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力量≠美国政府的力量丨施展札记08
我在前面的札记“清教伦理与美国的力量（点击回顾）”中提到，美国作为清教共同体，在日常状态下看上去松松垮垮动员不起来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一旦被惹毛了进入非常状态，就会爆发出巨大的力量。
有些朋友读完文章颇有质疑，在后台留言反问我，越战时美国难道没被惹毛吗？但是它被打得灰头土脸，那会儿美国的力量在哪呢？
01
美国≠美国政府
我对此质疑的回答很简单，美国的力量在于美国人作为一个共同体/国家的力量，而不是美国政府的力量。政府和这个共同体的精神走向并不总是一致的，在不一致的时候，比如越战期间，就是我们看到美国（政府）在外面灰头土脸的时候；但是这种不一致背后，却会激发出共同体/国家精神的一轮自我更新，所以，美国在越战之后走上了一轮更加耀眼的创新和发展；而在越战时颇为风光的苏联，则在短短十几年后解体了；到了90年代中期，越南与美国的关系也正常化了，今天与美国的关系前所未有地好。
不要把美国和美国政府等同起来理解，这种思考线索实际上在那篇札记里就已经提示到了。刚好我此前曾经写过一篇短文，讨论第三世界如何重塑冷战时期世界秩序，以及这种重塑过程如何进一步推动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内部演化，差不多就是上面那个答案的历史案例。对该文简单编辑后转帖如下。
02
第三世界如何走上世界舞台
我们先得看看第三世界国家是如何走上国际政治舞台的。这里有个转折性的事件，就是1956年的苏伊士战争。战争的起因是，几年前刚刚带领埃及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国的领导人纳赛尔，决定要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
苏伊士运河在1869年由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组织开凿成功，这个公司是法国人开设的，长期掌握着运河的运营权，后来英国人成为公司大股东。运河公司每年能收到巨额的运河通行费，埃及政府的收益却非常有限。纳赛尔努力要让埃及独立自主，就和运河公司谈判，谈不出结果后，便在1956年强行将运河公司收归国有。
英法两国无法接受，便联合以色列共同出兵，要夺回对公司从而是对运河的控制权。战争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尽管从军事上讲，英法和以色列取得了节节胜利，但从国际道义上来说，英法和以色列却在节节败退。
之所以输了道义，是因为二战之后的国际道德观念变了。强国肆意入侵一个弱小的主权国家，在殖民战争时期不是大问题，但在冷战时期已经不具备任何道德正当性了。
苏联一直以弱者的保护者自居，看到埃及的状况，马上就以各种方式大力支持纳赛尔。而美国如果眼看着埃及跟苏联走的越来越近，却不做任何动作，就有可能在国际政治的布局中失去先手，更何况美国本来也不喜欢殖民帝国这种统治形式。所以美国就开始对英法施压，要求它们做出退步，否则就会失去美国的支持。
▲ 欧亚国家之间的海上贸易有高达80%的货运量要通过苏伊士运河
这下英法两国就头大了，它们在国际道义上节节败退，又面对世界两大阵营的盟主同时施压。迫于无奈，英法便只能吐出吃到嘴里的种种好处，灰溜溜地撤军了。
苏伊士战争可以被视做一个转折点，此后再也没有任何强国敢于以殖民战争的方式来面对第三世界国家了。这对所有第三世界的殖民地地区来说，都是一件非常振奋的事情，它们都从中看到了某种新的希望。因此，第三世界的各种反殖民地运动便风起云涌般地展开了。
与此同时，英法也开始考虑放弃对殖民地的统治，因为它们要承担的统治成本越来越高，而所获得的收益却越来越小，甚至是负数，继续守着殖民地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划算了。因此，非殖民化运动在50年代末开启，到了60年代，亚洲非洲各个地方的大量殖民地都开始陆续成为独立国家了。
