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自面对：为什么我选择做一个单身妈妈
“在我想象中，一直只有一个孩子”：艾玛·布鲁克斯和她的女儿们。摄影：索菲娅·斯普林/卫报
从选择捐赠者到双胞胎的惊喜
成为母亲，是一趟复杂、焦虑又快乐的旅程
单身生育最难的不是钱、恐惧或者孤独，也不是怀孕过程中，起起伏伏的情绪问题，亦不是在选择“精子捐赠者”时，面对的种种不确定因素。单身生育让我显得特立独行，当我和一个朋友提起这个想法时，他们觉得我只是找不到一个男人一起生孩子，他们看不到我这么做，正是因为我是一个内心强大有主见的女性，我觉得这样的环境挺恶心的，但这也不是单身生育最难的部分。
都不是。
最难的是做出单身生育这个决定。
“那你打算做了吗？”罗斯玛丽问。那是2013年夏末，我们在爱丁堡的一家酒吧里喝威士忌。
“嗯，大概，”我说。“应该会去吧，你呢？”
“我不知道呢。”
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见到罗斯玛丽了，在喝了很多威士忌之后，我们心照不宣地掩饰各自的不安，故作轻松地进入正题：讨论怎么生孩子。我们时而发发牢骚，时而互相鼓励，讨论着如果打算单身生育，要在什么时候生，怎么生，和谁生？
我们都单身，和谁生呢？
我一直知道我想要孩子。当我足够成熟，有能力规划我的未来的时候，我意识到成为母亲对我的意义。在我的想象中，一直有一个孩子在那里，但我从未想过结婚。多年来，我的生活发生了许多变化，到新的国家生活，换新的工作，和不同性别的人约会，但我一直看得到远方的那个孩子，TA一直在等着我。偶尔我会沉下心来认真思考，想到我可能不会生孩子，就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搬到纽约两年后，我遇到了L。表面上看，我们非常不同——我，英国人，左派，不修边幅；她，纽约人，中立偏右，我们就这么在一起了。每一天，我们都可能对任何事情产生分歧——不论真实还是虚构，地铁还是汽车，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所以在刚开始的几个月里，我们就像在彼此的星球里探索。
如果说，坠入爱河就好比，无论多么奇怪的插头，都能找到适配的插座的话，我知道我就是L的家。神经质如L，在911的时候，她所在的公寓被要求紧急疏散。她径直去了酒庄，买了几百美元的酒囤了起来，以防文明世界一夜崩塌，倒退回物物交换的社会。当丧尸末日降临时，你还挺需要这样一个女人在身边。还有一次，她对我说，想到从小生活的房子以后要被卖掉，最让人不舍的其实是那些带不走的东西，比如深夜踩在楼梯上吱吱作响的声音。
那一刻，在我心里，某盏灯亮了。
她比我大三岁，一开始她就告诉我，之后打算怀孕生孩子。这样挺好，总比在一起两年后才发现意见不合，到时候再干预起来要好的多。然而，从情感上来说，这难倒了我。就我所知的情感模式里，你可以选择和已经有孩子的人在一起，或者你们一起生孩子然后分开，或者分手后独自生孩子。从来没有一段关系是，两个人中的一方单独生育一个TA自己的孩子。这听起来像一个可怕的交易: 因为你不是孩子的妈妈而带来的所有压力和焦虑。
“我不想在没有孩子的时候和有孩子的人约会，希望我有勇气行动”
那个时候，我心里潜藏着对孩子的强烈渴望，我不希望自己没有孩子。在这种冲动的背后，有一种更强烈的、难以察觉的渴望，我不敢细想，我怕我控制不住地想要孩子。我开始注意到自己身上细微的、令人不安的变化。当有人问我，“你有孩子吗？ ”最近我开始在心里回答: “你疯了吗？我才11岁。”——用那种不太友好的语气。我一直觉得，撇开医学问题不谈，大多数没有孩子的女性都是自愿不生的，但是我动摇了。我看到许多朋友错过了生孩子的机会，在她们差不多40岁的时候，她们的男朋友提出分手，和年轻的女人有了孩子。我看着比我大六七岁的女人，终于有了一个新的伴侣，但紧接着是一轮又一轮地做试管受精，遭够了罪。
