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前后——何方口述片段之十一

甄别之后，开始传达毛泽东反对“三风”：翻案风、单干风、黑暗风。我又从右倾错误变成“翻案风”了。他们说我在搞翻案。甄别结论没有写我翻案，但实际上留的那个处分：党内严重警告和行政撤职改为降职，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当时几个人，就我留的尾巴厉害。李汇川、徐达深原来的结论都被取消了，甄别后就没有事了。我要是当时只检讨、不较真，可以好一些。学习班一散，林中马上就出国了。他态度好，我的态度不好。我在全部大会上受到不点名批判：有的同志，我们党再三地挽救他，再三地苦口婆心，他就是顽固不化。 

我大概在综合组一年多。到一九六三年，也就是“阶级斗争要天天讲”之后，外交部不想要我了，要调换我的工作，把我调离综合组。

罗贵波、乔冠华认为我不能在外交部工作。他们说，原来的错误那么严重，态度一直不好，现在又搞翻案，这是政治上的问题，怎么能接触外交部的机密呀？因为综合组要接触很多的机密，不然我怎么写国内情况报告呢？国内好多的情况我要知道，外交上的许多事情我也要知道，许多事情各个司都要向我报告，要不然我怎么工作呢？所以他们要把我从部里调出去。外交部决定，把我调到国际问题研究所，那时叫国际关系研究所。

国际关系研究所归外交部领导。外交部犯错误的人都往那里放，像浦山等一些右派都到那儿去了。那时候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是孟用潜，副所长是柯柏年、陈翰笙、秘书长是陈楚，下面的人右派也有，左派也有，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有一两百人呢。当年张闻天对研究工作有兴趣，一定要搞一个研究所，我就帮他跑。搞了几个大使馆馆舍，因为没有新建交的国家，馆舍没用上，于是研究所就在一个大使馆馆舍里办公。这个馆舍后来成为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了。

我有两个忘年交：一个是孟用潜，一个是李一氓。

1959年批斗我以后，唯一去看过我的领导同志就是孟用潜。他不怕风险，要把我调到国际关系研究所，他高兴极了，欢迎我去。他知道我的深浅。孟用潜不仅是所长，还是外交部的党组成员，他不但资格老，也确实有本领。他读《资本论》，念的是英文版。我从苏联回来，把一套英文的《斯大林全集》送给他了。

另一位忘年交是李一氓。李一氓和周恩来是郭沫若的入党介绍人。北伐的时候，他是北伐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有一天，李一氓把我叫去谈了一下。他说：看样子，外交部对你排斥得厉害，恐怕你在外交部是没前途了。你不如干脆离开外交部算了。听他这么一讲，我觉得他既了解情况，又分析得有道理，所以我就要求离开外交部。

当时，虽然我是综合组长，但是韩念龙、姬鹏飞他们对我的使用和以前差不多。办公厅值班也安排我轮值。有一次，李一氓把毛主席的国庆复电拿了一批送到外交部来，写了“照发”，叫我们发出去。我就给他打电话说，不行。用毛主席的名义发的电报，周恩来都不敢批。你怎么就敢批？他说这不都是形式？是例行公事，礼仪性的。我说，礼仪性的也不行。礼仪性的连请客吃饭什么人参加、吃什么菜，周恩来都不做主，都要请示毛主席。李一氓说，好，赶快退回来。

李一氓脾气很怪，他是个文人，曾是创造社成员，属于自由散漫的性情中人。他在政治圈里处处吃不开。他和我几乎无话不谈。中央的什么事情，只要他得到一点信息都告诉我。他对我为什么这么友好呢？大概一是觉得我性格比较直；第二个是我们能谈得来。你如果一点东西都不懂，他是懒得和你讲话的。比如诗词格律、古文、天文地理、古董，他都喜欢。他后来是中央古籍整理小组组长。我给他写纪念文章的时候说：这样的古籍整理小组在中国不仅是空前的，而且是绝后的，以后不可能再出现这样的人物了。他是老革命，经过长征，曾经和鲁迅并肩战斗，搞起古籍来了，而且对古籍、版本学等等又那么懂行。

李一氓建议我离开外交部，我欣然同意。于是，就写了个报告，要求离开外交部，还说，过了年就不去上班了。

但是孟用潜坚持不放，非要我去他那个研究所不可。他是党委委员，又在上面。这时李一氓说，我跟他去说。李一氓就把孟用潜叫去了，跟他讲了我在外交部的利害关系。他说，外交部对何方已经排斥到这种程度，恐怕他呆不住了，你要考虑一下人家的前途啊！何方现在还年轻，不离开外交部，一辈子就葬送了。他的意思是，这个人还是可以做点事的，并不是一个平庸、窝囊的人。孟用潜听了这些话，立即放弃了他的想法，完全同意李一氓的意见。他们两个人一谈，孟用潜就支持我做地方工作了。在党组开会的时候，孟用潜替我说了话。外交部本来就不想留我，接着就到处给我找地方，看哪个省、市要我。这样一来，我就闲下来，等着听候分配。