这些国家的独立进程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英法主动退出自己的殖民地，允许其独立。另外一种是殖民地地区的民族解放战争，这通常都会以一种游击战的方式进行。
游击战本质上来说是不可被战胜的，因为它彻底模糊掉了军和民之间的边界，任何人拿起枪就是军，放下枪就是民。从游击战的对手那边来看，他完全无法锁定住自己要打击的目标，因为他不能以民为打击目标，只能以军为打击目标，但是又找不到军人在哪儿。因此游击战的对手只能是不断地在当地流血，流到最后，心力交瘁，只好退出。
民族解放运动要想有效地展开，对殖民统治者构成巨大压力，就必须得对群众形成大规模动员。而最大规模的群众动员一定是针对底层的，因为底层人数规模最大，而共产主义恰恰也是以底层为它的动员对象的。因此，共产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就形成了一种相互呼应的关系。
共产主义阵营的努力，使民族解放运动获得了更大的力量，而民族解放运动的成功，又可以不断地扩大共产主义阵营的实力，它们形成了一种相互成就的关系。
所以，共产主义阵营在第三世界地区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这对英美自由主义阵营构成一个巨大的压力。尤其是在一些关键的节点性地区，比如在越南，两个阵营的争夺已不仅仅是道义层面的争夺，更是直接进入激烈的战争。
03
美国民众从支持越战到反对越战
美国在冷战时期提出过多米诺骨牌理论，认为，东南亚地区就像一排多米诺骨牌，越南是其中的第一张，一旦越南这张骨牌倒下去，被共产主义阵营所征服，那么后续就会有一系列国家像骨牌一样跟着倒下去。因此，为了防止多米诺效应，美国就必须按住越南这第一张骨牌。
越战刚刚打响的时候，美国的普通民众大都非常支持政府在越南的所作所为，因为民众都接受了多米诺骨牌理论，相信如果越南保不住，那么整个东南亚就保不住，作为自由世界的盟主，美国有义务去为自由世界守住最后的屏障。
但这个时代正赶上信息传播技术出现重大进步，彩色电视出现了。随着前线传回的各种战地信息的增多，美国民众可以看到翠绿欲滴的热带雨林被燃烧弹烧成白地，可以看到那张越战中最为著名的照片，燃烧弹烧光了小女孩儿的衣服，赤身裸体的小女孩儿在街上惊慌无助地跑，还可以看到北越的支持者被南越的警察当众枪决，等等，种种彩色影像都对美国民众的心理构成了巨大的冲击。
美国民众本来觉得，支持政府到越南打仗的初衷，是为了保护自由主义世界的秩序，是为了让北越人民也能够享有所有人都应该享有的普世人权。但现实中所看到的，却是北越人民在为战争付出巨大的代价，这违背了美国政府最初的承诺。
再以及，当美国民众得知南越统治者的腐败时，更为愤怒，觉得南越政权看上不去还不如北越的呢，这样的盟友，不要也罢。但是美国政府却坚称如此腐败糟糕的南越政权是自由主义阵营的重要堡垒。
各种让人恼火的事情加在一起，美国民众就开始质疑发动越南战争的正当性。可是美国政府方面，在越南战争中越陷越深，为了将战争继续下去，便开始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借口。
这反过来引起了美国民众的更大愤怒，因为在他们看来，支持越南战争的理由是，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灯塔，应该肩负起捍卫普世人权的责任；但如果政府居然以撒谎的方式来掩盖其错误，此时就要问一下，这个国家是否还配得上做自由世界的灯塔。
如果配不上的话，那首先得重整美国内部，让美国配得上这个伟大身份，然后才有资格去安顿外部世界。
所以，这个时候的美国民间就开启了大规模的反战运动，反战运动刚好和另一个重要的社会运动又发生了时间上的共振，这就是美国南方的黑人民权运动。
从法理上说，一百年前的南北战争已经为美国南方的黑人争取到了平等的权利。但是随后南方又用了一系列技术性的条款，使得黑人在事实上没有办法行使与白人平等的公民权利。南方的黑人对此感觉非常屈辱，去年热映的电影《绿皮书》讲的就是这种种族不平等的状态。
