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 | 如何用语料库做话语分析？

摘要

本文意在梳理国内外基于语料库的话语研究成果，并总结该领域研究的发展趋势及特点。研究发现，该领域研究往往以语料库技术提供的词频、词丛，以及由搭配词得出的语义偏好及语义韵为切入点，侧重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强调比较的研究方法。话语研究的语料库研究范式在强化传统的话语研究理论基础的同时，呈现出跨学科趋势，研究对象聚焦于现实世界中的问题与矛盾，主要关注媒介话语和政治话语。引用本文：刘立华,韦怡.语料库视角下的话语研究[J].外国语言文学,2023,40(04):15-24+133.语言学通讯特别推荐：专著推荐 | 如何用语料库做科普话语分析？专著推荐 | 如何用语料库做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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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语料库；话语研究；进展

作者简介

刘立华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系统功能语言学、话语研究、跨文化传播

通讯作者电子邮箱：[e-mail]

韦 怡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

研究方向：话语研究

0 引言

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 CDA）将语言视作一种社会实践，旨在通过分析语言使用来揭示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Wodak & Meyer, 2001: 1）。过往的批评话语分析多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因其文本样本小而缺乏有效性和系统性，以及因其掺杂较多主观解释而缺乏客观科学性而一度饱受争议（Stubbs, 1997; Widdowson, 2004）。语料库语言学是现代科学中的一种程式化定量研究方法，它基于大量自然发生的语言例证，探讨形式选择与意义实现的关系，其具有“描述与解释分开”的方法特征，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主观的价值评判（卫乃兴，2009）。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无疑为话语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话语研究的语料库方法建立在大规模语料抽样调查基础之上，综合定量与定性的研究方法分析语言篇章，因此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传统话语分析的局限性，增强其系统性和客观性。目前，基于语料库的批评话语分析方兴未艾，本文拟对该领域国内外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评价，以期对未来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1 国外语料库视角下

