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泓：马坚、马志学父子

燕东园桥东25号

   这是燕东园（当时叫东大地）桥东25号刚落成时的老照片，保存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里。

   1952年院系调整时，北京大学阿拉伯语专业开山鼻祖马坚先生和夫人马存真一家，搬进桥东25号。

   1950、60年代经常有小汽车驶进燕东园西门，沿着洋灰板的小马路，穿过桥西，过桥，左拐再右拐，直至尽东头，在一片翠竹围着的25号院前停下，那里有一小片空地，刚好方便停车等人，再掉头驶出。马坚的外事活动、社会活动比一般教授学者都多，小汽车是来接送他的。

    俗话说：十个姓马，九个回。马坚伯伯一家是回族。他有两个儿子：老大马志德、老二马志学，哥俩长得很像，深眼窝，高鼻梁，肤色微黑，挺精神的小帅哥。我和老二马志学很快成为北大幼儿园大班的同学。但第二年该上小学了，那一年北大附小对入学年龄要求格外严格，卡在1946年9月以前出生，后来放松一点儿收到了年底。马志学是1947年1月生，不容分说地卡下去了，他还要再上一年幼儿园。谁也没有料到，这竟成为了我们日后命运的分野。我搭上了文革前考大学的末班车，而马志学成了“老高三”，被关在高考的门外。

   燕东园那拨男孩子里，马志学是“孩子王”，他多才多艺，擅长体育运动，打冰球、踢足球；酷爱古典音乐，会拉小提琴。特别是他见多识广，还在小学中学年代，1959年国庆，就上过天安门城楼，进过中南海怀仁堂看戏，到过人大会堂参加活动，见过不少政界人物、文化名流。

  当然这些经历都是沾了父亲的光。那么，马坚先生究竟是怎样的学者呢？他是伊斯兰学翻译名家，《古兰经》汉文本就是马坚先生翻译的，被誉为“古往今来最好的一个汉文译本，没有之一。”据说，《古兰经》是不能翻译的，但马坚先生认为，“传播伊斯兰教义，直接作用首先是帮助中国穆斯林克服语言障碍，领悟古兰真意，消除教派隔阂。”

   马坚先生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英语，1930年代，他曾在埃及爱兹哈尔大学和达尔·欧鲁姆（阿拉伯语言学院，1946年并入开罗大学）留学8年。归国后他曾表示，一生要做两件事：一是要在国内推广阿拉伯语，二是要译介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名著，特别是要做好《古兰经》汉译本的译、注工作。他都做到了：马坚先生创办的北京大学阿拉伯语专业，是毫无争议的全国第一，不仅指教学水平，更因为它是第一个把阿拉伯语作为一门学科设立专业的。

   他编写的中国第一本《阿拉伯语汉语词典》，在国际国内影响力极大。

   马坚先生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他从阿拉伯文、英文翻译了一批有关阿拉伯历史、传统、宗教、语言等方面的重要著作，并撰写了大量有关内容的学术论著，主要译著有《回教哲学》《回教、基督教与学术文化》《论语》《中国神州故事》《中国格言·谚语》《回教教育史》《伊斯兰哲学史》《阿拉伯通史》等；主要论文有《阿拉伯文在国际政治上的地位》、《回回天文学对于中国天文学的影响》、《阿拉伯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伊斯兰哲学对于中世纪时期欧洲经验哲学的影响》等。

   1970年代末，我已经成为一名记者，在一次关于云南沙甸的采访中，才知道沙甸是马坚先生的老家，他在伊斯兰教友中威信极高。他曾发起与组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1949年，他以穆斯林杰出人士的身份，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建国大计。多年来，他为民族团结默默无闻地做过许多工作。在平息安抚平反云南沙甸事件的一系列工作中，都有马坚先生的身影。一些政府解决不了或不便解决的纠纷，都曾请他出山，协助调解。 

马坚先生在燕东园25号书房

  看到这张照片，我太眼熟了。马坚先生住的25号楼和我家楼型是一样的，只是没有阁楼。燕东园平房楼型这间书房的位置原来是阳台，水泥地面，经过改装在南面和西面装上了玻璃窗，我家把这处阳台改装的屋子叫“玻璃屋子”，用来做我们的游戏室学习室。马志学说，他们家称之为“玻璃书房”，是父亲的书房和工作间。