我不想在45岁或者50岁的时候还独自一人，也不想在没有孩子的时候，和Tinder上有孩子的人约会。我的母亲70岁去世了，我不想到了她那个年纪，躺在病床上，脑海里却没有一张自己孩子的脸。最重要的是，我不想再回忆起现在这段日子，我希望自己有勇气采取行动。
我也不想“帮”另一个女人养她的孩子。除非我是特蕾莎修女(我不是) ，除非我们的关系变得更传统，或者我也有自己的孩子。
这并不是说L怀孕让我变得更想要孩子(我敢说，任何女人都不会在近距离地观察另一个女人的孕早期，还觉得很有趣)，我也不会被她的决定所束缚，我们没有住在一起，其实我个性中的一小部分还挺叛逆。如果我们会遇到单身父母的困难，我相信我们也有能力发掘它的优势——就我而言，这是一种突破，而且很适合我和我的孩子。
我所要做的就是想清楚，是让朋友捐赠精子，还是用陌生人的精子？如果是前者，选谁？如果是后者，我该怎么做？我是回到伦敦接受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的免费治疗(让右翼媒体感到恐惧的是，现在该制度为单身女性和女同性恋者提供生育服务) ，还是留在美国，花几千美元去赌一把？
最后，我选择了一条阻力最小的道路: 虽然在美国永远不会有家的感觉，但这是我生活的地方，也是L生孩子的地方，八个月后，我也惊慌失措地开始了我的疗程。
作为一个英国人，在美国接受生育治疗时，必须要习惯他们的节奏。在英国，根据供需规律，想要精子的女性比捐精者多，所以即使是私人诊所也要排队。在美国，有足够的资源，你可以和医生商量时间，打电话给精子银行，然后等精子送到诊所，你就可以去了。
你可能花了六个月甚至六年的时间来做这个决定；但是从你第一次看医生到怀孕可能只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我想要一个黑头发的聪明人。他最喜欢的电影最好不是《泰坦尼克号》。”
我做了当时最艰难的决定: 选谁做捐赠者。这个问题大概花了我六个月的时间，我问了一个男性朋友是否愿意捐赠，因为我感觉这比较靠谱，但是他拒绝了。我痛苦地松了一口气，最终决定找一个匿名捐赠者。
这对我来说是个复杂的问题。也许有一天，提起精子捐赠者就像提起超市里的牛奶一样普通——当有一种更包容的语境来谈论这件事，我们对孩子的隐私保护也能更到位。但是我们还没走到那一步，我也不知道这个选择是否正确。这会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决定吗？还是本质上毫无意义？对捐赠者避而不谈，他可能会成为房间里的大象; 而过多地谈论他，你可能会让孩子的出身变得有些尴尬。
在浏览捐赠者的个人资料时，我会找与自己相匹配的特征。我希望他是一个聪明的人，受过教育，有黑色的头发，他最喜欢的电影最好不是《美国往事》或者《泰坦尼克号》。在无法用数据衡量一个男人的幽默感、道德修养的时候，我希望他尽可能地高挑而匀称。如果不经过慎重的挑选就做出决定，就会显得很浮于表面，其实我很抗拒以这种方式挑选捐赠者，光是想象现实中，如果男人这么挑女人，我就很生气，但我告诉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想到我可能不会生孩子，就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摄影：索菲亚·斯普林/卫报
把生育这个过程当成交友活动或约会是不对的。我经常看关于精子捐赠者或冻卵“派对”的文章，他们把生育变成一件不需要严肃考虑的事情，而是变成了疯狂的派对。精子银行也同样糟糕，他们称之为不孕不育治疗，这听起来像是某种二流营销套路。但当你访问这些网站时，大多数网站设计得像约会网站，这无形中强调了一种假象：你在挑一个丈夫、一个孩子他爸，孩子的外表和性格会有一半像他。他们尽可能避免使用 “菜单”这个词，但事实就是这样，一页又一页的捐赠者简介，个人数据和照片。有些网站甚至在右上角有一个购物篮图标，和一个“结账”选项——完全都是为了展示，因为你不可能连个电话也不打就能生出个孩子。
