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城视野 | 全面放开二胎：狂欢后的孤独思考
二孩政策：狂欢之后的孤独思考
文 | 郭未
关于十八届五中全会做出的“全面放开二孩”的决定，在微信、微博等自媒体平台，我们见证了一场“庶民的狂欢”——网络段子手们的集体秀，甚至戏谑这一人口政策调整会引发蝴蝶效应带来欧美国家相关市场的再造等。我们也看到作为现时生育主体的70末与80后一代人的关于“生与不生二胎”的哭诉（此处需说明的是，“二胎”一词实为不妥，因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全面放开二孩”，也就是说当第一胎是双胞胎或者多胞胎的情况下，原则上不允许再生育第二胎）。
在大家“戏说”二孩政策的段子言语之后，理应体会政策语境中“孤独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独”的要义，以一种理性的视角来看待这场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及其衍生的社会问题。即是这一几乎覆盖全民的政策调整，对国家与社会、个人与家庭会带来何种影响？政府又应采取哪些措施进行应对？
1、孤独前行：
中国“人口红利”在逐渐消失
搁置网络上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情绪化言语，客观上讲，中国计划生育工作走过了三十多年的曲折历程，其对“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在实际层面是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的。一方面，从纵向的维度看来，其实施使得中国净增1亿人口的时间从20世纪60年代的5年延长到目前的10年左右；另一方面，在国际横向的比较范畴内，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后，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TFR）为1.2 左右，是世界上最低的生育率之一。
1973年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中国人口快速下降，在短短的30多年的时间内完成了一些发达国家用百多年时间完成的“人口转变”，并且上世纪90年代初期妇女生育率就首次降至更替水平以下。当然我们也看到在2014年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后生育率仍旧没有明显的回升趋势，因此这并没有破解人口低生育陷阱所带来的潜在危机，同时中国已经长久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严重、照料资源短缺、劳动力人口缩减等相关问题。这种大背景下，国内及国外部分华人人口学家长期呼吁的生育政策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放开实则已属姗姗来迟。
毋容置疑，“全面放开二孩”的决定是人们期盼已久的决定，是顺应民心的决定，是将生育权利部分归还于人民的一项正确决定。过去几十年，中国快速的人口转变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红利”，出生率滞后于死亡率的快速下降，使得中国保持了一定时期的年轻人口结构，劳动力人口比重高、少儿抚养系数低、老年扶养系数低，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然而，过去的劳动力年龄人口逐步迈进老年人口行列，曾经抚养系数低的少年一代无法填充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未来三、四十年，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将继续快速增加，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当前人口老龄化水平高在一定程度上是底部老龄化（即出生人口少）与顶部老龄化（即老年人口规模大）双重作用下的结果，在此背景下，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并能带动人们实现生育二孩的意愿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未来劳动力短缺的压力，缓解人口老化的结构，促进中国社会与经济的良性发展。
2、狂欢之后：
“橄榄”的中部人群决定人口激增
理论层面将来，上世纪70末与80后一代大多处于当前“421”家庭中责任巨大的“2”，一般意义上上有4位老人，下有1名子女，当其父母一辈进入老龄乃至高龄状态需要照料时，其照料资源严重短缺，必将带来巨大的养老负担。而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可以于未来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养老照料资源的不足，以缓解照料压力，但是对于当前而言生育第二个孩子也是增加了负担系数。毕竟，从经济学的视角来讲，家庭是否选择生育二孩也是在自身范畴之内对成本与效益权衡之后做出的理性决定。
对于家庭而言，生育二孩与否不单是作为生育主体的爸爸与妈妈的决定，中国文化语境之下更多的还包括家庭之中的爷爷与奶奶、外公与外婆的建议与期盼。生育二孩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由于计划生育政策而少生的长辈们“多子多福”“儿女双全”的期盼；也使得新生儿女成长过程中多了一个伴侣，有利于儿童健康性格的形成。
