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区探秘丨万万火急电令红军改道北上长征的礼州会议
西昌市所处的位置为安宁河谷中部和安宁河东岸，是仅次于成都平原的川西第二大平原。
据《史记》、《汉书》记载：“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其土地平原，有稻田……俗多游荡而喜讴歌”，自古就是四川著名的粮仓。
对于我这样第一次来西昌的人来说，往来于这快群山环绕的河谷平原，瞅那儿都感到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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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驱车到一个工作单位，沿路经过安宁河谷的腹地。
道路两侧的大地已经被农作物形成的色块所覆盖，那金灿灿的是大麦，绿油油的是洋葱，还有郁郁葱葱的石榴园，装点着色彩斑斓的石榴花。
这里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经国务院批准的“安宁河流域农业综合开发的重要基地”。
走进村子，农民正在收获种植的洋葱，一袋袋地磊满农用机车，一些农家的院落里也被堆得满满当当。从农民洋溢出来的笑容不难理解，这里肯定又是一个丰收年。
穿过收获丰收的村落，我们到工作单位处理完公务，当地的朋友建议中午休息一下，我问这里距离礼州镇有多远？他们说，距离很近，也就三四里的路程。
我提议，中午就不休息了，往礼州方向拐一下，看一看当年工农红军在那里开会的遗址。此前，我曾从西昌地方志的记载得知：1935年5月17至24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西昌县境。19日夜间，中央军委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在礼州土官庄召开军事会议。身为军人，路过这里而不入，说不过去。
我们驱车先到镇政府，由镇里一名干部陪同，前往距离镇政府不远的会议遗址。
礼州是川西比较早的人类聚集地之一。这里曾经发现过四千多年前农业民族定居于此的石器遗址。先秦时期的礼州叫楂村，后来叫过苏祁县，公元1278年才改名为礼州。历史上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开通了蜀至身毒（今印度）的通道，这里便成为这条千里通道诸多驿站与城镇中重要的一站，为往来的客商提供给养。红军北上抗日，绕过西昌古城来到了礼州，在这里打土豪分田地，召开军事会议。
陪同我们的镇干部介绍说，红军经过这里留下了不少历史遗迹，比如说，礼州镇南街文昌宫有一座戏台，红军长征过礼州时聂荣臻将军曾在戏台上主持召开打富济贫分发浮财的群众大会。红军为方便群众饮水，曾经在古道边挖了一口井，当地群众为纪念红军，就将这口井取名为“红军井”。近些年，人们还在这里发现了许多红军文物，有布告、标语、字据、武器等。
我们的车七拐八拐穿过村民的房前屋后，沿着一条涓涓溪流，到一所学校门前停下，因为绕着学校围墙的路太窄，车无法过去，我们便下车，顺着学校的围墙，来到学校后面一个独立的院落，一位当地的农民早就在这里等候给我们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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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比普通农家稍宽大一些，质材为铁皮钢筋，估计是新近加工制作的。
大门左侧一块方形牌匾红底黄字简介，为西昌市人民政府2006年5月所立。
大门的另一侧镶刻着一块黑底白字的牌子：西昌市文物保护单位。边家祠红军驻地。
走进边家祠的院子，院子不大，一个中堂古建筑，建筑正对着一米多高的青石碑刻，上书：中国工农红军礼州会议会址，落款为：中共礼州镇委员会、礼州镇人民政府，2005年5月立。房屋四壁悬挂着各种图片和文字说明。向上看，“边家宗祠”金子牌匾高高悬挂。走进屋子再抬眼上看，屋子大梁之上依稀还能看到“皇清道光拾年”的字样。
我与看护会址的中年农民攀谈起来。他告诉我他姓边，这个祠堂就是他们家的。我有些疑惑：这个边姓好像不应当出自这里。“你们应该是从中原来的吧，河南或者山东？”他一听很兴奋，说：我们就是从河南来的，是明朝从河南开封来这里戍卫镇守军官的后代，至今已经有十多代在此繁衍。
“你们这个宗祠成了文物，那你们拜祭祖宗怎么办？”他说，边家有两个宗祠，是当初两兄弟分别建立的，这个宗祠成为历史文物后，边家都到上边那个村子的边家宗祠去。
陪同的镇干部告诉我们：去年中央电视台重长征路摄制组还来到这里，崔永元也到过这里。还有刘太行等老一辈的子女也到过这里。