一切都要额外加钱：35美元可以看捐赠者小时候的照片；50美元可以听声音。规定各不相同，在纽约，你只能看到他小时候的照片。一些精子银行提供了捐赠者成年后的“剪影”，既荒诞又有点可笑。接下来是什么？一罐他呼出的气体以排除口臭风险吗？
我不会去听他们的声音。我不想找那个人，即使有这么多信息，能让我一天内就可能找到他。这不是在挑选基因，而是一个关于我的孩子，以何种方式降临于这个世界的故事。那些个人数据、似曾相识的背景、巧妙地暗示民主党背景，或是其他溢美之词，对我来说都是空洞的，但这一切又令我暗流涌动，我做出了选择。其实那些数据对我毫无意义。重要的是这是我的选择，我做了这个决定。
我为获取捐赠者的更多个人信息支付了额外费用，以便孩子在18岁时还能追踪到捐赠者。我先买了三个周期，填写了一张表格，寄出，花了大概2000美元。然后我打电话确认，我想象对方会笑着问我到底在干嘛，像订餐一样订购人类的遗传物质？但是情况相反，在我咕哝着说“想订购一些精子”之后，对方帮我接通了实验室，技术人员会确认我订购的精子是否可用。
我把捐赠者的号码给了他。按键咔嗒一声，接着是短暂的停顿。然后，他就像一位侍酒师在晚餐时顺利地接到一份葡萄酒订单一样，说道: “这个选择棒极了。”
经过几周的观察，在2013年底，我的卵子也准备好了。时机到了，B医生让我第二天过去。在等待精子解冻的一个小时后，终于要开始了。他问我授精的时候是否希望L在场。“有些人觉得让伴侣参与进来比较好。”
他说，手术过程可能会感到很艰难，引发抵触情绪，可以让伴侣参与进来，甚至可以让伴侣操作注射器，这样也可以给伴侣一种参与感。我为难了。显然他倾向于让L在场，因为这能给他一种温馨的感觉，也能抵消他在协助单身母亲受孕的过程中潜藏的矛盾心理。
我试着想象那时候的场面：我，紧张得不行，半裸着躺在手术台上；L，拿着注射器，转动着眼睛；医护人员，试图回避，不打扰这属于我们的时刻。我还是不希望L在场——我不希望任何人在场，真的很尴尬——我想象自己询问她的想法，然后我又意识到，我也不想给她拒绝的机会。
我性格里有一种冷酷、刻薄的倾向，这让我觉得在任何情况下，把伴侣牵扯进来都是可笑的。显然顺其自然比较有尊严吧？这是医疗程序；想到万一出现什么意外，可能会让场面很煽情，就像选择精子捐赠者一样，让人感觉难受、怪异，因为这和选择自己的伴侣如此类似。
第二天，也就是圣诞节前一周，医生B兴高采烈。我们闲聊着，他一克一克地往注射器里装精液，这可比世界上最好的海洛因还要贵（当然这还是比为了生孩子和一个不爱的男人结婚来的划算多了）。
但是这个周期失败了，随后的三个周期也失败了，只有一个周期我短暂地怀孕，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到2014年春天，我已经连续两个月服用了大量的生育激素，产生了大量卵子。
情况有些不一样了。
“你感觉怎样？”B医生问。
“糟透了。”
五天来，我一直给自己注射，这让我严重水肿。肚子上的皮肤看起来像20世纪70年代的墙纸，还是那种高饱和大紫花配上蓝绿色描边的花色。我感觉到自己的变化，脾气暴躁得可怕。我安慰自己这是化学反应，会过去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完成注射一周后，B医生看了我的病历，让我停止服药。十天后，我进行了第五次人工授精。
“我们的孩子，是情绪化逃避的受害者，还是激进思想的受益者”？
“哇，”做超声波检查的护士说。“你体内有好多了。”
我看了看屏幕：很多不规则的黑点点交织在一起。
“看着好像蜘蛛的蛋，”我吓了一跳。
我再次对荷尔蒙反应强烈。但是 B医生说不用担心: 不是所有的卵子都是成熟的。他说我可以取消这个周期，但我坚持道，“继续吧。”
那个周末出了大太阳，我和L推着婴儿车散着步。面对所有的可能性，我感觉到了某种禅意。星期一的晚上，我走进厨房，在平底锅边上打一个鸡蛋，准备做晚餐。两个亮黄色的蛋黄滑了下来。我从没见过双黄蛋。我低头看着它，为母鸡感到难过，忍不住惊叹：“双胞胎。”