然而，多生育一个孩子，也意味着多一份成本的投入，包括生活成本、教育成本、医疗成本等。当然，会有人提出，有钱富养、没钱穷养，但是，另一方面，对于承担生育主要责任的女性而言，这也意味着更多时间的投入，即使是在当前所讲的“只管生不管养”“妈妈生外婆带”等传统社会语境之下，十月怀胎、哺乳期等，都是时间的投入，同时在女性得到解放走向工作岗位全面实现自我价值的当下，生育及养育带来的工作机会成本也是巨大的。对此，对于双方都有工作、尤其是没人帮忙带孩子的家庭，是否生育二孩就必然成为了一个理性的、艰难的决策过程，这也正是决策中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所在，这亦然使得计生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失效”状态。
基于上述对家庭生育决策判断的初步分析，我不认为此次“全面放开二孩”的决定会带来人口的激增。我们可以看到，之前的中国并非绝对的“一孩”政策，很多农村地区实行的是“一孩半”或“二孩”政策，而且很多希望生育二孩的家庭选择缴纳一定的社会抚养费来生育二孩甚至三孩；与此同时，城市地区高收入家庭也可以缴纳社会抚养费从而实现“超生”（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张艺谋超生事件），另外一部分高知家庭则通过寻租机会选择到境外生育，与之相对，中等收入或较低收入家庭则由于较高的成本而不敢生育二孩。实际上，这种生育模式即是处于社会顶层的高收入群体或是权利群体、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低收入或是弱势群体，他们已经通过一定的方式选择完成了自己的生育意愿，而处于中间层面的、占最大比重的群体则是在“生”与“不生”中艰难抉择，如此使得生育选择模式呈现出了“橄榄型”。
对于家庭而言，“生”意味着相比当前更重的负担，“不生”则有可能是与自己本真的生育意愿相违背，需要以悲楚之心去承担未来进入老年后更强烈的孤独的后果；回到社会这个宏观层面而言，庞大的中间群体“生”与“不生”对人口结构、劳动力资源、养老照料资源带来的影响的差异更加明显。对此，我想大胆地提出，政府是否应考虑通过公共服务的优化，以鼓励前述的狭义层面的中产阶级与准中产阶级群体实现其生育意愿以助其为社会发展担人力资源供给的光荣与艰巨之责。
3、政策余孽：
公共服务决定准中产和中产“生与不生”
当今中国的现实语境是，生儿育女更多是家庭的责任，国家的责任还局限在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例如，医疗服务与居民医疗保险、基础教育资源的提供等）。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国家仅有的基本公共服务亦然呈现出一种结构性的不足：一方面，优质资源短缺，这使得国家提供的基本的公共服务无法满足人民对高质量服务的需求，带来了有限优质资源服务过渡拥挤的实然之状；另一方面，优质资源过渡集中在大城市，带来大城市内部出现诸如三甲医院一号难求、教学质量高的学校周边房价不断提高等非正常现象，而在中小城市，优质资源则集中在城镇核心地区，偏远地区则只能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或教育等。
为此，在推出这项生育政策的调整之后，从中央政府到各级政府理应有更大的胸怀以调整公共服务中的优质资源比重、合理布局优质资源的区域分布，制定诸如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幼儿园、小学等等相关资源的战略再部署，既满足人们即将增加的公共服务需求，又打破前述庞大的狭义层面的中产阶级与准中产阶级群体在“生”与“不生”决策中对优质公共服务不足的担忧。
亦然，有更多的需要我们政府去做足的功课，细细思量，这些功课，即是应为之事：第一，扩展生育领域的社会服务内容，提高社会服务水平，为即将来临的婴儿、头胎及二胎爸妈提供更全面、更优质的社会服务，消减乃至消除他们对子女降临后可能面临的就医、就学等方面的后顾之忧；第二，充分保护女性权益，保障妇女不因生育而丧失工作晋升机会甚至失业，为妇女抚养子女提供更多的便利，甚至考虑北欧部分国家的做法，即为新生儿父亲提供或是延长一定的带薪假期以帮助家庭成长；第三，关注家庭发展，全面放开二孩的决定对家庭结构、家庭规模都会带来直接的影响，家庭作为最基本的社会单元，其变化与发展都应受到政府及社会的关注。而国家卫计委已经建立了家庭发展司，因此政府应考虑扩展该司职能，以能全面服务家庭发展。
最后，我期待于威权政治架构中的中国政府能协同学界以及社会各界，共努力，如此让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回归本真的功能，帮助夫妻做出合乎自身及家庭发展需要的生育计划，在合适的时间，生育合适数量的（未来生育政策全面放开后可以更多个）、健康的子女，让夫妻、家庭更加和谐，以此为基础并在潜移默化之中促使当下及未来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
郭未教授
郭未，南京大学社会政策及人口学副教授，足迹遍布欧美，深入非洲肯尼亚，只为探寻人口、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的逻辑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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