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发兄弟（上）
与殷郊相对的姬发，也有矛盾心理吗？当然有了！殷郊的矛盾心理，只有能够成为姬发矛盾心理的镜像，才有意义。姬发才是这个大时代第一个需要聚焦的人。
姬发是兴周灭纣的人，这个人物在中国文化史上是有符号意义的。一个能推翻一个旧王朝、建立一个新王朝的人，其实要背负巨大的矛盾。
他是新王朝的建立者，必将成为众矢之的，必须要献祭自己；但他又是新文明的承载者，必须要保存自己，否则以后什么都谈不上了。他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也必须让天下人看到一个最仁义、最文明的领导者；但他又需要破坏旧文明，不得不表现出很强的攻击性、破坏性。
在一个人身上，很难兼容这些特性，所以就得把周朝建立者的形象分成多个不同的形象。传统的儒家叙述，是分成文王、武王和周公。文王是睿智的老者形象，洞悉一切；武王负责征伐；周公负责承载文明，在成功后制礼作乐。
《封神演义》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写到周公的形象。按说，周公在中国的神魔传说中，也是很有地位的。90版《封神榜》制造了一个伯安，是武王的弟弟，反面形象，算是符合艺术规律的，但是多少有点落俗套。
电影《封神》有意无意间，把雷震子利用起来了，这是个好创意。雷震子是《封神演义》里的一个有趣的人物形象，他是一个雷公嘴的能飞的人，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他是文王在去往朝歌的路上收养的养子，文王的第一百个儿子。但是，在《封神演义》中，我们感觉雷震子跟武王没有什么紧密的关系，只是武王麾下的一员悍将而已。
电影《封神》给了我一个启发。其实围绕着武王，可以构建一个新的人物群，也就是伯邑考、姬发、雷震子三兄弟。伯邑考代表姬发的超我，雷震子代表姬发的本我。伯邑考和雷震子的形象，都是在《封神演义》中正式出现的。《封神演义》给姬发安排这样一个哥哥和这样一个弟弟，可能是下意识的，却是合理的。
《封神演义》里的武王形象，有点弱了，只是一味的正面，没有矛盾，没有成长。这也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正面领导人物的通病。武王是一个承载了一切美好的形象，就像纣王是承载了一切丑恶的形象。
这本身没什么错，但是武王天然不如纣王容易出彩。特别是古人，只是把姬发当圣人供奉着，不敢去揣度他的内心。姬发作为中华民族记忆中一个祖先神式的人物，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重新诠释。
姬发，以及姬昌和周公，是儒家的圣人。儒家在描述他们的时候，与其说实在转述史实，不如说是在描绘心目中理想的人、理想的家庭。我们今天又该怎样描述这些圣人呢？
这个家庭，肯定是不需要儿子剔骨还父的。一个不需要儿子剔骨还父的家庭，会是什么样的家庭呢？
我想象，这个家庭的父亲，姬昌，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中国人，可能像《三体》里的罗辑。姬昌做西伯侯，在他的领地内是说了算的，相当于这个地方的面壁者或者执剑人。
一个脑子比较好的中国男人，生逢乱世，所幸可以在一个小范围内说了算，他的选择应该就是像早期罗辑那样：我知道我管不了天下的洪水滔天，我只希望我和我的家人能幸福地过完这一生。实现不了另说，但他最初的出发点是这样的 。
我在《三体》中看到罗辑这个愿望，受到了很深的震撼。我之前从来没想过，一个人的愿望可以是希望另一个人幸福。我不是说这个愿望不合理，只是我作为一个女儿而非父亲，从来没有设想过这样的可能性。基于这样的设定，很多我之前想不大明白的事，一下子可以想明白了。
一个对世界怀有深深绝望而希望家人幸福的父亲，是不会对孩子有任何要求的。当他看到新的小生命降生，就会像姬昌看见雷震子一样，觉得上天有好生之德，就让这个小东西活下去就好，长成什么样无所谓。
而不是像李靖那样，潜意识里觉得这是一个会威胁到自己的妖孽，从而在“严格要求”的幌子下，对孩子展开种种攻击。