所以，美国南方的黑人在20世纪60年代掀起了大规模的民权运动，要争取跟白人平等的权利。民权运动反对的对象就是美国当局，反战运动要反抗的对象也是美国当局，这两股运动就合流了。
不仅仅是在美国，这时在大部分西方国家的内部也爆发了一系列反政府的示威、游行，甚至暴力的对抗。这一系列对抗行动被后人称作六八年的“五月风暴”。
04
从反体制到创新的脑洞
五月风暴中，西方民众要反对的是建制化的制度，而建制化制度的总代表，就是美国政府。
对第三世界来说，他们要反抗一个不公正的资本主义秩序，资本主义秩序的总代表也是美国。
所有这些又跟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和黑人民权运动，合流到了一起，形成了巨大的共振效应，在美国、在整个西方都引发了一系列非常深远的反体制行为。
所谓反体制行为，简单讲，就是凡事儿都跟官方反着来。官方或者主流越认为不应该怎么做，就偏要怎么做。比如，主流思想认为应该在性关系上保持洁身自好，那么很多年轻人就偏要同性恋，偏要滥交。比如主流思想认为吸毒是件坏事，认为摇滚乐使人玩物丧志，那么，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就偏要天天嗑药，夜夜搞硬核摇滚。以至于最后，美国社会出现了一句著名的口号，叫“要做爱，不要作战”。
跟体制对抗，就意味着你一定要摆脱体制留给你的那种规范化的思维方式，你就必须跟常规反着来。所有这些对体制的剧烈反抗，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对于现实秩序普遍的反思。
由此却产生了一个重要的意料外后果，这些反体制的行为带来了大量的脑洞，全新的脑洞则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创新效应。
这种效应影响极为深远，以至于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美国一系列最伟大的公司，比如英特尔、惠普、微软、苹果等等，都是在那个时代成立的。
所以，如果你仅仅从一个短时段来观察，只看那几年的话，会觉得美国社会似乎已经快被折腾到奄奄一息，西方已经日薄西山了。
但是放在长时段上，再来回看这一时代的话，你就会发现，那正是美国在经历剧烈阵痛，也在孕育涅盘重生的一个时代，它反倒给美国带来了连美国人自己都始料未及的创新效应。
这样我们就看到，第三世界的兴起与美国的内政，进一步与世界秩序的整体性重构之间，有了一种深刻的相互关联关系。
第三世界的反抗运动，很奇妙地在美国激起了伟大的创新，于是美国不仅仅是在政治上实现了自我涅槃，也在技术上带来又一轮革命。从技术的演化来看，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红利被吃尽了之后，就该进入到新一轮的技术革命了。技术革命是难以在计划经济下出现的，更容易在市场经济下出现，但市场经济下的创新也是需要一些环境的刺激的。
第三世界的革命大潮在美国激发了强大的反体制运动，也很意外地激发出大量脑洞刺激了创新，第三世界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参与到了美国的重构当中，参与到了一种新的技术革命当中，整个世界秩序因此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演化逻辑。
写到这里，我再做个小广告。上面这篇短文是我在“得到APP”上开设的“国际政治学”音频课程当中的一讲，我在那门课里把近代以来的国际秩序演化史分为五个时代，分别是大航海时代、大革命时代、大战争时代、大阵营时代、以及当今的大颠覆时代。
每个时代的技术条件都不一样，带来了新的物质逻辑；每个时代人们对于正当国际秩序的想象也不一样，带来了新的精神逻辑。两种逻辑不断缠绕着向前共生演化，构成国际秩序演化的深层历史逻辑。要理解今天的国际秩序及其可能的演化方向，也许可以从这种历史逻辑中获得更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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