  刚从城里搬来时，马坚先生还特意请人将厨房隔壁过道里置放的一个高大的玻璃餐具柜重新油漆，然后将其挪至书房，改为书柜使用。我也识别出来了，马伯伯身后的书柜正是餐具柜改装的，我家现在厨房外过道上还有一模一样的餐具柜呢。而书桌前正是那排玻璃南窗，共有4对8扇，阳光洒进来，满室明亮。

   马志学说：1949年前后，父亲从北京琉璃厂、东安市场等处的书肆，购置了许多中华文化方面的典籍，既有线装书，也有影印版，诸如《前汉书》《后汉书》《二十五史》及《二十五史补编》《宋会要辑稿》《资治通鉴》《唐会要》《明会要》《元朝秘史》《诸藩志》《雁门集》《昭明文选》《太平广记》等等。此外，还有他多年珍藏和使用过的大量阿拉伯文、英文精装本，也大多排放在这个大书柜里。为了编《阿拉伯语汉语词典》，马坚先生还自费购买了许多工具书、参考资料，堆满了书房的各个角落。

  马志学仔细观察过父亲的书架，他说：父亲的阅读兴趣广泛，这部分与他的学术研究相关，比如他购置的一些中外天文学方面的书籍，就与他研究伊斯兰历法需要大量参考书有关；另外一些则是出于个人阅读偏好：他在1950年代购置了很多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著作，其中有《唐诗三百首》《宋词选》《屈原九歌今释》《李杜诗选》《元白诗选》《诗经选》《古诗源》等。仅“中国文学史”一类的多卷本就有好几种：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大教授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陆侃如和冯沅君合著的《中国诗史》等等。

   正是在这间书房里，马坚先生用三年时间完成了120万字的《阿汉词典》。当时国内阿拉伯文印刷技术十分简陋，为了校对每一个阿拉伯字母的读音符号，他手里握着放大镜，一条一条校正，视力急剧下降。25号楼的玻璃书房见证了他呕心沥血的日日夜夜。

    又是一张我很眼熟的照片。映入眼帘的房间，与我家的房型格局一样，正是那间有两大扇西窗的客厅。坐在双人沙发上织毛线活的马存真伯母，当年在北大附中教俄语。坐在单人沙发上的马伯伯和倚在身旁的马志学，同看报纸。他们的身后纵深的背景，正是与客厅打通的饭厅。那时的马志学戴着红领巾，大约十一二岁吧。多么温馨的家庭照。

   我们对马坚先生的印象是公务活动多。马志学说：据我所知，父亲先后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彭德怀、陈毅等国家领导人担任过现场翻译，其中给周恩来总理当翻译的次数最多。听父亲讲，每次见到周总理，总理都非常客气，总是说“对不起！马教授，又麻烦你了！”

   马坚先生对周总理非常敬佩，一件往事令他难忘：有一次完成翻译任务后，外交部工作人员安排他单独进餐、休息，没有参加后来的宴会。宴会结束之后，他亲眼见到周总理为此严厉批评外交部的何英司长：“为什么慢待马坚教授?”

   还有一件往事刻骨铭心：马坚先生从1954年到1978年逝世前，连续当选为第一届至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大约在1964年前后，有一次全国人大召开全体大会，按照会议议程，最后表决通过一项决议，其中有号召全国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的语句，决议草案上用的是“奋”字，马坚伯伯认为应该改为“愤”字。那天的大会由朱德委员长主持，他站起身问代表有没有不同意见，马坚先生举手示意，但朱德宣布一致通过。大会结束后到宴会厅用餐，周总理专门走到马坚先生桌前，对他说：“对不起！马教授，朱老总年纪大了，眼神不好，没有看见你在举手。”马志学说：“记得父亲回到家里，对全家人说起这事，母亲听了还嗔怪父亲多事。”

   1974年秋天，许久未曾露面的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盛大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马坚先生收到了国宴请柬。经过“文革”的冲击和多年糖尿病的折磨，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大不如前，走起路来步履蹒跚。马志学清楚地记得，9月30日傍晚，他陪着父亲站在燕东园西门口，苦苦等候学校派来接送父亲去大会堂的小汽车。那时的燕东园已经成了一个乱七八糟的大杂院，小汽车很难开进去了。到了晚上九十点钟，他又到燕东园西门口翘首等待归来的父亲。他回忆说：“第二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多次全文播发有关国宴的报道，播音员不厌其烦地念着参加宴会所有宾客的名字。我记得父亲靠在那张他用了多年的藤条躺椅上，一遍又一遍地聆听，虽然一言不发，但我深知，他的内心一定极不平静。”

