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延安整风——何方口述片段之十八
延安需要培养一批俄文人才，抗大成立了俄文队。抗大三分校的政治部主任李逸民动员我去学俄文。我想上前线，不愿意去。李逸民看我那么想上前线，就说：你小小年纪，上前线能干些什么？还说学问如何如何重要，将来多么多么有用！已经上前线的人还抽回来培训呢，你本来就在后方工作，必须安心留在后方。李逸民宣布，这是组织的决定。这样一来，我不同意也不行了。1941年3月，我就进入俄文队，从干部又变成了学员，津贴也从三块五变成了一块。
1941年3月到1941年11月，我所在的学校先后叫抗大三分校俄文队、俄文大队，1941年12月，抗大三分校变成延安军事学院，我们就叫军事学院俄文队了。军事学院院长是朱德，副院长是叶剑英，教育长是郭化若，政治部主任是黄志勇。1942年6月到1944年6月，学校规模扩大，改称军委俄文学校。1944年7月，增加了英文系，改称为军委外国语学校。
当年俄文学校同学合影
我在俄文队学习到1942年，就开始整风了。延安整风是两部分，上层整风和普遍整风。上层整风，什么两条路线斗争，中央的什么事，直到我离开延安都不知道。
整风开始，一般干部主要是学文件。1942年 4 月 3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了一个《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我们基本上就停课了，整风成了第一位的事情。每天就是学习整风文件。规定了十八个文件，大家都得学。学习时，人手一册，翻来覆去地念，学着学着大家就烦了。有的人就偷偷地看起了小说。被人发现后，就像小学生一样，在教室里挨批。
学习文件搞了不到四、五个月，开始批判王实味了。王实味写了《野百合花》，由《解放日报》首先发表，又把它翻印了若干份，让各个机关学校去读、去讨论。中央是把《野百合花》当作反面教材发给大家看的，但大家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开始的时候，大家觉得《野百合花》写得不错，很俏皮，觉得他讲得有道理。其实像王实味谈的那些东西，大家平时在下面也常谈，也没有觉得他讲得特别好。我们一个班发一份，给大家念，念完让大家讨论。讨论时，大家说，对呀！写的挺好的呀！写的都是真的呀！什么“这是讽刺共产党”，我们根本没往那上面去想。我们认为，革命队伍里确实有缺点，提出来是有好处的。
毛泽东看了《野百合花》以后，拍了桌子：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解放日报》怎么能登这个东西！立即打电话，让他们检讨！这下子就开始组织批判《野百合花》了。一看《解放日报》批判了《野百合花》，我们再不敢表扬它了。毛泽东发脾气的事传了出来，大家也不敢说同意王实味的观点了。我们也得跟着批。知识分子有个弱点，就是容易一面倒，一看形势不好，哗哗地就都转过去了。中央对王实味表了态，《解放日报》就开始批。不到一个月，知识分子就来了180度大转弯，口诛笔伐，上纲上得更高。据说，只有一个萧军坚持不同意见。
批判王实味实际上是整风抢救的开始。把王实味弄来弄去，慢慢地他就变成了特务。因为王实味在组织部交待了自己的历史，说他的朋友中有托派。把这和他一联系，他也就成了托派。1942年7、8月后，就不再搞什么整风，而是大搞抢救了。
在大会上说王实味是托派，给王实味戴了帽子，说是“国民党的探子”，又联上平时和他一样爱说怪话的人，认为他们都有背景，不是托派就是特务，于是就开始抓人了。整风就变成了两个目的：一个是整思想问题，一个是整敌我问题，又要批判错误思想，又要抓坏人。