到了一九六三年，我就开始在家里闲住。有大半年，一天到晚没事干。这时，我的兴趣还在研究国际问题。《参考资料》一天两三本，宋以敏每天上班后回家，拿回来给我看。我和小孩也玩儿不到一起，家务不多管，就是看书，倒还觉得挺好。工资照发，一切待遇照旧，可以大量地看书，研究问题。写东西，以前我写得相当快，有许多数据都在我脑子里记着，根本不用查。现在不行了，写东西的劲头也不大了，没有地方发表，也懒得写了。就这样，闲坐在家，一直到1964年1月。外交部发话了：你与其在这儿等着，不如先去搞“四清”吧。             

我先到北戴河，后到昌黎，在两个地方搞了两期“四清”。

昌黎在河北省。我们工作团的团长是宦乡。县委书记也在工作团内，由宦乡管。宦乡没搞过地方工作，他知道我在东北搞过几年地方工作，就让我当了工作队队长。跟他在一起，好多点子还得我出。

宦乡这个人，是个书呆子，也是个老实人。我受过什么处分，有什么事情，他一概不知道。他还以为我是办公厅的，和以前一样。他已经从驻英代办处回来了，当了外交部部长助理。我们处得很好。后来我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当他的副手，也是这个原因。“四清”时我们住在一张炕上。“四清”怎么搞，他常与我商量；向下面布置什么工作，他也征求我的意见。他的讲话稿子是我写的，上面要什么材料也归我起草。我又是“四清”工作队队长，具体还得管好几十人。一个团有好几个队，一个队包一个村。这个村搞完再搞那个村。宦乡只搞了一期“四清”就回去了。大概是半年。我搞了两期，从一九六四年一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有一年半的样子。

昌黎真是个好地方。曹操有诗：“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就在昌黎。对面就是现在的黄金海岸。沙滩一直都是漂亮的，和北戴河挨着。“四清”在北戴河搞了，又到昌黎搞。昌黎往西是平原，北面是碣石山，风景真好。平原上遍地种的葡萄。山上又是梨树。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这时，我有一点感想：当时参加革命，是要创造人民的幸福生活，后来又追求自由民主，成了一辈子的理想。在安徽，把人的理想饿掉了一半。老百姓真是悲惨，不如解放以前。这时昌黎已经解放十五年了。老百姓吃的是什么呢？在昌黎，宦乡下去了一个月，回来说，他体重掉了八公斤。宦乡本来是个胖子，回来当然也没特显瘦。而我下乡搞“四清”，又开始艰苦奋斗了，只能和贫下中农吃一样的，那时也没有富裕户了。老百姓吃的差不多都一样。大量种白薯，因为白薯产量高。然后把白薯切成片，晒成干。冀东老百姓住的都是平房，在房顶上晒白薯干，然后储存起来，冬天再把白薯干磨成面，做各种各样吃食。白薯面里沙子什么的都有，碜牙不说，还没吃呢，胃里的酸水就出来了。不吃吧，饿得不行，吃吧，又胃酸。新白薯下来了，不吃白薯面了。在锅里扣个碗，上面摆上白薯，熟了就吃，顶多再加上点大葱沾酱。没有咸菜，酱经常有，再弄点大葱。后来，我对大葱蘸酱有了兴趣。但是白薯实在是不能奉陪了，吃了一年多的白薯，吃得我简直烦透了。但也不能搞别的吃，不能搞什么特殊化呀！所以，老百姓说，他们的生活不如解放前了。咱们解放了十五六年，老百姓过的差不多都是这种日子。也不能老说是因为自然灾害呀！

昌黎是富足的县，靠海，可以抓对虾。捕捞对虾，是为出口。但是，当时抓对虾的人吃不上虾。不准吃！禁止之严格难以想象。谁吃了对虾，就是反革命！有一次，县委书记王家树说，老何到咱们县已经一年了，应该让他尝尝咱们的特产。结果他和我们几个人，晚上偷偷摸摸地吃了一顿对虾。

