调查对象曾考虑过寻求“扭转治疗”,首要原因则是“为了父母和家人”。
生育权利。因为中国对单身女性生育权的限制(《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禁止给……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女同性恋伴侣无法在中国国内实现“合法”生育。当她们在国外受孕成功后,孩子又面临户口、社会抚养费等一系列不公平对待。
言论审查。LGBTQ有关的言论、同志主题的影视节目被严格审查、动辄删除,而恐同、仇同的言论却几乎不受到任何约束限制。
这种歧视还会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种细节中。被同性强奸的受害者,无法得到刑法的平等保护;在公共服务中,缺少性别友好的基本设施——例如厕所。
这一系列不公平对待,导致的结果是什么?UNDP2016年发布的《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发现,在中国,只有5% 的性少数人士选择公开自己的性倾向、性别身份或独特的性别表达方式。有更多的人向关系亲密的家人出柜,但总比例也仅占性少数人群的 15%。
生活在柜子中——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当一个社会少数派中的大多数,因为外界的排斥、歧视而不断否定自我、怀疑自我,无法直面真实的自我,而活在阴影与忧虑之中——凭什么说这个社会是公正、开放且进步的?
平权运动的逻辑
对性少数群体的偏见、歧视究竟从何而来?我们曾经有过一篇文章详细分析(点击:以理性对抗偏见)。
简单说来,三方面。
无知。同性恋是精神病。同性恋是西方传来的文化糟粕。年轻人一味追求新鲜刺激把自己变成了同性恋……时至今日,这样的谬论依然在中国的网络空间盛行。
思维方式缺陷。典型的,如过度概括,将一个群体某一部分人的特点,归纳到这个群体的大部分甚至是所有人的身上。一说起同性恋,就觉得这个群体“滥交”、私生活混乱。再进一步错误归因,将这些负面行为,归咎于某一单一身份。将性取向视作决定一个人“滥交”与否的关键性变量。(关于“滥交”的话题,其实还有很多值得讨论的地方,从到底什么是“滥交”,什么情况下可以给予道德评价,等等。今天暂不展开。)
狭隘的价值取向。用一种封闭的价值观,对多元世界做出评价。异性恋是一种常态,同性恋就是变态;男性,女性,这两种性别是常态,跨性别,不男不女,就是变态。即便这种“变态”只是私人选择,并不伤害他人利益,但却因为缺乏个人自由的基本尊重,而肆意对他人的选择做出评价甚至干预。
基于这些偏见而产生的歧视,不仅仅存于日常生活、人际交往中。偏见被内化在了诸多制度设计中,而歧视性的制度又在不断加深人们的偏见和歧视。
LGBTQ平权运动的逻辑,也因此两条线并行。
一条是公共倡导。另一条则在政策倡导。
公共倡导做什么?
公众缺乏对性少数群体的了解?两个思路:提高社群的可见度。不断去澄清真相,科普常识。
纠正那些错误的信息——“同城青少年资源中心”发布的《中国高校教科书中对同性恋的错误和污名内容及其影响调查报告》显示,含有同性恋内容的教科书中,约40%的书仍然将同性恋作为性向视为病和变态,超过50%以上书的内容认定同性恋需要进行以成为异性恋为目的的“扭转治疗”。中山大学学生秋白不断举报恐同教材,还将“行政不作为”的教育部告上法庭。
推广正确的性知识——越来越多的机构加入到性教育的推广普及中。培训老师,开发教材,利用自媒体、公众号,不断科普性知识。
提高社群可见度——越来越多的城市,在筹办自己的骄傲节。社群通过Speak Out这样的演讲大会,向主流社会发声。还有很多小组成立合唱团,做电影节,用各种方式,提高LGBTQ在主流社会的可见度——除了喜欢的人性别不一样,除了对性别的表达不一样,所谓的“他们”和“我们”,没有任何区别。
思维方式有缺陷?推广批判性思维,用理性对抗偏见——喏,这就是我们C计划在做的事情。
缺乏多元价值观?同样,
学校教育,公众倡导。
例如北师大《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这样的知识科普,本身就是多元价值倡导最好的例子。
政策倡导怎么做?
让问题被看见。让公众、让政策制定者看到制度不公带来的问题究竟有多严重。
我们看到这些年主要的LGBTQ机构都在和学术机构合作,和媒体合作,做调研,发报告,将这个社群在中国生活的现状、问题,不断清晰勾勒(例如我们在第一部分引用的数据和报告,几乎都来自公益组织的努力和支持)。
看见问题所在,政策制定者却不愿意改变?从公共参与的各个渠道,给他们压力。
如果是执法问题?举报监督,影响性诉讼,通过公开信不断呼吁监管部门履行职责。
如果是立法的问题?游说人大代表,通过信访渠道写公开信、建议信,参与立法听证,参与公开意见征集。
制度渠道之外,则在社交媒体、传统媒体上制造话题,发起公益行动。把破除性少数歧视的一系列议题带入到中国社会改革的议程中。
我们看到每一年,李银河都会通过人大代表把同性婚的提案带上两会;看到长沙同志登记被拒后起诉民政局,发起“同性婚姻第一案”;因为扭转治疗虚假广告,公益组织起诉百度,举报违规心理诊所,起诉强制治疗的精神病院;因为恐同教材,他们起诉教育部;因为生育歧视,他们谏言卫生部;因为职场歧视,他们向人社部喊话,他们呼吁出台反歧视就业法,呼吁保护性少数平等就业权……
“他们”做了那么多——为自己抗争的LGBTQ社群、公益组织,帮助他们发声的媒体,提供学术支持的学者——“我们”呢?我们可以做什么?
反思我们的偏见,理性思考,以包容的心态,看到这个世界的多元。
表达我们的理解和支持,在少数派遭遇不公的时候,和他们站在一起。
就像面对此次《通则》这般赤裸裸的污名,同样发声: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兄弟姐妹——他们是同性恋、性少数——但他们不是性变态。
当天空昏暗,当气温失常,你用巨大的坚强,总能抵挡。
当尖锐眼光 ,当刺耳声响 ,你用彩虹的浪漫,温柔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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