紧接着，中央党校大抓特务。抓了吴奚如，说吴奚如是特务。吴奚如是著名的作家，曾经被国民党抓到上饶集中营，又跑了出来，很早就到了延安。记得我看到过吴奚如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意思是原来红军对于戴上青天白日的帽子，怎么也想不通。可是拿着国民党的钱、吃着国民党的饭，怎么能不戴呢？现在，国民党不给我们发饷了，国民党青天白日的帽子还戴不戴？还是可以戴！戴国民党的帽子，干共产党的事不就完了吗？王实味之后，在延安有名的特务，一个就是吴奚如，另一个是吴伯箫。他也承认了自己是特务。吴伯箫在边区政府教育厅当科长。后来，又抓出了张克勤等人。
各机关都积极起来了。那时候，领导干部都不愿意落后：人家都抓出了坏人，我们这儿能没有坏人吗？各单位都要表现。有的单位，还做报告介绍抢救的经验。
党校还抓出了李国华。李国华原来是我们抗大三分校的教育长，和我很熟。他是长征老干部，还在苏联学习过。他对王明的问题不以为然，说王明没什么错，还有功劳。
这时，开始联系实际了。每个人轮着来，讲自己的历史。一个人一个人地过关。一个人的历史可能一个月也搞不完，因为问题会越交代越多。有些问题还有点道理，有些问题毫无道理，可本人又说不清楚。刚开始，有人还吹自己的经历呢，吹着吹着，破绽就出来了，正好让人抓住了小辫子。针对某个人自己提供的线索，有人问：你去过什么什么地方吗？答：去过。问：怎么去的？答：坐火车。问：你怎么能坐火车？那国民党的火车能随便坐吗？他们认为，国民党管着火车，共产党人不能坐。说话的人没见过火车。后来我们过铁路的时候，队长都摸不清铁路是什么玩艺儿，以为在地上铺铁板，铁板就叫铁路。后来一看，铁路上没有铁板呀。
有的人，原来并没那么多事，是自己吹坏的。有个同志叫卢森，他父亲在国民党海军里干过。他到延安后穿过一双靴子，上面画了一个锚，这是国民党海军的标志。这么一来，好像他干过国民党海军似的，把历史弄复杂了。其实他没干过。还有个同志叫苏丹，他后来在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工作过。他说过去在阎锡山那儿当过上校，大家都叫他苏上校。
我说到经历时，也有吹的成份：想给自己提高一点儿学历，说自己是中学毕业！
还有人没有参加过救亡运动，但在那里吹，说救亡运动时他怎么怎么样。诸如此类。
渐渐地，在人们各种各样的说法中，就露出了破绽，于是就追查。
开始还比较客气。交待的时候，有人供出你是特务，你就是“特务”了。批斗完了，大家还是在一起吃饭。比如政治部主任何匡，老早就说他是特务。当上“特务”后，他又吃开了，还去抢救别人呢。何匡当时在编译局是《资本论》的翻译，很有名气，后来任《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
后来就乱了套，谁有什么问题自己也说不清楚了，互相之间也不能接触了。
因为我小小年纪就到了延安，本来没什么问题，大家也认为我是积极分子。我还跟着人家嚷嚷过几天。那时俄文队已经抢救了两个人，一个是卢森，一个是何匡。后来就抢救到我的头上了。我为什么被抢救呢？估计是从家乡带出来的史宗棠供出了我。为什么我怀疑是史宗棠呢？因为政治部主任叶和玉找我谈话时说：人家比你小，都坦白了，你自己还装迷糊？我想，一定是史宗棠了。我们被国民党抓住关了二十多天，除了他了解实情，还有谁能拉扯到我身上呢？
只要有人一供，你就完了，立即就得交待。交待谁呢？必须是熟悉自己的人，因为不熟悉不行啊。你讲你是特务，那谁领导你啊？你下边还有谁啊？
人家也不告诉你，别人都揭发了你什么，只是让你自己交待。因为那个时候各种各样的说法很多，什么国民党五分钟的突击制呀、红旗政策呀，等等。说国民党厉害着哪，抓到你五分钟，就能把你突击得变成特务了。何况我被国民党抓了个把月！国民党怎么能对你那么客气呀？你怎么能跑得出来？你还不交待？你必须老实交待！
我说：我没问题呀？
他们说：没问题？不行！