我们看见一个长得很好的孩子，总会以为他受过怎样严格的管教。其实，培育一个生命，是最需要无为而治的，长得好的孩子，都是因为父母对他毫无希望，只有生命最本真的爱。
姬昌的儿子，应当就是在父亲无为的状态下长大的，他的本我，是毫不被寄予期望的雷震子。雷震子后来长得很大，很有本事，但也怪模怪样的，其实就象征了一种从未受到拘束的本我。
只有生命中有这样一层无拘无束的底色，他们后来的种种美好、文明、理智，才会牢固，才是真实的。
一个体现出儒家精神的家庭，是以幸福为目标，不以功利为目标的。不以功利为目标是父慈子孝的原因，不是用礼教压制欲望的结果。儒家的道德不是从说教中管束出来的，而是从幸福自由的生活中生长出来的。
因为父不指望子孝，子不指望父慈，所以才可以父慈子孝。而如果父指望子孝，子就会指望父慈，再加上父要求子出人头地，子不会成为孝子，而只会剔骨还父。
至于伯邑考这个形象，确实是一种有魅力的人设，在原著中就非常出彩。小孩子第一次看到伯邑考的故事，总是会被深深地震撼。原来这个世界上有如此惨烈的牺牲，而牺牲又可以这样的睿智；原来会有如此美好的人类，美好的人类又会如此容易地湮灭。
小孩子就此懂得，要做开天辟地的事，最先被献祭的是最美好的人。中国没有基督教世界那样的神话叙述传统，但是伯邑考的故事，会给小孩子很强的心理冲击。
伯邑考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承载了原来周公的功能，是儒家道德的完美体现。过于完美的道德，会妨碍做事，无法完成商周鼎革，所以伯邑考或者周公，需要作为武王的辅助者出现。这种完美的道德，只能是一种理想，一种高悬在头上的目标准则，也就是武王的超我。许仲琳把伯邑考封为北极紫微大帝，所谓北极，就是高悬在头顶，给人们指明方向的，就是超我的作用。
伯邑考是伐纣之役中西岐献祭的第一人，他也代表了伐纣之役中西岐献祭的所有人。成功者把所有献祭者举过头顶，也成为中国的一个传统。
在过去的时代，出于种种原因，总有很多年轻人会走在父母前面。他们有可能很小，也有可能已经成年了。按照中国人给扫地机器人都要缝小裙子的性格，后面不管有了多少弟弟妹妹，父母在感情上也放不下这个夭折的孩子。父母会对他们感到愧疚，也会放大他们的优点，忘记他们的缺点。
从弟弟妹妹的角度说，他们会知道自己本来还有个哥哥。他们会觉得，自己分享了本应属于哥哥的资源，会觉得愧疚；他们也会幻想，如果哥哥还在，可以给自己遮风挡雨；如果早逝的哥哥曾经给他们留下印象，他们会记得的也是哥哥的好，会把逝者当做自己幸福童年的一种象征，当做精神上的故乡。
这些早逝的孩子，是父母和弟弟妹妹们不能忘记的存在，也是父母和弟弟妹妹们不敢提及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类似一种婴鬼，只不过，这里体现的不是对婴鬼的畏惧，而是对婴鬼永远无法完成的爱。他们代表了一种错过的可能性：如果他们还在的话，也许这个家是另一个样子。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哥哥并不曾早逝。中国的长子是很有责任感的，他们可能为父母和弟弟妹妹付出了很多，这样的人物设定，也是令人感到温暖的。这种温暖，是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感受的，而如果放大为神话，则是儒家理想中的温暖。
在这里，长者对幼者，强者对弱者，不是蛮不讲理地欺负，不是死板地讲规矩，而是更多地考虑自己能做什么，肩负起自己的责任来，保护幼者、弱者。这时，儒家的礼教展现出温柔的一面。而那种逼得人剔骨还父的所谓“儒家”，并不是真的儒家。
还有一个问题是，伯邑考的名字，以及他为什么要献祭。
相信你已经看到了很多科普，“伯邑考”并不是这位早逝的长子的名字。我倾向于认为，这三个字都不是他的名字。“伯”是表示他是大哥，“考”是表示他是周人死去的男性祖先，拥有相当于先父的地位，这两个字都肯定不是人名。我认为“邑”也不大会是人名，而应该是谥号或尊号之类。
“伯邑考”的意思是，“死去的那位大爷爷”，是姬氏子孙对他的称呼。伯邑考不一定留下了子孙，即使有，也不可能做天子了，姬发的子孙要祭祀他，就需要一个“伯邑考”这样的名目。类似的变通方法，在后世平民的宗族中，是不难见到的。在最早的文献里，也并没有“伯邑考”，或许这个名目，本来就是稍晚时代的人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构建出来的。