批评话语分析研究文献回顾

国外批评话语研究的语料库研究传统发端于上个世纪 90 年代，主要的代表人物有 Hardt-Mautner（1995）、Stubbs（1994／1996／1997）、Flowerdew（1997）、Partington（2003）、O’Halloran（2004）、Baker & McEnery（2005）、Baker（2006, 2012）、Baker et al.（2008）。上世纪末，西方学者对探索语料库与话语研究之间的关系做出了开拓性贡献。Hardt-Mautner（1995）认为，采用语料库技术进行批评话语分析有效打破了定性与定量研究的界限，能有效融合二者的优势。Stubbs（1996）认为，语料库方法能够突出语篇中频繁出现的语言型式，从而揭示隐含在话语中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Flowerdew（1997）通过研究最后一任港督的话语策略及其政治目的，开创性地将语料库技术应用于政治话语研究。进入到 21 世纪后，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将语料库技术与话语研究相结合，研究成果更加丰硕。我们以“corpus OR corpora”和“discourse analysis”为关键词检索了 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中的 SSCI 和 A&HCI，检索时间限定为 2001—2021年，研究领域限定在“Linguistics”和“Communication”，研究类型选择为“论文”，共得到 321 条英文文献。据统计，绝大部分为实证研究。就发刊趋势来言，前十年（2001—2010 年）该领域发文量较少，仅 39 篇，为萌芽期。发文量主要集中在后十年（2011—2021 年），共 282 篇，其中 2011—2018 年发文量逐渐增加，共159 篇，为缓慢发展期；近三年发文量最多，已达 124 篇（2019 年 45 篇、2021年 42 篇、2020 年 37 篇），进入快速发展期。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间，该领域的研究相对较少，研究内容主要侧重方法的介绍。典型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成果。Baker（2006）系统介绍了语料库方法（如频率、搭配、索引行、关键词等）下对语言特征的量化分析是如何服务于话语研究。Partington（2003）讨论了政府与媒体间的话语策略，论证了两者间存在相互依存关系。Baker & McEnery（2005）对比分析了英国报刊与联合国难民署官方网站对难民的报道，发现二者在对待难民的态度和情感倾向上失之偏颇。Gales（2009）则将索引行、搭配、语义韵等语料库方法与评价理论相结合，探讨美国移民法中“diversity”这一概念。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间，伴随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开发与完善，语料库与话语研究的结合得到进一步探索。该阶段的热点研究课题反映出强烈的时代特征，涉及性别和种族歧视、少数群体歧视、移民、女权运动、民族身份构建、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恐怖主义等，并且越来越多地综合传播学、政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视角研究语言、意识形态与权力之间的关联，呈现出跨学科趋势。经典的研究主要有以下的案例。Salama（2011）探析自“9·11”以来，Wahhabi-Saudi Islam 的对立话语中的冲突意识形态是如何形成的。Baker（2012）发现“9·11”后，英国媒体报道中“Muslim”与“暴力”“冲突”等消极词语频繁搭配，反穆斯林趋势日益明显。Tornberg & Tornberg（2016）发现“Muslim”在瑞典互联网论坛中被描绘成一个陷入冲突、暴力和极端主义群体。O’Regan & Riordan（2018）剖析英国和爱尔兰报纸对“难民、寻求庇护者、移民”群体的形象建构。Turner et al.（2018）发现反对同性婚姻的人被英国报纸建构为“受害者”形象，其道德价值和公民自由受到了威胁。Efe（2019）发现叙利亚“寻求庇护者”被土耳其媒体视为 “我们的兄弟”“受害者”“需要帮助的人”或“威胁”“罪犯”等。Griebel & Vollmann（2019）重构两份德国报纸中关于移民的话语，发现左翼的《塔斯报》总体呈现一个支持开放社会的趋势，而《世界报》更倾向于封闭化和移民问题化。Wilkinson（2019）发现 1957 年至 2017 年期间，《泰晤士报》中“双性恋”的词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近年来，随着第三世界国家快速崛起，全球媒体针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报道也成为该领域一大重要研究课题。Cheng & Lam（2013）通过对比分析西方对香港回归前后的报道，解读西方媒体笔下的新旧香港形象并分析其发生变化的原因。Lin et al.（2021）通过比较“mainlander”和“Hongkonger”的名词搭配行为，发现 1997 年回归后，对内地移民的“他者化”对待或歧视，是香港人身份认同过程的一部分。Tang（2021）发现 2008 年至 2010 年间出版的三份美国主流报纸中的中国形象与七个角色有关：被说服者、被批评者、被标记者、被遏制者、被惩罚者、被帮助者和被赞扬者，中国被建构成消极形象。Li（2021）研究中美贸易谈判话语，发现美国将自己刻画成“贸易受害者”，而中国则更注重提高关税对全球经济的危害。综上，国际学者通过发挥语料库优势，开创性地探索语言与社会、权力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结合定性和定量研究，克服传统话语研究的不足，为后来国内的相关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