一开始，还算客气：你再好好想想，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坦白了以后，一切都照旧，不会对你怎么样，还是自己的同志，只是上了国民党的当嘛；国民党这个坏东西，罪过在他们身上；你们年轻人，辨别能力不强，跟着人家做了什么坏事也不要紧，只要说出来就好，就是自己人了；你现在在沟那边，我们一拉你就过来了，要不然，你还在沟那边。他们讲得甜言蜜语，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何匡坦白了以后，就自由了。他坦白了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但是看那个架式，已经从国民党那方面站到共产党这方面来了。别人还在被抢救着，他已经没事了，成了积极分子，但他抢救别人并不太积极。我是还没站过来的。他也来抢救我，把我叫到山坡上，坐在那儿，他不说话，我也不说话，坐上一两个钟头。最后，他说：还是放明白一点儿吧！
后来我所认识的熟人里面，除支部书记张开帙、林祖佑没有被抢救之外，几乎都被抢救了。邵天任、马列、高世坤、付克、蓝曼、朱子奇等等，都被抢救了。
我说：我不是特务呀！而且我也不懂什么是特务。这样就僵持住了。
不承认，在一个星期里就根本不让我睡觉。白天晚上都审，二十四小时搞车轮战。那时候，连煤油灯都点不起。印象中是，皓月当空，六、七个人围着我，翻来复去地跟我说：你老实一点，等等。有唱红脸的，有唱黑脸的。有的人还讲道理，总而言之是让你不得安宁。你在那儿低着头，不说话也可以，不理也行。有时候人家提问题，需要你解答，你就答复一下。僵持了一个礼拜，人老不睡觉不行呀，我招架不住了。
我说：我坦白。他们说：好，那你就好好想一想，交待，明天把它写出来。我一下子高兴了，回去就睡了一大觉。第二天，他们就去抢救别人了。
让我交待，交待什么呢？想来想去，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我说，我忠心耿耿干革命，怎么是特务呢？在信中，一方面，我给自己辩解；一方面，我还批评“这个抢救的办法”不对。
人家问我：你写的材料写好了没有？我说：我写得慢，有些情况还得慢慢想。
这样，我又可以多睡几天。他们在那儿抢救别人，我变成旁观者了。人家还在催我写交待。于是，我就把我写的东西交上去了。交上去以后，一看，原来是告状信。这可坏了！第二次抢救开始了。这样一来，他们的态度不友好了，开始骂人。推推搡搡是有的，不像党校那样用绳子拴住人的两个手指头，把人吊起来。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邸桂芳把一口痰吐在了我脸上。啊呀，简直窝囊死了，现在想起来，还觉得窝囊。
抢救厉害了以后，我让人家训得饭也吃不下去，睡觉也睡不着，身体就差了，精神也不行了。
大概又有一个星期左右。我被围攻得更厉害了。这个推你一下，那个推你一下；你才打个瞌睡，他就把你推醒，恼火得不行，但不敢和人家干仗。因为是暗箱操作，你也搞不清别人交待没交待。我只能说说我自己。第二次，我说我要坦白之后，他们怕再上当，怕我又写信。第二次我确确实实又写信去了，我在信中写的内容有些还是申诉。
我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我有个同学，算是女朋友吧。她也对我说：坦白了吧。我就答应：好，坦白。那时，我不到20岁，在学习等各方面都表现得比较好，又做时事报告，那个女孩对我挺友好的，关系不错，但没明确，不很深。后来她嫁了个高干级的同志。
我这个人比较好高骛远，那时已经开始写诗填词了，把女朋友写进了一些诗词里。我写过一首《临江仙》，还记得其中有一句讲李逵下山的。别看我年纪小小的，我还有一本诗集呢。这本诗集后来让当时搞抢救的张开帙给没收了。他看不懂，说，你这是写的什么？我也不说。抢救的时候，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没收了。比如我有一把小刀，他怕我自杀，给没收了。我的日记本、个人编的诗词集等，基本上都交了。这些东西一直到现在也没有还给我。当年，我在西安被扣留，一些事都记了日记。我已经养成了习惯：每天记日记，不管每天有多么忙。到延安去以后，也是把劳动、生产都记了日记。这些东西交上去以后，又不还我。我从延安抢救运动以后，再也不记日记，只记工作笔记。但到“文革”中，我的这些工作笔记，包括土改、东北和外交部时的工作笔记，又被抄走了，至今连土改笔记也不还我。