是双胞胎。当然是了。怎么可能不是呢？我是这句话最鲜活的的例子: “小心你许下的愿望。”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一直让自己习惯怀上双胞胎的感觉，但是事与愿违。有时候我会忘记自己怀孕了，然后又突然感到震惊。我和久未见面的老朋友一起吃午饭。我知道他也会觉得不可思议，他的确惊了。
“哇，恭喜恭喜。”
“谢谢！”
“接下来怎么打算？”他问。
这是从L怀孕以来我们一直在逃避的问题。如果我有了孩子，那这孩子对L意味着什么？她对孩子来说又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只能从我和L的孩子相处之间一点一点寻找答案。我并不觉得对L的孩子来说我有多伟大，也没有任何语言能够形容他对我的意义。他处于我们的中心，是令人感叹的奇迹，但我对L的孩子没有任何道德、经济或法律上的责任，我也没怎么履行作为父母的义务。
我一直都知道，这种失衡只有在我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才可以被忍受。但我没有预料到的是，这种局限性也有它的优势。在L的宝宝出生的那一年里，我和宝宝的关系已经演变成一种既特别、又自由的关系。他是我的朋友，除了爱，我们没有其他利害关系。这是一种不受法律或生物学约束的爱，这显得异常珍贵。
另一方面，我现在做的这一切，以后可能要花很长时间向我的两个孩子解释。考虑到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我可以对自己进行合理化解释，为什么一个没有孩子的女人，可能希望与有孩子的伴侣保持一定程度的分离。但是我无法解释两个各自带孩子的单身妈妈，又在周末夜晚混在一起，如果这不是一个家庭，那到底是什么？
很明显，在这一点上，更合适的做法大概是，要么放弃这种分居各自带孩子的荒谬做法，搬到一起住，要么结束这段关系，没有折中选项。也许这是自私的，过着平行轨道的生活，不让孩子有第二个父母，创造两个单亲家庭。在一段关系中保持各自的独立性，就像开着两辆车去同一个目的地，这是自私的，在实际生活中，在道德、经济和环境上都是如此。虽然我和L的孩子的关系充满了欢乐，但是一旦我有了自己的孩子，而且不能来回奔波地去看她，我又怎么能权衡两者？
“我一直让自己习惯怀上双胞胎的感觉，但是事与愿违。”
这是我第一次认真地问自己为什么要一个人做这件事。我和L不仅在育儿问题上存在分歧——在很多事情上，她觉得我太刻薄了，而我不觉得她刻薄——我们都把这件事看得很重，这可能会影响我们两个人的结局。我们都很懂得自我保护，以不同的方式。也许只有在这一点上我们达成了共识：一个人保护孩子免受伤害的方式就是控制接近他们的人。
对我来说，比没有孩子更可怕的事情就是，在一个危险的环境中生孩子。
一天下午，L给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里面有一个租房信息的链接，价格大概是我在布鲁克林租的房子的两倍。平面图和窗外的景色看起来很眼熟。是她住的那栋楼，和她家的户型一模一样，在她家楼下。
我回“？！”。
“！！”
“但是我们需要住这么近吗？会不会很奇怪？”
“不知道。”
我去看了房，房东正在铺新地板，装新的浴室，房间布满了塑料布，但是它几乎照搬了L家的布局，很容易想象。我环顾四周，想着房东可能不会想把房子租给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单身女人。而且房租太贵了。虽然这是我理想的公寓，有收发室、电梯和物业；想着在我带孩子们回家时，L就住在楼上，这也太棒了；而且这种集合住宅一般不太出租，但是机会就是来了，这种巧合就像是上天给我的礼物——但是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付不起。这当然是疯了: 看起来像是住在一起，其实不是。美得像梦一样，又能互相帮助、保持亲近感，又不用住在一起，避免了许多矛盾。但是我们该怎么向孩子们解释呢？或者对我们自己解释？我们互相喜欢，愿意每天黏在一起，但是偶尔也想有自己的空间？那么孩子们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堂兄弟？好朋友？他们是情绪化逃避的受害者，还是激进思想的受益者？