2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该领域研究起步稍晚，于本世纪 10 年代陆续有学者开始引入。马博森（2009）最早介绍了基于语料库的 CDA 研究中语料的不同类型及优劣利弊，并证明了基于语料库的话语研究可以揭露社会关系。我们以“话语分析”和“语料库”为关键词检索了 CNKI 中的 CSSCI 及重要外语类期刊，时间区间选择为 2010 年至 2021 年，得到相关文献 218 篇。据统计，2017 年起该领域发文量显著增加，2020 年发文量最多，共 34 篇，可见近几年来越来越多国内学者将语料库技术运用到话语研究中。国内研究从研究方法来看，主要可以分为聚焦理论探讨、综述类研究和实证研究类共两大类，其中实证研究类占绝大多数。理论探讨、综述类文献数量较少，此类文章多从理论概念出发，宏观梳理语料库话语研究新动态，论述发展趋势及不足。钱毓芳（2010）从词频、主题词、搭配以及索引行分析和话语韵四个方面介绍如何在话语研究中有效地运用语料库技术。许家金（2010）认为，语料库方法是对语言形式进行量化描写，并辅助建立起话语形式和功能之间的关联，但对话语现象的解读还是在于研究者。唐丽萍（2011）认为 CDA 与语料库的结合无法在社会文化语境中对话语过程进行解释，无法处理意义潜势，而且难以进行高级阶的词汇语法分析，对话语的“解释”则需依靠研究者的主观判断和社会经验。鉴于语料库的实用性，基于语料库的 CDA 实证类研究占绝大多数。实证研究主要借助语料库分析工具从大规模数据中分析出词频、词丛、主题词、搭配、词汇型式和语法结构，识别凸显的语言表征，进而考察话语的内在意义。从研究内容来看，国内实证研究以涉华话语为主，主要关注媒体话语和政治话语。在话语研究的语料库研究传统中，媒体话语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国内该领域的研究以分析涉华报道中的意识形态为主，研究主题富有时代感，主要涉及“中国梦”、“一带一路”、南海争端、中美贸易战、新冠肺炎疫情等热点事件。例如，胡江（2016）基于军事新闻报道语料库，以 Sinclair 的“扩展意义单位”为研究框架，对西方媒体涉华军事报道中的意识形态意义进行考察。辛斌、时佳（2018）分析中美媒体有关“南海仲裁案”报道中的转述形式和消息来源，发现《纽约时报》倾向于引述一般官员的话语，而《人民日报》引用第三方声音支持自身的诉求。邵斌等（2018）通过索引行、主题词、聚类分析考察西方媒体对“一带一路”的总体态度，发现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媒体从不同的国家利益点出发，对“一带一路”产生不同的话语建构。韩艳方、陈令君（2018）探究“中国梦”新闻语篇中的中国形象建构，发现中国媒体建构了追求和平、发展、共赢的积极形象，而西方部分媒体建构了中国“国强必霸”的刻板概念。刘鼎甲（2021）以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背景下美国媒体的涉华报道为研究对象，以“China”的搭配词为考察点，分析美媒针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及其历时趋势。杨敏、侍怡君（2021）分析美国政府官方网站上有关中美贸易战的话语，发现美方在话语中将中方建构为消极、反面的“敌方”，而将自己建构为“正义的受害者”形象，从而将其贸易战建构为动机正当、广受支持的合法行为。政治话语作为语言、权力、意识形态的混合结晶，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基于语料库的政治话语研究无疑也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钱毓芳、田海龙（2011）以 1999—2008 年间两届政府工作报告为个案，自建汉语语料库，发现两届工作报告话语重心不同，进而揭示政治话语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李晓倩、胡开宝（2017）考察政府工作报告英译文中的主题词，发现高频主题词“improve”的搭配行为表现了较强的“中国特色”。刘文宇、徐博书（2018）以三任美国总统任期内分别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为研究对象，分析报告所建构的话语空间及其对中国的定位——由“合作伙伴”逐渐转变成“国家安全威胁”。外交话语是国家形象建构的一大重要手段，一定程度上属于政治话语。胡开宝、田绪军（2018）从关键词、高频词、情态动词以及“we”的搭配等角度，分析中国外交话语英译文本所塑造的中国外交形象——踏实有为，追求和平、发展、共赢。田绪军、李晓倩（2020）基于中国外交话语历时语料库，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话语主题词，发现国内外环境的不断变化导致中国外交战略和外交客体、内容、范围与目的也随之演变，并产生不同的外交话语表征。龚双萍、张韧（2018）以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 2010—2016 年关于南海问题的发言为语料，使用语料标注和语料库分析工具，探讨南海问题中美国（去）合法化的话语策略。