我准备老老实实地坦白了。但坦白什么呢？相当费脑筋哪。当时人家具体地问过我：你究竟是“复兴社”还是“CC”？想来想去，我觉得“CC”大概更坏，就承认我是“复兴”了。我怎么能说出我是“复兴”的道理来呢？我又说不清楚。我就说，人家没讲这些。问我：那是谁介绍你参加的呢？这个问题，也比较费劲。我想，我决不能陷害我所熟悉的人。但是你不说，又不行。于是，我想来想去，说出八路军办事处的一个人。那时候，我还记得他的名字，现在已经忘了。在八路军办事处，是他给我办的手续，我就说，是他介绍我参加复兴社的。他介绍我时，没对我说复兴社是怎么回事。究竟加入了以后干什么事情，他说以后再通知我。就这样，马马虎虎算是过关了。我也不知道被我供出的同志，后来是否因为我的招供倒了霉。这真是害人啊。
过了关以后，我一想，不对头啊。我哪儿参加过复兴社呀？过了不到一个礼拜，我就坚决推翻了！但不是说推翻就能推翻的，也得写材料！再叫我写材料的时候，我就说，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复兴社，我完全是因为自私自利、个人主义，为了自己睡觉，为了过关，瞎胡编了一气，实在对不起党，对不起同志。这个决心一下，再怎么折腾我，我也决不再承认了。我从那次坦白中，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反而长期成为审查对象。
总之，这样的抢救搞了一年多。在这一年多里，一会儿紧，叫你检查历史，劝你坦白；一会儿松，又不检查历史了，叫你去劳动。到了1943年7月，是名正言顺地抢救了。抢救运动开动后，就开起了坦白大会。我参加过几次。有一次，军委系统在王家坪的桃园开坦白大会，台上是“光荣席”。叶剑英主持坦白大会。曾涌泉在那儿呼口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然后，把人一个一个地往那个光荣席上拉。人们要拉我，我就是不上去。这时候，我那个女朋友上来劝了：咱们还是朋友，只要你坦白了就好，我不会计较的。我没理她。心里说，你根本不理解我。我也不打算要女朋友了，说什么都不承认是特务了。我就是抱着小桃树不放，凭他们怎么拉也拉不上去。有一批人上去了。不晓得有多少人，我也看不清。他们被拉上去，坐到了“光荣席”上。即使你没有坦白，坐在那儿，大家一看，也会以为你坦白过了，就是正式特务了。你一坦白，就光荣了，好像还可以抽一根烟。但是我抱着小桃树死不撒手。坦白大会，我不坦白，硬拉，连劝带拉，谁也拉不动我。
1944年开始甄别了。应该感谢季米特洛夫。1943年12月，共产国际解散了，他从共产国际总书记变成了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负责人。这时，他以老朋友的资格给毛泽东发来电报，说：虽然共产国际已经解散了，现在我无权对中国党讲什么话，但鉴于我们的关系，同时我一直关心中国革命，所以我提一点意见。这个电报非常重要。第一，说国共合作是共产国际的意思。第二，说你们在敌后应该积极抗战。第三，对我们的整风提出了意见。这个电报说，王明、周恩来他们执行的是共产国际的路线。你们还可以利用他们工作，别开除他们出党。康生这个人是有疑问的，他现在搞的这一套，完全是为敌人服务的。
毛主席给季米特洛夫回了两份电报。第一份说王明是坏人，康生可靠。第二天又觉得这个回电不妥，因为他知道季米特洛夫代表的不是他个人，而是代表斯大林、代表苏联、代表苏共中央。于是，毛泽东发了第一份电报以后，有一个礼拜几乎每天晚上都和苏联人孙平谈话。孙平是斯大林的代表，常驻延安，还娶了一个不会说俄文的中国媳妇。孙平的俄文名字是彼得·符拉基米洛夫，毛泽东和他一谈就谈到半夜。再三解释说，我们和苏联的感情怎么深啊。然后又回了一份电报。
季米特洛夫的电报，对我们的影响大极了。毛泽东立即有所改变，党中央的整个政策都做了调整。调了李运昌等人的部队过了长城，打日本人了。和蒋介石的关系缓和了，接见了蒋介石国民党的联络参谋。对周恩来和王明客气了。