这位“伯邑考”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是出于避讳的需要。对于这位特别值得尊敬的兄长、长辈，姬发和他的子孙们是不敢直呼其名的。姬发没有跟子孙说过这位大爷爷的名字，那么子孙也就无从知道了。这种有点过分的避讳，也许是一种伤痛的表现。
也有人说，上古时代，本来就有献祭长子的习俗，所以伯邑考被献祭是有合理性的。这么一来，伯邑考的故事也就显得没那么动人了，还很愚昧。
确实，东西方很多民族在早期，都有献祭长子的习俗，这些被废弃了的野蛮习俗，变形后保留在了神话中。有人认为，之所以要杀死长子，是因为原始时代长子的血统不能得到保证。
但是我认为，无论伯邑考的故事里有没有这样的因素，这个故事能震撼我们的原因，完全不必找到那么远，而是跟我们现实中的经验相关的。
从洪荒时代直到现在，大概小孩子总是免不了打架的。小孩子打架，长辈不便插手，但如果一个孩子有一个半大不大的哥哥可以替他“出头”，他就会安全多了。这个小孩子回忆起被哥哥保护的日子，也会觉得很幸福。
这些我都是听人说的，我不知道，我是独生子女。
有一次，微博上的人们赞美起这个哥哥保护弟弟的传统，突然有人提了一个振聋发聩的问题：“那老大怎么办？”另一个网友回说：“老大就是挨打的命。”
我觉得这个解释合理，生为一辈人中的老大，挨打的时候是没有哥哥替他“出头”的。当弟弟为哥哥的神勇而欢呼时，没人在意哥哥小时候是怎么过来的。这或许是“献祭长子”的更现实的版本。
如果不是升斗小民家，而是有点什么要继承的富贵人家，这种问题只怕是更加严重。这时候威胁长子的，不只是邻居家的孩子，而主要是家族的旁支，孩子的叔叔辈。
当一个家族谈得上“继承”的时候，就势必存在“父死子继”与“兄终弟及”的矛盾。儿子是父亲的纵向继承人，弟弟是哥哥的横向继承人，那么，小叔叔和大侄子之间，就会存在潜在的利益矛盾。
一般人恐怕还是更愿意把资源留给自己的儿子而非弟弟，那么，这位叔叔就会嫉妒侄子，觊觎他将要继承的遗产。当父亲死亡或者衰老，叔叔就很有可能仗着年龄和辈分的优势，向侄儿发难。
当然，发难的主要目标，是下一辈中的长子。这时候老大挨的打，可比小伙伴的打闹厉害多了，是真的可能要命的。来自叔叔的威胁，也比原始时代的“血统存疑”问题要现实多了。
一个家族要平稳传承下去，要么就是能有效防范叔叔的威胁，要么就是长子格外扛揍。如果长子扛不住，就可能献祭了。
如果我们假定，商周之际的人已经不是蒙昧的野蛮人，而是有理性现实考虑的人，那么，如果纣王发现姬昌的威信渐高，对自己形成了威胁，他的最优选择，也是向尚未完全站稳脚跟的姬昌长子下手。
据说，商王还经常是兄终弟及，而周人已经严格实施父死子继了。我认为，不必把这个分别看成什么特别刻板的制度，或者什么不可更改的民族性。更可能的是，商王族的父子兄弟之间斗争比较激烈，如果完全按照丛林法则的话，叔叔打败侄儿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而周人采用了更理智的方法，保证更稳定的交接。传说，姬昌的两位伯父，为了姬昌将来能继承王位，主动把继承权让出来，自己跑到吴地去，剪了头发、纹了身，做起了野蛮人，成了后来吴人的祖先。
这个传说当然是极度强调周人的谦让。而要保证父死子继，必须有一代又一代的叔叔做出很大的让步才行。对贵族的传承而言，稳定是最重要的。继承的时候搞弱肉强食，势必会造成血亲的内耗，是非常不经济的。比起傻乎乎的商人，周人显得要理智得多，显得很会过日子。
商王和姬家本来不是一个阶层，纣王和姬家的长子本来没有竞争关系，纣王像对自己的侄子一样，对姬家的长子下手，是很不体面的事，这也说明了姬家此时实际的势力。纣王和伯邑考实际上已经有了潜在的竞争关系，这是纣王一定要残酷对待伯邑考的内在原因。
大家迷恋死去的伯邑考，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伯邑考是姬发的替身。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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