3 语料库话语研究的发展态势

从研究主题来看，基于语料库的 CDA 主要聚焦现实世界中的冲突、公共卫生等诸多重大社会问题与矛盾，关注社会发展中的新事物和新概念，富有时代感，旨在挖掘语言中的不平权现象，消除意识形态的偏见，实现权力平等。例如，Perez-Paredes et al.（2017）发现英国立法和政府文本倾向于将“移民”描述为层级，存在意识形态冲突。连少英、米若玉（2021）在探究《华尔街日报》对我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态度时，发现其存在偏见，预设立场，鼓吹“病毒阴谋论”，对我国进行国别歧视。从研究对象来看，基于语料库的 CDA 实证类研究中，对媒介话语以及政治话语的关注度较高。此外，形象建构是实证研究中学者关注的一大焦点，主要涉及国家形象、机构形象、企业形象、群体形象以及个体身份的建构等，其中尤以国家形象的建构研究为主。例如，钱毓芳、黄晓琴（2016）发现西方媒体在“中国梦”话语中将中国构建成负面的“沉默的他者”形象。孙成志、高欢（2021）发现日本主流报纸中“中国留学生”的集体身份主要再现为“求知者与劳动者”“志愿者”“草根使者”以及“社会秩序的挑战者”。从理论基础上看，基于语料库的话语研究总体呈现出两大趋势。首先，该领域的研究继续强化传统的话语研究的理论分析工具。例如，Gales（2009）将系统功能语法中的评价理论与语料库方法相结合；马嫣（2015）基于 Fairclough 三维分析框架，以 Martin 的态度系统为理论基础，分析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经济形象的建构；付海燕（2016）运用及物系统理论探讨中美两国博物馆如何运用话语策略实现不同的身份建构；杨敏、侍怡君（2021）利用 Wodak 提出的历史语篇分析法对美方有关中美贸易战的话语进行主题分析、互文分析和策略分析。其次，该领域的研究还从认知、隐喻、传播学、社会学、批评译学等视角出发，结合语料库方法，多视角研究语言、意识形态与权力之间的内在关联，促使跨学科理论不断完善。比如，胡元江、钱露（2019）结合 Cap 的趋近化理论，从认知视角探讨政治语篇的合法化建构。从研究方法来看，基于语料库的 CDA 基本上综合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并以自建两个或两个以上对照语料库为主，强调比较的研究方法。例如，Cheng & Lam（2013）自建中西方对香港回归前后报道的四个语料库，对比解读中西方媒体笔下的新旧香港形象并分析其发生变化的原因。唐青叶、史晓云（2018）对比研究《纽约时报》《印度时报》《欧盟报》对我国“一带一路”的话语传播，发现三个媒体进行了不同的话语建构，同时经历了显著的态度转变。从研究范式来看，基于语料库的 CDA 基本遵循以下流程：首先建立一个专用语料库和参照语料库，生成主题词表，接着选择词表中一些特定的词汇，获取其词频、词丛、搭配等数据，再提取相关索引行。其中，由搭配词得出的语义倾向及语义韵是一大关注重点。基于语料库数据，再结合批评话语分析理论考察对象在特定的文本语境中的具体使用情况。该研究范式呈现出点线面的特征，即从小词到小句，从小句到具体上下文，再到整个语篇，最终到社会文化背景。这使批评话语分析有了较为充分的文本语境支持，增强了研究的系统性和客观性。从研究前景来看，已有学者关注到话语研究和人工智能的互补性，促进话语研究界和人工智能界合作。施旭等（2020）指出人工智能是一种有利于人与人、物与物、人与物深度交互的技术，是目前话语研究一个新的研究对象，并提出智能传播时代应发展致力于人机和谐共存的话语研究、人工智能技术和人工智能话语研究体系。实现人工智能、语料库与话语研究三者的结合，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或许能对突破目前语料库话语研究所面临的瓶颈期提供帮助。

4 研究局限及展望

语料库视角下批评话语研究发展迅速，但该领域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目前基于语料库的话语研究类型相对失衡。实证类研究占绝大多数，语料库与话语相结合的理论探讨研究有待拓展，这也导致目前大部分的研究只能把语料库当作一种研究工具，语料库对话语分析的深层价值还有待挖掘；语料来源、计算机数据程序大部分基于英语，汉语的语料和计算机程序非常少，导致汉语语料分析的范围和准确性有所局限，本土化汉语研究有待进一步推进；语料主要集中于传统的文字语篇，图片、视频等多模态研究有待探索。其次，目前基于语料库的话语研究较少深入挖掘语料库范畴和理论的应用价值，多是把语料库看作一种纯粹的方法或技术手段，从文本中微观的语言因素，如高频词、索引行、搭配、情态词与语义倾向及语义韵等出发，对大量程式化意义的表达方式进行数据上的批量处理。这种研究范式本质上仍是对低级词汇的语法以及上下文语境下的语篇进行内容分析，难以在社会文化语境中对话语与过程进行解释，难以处理意义潜势，难以对高级词汇语法进行分析处理，对话语的解释仍需依靠研究者的主观判断和社会经验。因此，目前基于语料库的话语研究大多并没有从根本上克服传统话语研究主观性较强这一局限，与话语研究的目标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

5

结语

语料库为话语研究提供了基于大数据进行量化分析的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建立在大规模语料抽样调查基础之上的话语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传统话语分析文本数量小、主观性强的局限性，增强系统性和客观性，进而更有效地揭示话语、权力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目前，基于语料库的话语研究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研究成果丰硕，借助语料库工具的批评话语研究已成为常态。然而，尽管语料库与话语分析具有较强的适配性，目前该领域的研究多是把语料库看作一种纯粹的方法或技术手段，这种观点轻易地抹杀了语料库语言学的理论分量，导致难以从根本上克服传统话语研究主观性较强这一局限。如何深入挖掘语料库范畴和理论的应用价值，进而探索语料库对话语分析的深层价值，将二者完美地结合，还需要学者继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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