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的“黑恐龙”丨施展札记04

文「施展」

将近三周前，网上流传一篇文章，说中国疫情以来，美股一路上扬，不受丝毫影响，所以证明西方根本不依赖中国经济，中国制造业的“枢纽”地位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

我简单写了一篇小文“疫情对于中国制造业到底有什么影响（点击回顾）”回应，提出美股涨跌与中国制造业之间的关联非常间接，不能从两者的走势中得出什么因果性的结论。

没想到，在我的小文发出之后，刚过了三四天，美股突然开始狂跌。有朋友问我怎么看，我仍然坚持小文中的观点，美股与中国制造业之间的关联很间接，在相当程度上，两者是各自独立的逻辑。美股涨不能证明中国制造业不行，美股跌也不能证明中国制造业对美影响大。

/ 美股全线暴跌触发史上第二次熔断

没想到，3月9号出现了更加令人震惊的消息。国际油价突然之间狂跌30%，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全线飘绿；同时，各国股市一路狂泻，美股甚至接连熔断。美国10年期国债在狂涨（国债狂涨就意味着供不应求，它的收益率就会大幅下降），收益率只有0.524%，英国、德国的国债收益率甚至已经变为负数，但对投资者来说仍然值得作为避险资产购买，钱在拼力往避险的方向跑，这已经都快是踩踏效应了。美国标普的恐慌指数VIX从2月15号的13.18，狂飙到一度突破50。

到了3月10号早上一看，意大利已经全国都封城了。

/ 近一月VIX恐慌指数走势

跟朋友们讨论这些问题，我们都认为，这次西方股市的狂泻，确实是跟中国有关系了。但仍然不是跟中国的制造业有关系，而是跟从中国传播出去的疫情有关系。疫情让西方国家对于经济的预期普遍变差，而且这很可能是个短期（一两个月）内过不去的事情，股市狂跌也就很正常了。

美联储前几天刚降息50个基点，股市回光返照了一下，但随着各国疫情的继续恶化，股市继续狂泻。美联储只剩下100个基点的降息空间了，接下来只有开闸放水。全球经济很可能陷入衰退。

/ 石油减产协议瓦解引发国际油价下跌30%

当然，还有个谁都没想到的黑天鹅是沙特，由于跟俄罗斯没有达成限产协议，于是开闸放油。这个对俄罗斯的影响是最大的，对正在疫情中挣扎的伊朗也是当头一棒。尽管俄罗斯嘴硬，说自己能扛几年，但实际上俄罗斯的石油开采成本在17美元左右，沙特、阿联酋这些国家的开采成本低于10美元，俄罗斯有多苦，只有自己心里知道了。不知道它是否会在叙利亚等地赌一把，把中东局势更加搞乱，让油价恐慌地再反弹起来。

不过普京正在做自己结束总统任期之后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正在努力进行复杂精微的内部均衡之际，赌一把可能会破坏好不容易搭建起来的均衡，但是放任油价下跌同样也可能会破坏均衡，究竟会怎么选择，看不清。

但还有更加细思极恐的事情。石油价格大幅下跌，会引发各种大宗商品价格连锁下跌，而新兴市场国家里面很多是资源型国家，它们的经济会遭遇到大麻烦。更要命的是，这些国家的公卫水准和医疗能力本来就差，政府的治理能力也不足，一旦疫情传播过去，防控能力跟不上，很可能会出大问题。再跟大宗商品跌价导致的经济困境相结合，会引出多少问题，已经很难想象了。

届时已经疫情平息的地方，包括中国，无法保证不会被这些地方的疫情再拖下水。参与讨论的一位朋友评价道，沙特简直就是在一个经济状况脆弱超级易感的环境里，扔了一枚核弹。

仅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经济层面还有其他让人头疼的。半个多月前看到各种消息，说因为中国这边的供应商停工，导致韩国现代、起亚等汽车厂都被迫停工，甚至因为中国的鼻梁条供给不足，韩国的口罩生产都遇到麻烦；越南那边也因为中国的供应链停摆，其制造业陷入停顿；还有很多其他国家都遇到类似问题。这还是中国对外的影响，但供应链的跨国依赖从来都是双向的，不会是单向的。

结果3月10号看到彭博社发的消息，因为疫情的传播，外部开始反向影响中国了。有一些依赖于韩国供应商的中国企业，因为韩国的疫情原因，被迫停摆了。更以及，中国大量的企业是面向西方国家的市场出口的，随着疫情的蔓延，西方国家的需求大幅萎缩，中国的相关企业面临严峻困境。

这一切经济震荡以及可能由此扩散出的其他危机，已经不能用黑天鹅来形容了，简直就是黑恐龙。

我们从黑恐龙带来的shock中略微抽身回来再看一下，中国在2020年，该如何看待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呢？

我想再把我之前说过的两个观点再重复一遍。

第一，中国经济运转的逻辑和GOV政策的逻辑之间，并不是同步的，相当程度上是分离的；最起码就中国的供应链网络、就中国制造业的“枢纽”地位而言，政策的影响是外在于它的。中国制造业的强大、“枢纽”地位的强韧，是从民间经济中内生出来的一种力量，它强大的内在活力，与政策之间没有必然关联。

经济逻辑和政策逻辑之间的分离性，是我们讨论中国问题时必须看到的一个前提，脱离开这个前提，就有可能会用愿望取代事实，各种讨论也就丧失了意义。

第二，因为中国在世界经贸循环当中的结构性地位（中国作为世界工厂，衔接起发达国家的创新产业与不发达国家的原材料产业，这就是所谓的“枢纽”），让中国的内部活动在国际上的溢出效应越来越强，溢出效应反过来也会深刻影响到中国自身。在新冠疫情期间，这种双向效应呈现得很明显。

经济活动已经越来越不受主权空间的限制了，这次的疫情以一种很极端的方式提示着我们，瘟疫同样是不受主权空间所限制的，它会穿透国界，影响到多个国家。公共卫生问题与经济问题之间形成了越发深刻的复杂联系，简单地以主权国家为单位来应对，很多情况下已经不奏效了。

实际上，在黑恐龙咆哮起来之前，我们曾经有机会把它的影响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今天网上有无数网友在接力传播的一篇调研文章《发哨子的人》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公卫机制设计得更好，落实得更好，是有机会挽救很多事情的。

公卫机制的改进，不会杜绝瘟疫的出现，但是能够把它的影响控制在一个小得多的范围。而公卫机制的不足，让中国和世界都付出沉重的代价，并且还必须面对事先想不到的大量次生灾害。

所有这一切都证明，即便仅仅是为了本国的利益，中国在各个层面上也都无法以本国为单位来思考自己的问题了。中国的规模决定了，中国的内政决策所具有的外部性影响，会产生很强的反向影响效应；所以中国的决策当中必须有足够的对于外部性效应的考虑，决策机制中必须有能够充分反映外部性效应的制度设定，才能够真正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尤其是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的枢纽性大国，若想在国际上不因公共卫生原因遭遇反向影响，在公共卫生决策机制中也应引入国际上的相关方共同参与。所以，我们大观研究团队提出了关于CDC改革的一种思考，甚至进入到了一种较为具体的方案性设计“学者建议：CDC应直接对中央负责，邀请全球专家参与（点击回顾）”。虽然这只不过是学者的一种思想实验，但我们认为这是值得进行认真讨论的。

实际上，前面关于中国所讨论的所有这些问题，归结到最后都是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经济的世界性影响力，与中国囿于民族主义的内部管理机制之间，有着颇大的矛盾张力。如何化解这个矛盾，是中国必须要直面的一个问题。（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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