会议遗址的陈设可以明显看得出，当地政府尽管进行了一些投资，但还是显得简陋了些。知道这里、到这里参观的人也有限。如果能把这里作为党政干部的一个教育基地，那么这里的作为文物的维修经费和知名度就会提高不少。当然，要做到这些，还应当深入挖掘，认清礼州会议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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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一些老帅传记里曾提到：5月20日上午，朱德总司令收到刘伯承和聂荣臻到达沪沽的电报。朱德总司令当天签发出两份电报。一份是给全军下达的训令，训令强调，在蒋介石企图围歼红军于大渡河西岸的情况下，红军“目前应以迅速北进，争取渡江先机，首先进到清溪、泸定桥、洪雅地区，与川敌进行作战机动，争取赤化，为战略上基本方针。”另一份电报是发给刘伯承和聂荣臻的，电报中说：“据报泸沽、越西均无敌，冕宁有少数敌人”，“一军团之第一团随刘、聂明日向登相营、越西前进，无敌情要走20 里左右。第五团由左（权）刘（亚楼）指挥，为第二先遣团，亦带电台暂随第一团后跟进。”总司令签发的这份电报，为红军先遣队的刘伯承和聂荣臻选择正确的路线起了重要作用。
这些著作者依据的资料我一时没有找到，但是，根据手头一本1996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朱德军事文选》，我发现这一年的5月17日至24日八天时间里，选录了朱德总司令前后下达的三份电报。一份是5月17日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朱德关于全军当前工作部署的电报。第二份是5月21日18时关于中央红军由冕宁县泸沽向大渡河前进部署的电报。第三份是5月26日关于中央红军由安顺场北上抢占泸定桥部署的电报。此外，还发布了一份《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具名时间为1935年5月，没有具体的日期。
其中第二份电报的确是一份“万万火急”的改道命令：“我野战军以执行昨二十日九时半电令所规定的任务， 决以主力依一、五军团、军委纵队、三军团次序，改经冕宁、大桥、拖乌、筲箕湾、岔罗向纳耳坝、安顺场北进。而以我第五团续经越西北进，吸引、迷惑并钳制大道上正面之敌，遇小敌则消灭之。以九军团担任迟阻追敌，其前进路按日规定。”这份电报还规定了当晚至明晚部队的具体行动部署。
应注意到，此时，距离确立毛主席中央领导地位的遵义会议已过去了四个月，礼州会议之前，毛主席指挥红军渡赤水、破乌江、逼贵阳、调滇军，正以神来之笔，突破围堵，掌控全局，红军也正处于一部鸿篇史诗的起笔，而此次会议决定主力红军毅然改道、正确选择路线，尤其是礼州会议后，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长征”一词，也开始出现在红军的文件和宣传标语中，足见会议的意义不凡。
1935年5月17日至24日，应当是中央工农红军在西昌活动的具体时间段。
按照西昌地方志的有关资料，在此前后，5月17日至19日，国民党西昌驻军闭城固守，并且，为了防止红军攻城，焚毁了城外西南商业区和河东居民区等共28条街道、3700多家民房，使上万人流离失所。19日下午，蒋介石偕龙云自昆明乘飞机到西昌上空进行视察。就在中央工农红军离开西昌三天后，也就是5月27日至6月17日，“剿匪军”第二路军四、五、十六、三十六军10万余众尾追红军到达并经过西昌。如此阵势，如此只有三天路程的紧迫追击，中央工农红军能够在这里得以短暂喘息，实属幸事。
从朱德总司令发出这三份电报，可以肯定，红军来到这个“大粮仓”，不仅补充了粮食和架桥材料，养精蓄锐，为夺取大渡河胜利做好了充分准备，而且深入发动彝族群众翻身革命，组织起彝族武装。那份署名红军总司令朱德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至今朗朗上口：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支付十足。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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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当地干部的说法，当年同意刘伯承与小叶丹彝海结盟的命令就是从这里发出的。我觉得这一推断应当是可信的。一方面，说明毛主席等中央红军最高决策层知人善任、随战机调整部署的正确，另一方面，也说明刘伯承为完成任务所具有的工作能力和独创性。
依照这样的推断，夺取泸定桥的军事部署，也应当出自这里。如此，从研究军事指挥这个角度看，中央红军在礼州停留的这八天，在红军长征的光辉历史中理所当然地应该有其合适的历史定位。
我围着院子漫步，想着半个多世纪前发生的这段历史，觉得有点自不量力，面对这一段历史的碎片，除了它客观的过程，人们的理解往往会各取所需，从中寻找到足以启迪自我的东西，至于历史的具体细节，还是留给军事史学家和当地的史志工作者去完成吧。我能大老远来此睹物思人，回味历史，也算是件快事。
从边家宗祠出来，穿过村子，上大路，马路的一侧，我看到了刚才村民所说的另一个边家宗祠。当地的朋友问我要不要到镇上去看一看，我考虑到他们还有工作，不能因为陪我耽误了上班，算了，看看边家宗祠的红军会议会址已经很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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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曹昱，海军上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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