   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是在1975年1月，马坚先生抱病参加了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会议结束，回到家中，他对马志学说：总理仅念了政府工作报告的开头部分，还是坐在座位上宣读的。

   打倒“四人帮”以后，马坚先生一家搬到了燕南园，此处距离校医院较近，方便病重的马伯伯打针治疗。1978年8月，马坚先生病逝于家中。

   马志学也离开了燕东园。他1968年12月到山西榆次插队，1970年初考上山西晋中文工团拉小提琴，后调回北京，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当资料员。他没有放弃学习，夜大本科毕业，又在职读了研究生，毕业后在北大国际关系学院任教。

   马志学对燕东园的感情极深。我注意到他的网名是“燕东”。他在这个园子里度过了24年光阴，其中1966年下半年至1968年底那段“逍遥”，更是难忘。他出现在多张燕东园子弟的集体照中，选其中的一张：

前排左起 ：1、王英达（桥西31号）、 2、邢祖建（桥西34号）、 3、 陈一征（桥西42号）、 4、张志清（桥西32号）、 5、徐浩（桥西40号）、6、杨铸（桥西37号）、后排左起： 2、徐喆文（桥西39号）、3、李焰（桥东24号）、4、 陈一超（桥西42号）、 5、徐喆华（桥西39号）、6、马逢皋 （桥西34号）7、王英平（桥西31号）

   后排左1是马志学，唯有他两手环抱胸前。如果把这群孩子看成一只球队，马志学站的位置以及他的姿态很像教练。他确实有 “意见领袖”的风采。

   马志学一直热心地组织燕东园子弟拿起笔来写燕东园。和我也有过恳谈。2013年9月我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的岗位上退下来，11月办理了退休手续。马志学到我家来，和我一起商量为燕东园出一本书。多年不见，他气色不错，双目明亮，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二十多年前治愈的癌症复发了。我们很快拉出来一个约稿名单，他表示他会写稿，也会动员几位发小写。很遗憾，此事刚启动，我就被返聘到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主持筹组一个财经传媒专业硕士项目，离京南下，一走就是五年。

   听说马志学在这几年里参加了另一本书《却话燕园风雨情》的组稿编辑工作。2018年，燕东园34号住户邢其毅先生的儿子邢祖健从美国回来，几位发小在一起餐聚，马志学聊起燕东园的老住户，“他对各家各户的状况从历史到现在都门儿清，轶事掌故，谈起来如数家珍，津津乐道。”曾住在31号的冯定先生儿子冯宋彻说：“他原打算写一篇燕东园各家的情况，包括曾经住过谁，现在是谁。我还帮他查过资料。马志学要表明燕东园和燕南园是一样的大师居住的风水宝地，现在被拆得面目全非，他非常痛心”。可惜这个心愿只完成了一部分，他写好了《北大燕东园（桥东）住户（1952——1966）一瞥》，收入《却话燕园风雨情》中。马志学2020年11月6日病逝，享年73岁。

   在《北大燕东园（桥东）住户（1952——1966）一瞥》一文，马志学有一段“写在前面的话”：燕东园，我一生的最爱，这里曾经是花团锦簇、谈笑有鸿儒的世外桃源，也是北大“文革”风暴伤害最深的地方之一。面对渐行渐远的诸位燕东园父老，我给您们深鞠一躬，谨以此文作为晚辈心香一瓣献上。”

   马志学还写过一篇随笔《燕东园咏叹调》，表达了“心中永远的思念”。这是我最早读到的关于燕东园故人往事的回忆文章。这篇随笔的结尾：又一个春天到了，每逢此时，当年燕东园那浓郁芬芳的丁香总是让我格外思念。

   2022年，燕东园的丁香再度盛开，花香怡人，我开始写燕东园了。写作的动力之一：希望不辜负马志学的期望，留下我们燕东园子弟的共同记忆，以及对前辈的缅怀与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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