那儿产对虾，产螃蟹，海蛰随便抓，一抓一个。有这么丰富的海产，包括海带、海藻，老百姓还是没吃的。那儿还有遍地的葡萄架，还有“千树万树梨花开”。平原种的庄稼也长得很好。结果他们却靠吃白薯为生。这个问题我搞不清楚。那些好东西都搞到哪儿去了？到现在我都有点迷惑。粮食产量哪怕低一半，起码也能吃上一半吧？但他们吃不到一半。那些粮食都跑哪儿去了？咱们好多东西都出口，比如粮食，用粮食换别的东西。对虾是一块钱一对。一块钱在那个时候相当值钱了。对虾是不能卖的呀，谁吃谁犯法。渔民是否偷着吃，咱们就不知道了。反正收购站严格着呢。那拉对虾的车子一停，管事的人就来了。农村的情况莫名其妙！革了半天命还不如不革命呢。

老百姓确确实实既无自由也没有民主。上面号召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只能跟着上面的指挥棒走。不管节气，不管土质，搞什么密植。如果不是瞎指挥，老百姓怎么能饿肚皮？逼着人家种这个种那个，最后，颗粒无收。

从土改到“四清”，我们依靠的基本上不是正式的农民，而是游民阶层，是这个阶层中的勇敢分子。那个时候我没想到这个问题。“四清”搞串联，还是搞秘密工作。搞秘密工作串联谁呢？谁最穷串联谁。二流子最穷，因为他们把粮食很快吃光了。真正老老实实的人，因为节俭，还稍微富足一点，但是那些人不愿出头。土改的时候他们就不出头，“四清”也一样，他们不愿意得罪人。而且他们在认识上，对政府说的那一套也不大以为然。二流子不然，你说让他干什么，他“哗”地就起来了，冲锋陷阵在前头。二流子又没吃，又没喝，敢铤而走险，真正的老实农民不会干这种事。当时我就觉得：“四清”的这种搞法，有没有必要？

在当地开会的时候，也公开了我的一些看法。那时候地方上的同志对我还比较尊重。他们不知道我的前前后后。我就说：现在农村的精华还就是村干部。村干部里面有坏人，但是真正有一点本领的还是这些村干部。有的人跟着党干了几十年，有的人是抗战时期就跟着共产党的。咱们整他们很厉害，岂不是卸了磨就杀驴？觉得人家跟不上了，过一阵子就把他们整掉，很多人不就是被一茬一茬地搞掉了？其实所谓“四不清”干部，多数是想老老实实地干革命的。共产党拿下天下，农村干部不拿工资，替你收公粮，管理着老百姓的吃喝拉撒。困难的时候，你不给老百姓粮食，人家维持着，尽最大努力不让老百姓饿死。现在，人家帮你渡过了困难时期，你又整他们！他们顶多是多吃多占一点，那倒是可能的。就像我偷老百姓的萝卜吃一样。他饿了，不多吃多占一点儿？他有这个权，也难怪他。所以，我觉得“四清”中这个问题很大。因此，到我搞“四清”第二期时，在我的掌管之下，我没有撤什么人的职，基本上还是用的原来的干部。后来我还请他们到我家来吃过饭。我请他们到北京来逛。他们都是村支部书记、村长。他们到我们家吃饭的时候，我没有考虑到他们的饭量。这么大的碗，他们每人吃两碗面条还不够。当时说是饱了，后来他们说是没吃饱。这大概是六四、六五年的事吧。

我有了怀疑，但是没有想到上面有什么问题，只是对上面的说法相信的程度已经差了一些。具体说来，我对搞“四清”实在没兴趣。老搞干部干嘛呢？还影响人家生产，整天开会，算干部的账。给“桃源经验”翻案，简直是胡闹。那时不仅打击面过大，扎根串联的做法也没道理。你自己的政权，去搞自己的党支部。你觉得支部不行，你改组支部啊！结果又把搞土改中的那一套拿来了。

“四清”，我搞了两期，每期的总结报告都是我写的。县里在这些方面对我还比较倚重。他们要开全县的会议，要总结“四清”的阶段性工作，要布置下一步的工作。这些基本上是由我来写。有时，他们干部在那儿等着，我写好一页，他们拿去念一页。念完了以后他们又聊天，聊了一会儿说，看看老何写完了没有。我又写了一页，他们又拿去念。写报告时，我就把对“四清”的一些看法渗透进来一些，但不是全部。因为怀疑“四清”是不行的。我就说：我们应该认识到，农民里的精华是在农村干部里面。现在的农村干部不能全部都打倒。我的思考也只能这样表达。

我在昌黎的时候，已经模模糊糊地认识到我们太闭关自守了。外国的情况我们根本不知道。我是搞国际问题的，不管到什么地方，我都要设法看一看国外的消息，听听广播什么的。我还是能知道一些情况。当地的干部们什么也不知道。上面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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