整个上层松了下来，那么，抓特务也就放松了。因为季米特洛夫讲得清清楚楚，康生这么干是帮助了敌人，把自己的好多同志都搞成特务了。这个时候，抢救运动停止了，变成甄别了。
被抓的人确实也不像特务。我有一次在中央大礼堂看见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都在台上坐着，让一些十四、五岁的孩子坦白。有的孩子个子太小，还得给他脚下垫上个东西，才能让他们看到台上的人。有个小女孩儿说：上级说，你们的任务就是在床上。我一听，太不像了，这么个小女孩儿怎么会是特务呢？
张闻天从一开始就不信抢救这一套，说那是胡闹。康生拿了材料给张闻天看。张闻天一看，就说你们这些材料都是假的。康生说，你好好看，我还有一些材料是你没看到的。张闻天就说，材料由你们看去吧，我搞调查去。当时中央有权说话的只有三个人：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张闻天给任弼时提了意见。任弼时觉悟得比较早。他这个人比较实在，说如果有这么多的特务，那咱们的天下还能坐成吗？特务怎么越来越多？周恩来不说话。朱老总那时也倒霉着哪。刘少奇也开始动摇了。他找到刘英和李富春问，你看这些人像不像特务呢？怎么这么点儿的小孩子都是特务呢？刘少奇还说，他原来受过一个人的掩护，在那个人家里躲藏过，现在那个人来到延安，结果变成了特务；如果是特务，那个时候怎么没出问题呢？保健处的医生是王首道的哥哥，他被国民党抓过，坐过监狱，就把他抓到康生的西北公学坦白去了。在毛泽东的警卫人员里面，也抓了两个小特务。叶子龙的老婆被抓成特务，还有林彪的老婆叶群，贺龙的老婆薛明，都是特务。
任弼时和刘少奇不同意那么抓。刘少奇有些怀疑。经过了一段时候，任弼时根本不信了。他问周恩来：你这儿有多少知识分子？周恩来说国民党一共只有四、五万知识分子，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差不多就有两万。如果来这儿的知识分子都是特务，他们也就没有多少知识分子了。
甄别同季米特洛夫来信有关，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不知道。甄别实际上是秘密进行的，从来就没有宣布过。我们感觉到的无非就是松了一点儿。但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又紧起来。那运动是突然来的，一会儿抢救起来了，一会儿又松了。到了秋收农忙季节，不能再搞了，得停一阵。
所谓调查，就是鲁艺的人去调查抗大的，抗大的人去调查女大的，女大的人再去调查鲁艺的，等等，然后倒过来再核实。之后，他们再研究研究。他三对、两对就发现你不是特务了。他下不来台呀，整了你两年，就算完了？于是就和你谈：看你不像是政治问题，但是你的毛病还不少，所以才抢救到你头上；对你当然还是要审查的了，审查是没错的；他把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说一些同志怀疑你也是有道理的，整你的原因是因为你的思想意识有问题，自由主义，小资产阶级，等等。
说我自由主义，他也抓不住我什么东西。你说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他也就是给我戴个空帽子。我检讨了一辈子自由主义，检讨了一辈子骄傲。你来，我就先把这两顶帽子戴上，来什么运动我都自我对号入座，免得对我批个没完。这样好办一些，不然叫人家老提，何必呢？每次，我都没什么优点，缺点就是这个。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什么会，我还是这一套。我倒霉就倒霉在这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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