在搬家后的最初几个星期里，我们进入了一段蜜月期。在这段时间里，这种类似同居的相处太迷人，以至于我们几乎忘记了高昂的房租。离开自己家，上楼，这常常让我满心雀跃。对方发脾气的时候，另一方就会回家，杜绝给对方“作”的机会。没有婚姻，没有共同贷款，但是我们彼此已经许下了承诺。我很早就意识到，一段关系的维持需要平衡互相依赖和彼此独立的关系，以便从沉重的关系中解放出来。
一天晚上，L和她儿子坐在沙发上，看一本关于不同家庭模式的书。“‘有的人有两个妈妈，’”她指着一幅插图，上面画着两只戴着耳环的獾，中间有一只小獾。“‘有的人有两个爸爸。有的人只有一个妈妈，有的人只有一个爸爸。’”她的孩子已经不是婴儿，正在学走路，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孩子。他还不能理解这种问题，我们暂时不需要纠结。L和我交换了眼神。“有些人有邻居，”她轻声说道。
最后一次B超检查是在圣诞节之后。离预产期还有六个星期。医生看着屏幕，皱了皱眉，说了些我听不懂的话，然后离开了房间。然后有人进来了。他们围着显示器，我盯着天花板，想着中午吃什么。进来的第四个医生让我穿好衣服跟着他，我有种不详的预感，我的高危产科医生Y正在他的办公室等我。
“得把TA们取出来，” Y医生说。
“我的天。”
最小的一个胚胎间歇性地停止活动，如果完全停止，她就会死。
“还不算危急，”Y医生冷静地说，“但是... ...还是得抓紧时间。”他说他第二天有时间，除夕夜，或者后天。
“明天吧，”我颤抖着说。
“下午三点? ”
“好的。”
“我一直倔强地坚持让自己独自面对这件事，但生活偶尔会给你一个奖励，让你不必一个人承受”
我爸爸在伦敦，提出要直接飞来纽约，但我不希望他在我做手术的时候在飞机上；我总怕飞机半路坠毁在哪儿。那个晚上在L家，我向L提议让她的母亲第二天进城照看L的孩子。
“你能来我太高兴了，”我说。
“这只是因为其他人都在英国。”
“不不不。我特别希望你能来。”
当我这么说的时候，我意识到这是真的。恐惧让我变得内向，快乐又让我打开自己，虽然生孩子对我来说和别的事情一样让我感到害怕，但这又是一种不一样的害怕：这让我不再退缩，而是把自己打开了。我一直倔强地坚持让自己独自面对这件事，但生活偶尔会给你一个奖励，让你不必一个人承受。
直到最后一刻，我还在怀疑，如果这一切都是个错误怎么办？如果Y医生转过来对我说肚子里什么也没有——你并没有怀孕！你有没有想过，只要填几张表，交出你的信用卡，你就可以超越数千年的进化，超越那些传统的流程？赶紧回家洗洗睡吧，养只猫，再也别提这事了。
但是，到了第二天下午4点17分，一个微弱而尖细的哭声充满了整个房间。当从我身下取出了第一个婴儿后，我抑制不住地大哭了起来。L握住我的手。过了一会儿，第二个婴儿也出来了，L从椅子上跳起来。Y医生带着他的学生，快速检查了我的伤口，然后护士把宝宝们抱了过来。
L用相机记录下了这一切，尽管这是非法的。我没法经常看这些片段。我的宝宝们，被裹得严严实实，露出天使一般的小脸，上面涂满了凝胶。她们脏兮兮的，差点活不成了。我躺在手术台上，难掩激动，沉浸在我的两个女儿给我带来的快乐中。我像磕了药一般，一遍又一遍地喃喃道：“天哪，我不敢相信她们都是金发。”
•本文选自艾玛 · 布罗克斯(Emma Brockes)的《绝佳选择》(An Excellent Choice) ，由 Faber & Faber 出版社出版
「 写在结尾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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